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文化物质主义

  迈向文化物质主义 

      作者：Nicholas Garnham
     译者：邱家宜

观念的分析与表达容易跳脱社会、历史的脉络，这是观念论者的倾向，媒体研究者必须避免之，务求“重新建立媒体研究与社会科学主要内涵---特别是历史物质论传统之间的联系。
  
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贝勒森声称，（译按：美国）传播学术创始人已纷纷远离传播而去，这段闻名遐迩的警示 ，对学界鞭笞的痛楚犹未尽除。但是，剎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登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西方强权政府与财经精英们正多方设法，促使我辈为推动世界进入所谓的「讯息时代」奔走呼号，显而易见的，传播学者的研究领域，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所产生的议题数量及其重要性都与日俱增。

    但此一光景是许诺，同时也是威胁。社会赋予我们重责大任，但我辈是否足堪承担，却又端赖提问与作答，是否中肯切题。面对此一挑战，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并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么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虽然在当前社会发展脉络下，时人往往以传播作为其流行的表述，但这是一种误导。这种误入歧途的传播观脱离了历史，也脱离了社会，但却是营销新信息与传播科技的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支柱，他们所引进的符号交换之商品化与不平等模式，又因为这些科技的引进而强化。为避免这种错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去分析当代(传播)发展。

    界定传播研究领域及其研究主题一事，本身即为我们所处广泛社会斗争中的重要元素，此斗争包括对此一社会前景的描绘，及如何理解我们的社会与其它社会间的关系。更精确的说，由于各种新的社会符号交换模式的发展，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逃离当前深重危机，具有经济及政治的重要性(至少对掌权者而言)，研究社群的压力也就越来越重，人们生产适切的「行政」研究 藉以让当前局势的发展显得更为正当的压力，有增无已。经济危机日渐吃紧，其本身就会诱使现存的及其它另类研究经费，遭致删除，这就更容易迫使学术社群选择饮下这杯「毒酒」(poisoned chalice)（译按：指接受行政需求的研究导向）。我们目前在英国正遭逢这个境遇，高等教育经被残酷删减，并且，还不只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预算遭致威胁，甚至该单位也面临遭裁撤的压力。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意欲论证，我辈必须抗拒此一甜蜜诱惑所挟带的学院帝国主义。我辈必须以德国学者奥斯卡‧奈格特(Oskar Negte)的名言：「如果我们想了解媒体，便不能只看到媒体」为自我提醒的警语。我对媒体研究之所以必须做相关衍伸的主张，是基于媒体研究让我们聚焦于某些社会科学的核心关怀，根据此一核心关怀，过去约两百年来，社会学、史学、尤其是经济学等学门，都已经有长足发展。的确，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我无意将两者做明显区分)提供这些学门重新整合如初的机会，而在我看来，这些学门本来就应该整合在一起。

      社会科学的核心关怀是欧洲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消逝、资本主义兴起的回 应，他们试图理解此一全新的社会形式。

为达成我们的目的，须集中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空间展延之际、高度分工日趋扩大之际，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的问题。亦即，相对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型小区松散连结，国家及世界经济体如何协调这些活动（尤其是其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它们如何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这些活动。更明确的说，这套模式要如何预测不只今天，还包括未来二十年，必须在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地方？出现适量且类型适当的生产厂商，生产必要的商品组合，以求确保社会得以存续与更新？

   第二个问题可以有两个理解方式，端赖提问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一是从分配不均角度，剩余产品的分配严重不均，正是起于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译按：因为社会不公而潜藏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来自中心的道德与政治威权等传统来源已经瓦解，在此同时，统治阶级公然使用肢体胁迫，控制从属阶级的频次也明显减弱（译按：传统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那么，假使并没有总体的同意，何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还能进行，至少社会并没有因为冲突，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而无法继续运作？或者，换个问法，为何肇始于阶级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崩溃，居然得以幸免呢？

    以上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可说是属于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关心对象，其焦点是市场均衡及其危机。笔者则将论称，第二个问题既是社会学，也是政治科学的核心关怀。经由学门发展过程，英国媒体研究已经切入这些社会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中，但不同于美国，英国的大众传播研究从未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主角，也从未获致大笔经费进行大规模实证研究。此一状况虽有助对抗实证功能主义所带来的破坏，但亦同时强化其观念主义（idealism）的倾向。

