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媒体：传播民主运动的可能性

收回媒体：传播民主运动的可能性
（作者：　Robert A. Hackett）
（原文刊载于加拿大 <<政治经济学研究>>，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000年 秋季号，第63期） 卢永山、张大裕／译，中译文刊载于<<当代>>196期，2003年12月：10-31。

在当代各种人民抗争运动中，传播媒体民主化的抗争运动，无疑是最重要但却最少被认可的其中一项。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我将讨论把媒体民主化运动，放在进步议题中最高位置的重要性，然后简短地描绘媒体民主化运动的规范性承诺；接下来，我会找出媒体民主化运动潜在之社会和政治的障碍和基础，最后再提供一些行动策略的建议。

这篇文章不打算提供详细的策略，也不提供媒体民主化运动丰富的个案研究，在这个领域，我们迫切地需要更多的参与式研究和批判性论文；相反的，这篇文章试图作为进一步研究、辩论和行动的起点。这篇文章的完成，主要是根据我阅读几个主要的媒民主运动组织内部数据和相关出版的论文、以及我对数十个运动人士的访问而来（注1）。

当媒体民主化运动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议题，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背景（context）中，它将呈现出不同的型式。这篇文章所根据的背景是英语系的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传播民主的重要性

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提出财富和权力重分配的进步议题，势必会对媒体财团体系（corporate media system）产生挑战和冲突，为何会如此呢？

首先，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传播现象。在社会运动的每一阶段中(p62) ，包括运动的出现和动员、维系和正当化、最终的失败或成功──无论成功的定义是否为影响了国家政策、重构公共论述、以及／或者凝聚了新的社会和文化认同（注2），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它超越了面对面的互动，成为社会运动必要的元素。然而，公共传播遭到大型媒体组织的控制，他们的惯例（practice）和再现方式经常妨碍了进步的社会运动；或者使社运的焦点局限在单一议题和特殊的改革上，而非寻求整个社会的变迁，而变得「保守化」（conser-vatizing）。这种保守的力量与媒体的职场例行公事、职业意识形态、组织任务、制度连结有关。而保守力量所产生的新闻论述，经常是重视菁英和官方消息来源，强调事件重于过程，其诠释架构也强调攫取性的（acquistive）个人主义、私人控制财货生产、技术官僚专业主义（technocratic expertise）、国家安全状态的正当性，并且认为权威机构（authorized agency）有权力和能力管理冲突，及进行必要改革（注3）。更糟的是，商业的、依赖广告的媒体，置消费主义于其它社会价值之上；重视富有的少数消费者，忽视贫穷的多数人；并且逐渐地提供去政治性的信息娱乐，而非公共事务信息（注4）。自1980年代起，支配的媒体就不断地襄助灌输市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搭配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及解除管制的教义，使社会大众视市场自由主义为自然生成之事而予以接受（注5）。在扩张和巩固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动力中，电讯传播企业、财金及信息媒体部门在政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媒体机构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也在经济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堡垒。「随着财金市场的发展，传播和信息已成为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最生动的（dynamic）特色，全球商业媒体的发展亦成为全球市场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注6）自1980年代起，全球媒体系统的出现，逐步破坏了民族国家在提供民主、平等的公共领域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全球媒体系统的特征包括：跨国多媒体集团的茁壮；曾经独立的媒体部门之科技整合；各类媒体工业的全球市场发展；商业化的传布和强化；公共服务广播的式微；西方新闻学中公共服务精神的腐蚀 (p63) ；广告工业的成长与巩固；为了建立最好的全球传播网络所形成的商业需求，刺激而生的传播科技发展；企业的大幅合并（企业合资、合并），导致前所未见的全球性媒体所有权集中现象（注7）。这些改变不仅发生于财金市场整合、贸易自由化、无责任的超国家财金和管理组织之兴起、国家介入的合法性缩减的广泛背景里，而且也有助于这个背景的形成。草根运动人士眼中极具组织工具价值的因特网，不可能根本地转变政治权力的平衡状态。先不说近用计算机的种种不公平，网络本身已逐渐地商业化，并且被许多支配传统媒体的企业占领（注8）。

简而言之，无疑的，有人对此会持异议看法，即媒体有时可能会去推广（popu-larize）和刺激（galvanize）特定议题的政治反对运动，但整体而言，支配的跨国媒体却是促使进步的社会变迁运动之主要障碍，在已开发的北方国家，媒体的争议性甚至超过军方和国家权力（注9）。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挑战，也就是对支配媒体的挑战。我们能否营造一个自我维持的经济体系，而无需依赖媒体／广告复合体所滋养之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在美国，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多元政党公平竞争的场域，而不会遭致电视网的激烈反对，尤其这些电视网是昂贵政治广告的既得利益者？当媒体再现和职业惯例（practice）持续刻板化、边缘化或不成比例地再现（under-represent）女性和少数族裔时，我们能否达到种族和性别平等的目标？当设定议题的媒体与企业菁英和企业利益关系密切时，社会计划里的进步政策和工人的权益又有多少机会获得重视？

就如美国传播学者麦基思尼 (Robert W. McChesney) 所观察到的，「不管一个进步团体的首要重要议题是什么，它的次要议题应该是媒体和传播，因为只要媒体掌握在企业手中，社会变迁的目标不是不可能完成，就是变得极端困难。」（注10）由过去十五年的媒体实践主义之成长来看，迹象显示，大家开始有这样的认知。

概念的定义 (p64)

