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rika Waaranperä, 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 斯德哥尔摩

从芬兰工人和雇农灾难性的失利到如今已经过去90年了。他们进行革命的尝试实在太迟了，其失败导致了白色恐怖。而白匪军却被历史虚假地称作为“芬兰的解放者”。

为了作为人的尊严，为了从寄生阶级资本家们的控制下获得解放，工人和小农们组成红军而投入战斗中。而另一方面在白军这边，商人和工厂主们为了保住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进行战斗，却假装他们是为芬兰的独立而战斗。

说白军是在为反对俄国而战那就如同是在说他们是在与风车作战。就在战争爆发前，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做到了芬兰资产阶级的伙伴俄国沙皇所拒绝做的事情，即历史上第一次让芬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相反地白军攻击并不是所谓俄国的代理人，而是芬兰的工人阶级，甚至是在战后工人们依然遭到谋杀和迫害。

激进的1917年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政权。1917年也是芬兰发生重要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激进之年。但在一个决定性方面上芬兰不同于俄国：芬兰没有一个革命政党。事实是他们也像俄国一样也有预见到需要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芬兰工人和小农中缺乏根基。由于缺乏一个政治纲领他们仅凭着直觉和空泛口号在战斗。

工人的主要领导层是芬兰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他们在芬兰国会里占据大多数，但社民党本身确处于分裂和对立中。而且该党缺乏一个革命纲领和夺取政权的现实意愿。

在1809年瑞典对芬兰600多年的统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国家成为了俄罗斯帝国中的一个的自治省份，虽然拥有自己议会但沙皇成为其最高的统治者。对旧主人的仇恨集聚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发展使其反对依然掌握经济和高等教育的瑞典语少数族群，而不是直接反对俄国。

伴随着经济增长“国内”第一批资产阶级在芬兰首先发展起来了，他们最重要的贸易联系都在俄国，因此资产阶级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其与俄国的关系

第一支赤卫队的建立

1905年俄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激发了芬兰工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建立了工人赤卫队。4月在赫尔辛基工人举行了争取投票权的游行。最后该集会吸引了35000人，成为当时芬兰最大的游行示威。

经过持续的动荡和抗议，普选投票权于1906年引入芬兰——没有债务年满24岁不分男女公民均有投票权。

芬兰社民党在这革命之年中支持率得到了重大的发展：1904年时其才有16000多名党员，而到了1906年时其拥有85000多名党员。在1907年社民党第一次参加了议会选举，从此社民党开始了其议会道路。与此同时他们也取消了赤卫队。然而社民党的议会主义并没有能反映出芬兰工人们的切实感受。在其进入议会3年后的1910年社民党成员减至52000多名。

1914年芬兰被拖进一战的泥沼之中。这对普通群众而言意味着被禁止罢工并被削减工资，这随之促进了工联主义。两年后社民党第一次获得了议会多数。

1917年2月沙皇制度被俄国工人起义所推翻。芬兰工人阶级对此极大关注，此事通过各种事件和群众政治觉悟中得到了反映。

例如芬兰立即受到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影响（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在沙皇政府倒台后他们控制了俄国政权），克伦斯基政府削减了沙皇的战争预算，并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

这是芬兰历史上艰苦的时刻，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和人们轰抢食品商店引发各种骚乱。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在促使芬兰群众激进化。4月4万多名工人为要求缩短工时但不降低工资进行了罢工。他们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5月期间赤卫队被组建起来以保障斗争中赢得的利益。

反革命取得优势

如俄国一样1917年夏反革命取得优势。右翼的国防军在此时组建。1915年期间芬兰的白色反革命力量就派出了学生以及其他人到德国接受军事训练。

1917年7月芬兰社民党号召芬兰民族独立。这是违背克伦斯基和芬兰资产阶级意愿的。在7月反革命力量在彼得格勒发动与工人战斗时候，芬兰白色反革命力量敦促克伦斯基解散了议会并进行重新选举。

选举中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跨越党派和不同语种间的区别进行合作而使社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当时社民党比上次选举多获得了7万多张选票。

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将政权交给了苏维埃。

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天，芬兰社民党发表了 “我们的要求”宣言（‘Me vaadime’ manifesto），其中提到了所有关于工作、食品和人民权力的重要现实要求。

列宁发出讯息：“起来，不要犹豫立即起来，将权力交到有组织的工人手中”。但社民党却迟疑了。

旧历11月9日革命中央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一个劳工运动的联合领导层。其成员来自于劳工组织LO（TUC）和社民党。当他们的“我们的要求”宣言被议会否决后LO发起了一场大罢工。这次罢工使资产阶级被迫退却，在赤卫队势力强大的地区反动的国防军被解除武装，工人们表明他们已经真正拥有了实行社会所有职能的权力。