      英国的媒体研究孕育于文学研究中，而不是从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

    英国媒体研究的奠基之作并非拉查斯菲尔德（Lazarsfeld）或贺夫兰（Hovland）的著作，而是贺尔嘉（Richard Hoggart）的《读写之为用》(5)，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沟通》(8)。在文学研究主流中首次关心大众传播议题肇始于利瓦伊斯 (F. R. Leavis)在1920年代的著作，这部作品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对于大众文化产业形式（特别是电影） 。利瓦伊斯认为，对于菁英与庶民阶层的传统文化形式及文化关系而言，这些发展产生了腐化作用。因此，从一开始，英国媒体研究就在批判资本主义，至于大众传播，则是英国社会与文化关系的历史产物，有其特殊与具体的指涉。这个原初动力，同时具有保守与进步两种发展潜能。在文学研究中，大多朝保守的方面发展，强调一种有机的、前工业社会的优越性，因此需要保存典籍，并实践高尚文化传统，以对抗大众传媒对文化的贬低与蹂躏。

    无论如何，利瓦伊斯式传统留给英国媒体研究的遗产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还有一种奠基于对经典进行细节分析的方法论，以及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训练与方法，并视其为资本主义发展下所产生疏离效应的一种社会文化征兆。接下来，有几个世代的基进(radical)学校教师们，则由经典分析转向大众媒体研究，将此一传统导向进步方向。他们对劳工阶级品味采正面肯定态度，将劳工大众日常生活中实际的文化消费行为带入课堂讨论中，并以此做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性与教育性批判运动。霍尔（Hall）与华奈尔（Whannel）的《大众艺术》(4)代表此一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其事实上是生根于英国成人教育体系，而非大学校园中。

    随着新左派在1960年代的崛起，及马克斯主义在英国知识阶级中的复兴，这些关怀焦点，逐渐与对晚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之本质与功能的广泛关心，以及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诸家、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Lukacs)、与沙特(Sartre)等主要西方马克斯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斯思想的再发现相结合。今日的英国媒体研究，可视为是此两大发展趋势的潮流汇聚。
     
  因此，从过去迄于今日，英国媒体研究的主要智识关怀，皆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文化本质，以及文化资本主义发展，文化意识形态抵抗等议题不可切分。媒体研究在本质上，就是站在教育体系及媒体工业当权派对立面的。这是其强项。其弱点则在于，由于其文学批评的背景源起，以致过于强调经典分析（如同美国的传统过于强调“效果”），并且在朝向马克斯主义发展时，过度集中关心焦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是以高度观念论形式来理解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媒体研究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而前进，但这是具有致命缺陷的旗
帜，它脱离了历史脉络，以致于当其检视大众媒体议题时，原本应该具有
的意义与分析优势，无从出现。

    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当其在十九世纪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被人们，以及马克斯与恩格斯提出来时，是用来描述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之普遍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亦即由于社会整体复杂度与相互依存性增加，所导致社会整体之抽象度提高，以及沟通模式无法避免的概括化现象。导致资本主义被如此命名，以及将经济层面作为任何社会分析之核心关键的，就是商品生产，以及透过抽象金钱媒介进行交换的普遍化过程。马克斯之意识形态的中心概念非常单纯：越依赖符号形式中介、越依赖非直接经验而形成的社会整体知识，个体便越难分析与理解其所处社会。由于以上两个事实的相关性（译按：高度符号化使理解社会的难度越来越高），以及「会说谎」是符号表达形的本质，因此使得产生“谬误”（erro）的可能性大增，也具有更多操弄的可能性。

    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回到更广泛的经济与政治分析上头。如同马克斯的用法，意识形态观念在本体论上，与具体而特定的生产活动及阶级斗争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透过对这些关系的掌握，我们得以理解意识形态宰制、（对此宰制所进行之）反对，以及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当意识形态成为媒体研究核心，我们必须适切的将对意识形态产生过程，及其所衍生问题的相关研究，置于其所赖以产生的，形塑当前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中。而大众媒体正是适合进行此种研究的范例场域。

