我怀恋“大锅饭”

“大锅饭”的时代已经离我们久远了，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它们的时候了，即使有提起它们的时候，不是作为积极的东西，而是作为反面的批判的对象出现的。

但是，我怀恋那个时期，那种特殊的方式……那种方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能给人吃饭，填饱肚子。因为填饱肚子就是在那种特殊条件下的唯一的奢求。

回想起革命前，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饥寒交迫、卖儿鬻女的生活，造成他们悲惨生活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私有制下的丛林法则。在私有制下，金钱决定一切，广大劳动人民由于被剥夺生产资料，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去获得生活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而他们必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私有制并不限制人的能力，只有你有能力挣到钱，你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过上好生活，甚至是皇帝的生活，朱元璋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人，“在美国任何人都有可能当总统”也是这种情况。因此，“能力不如人、命运不好”成为富人训斥穷人的理论。

因此，在旧社会，“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成了穷人的理想，革命者就是要实现“有饭同吃”、“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他们的最低的目标就是要“吃大锅饭”。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他革命前的号召，在建国后每次反右的过程中都是以左倾路线结束，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农民革命的“吃大锅饭”（过去称为“吃大户”）的理想。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砸“大锅饭”，因为“大锅饭”影响了效率，干好干坏一个样，奖懒罚勤，助长了懒人心理。于是，人们在承认能力有差异的过程中，崇拜超能力、超人，结果是私有社会中的贫富二八分现象再次重演了，即80%的人的占有20%财富和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兵不染血地回到革命前的丛林法则的社会。

不可否认的是：在崇拜能力差异的丛林法则的社会中，竞争能使个体的境况改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崇尚能力竞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并不能使物种长久生存。比如目前濒临灭亡的大熊猫等物种，它们的个体在它们的群体中是最适合生存的，可是，它们的群体则面临灭亡的危险。（详细讨论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对策》一文）　　

人类社会超越动物世界的地方是它的社会性。人类社会不仅有竞争，更有合作，而且正是合作的无私性，使人类能够超越动物世界。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来指导人类，真是人类社会的退化。不是说人类做不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人类超越动物世界的是：人类不仅能够做到动物可以做到的事，人类更能作出动物世界不能做到的事，尤其是选择人类自身的行为原则，更应比动物高明，而不是用动物的行为原则来作为人类自身的行为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人们发财致富，但是，大部分人想致富、做发财梦的结果是什么的呢？自打破“大锅饭”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虽然减少，虽然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却增加，相对贫困并没有摆脱。“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恩选集》第一卷72年版第367页新版第349页）人们的不满和幸福感普遍下降，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增加。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这种二八分利益格局不变，大部分人贫困的命运也就不可改变，这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到现在炒房地产，可是大部分人却没有发财的原因。市场经济中的贫富二八分化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相对贫困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崇尚能力差异和超能力的必然结果。共同富裕只是欺骗老百姓的花招，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冰棍”理论就是这种欺骗的证明，是鲸吞建国三十多年才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的过程。提出“蛋糕”理论的人忘记“蛋糕”理论之外还有“瓷器店”理论。《论人类不平等的对策》证明了只有平等才能冲破个人理性和社会理论的矛盾，所以天赋高者必须实施仁爱原则，而且只有他们有能力实施仁爱原则，否则人类只能采用丛林法则，就必然要退回到动物世界。仁爱原则是任何领袖、政党和政府的条件、目标和任务，政府根本不是什么“守夜人”，更不是什么“小政府大社会”、只会在“利维坦”下拿着算盘收税帐房先生！他们不仅是社会契约的遵守者，更是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天赋高者，所以他们是仁爱原则的首要的执行者！用孟子的话说：“君之视臣如手足，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破“大锅饭”就是这些天赋高者退化到动物世界的表现。

现代西方已经认识到能力差异对社会安定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资源应该向能力差者倾斜。罗尔斯的第二正义原则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和差异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贮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能力差异是一个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必须改变。不过罗尔斯是从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角度出发的。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不患贫而患不均”、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77章）、墨子的“尚同”以及历代农民的“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均贫富等贵贱”思想都是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平等是人类社会仁爱原则的体现，它远远高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仁爱是一切正当宗教的普遍原则，而市场经济社会却用低等动物世界的生活法则来指导高等的人类世界，这是不理智的。用动物的法则来指导人类，人类就变成动物，目前人们“一切向钱看”、物欲横流、道德败坏就是证明，其根源就是人类社会在这种低等原则作用下，要求降低，追求感官满足，道德水准就退化到动物层次；以社会的仁爱原则来行动，即使动物也会具有人性，比如人类饲养的猫狗等宠物对主人的感情就是证明，何况是高级的人呢？高级的人类为什么能对动物体现出慈悲却不能对自己的同类同样慈悲呢？尤其那些天赋高者！

不要责怪马克思提不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而进化论就是丛林法则的表现，以进化论为基础就不可能提出理想社会的仁爱原则，而人类的理想社会没有仁爱原则就不可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不可能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他只能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不断地斗、斗、斗！斗争就是丛林法则的运用和执行。他只会像耶酥那样宣称：“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跟着我来”；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要埋葬他的人也已来临了，正像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的：“看哪，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出现在门口”。即使老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掌权，新生无产阶级也要将这些掌权后就退化的老无产阶级埋葬！只有仁爱原则才能改变这生死争斗的永恒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