进步性（progressives）如何想象一个民主的媒体系统？我对一些重要的纲要式声明（programmatic statement）所做的回顾，发现它们虽然无法揭露详细的制度性改革，却提供相当持续、恒久的承诺（注11）；近用、参与、多元主义、代表性多元化和公平等种种价值，被它们用作媒体结构和内容应奉行的指导原则。再者
，许多媒体民主人士倡议比自由演说含意更广的「传播权」（right to communicate），其内涵包括告知、被告知、隐私、及参与公共传播等权利。如何把传播权制度化，他们提供许多不同的建言，包括遭媒体错误再现的团体，立法保障其拥有独立不依赖判决而得的「响应权」（right of reply）；确保整个媒体系统的结构多元，使参与式的民主媒体得以拥有生存的制度空间，以提供公民社会中多元团体直接近用媒体的机会（注12）。更重要的是，伴随「传播权」而来的是免于国家压迫的表达权（right of expression），其前提是必须确保公民有近用传播工具的机会。

简而言之，媒体民主化运动含括了改变媒体讯息、惯例、机构、脉络（包括国家传播政策）的种种努力，并以强化民主价值和主体性（subjectivity）以及社会决策过程的平等参与为运动方向。一名波兰理论家指出，民主公共传播的主要原则在于，社会的每个部门有能力把观念、符号、信息和文化要素导入社会的循环里
，以传达给社会的其它部门（注13）。这就是更平等地分配经济、社会、文化、符号和信息资本，这个进步计划里的核心要旨。

当然，在媒体民主化这个概念里，存有重要的暧眛和紧张。三位一体的启蒙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秩序，其所具有的解放承诺、限制与矛盾，充斥于民主的媒体理论里（注14）。在此，我无法适切地探讨这些承诺、限制与矛盾，我只能指出介于，例如，个人的和集体的传播权观念；以及，一方面是自由和普遍近用，另一方面是道德责任、平等、社群和团结，之间可能的冲突。有关检查、色情、和憎恨言论的争论，有时候会和左派对社会团结、平等的社会转变、及免于国家或企业力量控制之个人自由等的承诺，产生令人不安的连结。

然而，媒体民主宣言对于近用媒体扩大发声范围、建立平等的公共领域、推广永续民主之价值和惯例、补偿或反制社会系统里所发现的政治及经济不平等这些目标，展示了相当程度的整合作用。介于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两难，将可获得充分地解决，如果我们可以适当地假设，创造公平和参与式对话的传播程序，将可滋养民主的感知（sensibility），像容忍和公共性格（public-mindedness），增加我们对未来的民主决策过程和相互尊重之期待。如果这个假设是可以争论的，它是整个启蒙政治计划所共享的一个假设。事实上，贾库鲍维兹（Karol Jakubowicz）建议用「传播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这个字眼而非「民主传播」（democratic communication)，以强调民主本身是建立在平等传播的前提上（注15）。

传播民主运动的障碍

正如各种社会运动理论（如Smelser的功能主义、Melucci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新葛兰西霸权理论）传统所强调的，一个广泛共享的集体信仰系统，是社会变迁运动发生所需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而浮现中的传播民主典范，在转化成政治上有效的运动时，其它的社会和政治力是否产生了限制作用？

让我先谈谈任何类似运动都一定会面临到的可怕障碍。在引用历史教训所发表的少数个案研究中，也许最恰当的一个例子就是，麦基思尼分析美国早期一个失败的媒体改革运动：1930年代广播变成一种大众媒体时，支持公共广播并反对广播商业化所形成的联盟（注16），其成员主要包括──不满的非营利广播者（包括某些劳工和宗教团体、大专院校）；左翼知识分子；两大党的某些政客；市民团体；担心商业广播会检查异议观点的市民自由意志主义支持者（civillibertarian）；及某些报纸及其工会，两者是基于道义原则（principled）和自利的理由，反对广播电台增播广告 (p66)。在1930年中期，该联盟所主张的保留重要频谱空间，供公共利益和非商业广播者使用的目标，遭至彻底的失败；相反的，财团网络的支配性透过立法和管制规定（regulatory practice）而得以确立。

这些改革者为何会失败？麦基思尼找出几项短期的因素。首先，改革运动碰巧遇上经济大萧条（the pression）这个历史偶发事件，它紧缩了公共广播者的资源，并且剧烈地转变美国的政治优先事项。当然，经济大萧条让激进的反财团（anti-corporate）政治获得正当性，但直到1930年代末期，广播者的财团化已然确立。

经济大萧条是一项突如其来的外在压力，导致媒体改革运动失败的其它短期因素，原则上是这些改革者可以控制的—－他们的政治无能和缺乏协调整合；在某些案例中，他们流露出的菁英份子气息，也影响他们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注17）。

改革者所面对的其它障碍是更基本和长期的，主要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广电财团之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及结构的权力。麦基思尼指出，美国财团媒体（corporate media）已积极地和成功地建构如此的意识形态，即对一个民主和热爱自由的社会而言，目前的媒体结构是最合理的。更广泛地说，美国的政治文化自二十世纪初期以降，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对资本主义根本弱点的公开讨论，迫使媒体改革者自卫性地辩称，商业广播是一个市场失灵的特殊案例（注18）。这样的压迫感，也因为能长久发展的左派几近不存在，加上支配文化再制无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被强化。

在1930年代，媒体财团的结构权力就显现在他们对政客接近选民的控制，以及对公共辩论议题的控制上，其中包括媒体本身问题的辩论。今日，逐渐全球化的媒体集团（media conglomerate），他们使用的武器也包括丰沛的财力资源，达成交叉促销综效（cross-promotional synergy）的能力，品牌认同，营销实力，高进入门坎，规模经济；以及市场寡头垄断，将较小之竞争者弱化（特别是报导不受欢迎之政治议题的媒体）；透过对边缘议题的让步，他们也也有能力取代或吸收在政治上令人感到困扰的反对势力。 (p67) 其中一个案例是，1980至81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对报纸所有权集中化进行立法管制，报老板为了响应此威胁，（相当无耻的）加入省级的新闻评议会（provincial press council），以展现他们的新闻责任（注19）。另一个案例是，1970年代，美国电视网把少数族裔对他们节目流程的抗议，转化成可管理的回馈型式（注20）。

