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环优：中国如何走出野蛮资本主义？

中国如何走出野蛮资本主义？

----高举反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旗帜

习环优

2008年1月

前言：野蛮资本主义在死灰复燃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白云区的一家台资鞋厂在2005年“五一”黄金周法定假日期间，只准在5月1日休息一天，引起工人不满，加上工资低，加班时间长，工人无法忍受。于是几百名工人集聚在工厂门前抗议示威，后被警察驱散。他们一周工作七天，从今年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有时从晚上六点干到夜里两点。加班费每小时只有1.8元，每月工资510元，还不包吃住。

    类似这家鞋厂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 ，在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里，特别在中小企业里，相当普遍。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坚守毛泽东式的“人人平等”，收入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其严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少数的一些官商豪强已经轻松捞足了八辈子也花不完的钱，香车宝马、豪宅二奶、胡吃海喝、狂赌滥嫖，一掷千金不在话下，而很多普通百姓却越来越上不起学，越来越看不起病，月月都有为讨工钱而跳楼的民工，年年都有为交学费而自杀的父母！

    有一些富人富得让人不服气：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朝中有人、闷声发财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化公为私、贱买国企的，欺骗股民、上市圈钱的，骗地骗贷、投机钻营的，行政垄断、牟取暴利的……，能够做这些勾当的人只可能是官员或依附于官僚体系的人。中国有许多穷人更是穷得让人不服气：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却永远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下岗工人奉献了大半辈子却必须“从头再来”；农民工天天加班从不休假却永远攒不够在城市定居的本钱；花了高额学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普通工薪族一整年的收入也付不起北京上海几个平米的房钱……，这些收入低下的大众都是与权力无缘的人。 ……

    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想起中国的旧社会，想起马克思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人们甚至惊奇地发现，我们现实中的腐败，有些甚至超过过去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都实属罕见。

    面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人民不能不严肃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一，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争论越来越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问题的丛生，党内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争论越来越大。

    争论的起因，表面上是由于对改革开放中的问题看法不同。但实质上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外不能清晰地辨别我们所横跨的两个不同的时代。从根本上来讲，争论的爆发，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缺乏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庆85周年讲话中说：“２０世纪上半叶，面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我们党紧紧把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举起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面对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这里，他就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历史分界线，把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近代历史划分为两个历史时代：前一个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后一个历史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根据对不同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我们党及时实现了“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我感觉，这个讲话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进行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划分，虽然从事实上来讲，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本来就是建立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而且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才说得通。如果没有这个划分做为基础，那么改革开放就成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问题是，虽然直到现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二三十年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领导人对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明确划分，但我们的理论界却没有为这种划分提供得到全党、全国一致公认的强大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当前对改革开放大争论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思想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把过去毛泽东的理论搬到现在这个时代，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资本主义”。坛子里每天都有好多人在举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棍子到处喊打喊杀。人们争论的一个模糊焦点是：改革开放中究竟该不该搞资本主义？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二，何新这位左派理论家说“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

必须搞资本主义”。但什么是“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

    虽然毛泽东笼统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中国人几代人的思想都有深远影响，但面对改革开放所打开的外部世界，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都会产生“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讲，过去受教育时听来的资本主义是“坏资本主义”，而现在看到的是“好资本主义”。更多的人离开了笼统“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在思考：什么是“好的资本主义”，什么是“坏的资本主义”？

    就连中国的左派旗手何新，都斩钉截铁地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何新：《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P。6）

    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区分“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在中国通行的和权威的正式答案，虽然在党的权威文件中使用的“市场经济”一词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而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心主题。

    但是好在，我们虽然没有权威的理论家提出这种全新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我们还是有少数一些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工作者，敢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原理和革命创新精神，根据当代的人类文明现实，冲破我们很多人头脑中对马、恩、列、斯、毛为人类已经过去的那个旧时代所打造的“本本”产生的根深蒂固“本本主义”，提出了为现在这个人类新时代所打造的新理论 －－ 社会资本主义论，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明确方向就是：只有坚决反对野蛮资本主义，才能正确引进社会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人类历史上的野蛮资本主义如何给自己造就了自己的对立社会－－社会资本主义？