    意识形态研究影响英国媒体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因为在此之前，意识形态研究被认为是纯粹知识论或本体论层次，而与具体历史发展不相干。阿图塞式的意识形态论强调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并将意识形态化约为一种实践，但并非以一种虽能明显区别意识与实践层次之不同，但又能彰显两者间辩证关系的观点。不论使用了多少物质主义的修辞，这种理论的大行其道，恰正反映出第一代理论家的立场，他们批判大众媒体掩盖了真相与直接经验。由于过份强调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及本体性，导致他们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历史物质论理当注重的核心焦点：各种意识形态形构的差别，以及，在试图分析那些差别时，理当使具体分析根植于互有差别的社会形构。出于这个疏忽，理论也就变成「非社会」（asocial）与「非历史」（ahistorical），致使理论要批判、对抗的不是那些在特定历史脉络下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此一抽象概念本身（译按：「意识形态」变成稻草人）。此种（对付意识形态稻草人的）斗争，结果之一就是如同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理论，使人像是要回到「美好古代」（Golden Age），结果之二就是往前投射，进入了未来的乌托邦，或转而内向探讨无意识层面。但无论其论述的场域为何，它们都很相似，都是观念论的产物。

为了避免掉入这种陷阱，媒体研究现在必须抛开学门特殊性的考虑，重新与社会科学的主体（mainland of social science），建立联系，尤其是与历史物质论传统的联系。

    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历史物质论的传统提出三个重要问题：
 物质生产体系如何自我再生产，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问题。
 生产剩余分配的不均如何得以合理化，亦即「革命」的问题。
 意识形态层面与经济层面间的关连与决定性本质（如果有的话）的问题

      媒体研究过度集中于合法性与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拒绝关注其经济基础
所具有的决定性。
 
媒体研究的观念论倾向，其来有自。一是媒体研究对象的性质使然。很明显的，相较于其它社会行动，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即在散布各种意识形态形式，,这些形式展现于BBC皇家特许状所说的信息、教育、与娱乐。但是，观念论的倾向也得从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找寻另一种答案。知识分子使用心智劳动力，这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赫迪厄（Bourdieu）所说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他们的经济功能与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来自于这个能力。具有这个属性的人，通过了典型的意识形态运动，捍卫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在此过程，他们宣称符号领域的重要性与自主性，他们误认了自己赖以存在的物质根基与生存状态，藉此他们合理化了其对符号暴力的使用。

美国大众媒体社会学实证传统也好，目前独霸英国媒体学界的，号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抨击美国实证自由派的人也好，他们在从事媒体研究时，事实上都有太偏向观念论的问题。美国传统过于集中在对媒体效果的测量，他们使用的语汇，读来好像是在说，来自传送者心灵的讯息，直接对接收者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在接收端，其影响经由“意见领袖”所中介；在传送端，则试图找寻那些控制讯息来源的「对个体具说服力」的媒体制作人。

    至于其马克斯主义式的替代方案---经常以物质主义甚至历史物质论的修辞来包裹---其实也是半斤八两。早期的研究模式往往被视为过于粗糙，媒体制作人成了统治阶级代理人，传递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欺骗、操弄了劳工阶级阅听众，造成所谓的假意识。但在试图扬弃此一明显简化且缺乏实证基础的解释时，研究者却又往观念论方向越陷越深。此一越陷越深，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译按:指西欧地区)的革命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已经被成功合理化的状况下，西方马克斯主义发生位移中的一部份，但却对通往正确之路毫无帮助。在英国，此一情势又与新兴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发展有关。透过对涂尔干式传统与索绪尔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移植，意识形态的意涵，转为一种（或一套）宰制性的符号（codes）。而这种宰制性符号，已经成为进行相互沟通时，无从意识的先决状态。依照此观点，那些操弄符号并服膺符号之律则的人，不论是创造或解读讯息（现在称之为制码(encoding)或解碼(decoding），说起话来必然如同腹语术表演者的道具假人，试图穿越无止境的自反性语言游戏，作势要表达一种本质模糊的“资本主义论述”。所有适切的判别，都溶解在符码化活动的羊水中，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各式各样的观念论心理分析。
     
      我要反对的是媒体与文化研究的这股观念论之总体倾向，我接下来要主张
者，我称之为「文化物质主义」。

     很明显地，有些意识形态分析在很多方面深具洞见，我并非要全盘反对之。不过，我确实主张，我们所强调的重点及关照面向，要有重大调整。依我之见，藉此我们才能了解意识形态形构的诸般社会条件，于是也就能够解释，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位置，究竟是怎么被设定的。我的解释途径不是经由意识形态本身，假使仅在此着力，就变成了一种循环式（译按：套套逻辑式的）的论点，且尤为重要者，这会进入一种循环式的（译按：套套）政治。我是要从各种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切入。