中央革命委员会在停止罢工与右翼筹建联合政府或继续罢工直至革命夺取政权两个选项中徘徊。尽管事实上工人情绪相当明显的革命化，但LO却在11月18日发表奇怪声明说：“罢工已经结束，但革命将继续”。

许多工人感觉被出卖了，他们大多数人与赤卫队站在一起。

社民党左翼Lauri Leetonmäki指出，群众出于其本能推动运动继续向左发展，但同时显然受到在俄国发生事件的影响。而芬兰社民党领导层却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去获得影响，而使他们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上：他们自己不想革命但仍然被委任来领导革命。因此他们等待着而无所事事，这使白色反革命力量获得时间去组建其军队。

列宁给予芬兰自由

1918年1月4日苏维埃政府让芬兰独立。

厌倦了被党领导抑制的赤卫队自己宣布独立于社民党。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资产阶级政府宣布反动的防卫队作为芬兰的国家军队。曾在沙皇军队中任职的Mannerheim被任命为白军的司令官。

为此赤卫队对社民党施加压力要求集中工人武装力量以对抗。早在1月19日在Vybo赤卫队就与白军进爆发了一场战斗。
 
社民党党委对工人是应该采取防御还是进攻进行了讨论。结果在委员会中革命路线获得了多数支持。
 
1月27日夜晚赫尔辛基的工人活动大厅外面挂起了红灯笼。工人赤卫队开始在该市及其他大型城镇进行全面接管。
 
与此同时Mannerheim在Vasa对其军队进行了动员。为了获得武器和强调其是对俄国的“独立战争”1月28日夜他攻击了俄国在芬兰南部城市Österbotten的驻军，尽管芬兰当时已经获得了独立。
 
瑞典旅
 
约有16万士兵参加了芬兰内战，两边人数大致相同。白军到处征召士兵，他们甚至逼迫同情赤卫队的小农和佃农以及那些没有进入森林欲逃避战乱的人为白军作战。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德国和瑞典的援助。
 
瑞典正式的按照“惯例”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在北部的Haparanda边境大量武器被运送到芬兰，而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瑞典工人采取了行动。他们在Haparanda积极地组织试图阻止交付武器。在Västerås约5000名工人举着“贵族阶层不要玩火”的标语进行了游行示威。
 
同时许多的瑞典自由主义者和商人非常害怕看到他们芬兰合作伙伴所遇到的事情。其中著名的支持白军的人有作家Selma Lagerlöf和Ellen Key。
 
由于工人开始进行的良好的“宣传行动”，甚至瑞典政府内的社民党和自由派人士在开始就指出瑞典公民参与国外战争是非法行为。尽管在重重压力下，但该政府仍然允许给芬兰白军一方小规模运送武器，而赤卫队方面却什么也获取不到。
 
大型日报都为白军提供专栏宣传工作。Svenska Dagbladet甚至号召瑞典男子自愿报名参加芬兰白军不管法律是否允许，于是有1169名瑞典人参加了芬兰白军。
 
其中大约200人是军官。尽管当时瑞典旅在招募人员上有大问题。
 
Rainer Andersson在《父亲，你在芬兰做了什么？》（What did you do in Finland, father?）此书中提到瑞典士兵在芬兰留下“囚犯”、酒鬼和“流氓”等称谓的许多恶名。在Messukylä战斗中瑞典旅因为与白军配合严重失误，他们中许多人被白军的子弹所击毙！
 
而赤卫队战士是自愿加入的。他们只是在战争后期才被迫强行征召的。
 
赤卫队是通过劳工组织招募的工人，他们按地域，职业和工作场所被分配。所有军官是自下而上选举的并能用同样的方式解除权力。所有决定被民主地制定。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没有在比连大的单位中战斗过，在连队里的决定由连大会制定。
 
在赤卫队失败后，其内部的民主制遭到讥讽，说那形同于缺乏战斗精神。赤卫队缺乏纪律但绝对不缺乏战斗精神，德军士兵所遇见的从赫尔辛基撤退的工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问题是领导层没有足够动员和保持部队力量的集中。尽管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训练，但如果他们激发了绝大多数赤卫队士气，例如已经在俄国实现的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梦想，那么他们将可能已经获得了成功。
 
在赤卫队中甚至妇女也参加了战斗。她们尽力去适应男性士兵的老规矩：她们剪去了她们的长发，并使用男性昵称。也许她们往往被嘲笑，但在许多男性赤卫队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敬佩这些女兵们。
 