    马恩逝世后的百余年，资本主义无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职能、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不断地调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社会企业”性质的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30年代大萧条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使国家介入和干预经济的职能大大增强。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工党）执政的条件下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医疗、养老得到社会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使资本主义摆脱了早期的野蛮状态，进入文明、发达的时期。为此同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工人参与”和政府、资本家、工人三方协商制度的建立，使早期那种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形势大大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迄今没有出现过革命的形势。资本主义世界二战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后来又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科学技术革命发韧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事实说明了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仍然能够促进和容纳生产力的大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新技术革命变成了一次产业革命，广泛地改变了还在继续改变着社会生产的基础，使生产力经历着一次质变：由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力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转变。这场革命性转变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并且所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变化也将是异常巨大的，现在已见端倪。

    对于这种历史巨变，我国学者高放教授提出来一个新概念：社会资本主义。它是用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高放教授在1989年所写的《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前面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统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或私人资本主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使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七大特征：

    (1)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也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深。(3)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4)国家政府及人民代表（称为议员）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5)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6）地球的环境保护越来越被重视。(7)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在经济方面，各国共产党人创办了各种合作制企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计划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政治方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众党执政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执政时间越来越长，它们尽管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执政后也多少采取了一些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以获得人民支持。

    在思想文化领域，尽管经历苏东剧变，但并没有阻碍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此起彼伏。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了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有的学者还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人的工资由资方决定改为双方谈判，其收入形式也逐渐多元化，除了工资收入外，由于存款和持股也获得了利息和红利收入。

    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的社会化在现实生活中“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尤其是要强调的是，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是与野蛮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以下是何新上述著述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何新认为，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还具有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

    何新认为，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何新认为，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所以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变：从野蛮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巨变，等于是摧毁了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形态，建立了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从而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号召以暴力革命实行社会形态转换的目的。同时，这种巨变，使得人类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取代了人类之间的弱肉强食关系。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出现这种巨变，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预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野蛮资本主义必然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所取代。

    这种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通过剥夺私有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私有制的社会化改造来实现的。这看上去是马克思们没有预言到的，但它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粹：生产关系通过社会化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通俗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强调社会化的主义。

    这种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不是通过热血拼杀的暴力夺权来实现的。这看上去是马克思们没有预料到的，但这正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且，正是一百多年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从野蛮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资本主义，推动了野蛮资本主义造就了自己的对立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要问：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不同之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是进入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下一个社会形态，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则不包含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致之处：它们都强调社会化的重要性，它们都以野蛮资本主义为敌，它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它们之间是同盟者而不是敌对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最简单地概括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最后目标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四，人类历史上的野蛮资本主义如何造就了自己的另一个对立社会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现实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地审视历史，就会肯定，野蛮资本主义造就了与其对立的社会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基础上产生的高生产率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是在东方专制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虽然采用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但实际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上预言和设想的高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

    在重新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最精辟的莫过于邓小平那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一段不少人曾经想到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即，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段话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以后经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系统阐述），以及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发挥，都说明了这种社会主义尚不合格。

    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

    马克思对早期野蛮资本主义的批判，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形成了欧洲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组织，并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到整个世界。加上两次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一方面削弱了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一方面又给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广阔空间。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结合，终于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主宰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命运。既然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掌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罪恶历历在目，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当然不会选择资本主义，而要按照马克思指导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限制，现实的社会主义缺乏马克思所规定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为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多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全能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由以产生的近代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迥然相异，它虽然创造了一种处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制度，却实际上同马克思设想的理论社会主义相距甚远，它不仅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且还相对落后。

    它不过是落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这条道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落后国家培植的工人阶级，野蛮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都是资本主义自身产生出来的。所以，现实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却是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产物；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却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制度，而且是早期资本主义所催生出来的。正是有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现实社会主义便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五，在我们这种名曰“公有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着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如果说现在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倒回到它的母体，即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这种从未经历过成熟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就很容易发生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占主体，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但早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就就觉察到在公有制形式下的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在农村，是“四不清干部”的滋生。他们沿着“懒，馋，贪，占，变”的发展道路，发展到侵吞集体财产，进行内外勾结上下勾结。在城市，贪污盗窃、行贿受受贿。在毛泽东领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是这样用苏联的一些例子反映中国有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蜕化变质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毛泽东发现，这些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现象大都与干部特权有关。所以他发动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据我理解，毛泽东发动这两个相联系的运动，清算“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主要是针对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尽管他由于划地为牢、闭关自守的时代局限，并没有看到在人类社会刚刚冒头的的社会资本主义曙光，所以也不能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文革所以是方向性错误，最后以失败告终，我看，归根结底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一种阻挡生产力发展，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毛泽东认为，富裕的生活对人的身心健康不利，所以一心提倡清贫的军事性集体生活，无视广大人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他一心要用不断搞运动来开辟社会前进的道路。他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人民追求物质享受所造成的生产力发展，来开辟前进道路的。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收场，使共产党内部的野蛮资本主义苗头没有受到清算，这就为后来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野蛮资本主义，留下了种子。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主流是引进社会资本主义，包括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及对经济乃至对这个社会进行管理的经验等。这这方面，我们取得了而且还将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野蛮资本主义逐步在中国死灰复燃。

