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对话

相蓝欣与赵汀阳之间的对话——“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

回复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

相蓝欣

赵汀阳对拙著“戒言崛起，慎言和谐”所做的回应，用词过于拘谨。其实我更希望他直言说出我的观点“很离谱”，而不是“不太靠谱”这样羞羞答答的措辞。关键是他的“谱”是什么。赵汀阳的“天下观”是通过西化哲学语境来宣扬所谓“中华传统”的国际关系思路的一个典型说法。世界为“非世界’夕，男为非女，女为非男，有甲必有非甲那种黑格尔式的语言游戏。对于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我连“靠”也不愿靠的。

对于和谐世界概念本身，赵的所谓“和谐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是“毫无意义’夕，如同“民主化的中国”一样，是某种受制于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政治意识形态提法。没有战争算不算“和谐的”？只有经济冲突算不算？宗教，文化矛盾算不算？这些国际政治的基本道理在这里不必多言，因为赵汀阳不是这方面的学者。“和谐的”含义不清，还有什么“中国的远大理想”可言。

至于赵汀阳以为我提倡中国人“不思”，更难以理解。“学而不思则周”，首先要学，即搞清中国学界概念混乱的原因，才能够开始“反思”。我一直极力主张通过自身传统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但一切必须从源头上做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恶劣学风之一是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乾嘉学派的训话学风才是首先需要恢复的。赵的“天下观”对中国传统思想只能是误导，因为中国的思想源头里没有“有甲必有非甲”的因素。

附1：

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

赵汀阳

笔者偶然在网上看到转载的日内瓦大学相蓝欣教授名为《 戒言崛起，慎言和谐》 的文章（原载新加坡《 联合早报）) ) ，有些问题很值得一谈。相教授批评了“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的口号。不过其中相教授对“和谐世界”的批评似乎不太靠谱。相教授认为：" ‘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 ’是极不准确的”，应当翻译为“to 11armonize the world ”。通过这种不寻常的独特解释，相教授认为“和谐世界”的口号非常“危险”，因为它似乎暗示着中国要来领导世界走向和谐。这个理解恐怕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更多的人大概还是会把“和谐世界”理解为“和谐的世界”，它是中国所建议的一个远大理想，而决不能理解成中国要以和谐为名去搞定世界。

相教授后来又转到批评笔者的“天下体系”理论以及当代各种儒家理论。相教授批评笔者试图构造一个普遍化的“天下体系”理论，从而准备把中国思想强加给世界并且去指导世界。这未免夸大了笔者的雄心。“天下体系”理论仅仅是个政治哲学理论，讨论的是关于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些纯粹学理上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假如中国有什么思想可以推荐给世界，似乎也不是坏事。许多人习惯于中国“不思”的状态，尤其不相信当代中国人能够思想，好像思想只能来自西方。其实，对于生活事实而言（包括政治、伦理和文化等等），有效的知识绝不止一种，多种知识可以同时有效。中国思想可以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思想，这与西方思想可以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思想一样，理由并无二致，而且也不矛盾，至少可以“各美其美”（费孝通语）。如果天下体系理论比西方的政治理论有更多的好处，这并不等于要强加于人，而是试图去发现一些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无法被表达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近来提倡“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多少表明中国政府现在愿意更多地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先不考虑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具体内容，但这两个层次的连贯性倒是表现了与当代政治学发展的一致性。在全球化时代，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问题已经不可能存在明显的分界，甚至已经混成一体，所谓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已经成为同一个政治体系。中国传统政治有个倾向是“攘外必先安内”，在特殊时刻也可以变成“安内必先攘外”，但在今天，这两个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问题，即都存在着一个和谐的问题，可以说，国家和谐与世界和谐是互为条件的。“和谐”的概念原型是“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概念。现代中国学者尤其是各派儒学学者，都一直在关心“和”的观念，但关于“和”的研究一直还不够深入。其实特别需要研究的并不是“要不要和谐”，而是“和谐的条件”，就是说，“和谐”作为一个美好理想，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成问题，而如何才能形成和谐，才是个问题。如果把和谐问题定位为和谐条件问题，就很容易发现这是个无比艰难的问题。达到和谐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很苛刻，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春秋时有过关于和谐的一个至今富有学术意义的争论，按照当代学术语言可以表达为：给定世界是个差异共存的状态，而差异有可能形成冲突，于是至少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同”，就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这个方案不可取，因为“同则不继”。另一种是“和”，就是在差异中建立相互利益最大化的彼此配合。这个“和模式”大概可以表达为：对于任意两个博弈方 x 与 y ，和谐是一个互惠均衡，它使得 x 的利益改进 x+ 成为 y 的利益改进 y+ 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并且，促成 x+ 出现是 y 的优选策略，也就是说， y 为了达到 y+ 而宁愿承认并促成 x+ ，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在互惠均衡中所能够达到的各自利益改进均优于各自独立所能够达到的利益改进。还可以进一步猜想，这个和谐模式的成立很可能需要存在着某种巨大的可分享的公共利益。由此看来，和谐均衡需要存在着各方都满意的利益改进，这就意味着，帕累托改进是不够的。事实上帕累托改进也远不足以形成社会和谐。表现为和谐均衡的利益改进可以称为“孔子改进”（当然，除了孔子，晏子等也有贡献）。“孔子改进”无疑是非常理想化的，但并非不可能，其诱惑力就在于此。但愿将来能够真的找到可实现的和谐条件。（本文为《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6 年第 9 期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http://www.iwep.org.cn/ 制作