在加拿大，改革者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公共广播系统──加拿大广播协会 （CBC），而美国的改革者就这点而言是失败的。加拿大的政经和文化中有几项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上述差异。最显著的因素包括：内在保守主义（legitimacy of organic conservatism）之强大正当性、社会民主、公共精神、英国模式（如BBC）在加拿大之应用、文化民族主义的角色、及加拿大政府本身对维护国家传播基础结构的制度性利益（注21）。这些因素意谓了，加拿大的知识分子、政治或经济菁英比起美国更加的支持公共广播；它们也显示了，一方面，民主的目标──如参与式的小区媒体和弱势近用媒体，以及另一方面，菁英支持的目标──如文化提升和（以加拿大为中心的）国族建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注22）。

公共广播获得菁英和政治的支持，在今日已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不只是在加拿大，甚至在英国，公共广播都面临到严苛的挑战：由于频道数量的增多，导致阅听人的流失；政府的施压，迫使公共广播更加的商业化；政界和公共广播的领导人之间对公共广播定位的歧见日深；因为上述因素所导致的认同危机和混乱；视公共广播为左倾的右翼人士，对其正当性的攻击；以及来自更广泛的批评，视公共广播为过时和不恰当的（注23）。

相反的，接续自英国维多利亚社会改革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潮流──这股潮流与一世纪前专业和服务部门中产阶级之出现有关──已经大大地消退。尽管充满了各种矛盾，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引发了公共健康、教育和狱政等重要领域的改革；它也给予公共广播和新闻改革这项社会民主计划两者，在智识和政治上的信任（注24）。

(p68) 促使这些政治和文化变迁的广泛背景，是支配全世界的市场自由主义霸权，以及媒体全球化的多面向过程，其主要的特征已如前所述。全球媒体资本集意识形态和结构的权力于一身，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于，增加动员媒体民主化运动潜在支持者（constituency）的社会和政治不确定性。这些支持者多半是分散的、边缘的、以及难以动员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每日生活的负担，抑制了促进社会变迁的各种运动，特别是某些运动的目标，就像媒体民主运动一样，似乎与每日生活关心层面无甚关系，也不能见到立即的成果。对于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讯息的制作层面），我们并没有看到阅听人有强烈的欲求；我们也没有看到阅听人希望接触到更多、范围更广的观点（讯息的消费层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营销和文化压力（cultural pressure）导致的社会分化，许多消费者希望在每日的媒体消费中，听到的声音不要太多及看到东西不要太复杂，而非希望听到或看到更多（注25）；许多消费者也认同媒体财团所建构之品牌形象、产品、节目和社会名流（注26）。

然而，当前媒体民主化运动缺乏群众的涉入，我们不应为此感到过度沮丧。史有明载，革命动乱期间，民众的故事、行动和抗议透过公共传播而人尽皆知，因此人们对参与式传播的需求变得更频繁。崔伯（Michael Traber）就找出了三波的变迁。十八世纪在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相对于专制政府的个人民主权利。二十世纪初期在墨西哥和前苏联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二代的人权观念，即国家在原则而非实际上，须扮演积极促进公民福祉的角色，包括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明定民众有「信息权」（right to information），1918年的苏维埃宪法明定，国家须提供工人阶级近用传播工具。第三波传播权源起于战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这种「团结权」（solidarity right）强调，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于，把人类共同利益置于国家和个人利益之上（注27）。

然而，在承平期间，通常只有倡导团体、创意文化工作者、另类新闻工作者 (p69)、学者、以及其它因为专业或政治动机而想寻求媒体近用的人士，会提出扩大公共传播权的要求（注28）。事实上，在媒体民主化运动的支持者中，至少在美国，最能言善道且精力最充沛的通常来自于上述各团体。但在许多案例中，这些人是被忽视的，他们缺乏权力资源，以在策略上，介入统整生产和分配之大型公司所控制的媒体系统。与1930年代相较，部分团体已退出进步的政治活动；尤为显著的是，进步的学院知识分子对结构式的媒体改革运动，很少提供公众智识上的引导，特别是在美国。尽管有一些令人称赞的例外情况，美国新闻学院的专业／职业导向，加上文化研究学界一窝蜂地追逐文本解构和「主动的」阅听人，也促成了这股政治沉默（quiescence）。

在大型媒体财团里工作的创意工作者，如新闻工作者，比媒体外的人有更多潜在的影响力，但由于新闻工作者的被剥除技能（deskill）、工作被外包（outsource），以及在集中化和跨国化的媒体工业环境中，职场权力转向媒体拥有者，他们的影响力日益衰退（卡加立前锋报 (Calgary Herald) 最近的罢工失败，可以说是一项指标）。再者，媒体财团中的新闻工作者与媒体民主化运动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关系，他们的利益不同于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和另类媒体工作者，后者可能被视为前者在阅听人和薪资上的潜在对手。北美新闻界客观（objectivity）的职业意识形态虽有进步的外观，它也掩盖了新闻产制结合商业意图的事实，并且在新闻叙事中，再制了事实的霸权定义，妨碍新闻工作者挑战媒体财团的意识形态；新闻工作者的不愿抗争，因媒体日趋集中化，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日益加深，且职业选择机会愈来愈少，而更加地恶化（注29）。