    这表现在多方面。 第一，对工人和大众的野蛮剥削；第二，农村的圈地运动；第三，对矿工生命安全的无视；第四，社会上的造假及对消费者的坑害；第五，对环境资源的摧毁性掠夺。

    第一，对工人和大众的野蛮剥削。 据报道，有的工厂工人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1个小时.加班70小时，尽管中国劳动法有明确规定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 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工人拒绝加班将面临减扣工资的惩罚. 工人也没有任何带薪的国家节假日,假期及病假。工人的底薪是每月人民币574元(相当于71.75美元), 刚刚达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工资厂方不予另行单算,并且厂方也未遵守劳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能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记件工人则完全没有底薪。每月最后到工人手上的工资只有600 到800 元。工人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一半员工没有工伤保险工人的工资经常被厂方拖欠一个月。自从2006年2月起, 厂方就开始停发工人的工资单.。按照法律工资单是雇主必须提供的。

    另据报道，“在迪斯尼中国工厂里，年轻的男女工人每天被迫工作长达10到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到7天，生产迪斯尼的儿童图书。这相 当于每周工作60到90小时。这 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仅为33美分到41美分，处境十分悲惨。” “工人得不到加班费是常有的事。在一些工厂里，女性产 假的合法权利都被剥夺了。8到12名工人通常挤在一间设施简陋的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的双层床，吃的是工厂餐厅提供的糟糕的食物。”“工人经常会因为劳累和厂内令人窒息的热气而晕倒。工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合法权益。 ”

    这种现象 ，在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里，特别在中小企业里，相当普遍。这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成为鲜明的对照。

第二，农村中的非法“圈地运动”剥夺农民

    一些地方以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産业等“开发”爲名，权钱勾结圈占土地，只给失地农民以微薄补偿，然后改变土地用途，划拨土地非法入市出卖，空手套白狼。这使人想起野蛮资本主义时期原始资本积累时的“圈地运动”。

第三，对矿工生命安全的无视

    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煤炭行业丰厚的利润来自廉价劳力，也由于安全设施低投入。为了追逐利润而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导致中国矿难频频发生。中国的煤产量是世界煤产量的 35%，却占了世界矿工死亡人数的 80%；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从已查处的案件看，几乎每一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背后都存在着腐败行为。有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与矿主搞权钱交易，充当非法矿主的保护伞； 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办矿，牟取非法利益。”

第四，造假之风盛行，及对消费者的坑害

    如果说社会资本主义是强调以迎合及追随消费者的需要来赢得市场，那么野蛮资本主义则是在唯利是图的原则下，不惜造假来坑害消费者。中国的各种假食品、假药、假商品不断盛行，这种造假的社会风气甚至蔓延到非生产领域，网上盛行各种造假网站，专门提供假论文、假思想汇报、假工作总结和假的入党申请书，甚至假的领导发言稿，供人照抄。

第五，对环境资源的摧毁性掠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许多环境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很多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扶持和保护污染企业发展，而受害者不仅是当地农民，而是影响到全国人民。科学院曾经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表过一份环境污染状况的研究报告，报告分别对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三方面用大量科学数字进行了详尽分析。（应克复：中国的生态危机 http://www.gmw.cn/02sz/2006-05/01/content_428711.htm）

六，公有制国家中以权变钱、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

    与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发展的同时，是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蓬勃发展。发生在共产党一党制和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严格来说不属于野蛮资本主义，因为在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除了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和极少数国营企业之外，没有什么公有财产可以供谁化公为私，所以也就没有化公为私的基础。只有在实行了“公有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才泛滥成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8月3日《山西晚报》报道，平遥县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一个领导动用“晋K7065警”开道，80多辆小轿车和数十辆电瓶车浩浩荡荡招摇平遥古城，并包下整个招待所，为父举行一场豪华葬礼。而且，平遥当地人对警车开道，执法局、客运办制服和警服等公家人参加私人丧礼，手持公家的对讲机为私人丧礼服务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可见当地的官员用惯了公家的车辆，借惯了公家的威风，死了的人尚且如此，活着的官当然更不在话下。

