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瑞吉与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

阿瑞吉与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
 
作者： 美国　阿瑞吉　孙乐强译

阿瑞吉与他的《亚当斯密在北京》

乔万尼•阿瑞吉（1937年生人）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涉及比较和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分析和经济社会学。已经完成的研究包括南部非洲和南部欧洲的劳动市场形成过程和经济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和转变以及全球经济的分层。
他当下研究集中于国家财富、地位和权力中存在的不平等的原因和结果。这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尽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差距的消除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为什么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持续扩大？为什么同样富裕的国家或同样贫穷的国家间的大众福利差别如此明显？为什么财富的全球层级划分中上下变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答过程中，阿瑞吉运用了多种研究，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还将分析的不同时空单位结合起来。在体系（全球）层次上，他特别关注全球治理和世界市场组织变化了的条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结果的影响。在亚体系层面上，他一直专注于解释为什么东亚是财富的全球分配中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东亚模式）。他同样将注意力置于那些发生了戏剧性衰退的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通过这种体系和亚体系分析阿瑞吉希望界定那种最有可能消除那些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化过程中有碍人类福祉的消极影响的策略。

作者/編者： Arrighi, Giovanni
出版社： London：Verso
出版日期： 20071101
ISBN：9781844671045
關鍵字 : China 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
語言 : English
類別 : Macroeconomic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8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预言了在征服者西方和被征服的非西方之间权力的最终平等。为了说明斯密观点与理解中国崛起的相关性，阿瑞吉考察了使之由以产生的事件，以及美国财富和权力对于中国进口和购买美国国债不断增加的依赖性。他描绘了美国为了反对中国1990年代的经济崛起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的企图是如何完成的，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性失败如何使得中国成为反恐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斯密关于世界文明更大平等基础上的世界市场社会的观点现在似乎比1776年《国富论》出版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确切。21世纪，中国很有可能再次成为那种斯密描述的在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在北京》

美国　阿瑞吉　孙乐强译

目录
图表
前言和致谢
导论
第一部分：亚当•斯密和新亚洲时代
1、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
2、亚当•斯密的历史社会学
3、马克思、熊彼特与资本和权力的“无止境”的积累
第二部分：追踪全球动乱
4、全球动乱的经济学
5、全球动乱的社会动力学
6、霸权的危机
第三部分：分散的霸权
7、无霸权的统治
8、历史资本主义的地域逻辑
9、从未存在的世界国家
第四部分：新亚洲时代的谱系
10、“和平崛起”的挑战
11、国家、市场和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
12、中国崛起的起源与原动力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和致谢

