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如何扼杀民主的

资本主义是如何扼杀民主的

罗伯特•莱克 陈威译　

    资本主义与民主被认为应该是天作之合。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两者是能够为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的两大思想支柱。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两者都经历了上升的阶段。无论用何种方式来衡量，全球的资本主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单一的、融合的、快速发展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民主也经历了类似的复兴。30年前，世界上只有1／3的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如今，有2／3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传统的思想认为，无论在哪里，只要资本主义或民主有一个开始繁荣，那么另一个很快也会随之发展起来。但如今，它们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分叉。资本主义，长久以来作为民主的另一面在繁荣发展，但民主的发展却步履维艰。许多国家尽管接受了自由市场的模式，但并没有实行政治完全开放。许多经济上成功的国家——从俄罗斯到墨西哥——都仅仅是名义上的民主而已。它们也被美国最近几年所遇到的相同问题所阻挡，致使企业和社会精英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的逃亡，从而破坏了政府响应民众呼声的反应能力。
    当然，民主相对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意味着更多。它是一个只有通过民众的参与推动共同利益才能获得的体系。然而，尽管自由市场为许多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却也同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收入及财富的不平等、工作的不稳定以及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环境灾害。民主本来是用来使人们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尽管消费者和投资者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但是他们都慢慢发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正在丧失。简而言之，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
    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失败。随着这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人们开始搞不清他们的责任，破坏了人们的民主义务。资本主义的角色是增加经济容量，仅此而已。而当资本主义开始越来越适应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时，民主却挣扎着要表现它最基本的功能：争取公共利益，并且帮助社会同时获得进步与平等。成功的民主能够使人有权共同讨论社会利益的分配，并且决定什么样的规则适用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现在，这些任务越来越多地被留给了市场。现在非常需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清晰界定——一方面是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是如何决定规则。如果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允许公司以尽可能激进的方式运行市场，那么民众的挑战就是要阻止这些经济体成为掌控人们生活的主宰者。

商业的代价

    大多数人都有两种思维：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都希望得到全球经济提供的好商机和高回报。作为国民，却又不喜欢这些交易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人们经常批评公司的行为，但事实上却是人们自己签下了合约。人们知道这些重大经济交易来自何方。它们来自于那些被迫接受低工资和低福利的工人。它们来自于那些将利益转移到全球价值链上的公司。它们来自于那些收入过高的CEO。它们也来自于那些破坏环境的行业。
    不幸的是，在美国，有关经济变化的争论在两个极端阵营中展开：一方希望市场主宰一切，而另一方则希望保护现在的工作和维持社区的现状。人们并没有想方设法来化解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补偿受害者，或是放慢改变的步伐，相反，人们却选择了战斗。消费者和投资者基本上总是胜利者，但是国民有时能够通过阻止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或是反对美国公司向外国公司进行销售来取得一些象征性的胜利。这显示了美国人内心的斗争——在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国民之间——人们的行为总是分裂的。
    这样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最近欧洲公司的重组风潮动摇了欧洲大陆关于工作安全和社会福利的基本信念。它导致了欧洲人必须选择他们是否喜欢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私有利益，以及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增加了的社会成本。比如，以汽车行业为例。2001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面临着巨额的财政亏损，因为欧洲的汽车消费者更青睐那些价格低廉的汽车。因此，公司CEO迪特尔•泽金在全球裁员2.6万人，关闭了6家工厂。甚至一些利润不错的公司也开始感觉到需要提升效率的压力了。2005年，德意志银行同时宣布了净利润增长87％以及裁员6400人的计划，而这些裁员职位中近一半在德国和英国。1200个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低收入国家。如今，欧洲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比以往做得更好，但是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正在上升。即使是在社会民主已经建立并开始平衡市场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变化，欧洲的民主国家发现，因为国民常规的大型罢工和游行而导致国家陷入瘫痪。
    在日本，许多公司都放弃了终生聘用制，减少了工作岗位并削减了不盈利的生产线。就在霍华德•斯丁格被任命为索尼第一位非日本籍的CEO之后，他宣布公司准备裁员1万员工，相当于员工总数的7％。当然有些日本消费者和投资者能从公司的裁员中获益：到2006年，日本的股市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点。但是许多日本工人却被抛弃了。一个曾经以“中产阶级社会”而自豪的国家开始出现了收入和财富上的差别。在1999—2005年间，日本家庭的储蓄份额翻了一番，从 12％上升到24％。而国民也经常表示已经感觉到权利在丧失。像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家一样，日本也在自己的民主体系尚未能够面对自由市场所带来的许多挑战之前就接受全球资本主义。
    另一种情况是“金砖四国”，在全面转向全球化的同时却没有实行更普遍的行政改革。这对于那些投资“金砖四国” 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于国民来说社会问题却在加剧。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商业新贵们住在郊外的豪宅中，将子女送去国外读书。而同时，中国的城市中挤满了从农村来到城市希望致富的农民，但他们却进一步陷入贫困和失业中。而受影响最深的恰恰是那些最没有权力来改变现状的人们。
    但民主国家的国民并不会被类似的原因所束缚。他们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使消除社会问题的代价有所减少。但是如今，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责任丢给了私有部门——也就是公司，以及他们的说客和公共关系专家——假装认为一些道德准则能够迫使公司考虑到更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责任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或是通过自身能力来保护环境。人们忘记了他们仅仅只能保障基本的底线。