既然是文化物质论，就必然聚焦于无可化约的物质因素，检视它们如何决定符号交换的各种社会过程；它也必然聚焦于历史的研究，解析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总体发展中，这些过程是怎么被卷进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领域，而又造成了哪些效果。简言之，文化物质论要检视的是，艾森斯伯格（Enzensberger）所描述的“心灵之工业化”。

为了使此一文化过程分析的表达能被理解，有必要对所我意欲概念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生产过程的几个特定关键面向先做厘清。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以整套系统的方式发展出来的，而是基于其先行既有的经济样态及其转型之中，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意义下，没有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种东西。资本主义的真实发展史是一蹒跚前进的过程，包括商品生产与交换、薪资劳动力、实体劳动相对于形式劳动、机械化工厂、绝对剩余延伸出相对剩余等等，其发展过程不论在地理上或社会形式上都逐步纳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在任一国家经济体，此一发展在不同部门会呈现阶段的参差性。例如在媒体产制中，某些劳动力的产生是在类似工厂的状态中，例如报社与多数电视台的产制过程；但在其它领域中，例如书籍与唱片的制作，其资本与劳动力间的模式在很多方面就比较像过去的时代，那种类似于十七、八世纪时纺织品的产出与交易模式（译按：指劳动者在自行选定的场所完成成品后，交货给买主并取款的方式），仍广泛被使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包括了不断冲突的过程。摘要而言，此一发展，是商品交换系统与各种具体形式屏障发生冲突的过程，这些屏障因工业部门及各种社会行动间的历史性分殊而有各有歧异。例如，生活中原本即有相当一部份并不是由商品交易所支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家庭中的社会再生产。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在平抑物价及扩大再生产上的能耐，确实反映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中。媒体产制原本系属于一种自我生产的文化活动，后来却转变为文化商品。

    尤有甚者，此一过程系由无法控制整体过程〈因为从其定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竞争系统〉的代理人，经过时间的孕育而达成，但其所能掌握的讯息却不完整。我激烈反对普遍存在左派间的一种观念，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阴谋论。由于耳目众多、拥有分析团队等物质条件上的优势，政府与主要的资本家团体可能、甚至已经知道得比我们多。在国际信息流通及电讯网络急速发展的新领域中，接近与控制信息，以及接近信息取得网络本身，即为一政策议题。但控制这些重要资源，并不意味行动者即可掌控自身处境---这里指的是完整、充分展现的现存世界。

    因此，资本家虽有策略，但其策略也可能会失败。例如，由于彩色电视机的市场已经饱和，主要国际媒体集团如飞利浦、RCA为了创造消费电器耐久财(译按：指录放机)的新市场，多年来一直想要将影碟(video discs)这种产品推入国内消费市场，但到目前为止未获显著成功。(译按：此文为1983年所写，所反映的为当时状况，目前影碟已经普及，但那是国际资本财团首度大力营销此种产品至少十年后的事。)如同EMI秀推出后不久便阵亡，即使力量最强大的国际媒体集团，如果决策错误，也会撞墙。

影碟的例子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那就是生产与消费是一辩证关系。生产的本质与结构决定了消费的本质与结构，反之亦然。当然，此一相互决定的平衡点会随历史发展而变动。确实有经济学派强调，资本主义的由竞争转为垄断是一经济体为了克服消费不足问题，不得不让消费受制于单一的供给，变成由供给产生并管理消费。大众媒体变成广告播送载体的发展，对由供给决定消费的过程至为重要，媒体所协助达成的此一过程，最后也变成媒体本身的生存处境。重点在于，市场必须被创造，不论是创造使用价值或将其转变为交换价值的过程，都是一包含斗争与冲突，伴随着历史根源与结果的社会过程。研究者必须断然拒斥科技或经济决定论的简单批注。

举个简单的例子：跨国电影工业多年来都致力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将电影变成一种文化商品。在过去，制片人将电影版权卖断给戏院业者，目前的这套从生产、营销到映演一条鞭的系统，则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下，经过多年发展后的结果。以在严格管控的环境下获得播放电影的许可为基础，是电影工业资本的特殊性格。一次大战后，美国电影工业开始奋勇向前，透过在重要区域兴建豪华首轮戏院，并搭配以电影拍摄类型的调整，而使得电影市场欣欣向荣6