正如社会运动理论「资源动源论」（RMT）所提醒的，即便某些团体会因传播民主化而直接受益，政治动员仍会耗费他们许多成本。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运动的获益者，正是「理性的」功利极大化行动者，他们为了达成目标，必须采取行动，但他们投入的诱因同样不足，因为运动耗费的成本远高于他们个人会获得的利益。尽管资源动员论隐含了古典自由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差，它也确实提出 (P70) 媒体改革运动面临到一个特别困扰的「搭便车」（free ride）问题（注30）。对消费者而言，可近用的和多元的媒体节目，像教育、训练或健保一样，是他们应得的「好处」（merit good），他们经常毫不费心地取得这项传播权，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长久的利益（注31）。

再者，由于无财货贩卖以作为收入，媒体民主运动团体在市场经济体系里总是缺乏经费。一般而言，这些团体依赖支持者的捐助、短期的合约、会费、政府或基金会补助，或者接受机构赞助，例如，数个工会承担（underwrite）「英国新闻暨广播自由运动」（CPBF）的运作经费。虽然CPBF维持了自身的民主自主性，但在其它国家，类似的赞助通常要结合特殊计划或制度议题。即便基金会补助──它是美国进步团体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有重大的限制，因为它增加了进步团体之间的竞争性，且这样的竞争往往也旷日费时，不像右翼团体可轻易获得经费；「自由派」的基金会依旧倾向于赞助特殊计划，而非长期的体制建构研究（注32）。

运动的社会基础

尽管这些障碍可怖，媒体民主化运动仍有深层和持续的社会基础；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美国和加拿大的数百个地区性和全国性计划或团体，涉入了一或多次以下各种面向的媒体实践主义，而每一次的实践经常与特定的行动者有关（注33）？

这些实践型式包括，建立免于政府和财团控制的自主或「另类」媒体，自主或「另类」媒体的组成分子和定义或许仍有问题，但它们增加了媒体系统的多元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弱势者发声机会，传达反霸权的讯息，它们比支配的商业媒体，提供更民主的组织和传播模式（注34）。其它主要的实践型式包括：在欧洲特别受重视的媒体教育运动；媒体分析和监督计划，例如，美国的「公平和准确报导」组织（FAIR）和「检查计划」组织（Project Censored），以及加拿大的「新闻监看」 （NewsWatch）；透过活动和公关策略，增强进步声音在现存媒体里曝光度（例如，媒体技巧训练、运用媒体策略，使自己具新闻价值，以取得媒体近用）；(p71) 散布讽刺性的「文化干扰」（cultural jamming），搅乱商业和媒体财团企图传达的意义；新闻工作者和其它媒体工作者以抗争的方式，挑战主流媒体里的意识形态霸权和市场逻辑；以公共利益为考虑，介入法律、管制及政治的领域，挑战国家媒体政策的过程和本质；对各种检查的反抗；最具企图心的就是，建立关切「文化环境」、「媒体和民主」、「新闻和广播自由」、「传播权」的全国性和世界性联盟。

此种实践主义精神从何处发生？我不想用化约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运动，因为这将忽视他们在凝聚新认同时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但我必须说，某些结构性条件确实有可能协助媒体民主的实践。莫斯柯（Vincent Mosco）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极佳的回顾提供了一些起点（注35）。当我们力图批判压迫的媒体结构时，有时候会不经意地（unwittingly）认为结构的不能改变，然而，政治经济学取向却提醒我们，抗争的潜在社会基础和动能。

传播民主可以说，是附属阶级（subaltern class）透过所属的媒体和文化，来组构（constitute）自己的一种产物（注36）。在西欧，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政党，两者诞生的结构条件是阶级分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他们已成为支持左派报纸和改革人士提出的国家媒体政策之重要社会基础。英国的CPBF就是一个例子。CPBF成立于1979年，事实上，它是一个结合了新闻工作者、学院知识分子、遭媒体敌视的公部门劳工、以及因科技进步面临失业的印刷工人工会，所形成的联盟。CPBF试图增加工人在媒体就业和报导上的影响力，并且试图影响英国总工会（Trade Union Congress）和久居在野的工党之传播政策立场，而且获得一定的成功。当布莱尔的新工党明显无意挑战媒体集团，CPBF很可能继续成为西欧最具进步意识的媒体改革倡议团体（注37）。CPBF亦鼓舞了一个对等的加拿大媒体改革团体（译注：即Canadian CPBF）的成立，这个团体为加拿大人议会（Council of Canadians）和数个媒体工会所发起，成立宗旨在于反对加拿大日报所有权的日趋集中化。

(p72) 整体而言，美国的工会对于形成媒体改革联盟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宁愿把心力放在传统的公关策略上。然而，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媒体工业的工人渐渐抛开过去的无意愿，转而参与这类的联盟，保护他们工作职场的利益（注38）。的确，尽管如此的看法仍有争议，但一些政治经济学者（特别是米格 (Bernard Miege)）认为，相较于其它工业部门，文化工业是工人抗争的最丰饶场域。米格指陈划分部门的趋势、内在的「创意危机」(creativity crisis)、以及文化工业中，不同技术与社会「逻辑」在运作上的紧张状态（注39）。媒体民主化运动的一项挑战与契机，是找出媒体内部工人抗争以及媒体外部对近用与多样性需求之间的共同基础。