    这种化公为私的“人民公仆”有多普遍？最近坛子里有人引用四川省审计厅通过媒体，向公众实名披露的《四川省200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说，“被审计的14个省级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9所省属高校在财务收支情况方面，部分市县法院和部分市的交警部门在诉讼费及罚没款管理等方面，也存在突出问题。 ”“涉及四川省文化厅、司法厅、移民办、扶贫办、工商局、招商局、旅游局、中小企业局、地税局、社保局、就业局、航务局、农科院、社科院等14个部门2005”，“收入未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公款私存、下属单位违规处置国资等问题，违规率高达100%。”也就是说，在所审计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公款私吞的现象。

    如果说这只是对一个省的模底，那么全国的情况如何？

    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文章介绍了他自己1998年的研究成果说：“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

    文章转述胡鞍钢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20亿；走私 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 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 总计3000亿人民币。 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文章继续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扬帆教授说：“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 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 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 的20% 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圆，34000亿人民币，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 1/5，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就是说“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七，为什么在我们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野蛮资本主义与官场腐败的互相依存

    如果我们深挖揭露我们各行各业野蛮剥削、违法经营、摧残环境、唯利是图坑害顾客的问题，都会发现，它们的幕后都有相应党政官员（俗名“贪官”）的支持和保护。如果我们深挖党政干部腐败堕落的问题，也都会发现，他们相当多的人都从相应行业的“大款”那里获取好处。这就是野蛮资本主义与官场腐败的互相依存。

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区分野蛮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

    我在前面讲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最后目标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在这一社会中，只有不断肃清野蛮资本主义才能推进社会资本主义。

    那么，怎样区分野蛮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才能识别和肃清野蛮资本主义呢？

    这不看形式上的“公有”或“私有”，也不看有关的人是党团员还是普通群众，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化，即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监督、控制、管理和指导，是否造福于社会。这里的“社会”，其主体当然是人民大众。

    一个由私人投资创办的企业，虽然是私有，但只要它能给市场提供人民需要的产品，按照规定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按政府规定给工人以适当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按规定交税，它就属于社会资本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成分。

    如果一个私人企业向政府主管部门行贿来偷偷逃避政府法规的管理，如果它给职工的劳动条件、时间和待遇违背政府的有关规定，那它就属于野蛮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原来的国营企业，以极低的待遇条件把原来的老职工都打发走，把原来几十年的老存底都折算成股票分发给几个老总和书记，让他们享受特别高的高薪而偷税漏税，这样化公为私的“公有”企业，充其量只能算是伪社会主义。

九，搞野蛮资本主义的人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化公为私如果超出一定数额就属于敌我矛盾

    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处于现实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资本主义的概念，很多人容易分辨不清，哪些是西方国家的进步东西需要我们学习，哪些是西方国家过去的反动东西需要我们警惕，所以就容易犯野蛮资本主义的错误。对这样的人，只有按照法规改了就好。违反了法律，就要按法律处理。 而化公为私，在任何社会都是违法的，只要超过一定数额，就是刑事犯罪，应当受到法律惩罚。

十，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个邪恶哪个正义？如何确保公有制不会沦为伪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就是把公有制视为正义，把私有制视为邪恶。这不无一定道理。《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归纳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从而解放生产力，这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共产主义创始人当时的预言。但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路径却显示，当代解放生产力的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以社会化来改造私有制来完成的。应该怎样看待理论预言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

    这是考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如果你只能死背本本上的现成结论而让现实服从于老本本，那你就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善用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分析人类历史的最新发展而得出新结论，你就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应该象当年《共产主义宣言》在回顾历史时，热情歌颂上升阶段的野蛮资本主义一样，热情歌颂今天被社会化改造了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笼统地反对私有制。当然，这种歌颂，是建立在对逃避社会化管理的野蛮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斗争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在“公有制”的问题上，是否只要挂着公有制的牌子就代表正义和圣洁？

    在皇权的君主制社会，君主就是社会的代表，朝廷的命官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干部管理公共事物，但不到该朝廷垮台之时，极少有朝廷命官敢私自染指朝廷的国库捞油水。在没有经历过“公有制”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官僚都必须颤颤痉痉地同纳税人的钱（主要的社会公产）划清界线。在这两类社会，化公为私的问题，绝对成不了大气候。

