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永刚的故事看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伟大变化

从方永刚的故事看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伟大变化

地球村过客

　　方永刚为什么会那么忘我地工作？《解放军报》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
　　——感恩。
　　为什么感恩？因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方永刚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理论创新工作的伟大意义。正如方永刚说：“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母亲生我的日子，另一个是我的政治生日：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人民日报《源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理论教授方永刚的力量之源》）这是研究方永刚精神的一个重要线索。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方永刚的人生经历。
　　新华社通稿《使命――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的生命之约》中说：“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西一个有4个孩子的农家，贫穷，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方永刚本人回忆说：
　　——1963年4月22日，我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濒临内蒙古的赤峰市，那地方水土流失严重，土地十分贫瘠，十年九旱，特别穷。整个童年给我的印象中，有和小伙伴们玩时的欢乐，但大多是吃不饱穿不暖，挨饿受冻，以至于现在有时做梦都会梦到小时候穷苦的时光。（新华网《对话方永刚》）
　　新华社的报道进一步介绍了当时贫穷生活的一些细节：
　　——老家建平县地处辽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萝卜沟又是最穷的乡村。老方家有7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哥弟俩读书经常都是去山上套兔子到供销社换作业本和笔。方永强有次看见母亲在灶头边拍着大腿哭——锅里烧开了水，缸底却是空的，连野菜都没有——他就跟老五说，“我们中午不要回家，家里没得吃了。”（新华网《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贫穷使人早熟。方永刚在贫穷中开始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他是这样说的：
　　——我真正关心起自己的命运是在30年以前。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老师们都在哭，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意味着什么，但也隐隐地感觉到，毛主席去世后，自己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我还要不要过这种挨饿受冻的生活。随着粉碎“四人帮”，随着1977年的到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我开始从思考自己的命运到思考国家的命运。（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方永刚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歧视。新华网的报道是这样说：“在1978年背着家庭成分的包袱以前，老方家的几个哥哥都参不了军。”（《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1979年，公社方面终于摘掉了方家“家庭成分”的十字架。此前一年，方永刚顺利考上了高中。他是这样回忆的：
　　——1978年可以考小中专（初中毕业后直接考中专），当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名额，我是公社推荐的唯一一名考生。所以，当同学们都忙着准备6月份的高中考试时，我正准备7月份考中专。就在快高考之前，我的班主任张风启老师给我弄了一个高中的考号，让我去考高中。结果非常具有戏剧性。我考中专很有把握，但就在高考的前几天，也就是7月6日，我接到了县高中的通知，说我考上了高中。老师问我还用不用考中专，我当时想考上一个就行了，只要有书读就行，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当天就背着书包回家了。（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据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它彻底改变了方永刚一家的贫穷状态：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方家认定的家族生日――从此，家庭成分的包袱没有了，“包产到户”后的全家第一次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后来，全家族40口人中有30多人陆续迁至大连，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十年九旱的村庄成了附近闻名的电话村、自来水村，走出了一批批与方永刚一样的大学生和到韩国、日本打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使命――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的生命之约》）
　　随着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方永刚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高中阶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了不让住校的永刚饿肚子，每次去学校前，母亲总会用玻璃瓶装满咸萝卜，连同一包金黄的玉米饼塞进他的书包。永刚总是趁着母亲不注意悄悄取出几块，到校后，却发现拿出的饼又被塞了回来。（人民日报《源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理论教授方永刚的力量之源》）
　　方永刚自己回忆说：
　　——两年高中读得非常辛苦。常年吃玉米面饼子，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买不起食堂里的菜，我只好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人合伙买菜吃，两人一个月只有4元的菜钱，不行就喝酱油，非常艰苦。不仅生活艰苦，学习也很艰苦，一天要学习14个小时，这两个艰苦改变了我的命运。高中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考试那几天我生病了，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此以后，我走上了漫长的求学的道路。（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两年后，进一步的转机来临了：
　　——1981年高考，方永刚的历史和地理考全县第一，老方家开始红火起来。（《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在“老方家开始红火起来”的背景下，方永刚得以免除上学的后顾之忧，开始了幸福的大学求学之路。他是这样回忆大学生活的：
　　——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时，我只带了一床旧被褥，去了以后觉得自己非常寒酸。记得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我“你行李呢？皮箱呢？”我说都没有，只有一包被褥。我说你们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的。他们都笑了，说：“冬天没有暖气，这里非常寒冷。”（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解放军报说：方永刚……从小没穿过秋衣秋裤，上了大学后才知道，原来穿棉袄棉裤里面还得穿秋衣秋裤。靠着每月23元的甲等助学金，方永刚度过了4年的求学生活。（解放军报《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教授背后鲜为人知的家事》）
　　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本来可以报考研究生，但他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
　　——本科毕业，他报考了研究生。那天，他进了考场在卷子上写上自己名字后又走出考场。老师很为这个优等生惋惜。他却说，父母为他上大学累垮了，兄弟姐妹也都尽了力，他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前程，而应该先就业，帮助父母挑起家庭的重担。（解放军报《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教授背后鲜为人知的家事》）