某些民族主义包含了对于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的在地化（localized）抗争，民族主义者以文化及语言为重心的政治活动，直接关系到传播政策与传播结构的角力。反资本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支持1970年代与1980年代「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NWICO）运动的驱力，这个运动的里程碑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正式签署通过，由马克布莱德（Sean McBride）领导之委员会所撰写的《众声喧哗》（Many Voices, One World）报告（注40）。然而，这份报告对不同立场的包容、对传播权及南北信息平衡流通（balanced flow）的承诺──这是报告最重要的遗产，它直指了支配的西方媒体集团的结构改革，但批评者虽能理解，但还是认为这份报告是有模拟两可、矛盾，也有缺陷（注41）。这些理念遭媒体财团及其政治盟友挞伐，是意料中事。NWICO作为跨政府的一项运动，其失败主要是因为，里根与撒切尔政权的无情敌意；苏维埃集团内部的杂音；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以及第三世界政治菁英，从社会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观点的民族主义退却。这些菁英认为NWICO「支持协商全球媒体权力与民族、地区间的关系」，因而舍弃了NWICO（注42）。

然而，NWICO背后的驱力并未全然消失，相反的，由于它为第三世界揭示的「传播想象」这项诉求 (p73)，无疑地使它变成第三世界的一项「人民运动」，并深植于他们具历史意义的去殖民化、参与式发展、及民主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过程中（注43）。自1980年代起，非政府组织（NGOs）、社会运动、在地文化生产者、及一些传播政策专家与协会就高声呼吁，在全球化的传播中应有更多的平等和自主，且在一国之内也应有更多的参与式传播机构和更强的本土文化表现。

南半球所兴起的这类发展式传播需求，已成为「基督教传播世界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WACC）的主要关怀焦点，该协会明确地提倡媒体民主化与传播权利。WACC的总部设于伦敦，经费主要来自于北半球的发展机构和新教教会，它赞助南半球的训练方案以及超过100个传播计划，让许多边缘化团体对现存社会不公平的批判有发声管道（注44）。

即便在北大西洋地区，某些国家像法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有助于抑制全球贸易自由化。而自由化的黑暗尽头，或许会有一丝阳光。就如一名爱尔兰重要传播研究者所言：当国家解除对媒体的管制（deregulate）并予以商业化时，公共服务的道德规范（除了美国，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依然强势）可以用来影响国家，使其将经费用于民主的另类及小区媒体。国家需要正当性，加上民众广泛地认知到，媒体对「社会形象与认同感」的塑造具重要性，都会促使这种机会发生（注45）。

保护少数语言，亦是媒体近用、多元化的需求兴起的来源。经济与媒体全球化造成文化同质化，少数主流语言牺牲他种语言的生存机会而进行扩展，在下个世纪，全世界的语言中有90％可能会灭绝（注46）。语言对文化认同和个人认同极为重要，控制语言是对人类生活各层面行使权力的主要手段。数百万人在国家支持的教育或公共传播体系中，丧失使用所属语言的权利（如果使用自己的母语，甚至可能遭法律惩罚）（注47），部分国家更强迫实施语言同化政策，特别是第三世界独裁政权。寄宿学校（residential school）的阴影依然盘据在加拿大原住民的鲜活回忆里 (p74)，支配的媒体也依然错误地再现他们，使他们更加的弱势和边缘化（注48）。1998年，加州举行了一项公投，意图否决说西班牙语儿童的双语教育，这项公投被「人民传播宪章」（People’s Communication Charter, PCC）──它是由非政府组织所发起，并于国际间广为流传──的支持者，选定为五大国际案例之一，1999年，他们在海牙举办了第一场关于语言与人权的公听会。

这类发展式与文化的需求之要旨在于，民众可经由公共传播近用媒体与表达意见。这个立场又可以延伸为：媒体民主化是防卫公、私领域中之非商品化价值所不可或缺的（如友谊与公民权）。而对扭曲、不当传播的批判又衍生出一些问题，像是如何建立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的程序状态？如何复兴公共领域？这些都是现实世界去殖民化计划的一部份（注49）。

这些冲突支撑了诸如对公共教育的商业化、公共广播的腐糜、公共信息的商品化，或者暴力电视节目入侵家庭生活等的具体抗争。认知商业电视对于儿童社会化的侵蚀、冲击，已使家长与教育人士重视起媒体实践主义（media activism）。图书馆员也加入联盟，以保护公众近用信息的权利。

力量更强大的是宗教的承诺（religious commitment），它可以作为社会进步改革的潜在催化剂，也能激励媒体实践主义，却常为当代左派人士所忽视。一项分析指出，如果宗教社群想在当代私领域与以媒体为中介（mass-mediated）的公领域两个极端之间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以经由公共传播来呈现自己，并且挑战商业与政治言论的支配力量（注50）。宗教的涉入是否能构成媒体民主化？家父式、单义且排他的宗教基本教义派，就助长了审查风潮，并且将同性恋妖魔化。但WACC和其它进步宗教组织的普世、包容、对话观点，肯定人性尊严、爱与团结的价值，也激起了对商业化媒体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自恋式个人主义偏见的批判与反抗（注51）。

1960年代起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其所揭示的传播需求与实践，是挑战媒体财团的另一个重要起点。1960年代的反越战抗争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促成反对媒体形式的高涨 (p75) ，尤其是「地下」（underground）或另类城市报（注52）
。当然，这些反对媒体在青年反文化被整并入中产阶级主流文化后，多半被商业化或者消失了（注53）。然而，根据当中一位资深编辑指出，为了响应主流媒体的政治怯懦，以及战后婴儿潮出现所形成的进步文化消费市场，另类报纸在里根与布什执政的1980年代曾有另一段荣景（注54）。

相较于青年反文化，其它运动有更持久的力量。最显著的就是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最初是黑人，接着是拉丁美洲人、原住民与其它少数族裔，一般而言，他们所争取的不是媒体或者社会体系的革命式变迁，而是媒体给予他们更公平、更多的再现（这类团体中最好战者，不是在政治上使自己处于边缘地位，就是遭政府打压，如黑豹党 (Black Panthers) ）。然而，改革主义式的公民权运动亦唤起对主流媒体变革的需求──反对媒体内容对少数族裔的排斥或刻板化，要求媒体从业人员与所有权的多元化。

