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的样板戏

那个时期的样板戏

文 / 娄底蠢猪

那个时期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关于这一时期，我有很多的背景记忆，这里我只说样板戏。我曾经写过一篇《长途跋涉只为赶一场停电的电影》，这其中就有看过数遍的样板戏。我至今仍然记得《杜鹃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红灯记》、《白毛女》、《海港》、《红色娘子军》、《龙江颂》、《七袭白虎团》中的部分唱腔。

那时我还小，对于我这个年龄层的人，能够记住这些样板戏，而且能稔记其中的唱段已属不易，难得的是我就此迷上了京剧，我家里收藏着各个时期的样板戏版本和京剧带子，我每天都要听上几段，那种着迷的程度宁可食无肉。对于样板戏的过度依赖，让我唯心而偏激地觉得，目前充斥市场的音乐和文化，只不过是文化背景中一些虚无内涵的东西，很少有能让我像记住样板戏那样记住它。我总认为目前的音乐和电影缺少一种打动我心灵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很复杂。没有人能帮我改变这种偏颇，没有人能帮我克服销声匿迹的样板戏带来的孤独，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无法让我的孤独随着灵魂隐形旅行，除非它是一支《家住安源》这样温暖的曲子。只有这种温暖而悲怆的乐曲，才能陪伴、送走我的孤独。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演革命样板戏成为一种时尚，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演出队都在排练。我就读的乡办中学很偏僻，也十分闭塞。校舍前有一块泥坪，填满了碎石和河沙，自制的蓝球架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整天播放样板戏的唱段。每天放学后，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在这块坪地排演节目。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而这八个中，《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沙家浜》则是革命交响音乐。演什么，谁演英雄，谁演叛徒，很是伤脑筋。没有导演，没有剧本，没有总谱，没有道具，没有服装，而且20天内要排出戏来参加公社汇演。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的，我只记得当时演的是《杜鹃山》片段，我演温其久，我的同学傅永辉演柯湘，高年级一位同学演雷刚。指导老师李连香，一位很漂亮的大学毕业生。

我不喜欢温其久这个角色，倒不是因为戏少，是因为我讨厌叛徒，为此我闹过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到公演，以致于在演出中没有把握好角色，把温其久演成了一个很轩昂磊落的英雄。那时候，把叛徒演成了一个很英雄的形象，是不得了的政治大事。为此，我便以美化叛徒的“罪名”接受了一个星期“批斗”。

尽管我受到了批评，尽管后来同学们不再喊我名字而喊我温其久，也不能减少我对样板戏的痴迷。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相继演出了《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和《海港》。我饰演的角色不是汉奸恶霸，就是一些诸如沙四龙一类的小人物。我虽然也有些想法，但我会认真对待，细心惴忖角色应把握的度，争取演得真实一些。

最令我难忘的是1978年我参军到部队后的一场演出。当时我们接到命令，部队要开赴越南作战，临行前要举办一次文艺演出。部队没有专业的演出人才，我们草草的编排了几个节目，其中就有样板戏《红灯记》片段。当时样板戏一夜之间已销声匿迹，因为没有节目，我们还是演了。演出那天，渐渐沥沥下着小雨，战士们列队坐在操场中，先是拉歌比赛，粗犷的歌声此起彼伏。雨越下越大，演员的化妆被雨水冲坏了，一个个成了花脸，雨水还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然而秩序十分地好，战士们很怡静地看着演出，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战士们的士气感染着演员，演员的精神鼓舞着战士。望着战士们那一张张肃穆的脸，那一刻，我的灵魂在接受一次洗礼，纯洁的火花不断迸发，在燃烧……

时光已经远去了，过去的人和事也面目全非。然而，样板戏对我的影响已超越了时光。这里面凝聚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和再造辉煌所富有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印迹。

我们不能因为样板戏身上的沉重的政治印记，而违心地否定民众的成就，这无疑是因噎废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沙家滨》芦苇荡中的十八勇士在电闪雷鸣中如泰山顶上的青松，《杜鹃山》中柯湘乘着夜色、带着农民自卫军如天兵神将一般潜入三关镇，都是带有史诗性质的民族神话。而这类民族神话，只有一个深受压迫的民族在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觉醒、不断地前进才能制造出来，这一切远不比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