　　在回忆自己为什么选择进海军政治学院时，方永刚说：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当时，我们教研室有个叫陆惠烨的教员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他给我介绍部队情况说，部队工资比较高，比地方高20%，军人穿着军装比较威武，而且部队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人才。他的这番话引起我很多联想：一是到部队以后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从小就想当兵，小时候沈阳军区的野战部队到我们那拉练，部队到哪，我就穿着破衣服追到哪。当时就有个梦，我什么时候才能当兵呢？现在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我上大学了，有机会圆我的当兵梦了，我可以戴着眼镜，带着我的学问去当兵了。其次就是部队待遇好，家里需要钱。也就这两个因素吧，但事业是第一因素。（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方永刚到大连舰院，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教官，全家人的生活进一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父亲更是高兴：老方家的人也能当兵入党了。有人来贺喜，裹了小脚的母亲就颠颠地跑进屋拿出大红色的“军属证”，喜滋滋地说，我们家也是军属了。1986年，方永刚把中专毕业的方永强也叫到大连来工作，然后，又帮三哥和四哥在城里找了份活，挑沙搬砖，一天能挣8元钱。那时大连少有工程，方永刚就到处问，这里有没有活干啊？（《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这时，方永刚是一家的经济和精神支柱，不仅要帮助兄弟们寻找生路，而且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母亲在1987年患了精神病，还没成家的方永刚就跟学校借了一间小屋，把母亲接来治病。那年老人经常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子来腌酸菜，还从缝纫社捡布条来拼小枕头。母亲1993年病逝后，1995年已到大连生活的父亲又得了脑血栓，直到2002年去世都是老五伺候着。（《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就这样，方家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全家人都深深地感谢这个崭新的时代：
　　——每年初三，老方家人都要聚集在老五家吃饭。动筷子之前，每人要挨个发言，汇报一年的工作生活情况。老五（方永刚）都会总结说，“要感谢党的经济政策，我们家的人才能出来念书打工，过上好日子！”（《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1988年，方永刚与回天燕结婚。几个月后，他们到了方永刚那个已经由“十年九旱的村庄”变成“附近闻名的电话村、自来水村”的老家：
　　——“五•一”节，回天燕第一次随方永刚回老家探亲。清晨，他们在锦州下了火车，登上一辆连车窗玻璃都没有的长途汽车。下午3点到了一个叫不上名的小站，两个人满身满脸都是尘土，像是俩“土人”。然后，他们扛着大包小包又开始步行。那一带水土流失严重，一个河套接一个河套。走啊走，方永刚见妻子累得满脸是汗，就把大包小包都挂在自己身上，还不断鼓励她：“曙光就在前头！曙光就在前头！”天擦黑儿时，终于到了水泉村。一进屋，有两样东西给回天燕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是炕上铺着的地板革，她觉得很纳闷：地板革怎么可以当炕席用？一是墙上挂着的一个镜框，那里面几乎都是方永刚上大学和当兵后的照片，可见他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解放军报《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教授背后鲜为人知的家事》）
　　尽管生活越过越红火，方永刚的从军从教之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这时候他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一些疑惑。他后来回忆说：
　　——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10年，中国社会的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可以说经济的原因使我产生了转业的想法。当时我家庭非常困难，父母有病，并且病得非常重，我的兄弟需要我帮助，加上我1988年结婚成家，1989年生孩子，同时还欠了很多的债等等。这些带给我经济上的负担非常大。我当时觉得我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我有一些举动，比方说我间接地参加了我大哥的商业性活动。当时我感到在部队干看不到"钱途"，解决不了我当时的困境，而我要下海，我就很容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转业。（新华网《对话方永刚》）
　　1996年，他先后四次提出转业。方永刚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的院长徐莉莉跟我谈了四次话，前三次我毫不动摇，我说院长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院长提出了几条方案，我觉得这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困境。院长第四次跟我谈话的时候，给我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国家培养你这样一个高材生不容易，部队把你们这样的高材生招来不容易，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而你走了太可惜了！她还跟学校有关方面打招呼，说我是个苦孩子，要给予我照顾。徐院长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说实在的，我心里并不真正想离开部队，当初选择部队我非常慎重，而且我喜欢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喜欢当兵。经过徐院长这么一说，我就打消了转业的念头。我跟她说，我还要我的那张办公桌。（新华网《对话方永刚》）
　　就这样，方永刚开始真正扎根军队政治教育，再也没有动摇过，一干就是十年。看得出来，“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方永刚对党和党的创新理论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是“成长的经历让他学会感激，更学会了思考―――为什么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旦重新确立，就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源泉--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理论教授方永刚的力量之源》）
　　方永刚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新华网报道了这样一件感人至深的事。这件事发生在他已经成名之后：
　　——至今他的大哥、二哥、大姐家生活仍然很贫困，他大哥身体有残疾，二哥的大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当地政府根据方永刚亲属的实际生活情况后，决定给予他大哥、二哥和大姐家特困补助。方永刚得知这个情况后，分别给老家的哥哥姐姐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将钱退给县政府。（新华网《方永刚对家人的嘱托》）
　　最后，让我引述方永刚教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我觉得我深层的理论研究动力来源于我从小对国家、民族、家族，以及对我个人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我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待人接物都很好；我母亲非常善良，善良到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我们兄弟六个，每天都在拼命干活，但却给我们带来的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我哥甚至到了娶不上媳妇的地步，我们整个家庭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没有任何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小时候我总想，为什么贫下中农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兵、可以当工人、可以考大学，就可以当老师，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多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一连串的问题，但是那是一种无助，没有答案。是粉粹了"四人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恢复高考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通过抓住高考这个机会，使我取得了从理论上深层反思这些问题的机会，也使得我具备了这种能力。（新华网《方永刚教授自述：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