自1970年代起，性别平等运动也致力于类似的媒体实践主义（注54）。「男女同性恋反污名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 GLAAD）的诉求便是，要求美国主要的新闻与娱乐媒体，能更正确且更包容地再现同性恋者，这项诉求获致不错的成效（55）。但值得争议的是，因男同性恋对广告主具有市场价值，因此影响后来媒体对于男同性恋者的再现，但是其它少数族裔，像是非裔美国人，就没有获得相同的待遇。

同样的，女性主义也释放了媒体变革的能量。在国家层次而言，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工作着重在媒体再现女性的监督与主张，加拿大的「媒体监看」（
Mediawatch）就是一个例子。以国际的层次而言，女权会议（如1994年在曼谷召开，WACC赞助的「女性传播培力会议」(Women Empowering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及1995年联合国于北京所举办的「世界女性会议」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不再受到反对NWICO的压抑，渐渐将媒体权力的问题置入议程中。女性对「女性在广告中被商品化、女性在暴力媒体内容中总是受害者、以及媒体色情贬抑女性」等问题特别感到忧心（注56） (p76)。女性主义者指出，传播权利的定义在被认定具有普遍性之前，必须将女性的观点纳入（注57）。此外，许多女性主义者宣称，她们的努力不单是为女性权力、或对抗性别歧视与父权主义，而是为了公义、生态永续和以人为中心（而非资本宰制的）的世界秩序（注58）。由于性别的社会建构，女性因此较男性更据有利位置，以了解对赋权及包容性传播模式的需求（注59）。

当然，在媒体分析和行动实践时，并没有单一的女性主义取向，我们必运用整个女性主义的视野。马特拉（Michele Mattelart）便对运作于单一认同逻辑，试图在由专业主义和客观性等父权符码主导的既存媒体结构中，寻求平等参与的自由女性主义；以及更激进的质疑媒体结构和符码，在建构性别差异与殖民女性主体性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其它女性主义流派，加以区分（注60）。

在1970与1980年代，其它的批判社会运动也出现在北美洲，特别是生态永续、和平解除核武运动、及反对美国介入中美洲或其它国家的运动。例如，在1986年，由和平运动团体及其盟友所发起的反对美国广播公司影集「美国」（Amerika
）──片中描绘联合国支持苏联占领美国──的运动，就是由社运团体所促发的媒体导向实践主义的一个例子，这个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就是美国境内出现第一个进步的媒体监督组织──「公平和准确报导」（FAIR）（注61）。

然而，整体而言，和平与和环境运动试图运用媒体来宣扬他们主要的政治目标，他们花费在促使媒体本身民主化的心力，却比较少，比不上性别与族裔平等运动。为何如此？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从1980到1990年代，环境运动有能力透过既存媒体表达他们关心的议题，并以此无满足。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能准确地透过发起媒体事件，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世界环保运动团体的龙头。绿色和平组织的领导人，显然视媒体，特别是电视，是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工具，然而，对熟悉电视科技运作逻辑的人而言，它是可操弄的工具（注62）(p77)。环境与和平运动未能挑战媒体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关切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因此会在既存媒体中找到空间，以动员公众舆论。相反的，性别与族裔平等运动就比较关心文化地位和认知的问题；对后者而言，媒体是他们所试图改变的版图之一。

作为社会运动媒体实践主义的温室，我们应特别注意魁北克的案例。魁北克「对北美大熔炉的文化抗争」、1960年代其快速的政治与社会现代化（包括激增的工作阶级好战性）、以及1970年代联邦主义与独立的两股政治意见之极化现象，造就了媒体的政治与社会使用的独特案例，并且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媒体实践主义（注63）。总的来说，雷鲍伊（Marc Raboy）便指出，这些元素造就了「（魁北克）特殊的媒体文化…其中，媒体被视为是社会抗争的一般领域」，这种态度毫无疑问地比其它北美地区更为普遍；相较于魁北克，北美其它地区的民族与阶级分裂并未重迭在一起，且公共媒体也未像魁北克那般被用来凝聚与保护集体认同。

然而，晚近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在涵盖范围上更加国际化，而非区域化或国家化。对企业主导的贸易自由化之抗拒力量逐步增加，相对的，对民主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渐起，因而催生了新一代的媒体理解运动份子。这项运动对传播的需求产生了新形式的另类国际传播，特别是透过因特网和相关的新科技。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年度会议会场外抗议的「独立新闻中心」（Independent News Centre），成功地影响了财团新闻媒体的运作或与之迂回周旋，这种模式在其它地方被再次复制（注64）。在此同时，主要财团媒体对进步的反WTO运动之持续的冷漠或敌意，增加了运动份子认为必须对媒体进行结构式改革，以及必须将传播权赋诸于浮现中的全球人权议题之上的意识。

另外有一些指针，显示传播民主化这个议题有新的入口，可增加其可见度 (p77)
。例如，媒体商业主义与信息娱乐化，公众对新闻的犬儒主义态度，在民调数据中呈现大幅成长，特别是在美国（注65）。媒体间的兼并、任意裁员和管理部门侵害编辑部门的专业自主，促使过去沉默的新闻工作者更有意愿参与工会和形成联盟（注66）。在美国与加拿大，工会运动份子、环保运动者与中间倾左的政党与运动，愈加警觉到报业的右倾趋势，社会福利、工人采访路线的消失，媒体的集中化，以及商业导向的信息娱乐取代了独立公益的新闻保导，这些都意谓了传统媒体关系手段都告失灵，进步人士要抢占媒体空间愈加困难。他们被迫思考替代策略和形成联盟，以争取公共发声的机会（注67）。最后，加拿大政府拥抱贸易自由化与持续撤除对诸如杂志等脆弱文化事业的保护，伤害了加拿大的文化主权，而这是加拿大国族主义者关切的议题。