如同威廉斯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9)一书中所指出，以及我的同僚佩弟‧史甘奈尔（Paddy Scannell）(6,7)与戴维‧卡尔地夫（David Cardiff）(2)所更具体描绘的，当广播（译按：泛指收音机与电视）以科技产品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因应，而其组织形态--特别是财务形态与节目类型，观众特性，以及在此种制度架构下电视与观众所产生的关系，都还有待厘清，更值得探讨的是，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与英国），在以上所列举的各方面，却呈现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只讨论「资本主义媒体」。在单一国家内，或多个国家之间，一种媒体系统的特殊性格，系决定于经济发展状态与结构、国家形式、阶级关系状态、及统治阶级与（或）被统治阶级间关系等各种因素。
   
  无论如何，为了分析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我们可以将文化财生产的特定普遍性形貌与文化财的消费，予以有用的区分。

    首先，在生产层面，产权集中化的长期趋势有文献可稽。为追求更高产值，另一持续性趋势则为观众数量的极大化。

    解读这两种趋势所蕴含的意义非常重要。但出于一种无心的共谋，媒体研究经常只聚焦于控制权的问题。垄断状态向来被视为是对主张观念应任其流通的自由多元观点的挑战，一点没错；从马克斯主义观点，垄断状态则是强化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生产工具之控制的进一步巩固，这么说也对。问题在于，这种（垄断）控制的运行模式为何？不论是自由多元或马克斯观点，皆假设此机制是一种监视，亦即由媒体大亨或电视台老板下令其属下进行某些内容生产，或不要进行哪些内容生产。

    阴谋论并非子虚乌有，完全否认这种监视的存在也未免愚蠢。但如果此一系统性控制系仰赖公然干涉的拙劣手段，此控制系统大概在开始运作的第二天就会完蛋，由于媒体工作者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决定论倾向，当他们以这种夸张的形容词来响应简单阴谋论时，反而分散了他们对真实控制模式的注意力。我们必须强调产权集中化不但是一系统性过程，并且与国际分工及消费的阶级结构密切相关。媒体所有权集中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一全球性层次上，决定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而这个结构让（生产与消费的）选择性及（生产与消费的）文化特殊性都日益减少。

    在消费层面上，文化产业在市场中争夺阅听人的注意力，而制约阅听人消费行为的因素有要有二：购买力及消费时间。相较于其它较为次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决定了媒体消费的阶级结构。

透过研究，我们深知有所谓「讯息落差」(information gaps)的存在。其所指的
是，获取对世界相关知识之能力，与所处阶级密切相关。此种能力，是透过掌握媒体等文化资源，并藉以进行广义政治参与而获得的。换句话说，那些在经济上被剥削的人，也是在获取信息能力上被剥削的人，因此更没有机会去改善其自身的经济处境。同样的，即使在最粗略的资料如「英国家户总支出调查」中已可看出，在包括赌博、吃喝、看电影、买书等各项活动中，可支配所得水平与用在各种文化活动上的支出密切相关。透过对读者的受教育水平的调查，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的读报习惯与他的阶级关系密切。质报相较于大众报，不但售价较高，广告主也会因为它的读者有较高购买力，而愿意多花钱在上面刊登广告，这使得质报的经营者可以制作成本较昂贵的新闻内容。而最关键的是，要确实的读完一份质报，得花很多时间。

    如同布赫迪厄曾经有力的论证过(1,3)，那些让知识分子们引以为傲的，知识与艺术的复杂性模式，直接、间接的合理化了其所需花费的较长时间：直接而言，这些文化形式的「解碼」旷日费时；间接而言，要解读这些内容，解读的人必须先在家庭与学校中长时间学习，亦即在学习的时间上先进行大量投资。此一前提不仅在产出方必须具备，对消费的一方亦然。上述这种因稀有经济资源---时间---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消费形态差别，却被误认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素质差别，也因此将此差别给合理化了；而知识分子的阶级位置，也透过其将得自社会的资产加以私有化，并取得了正当性，变得彷佛是一种个体天生的内在质量一般。

    正因为如此，市场可以直接以阶级之名进行布局，我们可以观察出一种信息丰富相对于信息贫乏的双元(two-tier)市场结构发展趋势日益明朗。上层市场代表消费者可在高质量且富多样性的产品间进行选择，包括如立体声音响、录放机、文字传输机（teletext）、有线电视等硬件设施，及各式唱片、书报杂志、电视、电影、剧场等软件内容；下层市场则选择不多、质量较差，且在全球化、国际化趋势下，同构型越来越高。技术性的说，在这个市场中所能获得的，是在国际分工下，较低层次的文化劳动力。