附2：

戒言崛起，慎言和谐
http://www.zaobao.com/yl/yl060323_501.html

● 相蓝欣

　　近来一段时期，原本用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理论”突然开始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据说还是郑必坚（编按：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原先那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和平崛起论”的自然延伸。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

　　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此外，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

　　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

　　首先，如要侈谈“崛起”的手段，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这个理论之所以反映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

　　这实际上是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

“和谐世界”不等于“和而不同”

　　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乃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而不是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因此，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

　　新出现的“和谐世界”理论，被用来表达中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总看法。同其他的理论创新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和谐世界论的来源据说是中国悠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实大谬不然。

　　仅从学理上讲，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便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用“和谐”这个形容词来修饰“世界”，到底是要描绘一个现存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是要表明中国的一种外交动作？如果是指前者，事实却是世界的现状远远未能达到“和谐”的阶段。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能是后者。那么其涵义就应当是以中土传统和价值观将这个现实世界“和而谐之”。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和平崛起”目标的重大意识形态动作。

　　所以，“和谐世界”被官方译为“the harmonious world”是极不准确的，并有误导作用。其真实涵义应当是描绘动作而不是状态的“to harmonize the world”。

　　中国人常常爱说“政者正也”。和平崛起充其量不过只能算是“正己”，和谐世界却要“正他人”，即彻底改变各国的国际关系行为。

　　从策略上看，把追求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开战略目标也许算是创新，但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却早有先例。在它之前已有西方人所开拓的帝国主义式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和谐世界论被用来支撑大一统的基督上帝。后来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蓝图，以人人平等，取消阶级差异为和谐世界的基础。

　　那么，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的创新之处在哪里？近期有赵汀阳（编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推出“世界制度的哲学基础”说，以所谓“和而不同”的“天下观”作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据说它是对中国传统的新诠释。问题在于，这个诠释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

　　首先，它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已有曲解。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确实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但他老人家还有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不知为何，和谐世界论将“和而不同”单独提出来，并诠释为一对因果关系，即国际社会首先应当承认或尊重“不同”的大前提，才能达到“和”的结果。甚而有人断言，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一定会成为人类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西思考方式不同

　　然而，和而不同的本义绝不是“差别共存”。《国语·郑语》记载着史伯回答桓公的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才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始含义。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所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差别共存”的思路。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人的世界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人类的）“世代之间的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而不是反映空间概念的“world”，从而也没有“差别共存”的理念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既无西方的所谓哲学，更无所谓本体论。中国传统思路决不会导向那种无休无止的“这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任何带本体论色彩的对传统的诠释，最终必然走向西方的神学。海外新儒家学派所患的不治之症即在于此，因为它公开打出追寻儒家本体论的旗号。

　　赵汀阳亦毫无例外。比如，其立论基础是西方的对立二元论，将现存世界体系看成是所谓“非世界”，从而引伸出“回归世界本原”的逻辑推断。事实上，这恰恰是以“西方重分别”来偷换“中国重和合”的一个典型手段，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屡试不爽，毫无新意。

　　中国人从来不把相互对应的事物在概念上加以混淆。比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经地义，并不能因为要强调男女对立就把男称为“非女”，女称为“非男”，蓄意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所谓“非世界说”还有一大弊病，它假设人们应当回归的“真实世界”，乃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世界，这就成为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属于“小人同而不和”的心态。

　　总之，时下流行的“和谐世界论”更加接近西方思路，而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世界观来附会中国的“天下观”，然后用“和谐世界”来诠释“和而不同”。这只会造成概念混乱，加剧中国对外关系的透明度问题。

　　因此，中国应当戒言“崛起”，慎言“和谐”。即使要创造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须从传统源头上做起。那种光靠几个外来移植词作为立论的关键词的任何“石破惊天”的理论，都必然站不住脚。

·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