结论：如何打造媒体民主化运动？

我已指出，既使这些障碍可怖，但我们仍急切需求一个合理且一致的典范、重要的社会基础、以及多重形式的实践主义，以促成一个激进的媒体民主化计划。但问题仍在：这些因素是否能更结合成一个有效的新社会运动？而这个问题又钩出其它问题：媒体民主化可以只是现有运动在政治与传播实践上的副产品？或者媒体民主化需要一个全新的运动？如果是的话，哪些策略、核心计划、与集体认同是这样的运动所应动员的？它该是个左派的运动吗？或是一个更广泛的结盟？左派应将传播民主化作为它最重要的议题，以找寻进步社会变迁的新支持者，或者这样的举措将使左派更加边缘化？传播民主联结和依赖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变迁至什么样的程度？篇幅并不容许我们适度地讨论这些问题。此外，不但我不能够，其它我访问过的资深媒体学者与运动者，也不能够提供更具先见之明的、更具洞识的答案。我只能在本文总结部分回答一些问题。

(p79) 媒体民主化需靠运动吗？怀特（Robert White）指出，新社会运动不仅是民主传播的主要来源，更是此一理想的模范。事实上，他将这两者等同有两个原因。首先，运动需在国内实践水平式的、参与式的传播，以吸引忠实的成员，并挑战霸权对真实的定义，强化运动的文化资本，并将运动的符号投射至公共场域中。其次，传播民主不仅涉及了结构式的媒体改革，它也涉及了规范的改变，以及将参与式对话的传播扩散到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关系中。运动因此是这类文化转变的起源（注68）。

这种观点将反对社会运动予以浪漫化，不无争议之处。更重要的是，它把透过媒体而来的民主化（一些团体透过媒体的使用，以寻求其它社会领域进步的变迁），以及媒体过程的民主化予以等同了，而两却是不同的（注69）。当然，这两个过程是重迭的。在参与公共传播以达成主要目标时，进步运动确实增加了媒体的多元性；而结构式的媒体改革也为批判的运动创造出更多的公共空间。

然而，除非有一个特别针对这个目标的群众运动，否则后者是不可能达成的。唯有持续的压力，才有可能说服政府挑战媒体集团的权力，并承受来自他们的巨大压力。具社会进步意识的政府，因媒体资本家的敌意，而从媒体改革中退却的例子很多，从1974年的委内瑞拉、1977-1980的墨西哥、到1990年代的英国新工党政府。其中一个案例（1970年代的秘鲁）是，一个进步的民族主义军政府征收大型媒体的版面和频道，并将它转为农民与劳工组织所使用，却发现后者对管理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同时也毫无兴趣（注70）。

现存的不同社会运动的传播实践，不可能独力地将媒体改革变成政治议题。工业结构与国家政策机构创造了科技中介的公共传播，并以此作为经济与政治活动的独特场领域。对等的（coordinated）群众运动与一个集体计划──媒体民主化，必须挑战此领域中的财团力量。这样的计划可能由与媒体议题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团体（如独立记者、传播研究者等）带头推动 (p80) ，但它也得汲取其它社会运动的能量和挫折，特别是这些社运仅准备提供它一小部分资源时。显然，左派整体而言与这个运动的成功与否攸戚相关，而如果它能够吸引一些抨击媒体财团，但尚未认同左派的团体（如家长、图书馆员、教会等），它将产生巨大的文化与政治回响。

在没有牺牲媒体改革进步层面的情况下，这样的联盟是否可行？我们目前尚未有答案，但1996年于圣路易市举办的「文化环境运动」（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CEM）成立大会，显示出相当乐观的迹象。CEM是由资深传播学者葛本纳（George Gerbner）创办，并获150个组织背书，它结合了学术研究者、教育人士、政治决策者、文化工作者和生产者，以及宗教、环保、公共健康与儿童人权团体的力量。CEM也为「人民传播宪章」（PCC）与「观众独立宣言」（Viewer’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背书，后者要求大力改革媒体集团所支配的暴力和同质的文化环境，以及改善其「啥都没说，却老在兜售」（nothing to tell but something to sell）的媒体内容。在CEM能实现其成为一个真正大众运动的承诺之前，其仍需吸引组织化的劳工团体，并视此种组织化需求为长期稳定的资金和人事、代理人结构、及负责的集体决策过程之来源。CEM宽阔的视野和结盟对象，说明它是一个政在发展中的运动。

对这样的运动而言，其策略的优先级应该为何？一项1998年针对美国媒体运动份子所做的调查，结果呈现意见分歧的现象，例如：建立自主的媒体，或是影响、改革支配媒体；与媒体专业人员及政策菁英结盟的「自己人」（insider）策略，或是动员边缘团体攻击媒体堡垒的「局外人」（outsider）策略；补强运动内涵的内部聚焦（inward-focused）策略，或是广为宣传运动讯息的外部策略（注71）。

媒体运动份子经常藐视与其不一致的改革策略。当然，媒体运动份子得常在不同型式的媒体实践主义中做选择，这不止与如何有效配置稀有资源有关，也与运动支持者的选择有关，因为他们无法同时被相似的语言和策略所吸引。例如：(p81) 创立于1970年代的「旧金山媒体联盟」（San Francisco’s Media Alliance），是一个以会员为基础的联盟，致力于当地新闻业的内部改革与振兴，但它可能因为组织了针对当地特定新闻媒体的抗议活动，因而得得罪了潜在的媒体支持者。