    但是在我们这种一度是、而且还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虽然“公有制”天天被很多人吹得震天响、“私有制”被很多人损得面无光彩，但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却成为一个司空见惯、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社会问题。这些腐败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侵吞社会财富，使得他们管辖的地区，缺少财力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能实行前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安全保障。所以他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伪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伪装为社会主义的野蛮资本主义，毛泽东时期曾经有所揭露。毛泽东领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对于被特权阶层把持的“公有制”企业写道：“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十一，我们的执政党能否成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圣人党？

最大的难题是满足历史对当今执政党的要求。

    如前所述，野蛮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在中国泛滥，党政干部的化公为私腐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与官场腐败做坚决斗争，肃清野蛮资本主义势将无从谈起。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一党制的问题。

    在现在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多党竞争的机制，在在野党时时刻刻虎视眈眈的监督、攻奸和挑战下，执政党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所以官场腐败也就成不了大气候。而在我们一党制之下，执政党不受任何人的挑战，稳坐执政地位，也就有了绝对权力。按照最近发布的中央党校的政治改革方案，这种绝对权力对于我国发展经济，是绝对必需的。改革方案写道：在我国“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分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想形成两党轮流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都不适合中国，所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两院等方面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很多人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但我宁愿信其有道理。

    问题是，拥有这种绝对权力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任何在野党虎视眈眈的监督和挑战，如何能够依靠自身的机制，做到洁身自好，不腐败，或者及时清除腐败？这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巨大难题，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凿，只有前苏联的覆辙教训。（张剑荆： 《脆弱的巨人：分利集团——苏联瓦解的根源》）

    早在前苏联因为高薪腐败而丧失执政地位的前夕，毛泽东就看出了在共产党国家中共产党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特殊要求。他看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如果不对自己实行低薪制，就不可能长期保有执政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的腐败而永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提出了对共产党实行低薪的原则。在毛泽东领导下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写到：“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毛泽东设想的收入“差距”是多少呢？《九评》中写到：“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要求与普通工人拿一样的工资，这一原则虽然没有特别亏待共产党党员，但却使共产党党员超脱出“按劳付酬”的凡人境界，也就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共产党的高大形象、崇高荣誉和巨大无比、不可挑战的权威。

    毛泽东为实现这一原则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其光辉永远不可磨灭：共产党要拥有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力，就必须用自己的低薪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的绝对忠诚，表现出共产党员们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非凡之辈，而绝非见钱眼开、容易以权谋私的庸夫俗子，草芥鼠辈。

现在，当我们把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同我们执政党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照一下，就会觉得二者之间的反差何等巨大！现在的执政党，一方面要在中国社会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另方面，它没有对自己实行低薪，没有以此表现出它的大公无私、“享受在后”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据统计，企业大款中有近半数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没有象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款那样乐意对社会进行善捐义举，而是把自己的私产看得紧紧的，只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且，执政党的很多成员，又在千方百计通过手中执政党的权力侵吞社会的财富，使自己以爆发的速度富起来。

    历来中国人都有一个老传统，就是喜欢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圣君和清官去打理，所以这与现在执政党的绝对权力不相矛盾。但现在的执政党，（且不管它名称上是什么党），能否不辜负人民的愿望，不辜负人民交给的权力，靠自我清洁的能力，解决自己党内的腐败问题，担负起肃清野蛮资本主义的重任？

    这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抗腐败，永不沾”，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清官党，圣人党，君子党，按照毛泽东的原则让所有党员都享受低薪，同时象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副总统那样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私产。如果能，（虽然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只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未掌权时候，很多共产党员能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也是人民的期盼，肃清官场腐败和野蛮资本主义将指日可待，（日子再久也是指日可待），全国人民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凝聚一起，改革开放将健康发展。但如果否，执政党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圣人君子党和清官党而致使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日益壮大而不可战胜，却又要独揽中国社会的一切大权，则势必激发关于多党竞争制和一党领导制谁优谁劣的争论，使中国发生大动荡。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能否战胜死灰复燃的野蛮资本主义。而能否战胜野蛮资本主义，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肃清和抵制官场腐败，而这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对自己实行低薪及公布私产，并以此为依托，使执政党成为一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圣人党和君子党。

    历史将如何运动？毛泽东为执政党指明的上述原则会否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