    将此双元结构连结到寡占的媒体产业，产权集中化使得媒体财团能够同时跨足双元结构两端，同时从两头获利。在双元结构中的上层市场，除了从产品直接获利，由于这个市场也是实验性内容产制的部门(例如在小众剧场中映演获得成功的作品，便可被推广入大众市场等)，因此通常可以从公部门获得大量补贴。最重要的，由于这个双元结构的上层，透过消费选择多样性的呈现，还发挥提供这整套系统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在这个双元市场结构的运作模式中，广大的消费者之所以被排除在上层消费之外，（表面上）似乎并非为物质条件所限，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知性的高品味，此种品味缺乏的论点，甚至还透过消费者本身的经验而不断地被合理化。 
   
      当此双元结构以一种工业化的形式被再度显现，扭曲的情况变得更为严
重，高级/普及的文化二分进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剥削。

    至少在英国的文化工业中(但我以为，此现象举世皆然)，在经过十九世纪文化领域中彻底的阶级斗争后，以庶民大众为诉求的市场明确建立。劳工阶级的
大众文化及其文化态度，在某些特定的布尔乔亚阶级与初期国家机器的连手合作下，以道德教育或文化价值之名，被有意识的打造，藉以达到社会控制目的。虽然此一企图一直被强有力的抗拒，但在此情况下，至少出现了像例如小区小酒馆（pub）、音乐厅等可提供劳工阶级大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使这些休闲娱乐不再只供布尔乔亚阶级享用。以经济自由主义之名捍卫工人阶级权利，不只是以其自身方法追求自己爱好的娱乐（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让工人阶级成为这些提供休闲娱乐机构的老板，例如英国有「工人俱乐部」（Working Men’s Clubs）的出现。

    工人阶级对上层文化及各种公众启蒙机制，如学校教育体系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反抗，不仅立基于他们的时间消费模式（time-consuming modes），亦根植于他们对上层文化欲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历史记忆。我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何BBC与ITV（译按：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广告，但以承担公共服务为取得执照条件）观众群持续切分。相较于BBC，ITV有较多劳工阶级观众。但问题来了，劳工阶级此一理由充分的正当性抵抗，却可以，而且已经在各种不同情境下，被文化产业领导者及其护卫们，用来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新的经济控制的借口。他们用以正当化此一意图的通俗口号是：给人们他们所想要的。

    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合理化或再生产现状，另一方面却又变成对未来不同处境中新目标的一种响应（译按：指劳工阶级从历史中衍生的的反抗意识，反而替晚近文化产业找到大量制作同构型通俗娱乐产品的理由），这种意识形态的滑动（ideological slippage）情形，本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并且正说明了物质条件对意识形态形成、及其所发挥功效的决定性影响。接下来要分析知识分子这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译按：面对这种意识形态滑动）知识分子所受到伤害更清楚、也更严重。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日益复杂的分工。大众媒体本身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产业，由于其在生产活动上具相对自主性，其受雇者多是具有组织的、专业化的劳工。可以看出，在心智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中，媒体产业明显倾向前者。虽然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无法在此充分处理，但我相信，如果想要对广义的知识分子，以及研究者自己的社会角色与阶级位置做适当的掌握，就必须对此问题进行了解。要达成这个任务，还必须对很多过程的细节与特殊性进行历史研究。

      从上面指出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如何看待文化劳工的社会角色提出一
些建言。

    要分析文化劳工，尤其是一般所谓的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及角色，必须同时掌握三个因素（这使得要抗拒观念论倾向显得分外困难）：
1. 在资本主义下，文化劳工与其它劳工的处境实相类似。
2. 由于社会分化与劳力分工，文化劳工因此展现各种特殊性格。
3. 这些特殊性格让文化劳工产生错误自我认知，并在特定意识形态形式下对他人进行错误的自我表达。此特定意识形态起源于历史上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并影响了文化产业中的生产关系，这种错误不但影响了文化产业中的生产关系，也影响了这些文化产业、文化劳工群体与更广大社会间的关系。