这本书是两部早期著作《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混乱与统治》的续篇和详细阐述。这一著作主要集中论述比其他任何发展都重要的两种发展，它们正在塑造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一种发展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兴起与衰落，另一种发展则是中国开始作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而登上历史舞台。本书将会对那些推动这两种发展的诸多国家与非国家的参与者给予适当的关注，但是分析的主要重心将会集中于正在逐步展开的全球变革的最重要的参与者美国和中国政府。
在本书做出最终修订之前，已读过这一手稿并对此做出评论的朋友、学生和同事们对本书的内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一些读者最欣赏的章节恰是其他一些读者最不欣赏的，一些学者认为有些章节和段落构成了本书的中心论点，然而其他人则认为那些章节和段落则是非常肤浅的。读者们有相互矛盾的反应这是正常的，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对这本书所曾体验到的程度。我认为，这种异常性可以追溯到隐含在本书标题中的双重目的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方法。
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是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提供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则根据这种转移来理解国富论。这双重目的是全书所要努力完成的。但有些部分更多地依赖于理论阐述，而其他部分依靠历史分析，而另外部分则依靠对当代现象的讨论。那些对理论或对遥远和不熟悉的过去的分析或对仍在形成中的历史缺少耐心的读者，可能会倾向于跳过某些段落甚至整个章节。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我已经尽我所能以确保那些这样做的读者至少仍能够领会本书两个总体论点——一个是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心向东亚的转移，另一个是关于国富论——中的某一个要点。我想告诉读者的就是这本书应当被看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只是一些分散的部分。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我要感谢的人也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诸多东亚合作者的协助，我不可能接触到许多重要的中日文文献，其中一些文献出现在参考文献之中。池田敏（Ikeda Staoshi）、许宝强（Hui Pokeung）、陆爱国（Lu Aiguo ）、施敏文（Shih Miinwen）、洪何逢（Hung Hofung）、张路（Zhang Lu）在这方面都帮助了我。此外，池田给我介绍了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贡品贸易体系的日文文献，许宝强教我从东亚的视角来解读布罗代尔（Braudel)，洪何逢引导我涉足后期帝制中国的社会动态，陆爱国则向我对中国最近成就性质的过分乐观主义提出了告诫。
第二部分的早期的缩减本作为“全球动乱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发表于新左派评论,2003年第II/20期，第5-71页。与第一章某部分一样，这部分批判性地考察了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的著作。这是我正在试图说服伯伦纳要更加认真对待历史社会学而非经济学的一部分。我非常感谢鲍勃在他的著作中提供的知识上的激励并从容地对待了我的批评。
第三部分较早版本是作为“分散的霸权-I”发表于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II/32期第23-80页，以及“分散的霸权-II”发表于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II/33期，第83-116页。这两篇文章完全是经过调整和重写的，但是第8章的许多思想是在我和戴维•哈维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联合教授的一次研讨班上形成的。我非常感激哈维和那些研讨班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帮助我在一个更加严密和更加坚实的分析框架中重新修正了《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混乱与统治》的主要思想。
第1章、11章、12章的部分内容分别是从与许宝强、洪何逢合作的一篇论文《历史资本主义，东方和西方》——马克•瑟尔德（Mark Seld）将其发表在《东亚的苏醒：500、150和50年的展望》一书中，阿瑞吉、哈马斯塔（Hamashita)和瑟尔德主编（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发表在由M•米勒主编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经济成就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统治》中的笔者的一篇论文《国家、市场和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抽出来的。我已经提到了许宝强和洪何逢对我的帮助。除此之外，我必须要感谢马克•瑟尔德，因为他慷慨的指导使我试图理解东亚的经验，以及他对第1章所做的评论。
本雅明•布鲁尔、安德烈•弗兰克、A•詹蒂勒(Antonina Gentile)、G•克瑞普纳（Greta Krippner）、T.E.Reifer、史蒂芬•谢尔曼、阿瑟•斯汀康比（Arthur Stinchcombe）、杉原薰（Sugihara Kaoru）、查理斯•提莉、苏珊•沃特金斯对后来添加到书中的论文和文章提出了有益的评论。A•博里尼（Bonini）和Danial Pasciuti 帮助我划了图表，丹（Dan）对一些问题作了文献性研究。Baris Cetin Eren对第7章的材料作了更新，同时Ravi Palat和Kevan Harris不断地质疑我，给我提供了诸多捍卫和反对我曾大量使用的观点的证据。Kevan也读了整部手稿，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语词和编辑上的建议。Patrick Loy提供了一些相当完美的引文，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关于亚当•斯密和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暗示。J•安舟、Nicole Aschoff、Georgi Derluguian、A•霍勒梅斯、R•拉克曼、V•波波夫、本雅明•斯科林、张少华所做的评论对本书的最终定稿都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P•安德森和B•Silver也是我重要的建议者，他们“好警察”（安德森）和“坏警察”（Silver）的各自角色在这本著作的完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极其感激他们二位对我的知识上的指导和道义上的支持。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好朋友安德烈•弗兰克，以此来纪念他。自从我们1969年在巴黎会见直到他去世已经36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共同奋斗相互对抗来探究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我们有许多争论，但是我们并没有分道扬镳，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几乎是沿着同一方向前进的。我知道——因为他说过——他不同意我对伯伦纳的批判；但是我认为他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对本书的整个论点的持久性影响。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