妇女还受到白军的极大侮辱，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为自己的事业而拿起武器战斗这一现象，是非常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而那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内战在扩大。仅仅是在Karelia就有一个连绵的战线。芬兰的西部和中部战斗沿道路和铁路进行着。
 
Tampere的陷落让人们知道了在城市战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里他们逐一街道的进行了巷战。Tampere在3月底被白军包围了。这之后白军试图控制城市东部城郊部分，但在锯工Hugo Salmela的优秀军事指挥下赤卫队将其击退。白军被迫进行巷战，当4月6日Tampere陷落时约10000赤卫队被俘。

瑞典和芬兰历史学家们多谈到了"红色恐怖"：赤卫队禁止出版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但其没有对赫尔辛基的资产阶级管理自己的电报系统和传播地下报纸采取任何措施。被许多人痛恨的地主、富农及其他白军囚犯被枪杀，但这是违反领导层的命令的。

白色恐怖

如果红色恐怖并非是事先计划的，那么白色恐怖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恐怖行动。为了摧毁芬兰的工人运动，白军不仅总是处决被俘士兵，而且还处决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工厂的工人代表。

白色恐怖在内战后走的更远，例如世界上第一批集中营开始被使用。

在Tampere之后赫尔辛基也很快陷落了。当时赤卫队的最好的部队仍然在Tampere。而白军得到了德国人的援助。终于赤卫队于4月14日失去赫尔辛基。在这之后投降一个接着一个：4月15日Turku不战而降。赤卫队于tavstehus和lahtis两处被包围后，4月29日Vyborg陷落。5月3日kouvola陷落，5月4日Kotka和Fredrikshamn陷落。就在同一天 Mannerheim在赫尔辛基举行了胜利游行，一尊胜利雕塑今天依然树立在赫尔辛基现代艺术博物馆外。
 
持不同政见者被彻底解决
 
在这之后最坏的恐怖开始了。对每一个曾属于赤卫队或与其有关联的人都被极端迫害。
 
在一个只有三百万居民的国家里67788人被审判。这些起诉证明了内战是政治性的。白军想要消灭所有持不同政见者。
 
在1918年2月14日芬兰参议员heikki renvall告诉《Dagens Nyheter》（瑞典的自由派报纸）说：“他们必须被判处严重叛国罪。可能一些人可以之后得到大赦，但前提是取消他们宪法赋予的权利并不许他们将来不得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将成为被厌恶的贱民”。
 
法庭判处555人死刑，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后有8400-14600名赤卫队士兵被处决。确切的死亡人数已经很难确定。根据2006年代表芬兰官方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死亡人数为：约6000名赤卫队， 3450名白军和1000名俄国人和德国人。基于人名的数据库显示战争中总死亡人数高达36640 。
 
即使对那些被直接释放或经过短期监禁而释放的人而言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所谓“独立”的芬兰为红色革命而斗争是很艰难的事情。
 
一位老女兵不能回到她的家乡了，因为人人知道她是一个赤卫队员。当她寻找一份作为女仆的工作时，她不被资产阶级雇主所接受。她不长的头发表明她不仅同情赤卫队而且还积极的为他们而战斗。
 
即使是在议会里迫害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战争结束议会重开的时候, 92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只出席了一人。其他人或已被杀害或在监狱或在逃亡。
 
最大的讽刺是，将死亡和迫害人数的责任纷纷转嫁给了赤卫队。成立赤卫队来要争取自己的事业这都成了错误理由：“这就是那么冒险的叛乱所带来的结果” 。而残存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已被右翼所主导。
 
不过曾担任过多年的工人报纸《työmies》编辑属于左翼社民党的Yrjö Sirola，在1919年流亡俄国时说道：“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监禁集中营，死亡的恐怖以及随后的反动力量—它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意味着赤卫队充分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 。
 
夺取政权是重中之重
 
在芬兰多数人再一次跪到在资本家的脚下。工人输掉了这一阶级战争不仅为白色恐怖的芬兰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俄国后来恐怖做了铺垫。
 
赤卫队在芬兰的失败表明他们如果拥有权力就绝对不能随意放弃，工人必须抓住时机夺取政权并进行强有力的团结合作。
 
夺取政权是重中之重。谁拥有经济权力就可以决定其他人的面包和与之相伴的生命问题。这意味着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让大多数人-工人和穷人-必须组织起来，管理和分配分配今天他们从生产中得来的利润。一个公平的社会只有基于公有制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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