在对（译按：知识分子做为）新阶级（New Class）这一名词所提出的各种基于不同与相对立场的辩论中，辩论者都只关注其所强调的单一面向，而忽略了这些面向间交互关系的重要性。此种交互关系，是当历史进行到某些交会点时，知识分子的客观社会角色，一方面具有阶级分工性质，另一方面却又同时分属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两股不同的决定性力量之间，所产生的一组动态关系。

    在所有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劳力与资本间与总是潜藏，而且事实上也都会发生争夺劳动控制权的斗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劳动控制权斗争，是劳工阶级为了他们所付出劳动力的质与量，以及被剥削与被疏离程度所进行的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对文化生产及文化消费结构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必须在每一个个案中进行各别分析，不能忽略个别情形，只做想当然尔的假设。我们或许基于政治理由想要支持印报工人、新闻记者、电视台工程技术人员，去对抗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新科技，而假设此一抗争行动，对报纸及电视内容不会有任何立即性的影响。

    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资本一方之所以引进新科技，从不是为了增进质量，而是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或者）达到对生产进行更有效科层化控制的目的。在四海皆然的既定运作逻辑之下，机器取代手工，让体力劳动的工作日趋同质化、抽象化到使劳动者变成只是机器的延伸，因此，做为劳动过程斗争的一环，一种将生产过程中专业化并具有组织控制功能的心智劳动，与体力劳动加以区分的方式，已被各方广泛接受。这种趋势不只出现在文化工业中，在其它领域中亦然。这种趋势在文化产业中则更进一步被赋予特殊性，此一特殊性在于，文化生产之内在关系与其和广大社会间之外在关系具有相似性（译按：指产业内部也存在统治---劳心者，与被统治---劳力者的区别，如同文化产出物相对于社会的其它分工，属于劳心的工作。）。因此，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特殊意识形态虽也是一种源自社会特殊历史的文化产品，但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控制做为媒体劳工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让知识分子自我误解，成为替统治阶级合法化提供服务的一群人。

    只因为符号不是物品，让符号性工作具有一种专业自主的特殊性格，知识分子做为这类工作的专业人员，却自我误解，并透过其符号性的社会实践进行了错误的自我再现。其实，知识分子对结构与对阶级统治结构的依赖是相当真实客观，并且实际可验证的，但知识分子却往往并不自知的去协助再生产这些结构。的确，自主的幻觉，是这种再生产赖以达成的特殊模式。因此，非常关键的，当我们面对「知识或艺术自由」、「新闻记者的客观性」、「创造力」、「纯粹形式」、「解构」，以及无数其它形式的错误认知所代表的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形式时，我们必须用具体、直指核心的物质主义批判，去强调这些意识形态形式具体的物质性历史根源，并了解究竟是何种社会状态，让这些意识形态持续发挥效果。

    对知识性工作的特殊与优越性的强调（这正是此种意识形态能发挥效果的关键），在文化工业中经常被用来分化记者与印刷工人、电视制作人与技术人员等等，导致文化劳工自己都会去反对那些有助减轻劳动疏离感、让劳资关系较为公开透明、且在政治上可计算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推动。

    在刻意的反对观念论意识形态及文化分析的努力下，我在前文中已集中力量处理文化物质主义的经济面向，但接下来还有重要的政治面向需要关照。在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最新的发展包括两个相关连的面向，一是经济，一是政治。 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系统的深层经济危机，近年来出现一种要往讯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发展的推力，也就是要透过生产领域产能的提升，为讯息产品及服务寻找新市场。在此同时，经济衰退造成政府财政空虚，并进一步导致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严格来说，经济合作及开发组织(OECD)中各国的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共识，仰赖一种社会福利资本主义形式。此种资本主义提供人民一种无须经过痛苦的重分配过程，就能获得财货与服务的许诺，而这种许诺，只有透过经济成长才能达成。面对政治共识崩解，以及因为结构性失业与政治发展，导致之前的幻觉已逐渐消失的局面，统治阶级为了在缺乏物质贿赂的情况下继续控制公众舆论所做的各种挣扎，将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包括积极介入娱乐与信息的生产与分配。当面包短缺，马戏团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济与政治趋势正一步步趋近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死亡及民主的终结。做为公民与知识分子，传播学者已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此一过程，在国家内及国际间物质的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的处境下，面对许多斗争个案，他们对于自己究竟应站在哪一边，无疑的必须进行痛苦的决断。他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做出选择？这个选择究竟是好还是坏？都会透过他们有做的、或没有做的事，清楚的昭告世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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