游戏规则

    为什么资本主义会成功而民主却趋向于衰弱呢？民主变得衰弱的主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公司因为要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而把更多的金钱花在游说、公关甚至是贿赂上，希望寻求法律来给予其竞争对手所没有的优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政治影响力上展开竞争，而这种竞争导致了一般国民的呼声被忽略。比如，在美国国会中争论的问题，工作人员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解决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公司或行业之间的竞争问题。
    在公司越来越多地书写自身规则的同时，它们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责任或道义。政治家赞扬公司“负责任的” 行动，或是谴责它们不这样做。然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获得更好的交易。公司的执行官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授权——至少不是投资者——来平衡利润与公益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没有任何专业经验来做这样的道德计算。民主则被认为应该代表公众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认为公司是具有社会责任的道德载体，这就使公众的关注在第一时间就从建立这样的法律和规则问题上移开了。
    在公司善举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公司捐出资金仅仅是因为这些捐赠具有公关价值，从而能够从根本上有助繁荣。但是股东投资的公司并不希望将钱用在慈善目的上。他们投资是为了获得高额回报。那些希望显示仁善的股东完全可以自己捐出自定数额的金钱。而更大的危险是，如此明显的带有目的的公司慈善活动会使公众相信公司是仁慈的，是可以依赖的。
    通过伪装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公司背负上特殊的社会责任，这仅仅只能够使公众的关注从制定游戏规则、从保护公众利益的民主责任上转移开。要让作为国民的人们胜过作为消费者的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和规则使人们的购买和投资行为成为社会及个人的选择。比如，劳工法的一个变动能够让雇员更容易地组织和商谈更好的合同条款，从而使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作为消费者，其内心深处的心理可能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作为国民，却应该认为这是公平的。为了减慢资本的流动，在股票买卖上征收一点转让税可能会给社区更多的时间来适应环境的改变。个人的退休金回报可能会减少一点，但作为国民，应该认为这样做很值得。提高的失业保险和工资保险以及职业培训能够减轻全球化潮流下工人的一些痛楚。
    让人们了解清楚：民主的目的在于取得作为个人无法取得的东西。但在公司利用政治来提升和保持其竞争力，或当它们承担起一项并不能胜任的社会责任时，民主就无法完成这个使命。这就使得社会无法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责任，包括工作的不稳定性、加剧的不公平以及气候变化。结果，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胜过了公众利益。
    绝大多数人都是全球消费者，并且至少是非直接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些角色中，人们希望取得尽可能好的商机。这是人们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方式。但是，那些私人利益总会带来一些社会成本。对于这些生活在民主中的人来说，他们必须牢记自己同时也有权来减少这些社会成本，并使得自己所购商品的价格尽可能适合低收入国民，只有当人们认真对待国民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取得成功的第一步，通常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是改变人们自己的想法。

    （《环球视野》摘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