在此同时，媒体民主化计划过于庞大，以致于无法以单一策略完成，因此，存在着不同策略取向共同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有人直接聚焦于既存权力结构，有人致力于设立取代前者的另类媒体，两者可拓展彼此社会移动空间…。反对运动的存在能迫使支配的权力结构向对立观点妥协，而与主流媒体斗争（engage with）的运动份子则能全力推动一些实践与政策，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资源让反主流文化成长、茁壮。」（注72）

访谈不同的运动份子，使我们获得一些帮助运动成功的指导原则，它涉及了谨慎的筹组联盟，该联盟必须大到具政治效果，但又不能大到可容纳一些会瘫痪行动力的内部分裂。它需要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所有进步的媒体实践主义完全符合这一套原则。一个运动须有共同且醒目焦点，如传播权的争取，但它也应允许各个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运动，而不会牺牲其自主权。「
平权修正法案」（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鼓舞了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它就是上述运动的先例（注73）。

理想上，传播民主化运动需把具有深沉关怀的支持者连结起来，寻找政治与经济菁英的支持（或者至少利用他们之间的分裂），并且尽可能串连地方、国家与国际行动，以及寻求基层群众与上层阶级（菁英、决策者）的支持。这类运动必须使用现有资源以减少动员成本，并以心理与物质刺激动员个体参与，同时建立能够快速响应各种议题的网络。可能的话，运动不应只是反应式的，而必须引起议题设定（agenda-setting）或跳板（springboard）效果，例如：参与新科技的制度设计与执行，如数字电视。媒体民主运动需从其多元性里汲取力量，而非潜在的分裂 (p82) 。它应根据运动初步成功所积累的动能（momentum），找出短期、可达成的目标，并且发展由个体自发扩延至全球组织的「策略能力」（strategic capacity）（注74）。

这些结盟与运动的诉求和议题包括：将传播权利纳入浮现中的国际人权议题；筹组联盟捍卫媒体工作者的权利，以及／或者挑战媒体集中化；振兴公共广播（最近在美国成立的「公民争取独立公共广播」（Citizens for Independence Public Broadcasting）组织，就加入「加拿大广播之友」（Friend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的阵营，各自成为该国主要的媒体改革团体）。因此，进步运动的第一步，是将传播民主化置于其它议题之上，以作为其政治推进（political advance）的先决条件。
注释

1. 我已在另一篇文章「媒体民主化是否为一种社会运动？」（Robert Hackett & Megan Adam，Is Media Democratization a Social Movement？刊载于Peace Review 11/1 (1999)，pp125-131）中，达谢接受我访问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受益于下列学者的洞识：James Curran、Granville Williams、Tom O’Malley、Bob Franklin
、Barry White、Christine Jardine、Paul Holleran（他关注「新闻暨广播自由运动」
的发展，1999年7月访问）、Philip Lee、Pradip Thmoas（「基督传播世界协会」成员，1999年7月访问）、David Robinson（Canadian CPBF成员，1999年6月和2000年1月访问）、Robert McChesney、Rose Dyson、Ellen Balks、Vincent Mosco
、Catherine McKercher、John Downing、Bernademe Barker-Plummer、Dorothy Kidd
、Rosalind Bresnahan、Henry Kroll（「民主传播暨文化环境运动联盟」成员，1999年10月访问）、Danny Schechter（2000年4月访问）、Greg Ruggiero（2000年4月访问）、George Gerbner（CEM会长，2000年4月访问）、Janine Jackson、Steve Rendall、Jim Naureckas、Peter Hart（「公平和准确报导」，2000年4月访问）。尽管学院的信任伦理使我不能直接参考，但我分析的依据也来自于我所参与的媒体民主组织，如CPBF、温哥华宪章、以及CEM一年的委员经验。

2.社会运动理论不同的传统，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定义社会运动，并解释它的出现
，评估它的重要性和成功与否。若要回顾这些理论，可参考William K. Carroll所著之「社会运动和反霸权：加拿大的背景和社会理论」一文（Social Movements and Counter-hegemony : Canadian Contexts and Social Theories，in W. Carroll (ed.)，Organizing Dissent :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Toronto Garamond,1997)，pp. 3-38）。在运动和媒体上，可参考Robert A. Hackett所著之「新闻与异议：加拿大的新闻媒体与和解政治」一书第二章（News and Dissent : 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Peace in Canada  (Norwood，NJ:Ablex,1991)，Chap.2）；以及R.B. Kielbowicz 和C. Scherer合着的「动态社会运动中新闻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一文（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ilct and Change 9 (1986)，pp.71-96）。

3. 见Todd Gitlin所著之「全世界正在观看：大众媒体对新左派的构成和解构」一书第258和271页（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pp.258,271）。另外，有关权势（influences）对媒体内容的影响，可参考Pamela J. Shoemaker 和Stephen D. Reese合着的「中介讯息：权势理论对大众媒体内容的影响」一书（Mediating the Message :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2nd edition (White Plains, NY:Longman,1996)）。

4.见James Curran所著之「再探大众媒体与民主」一文第81至119页（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London : Arnold, 1996) , pp.81-119 ）; 及Robert A. Hackett和Yuezhi 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65至71页（Sustaining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 Garamond,
1998), pp. 65-71）

5.见Hackett and 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第六章

6. 见Edward S. Herman和Robert W. McChesney 合着之「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一书第38页（The Global Media : The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Cassell,1997), pp.38）

7.同上，第一章

8.见Robert W. McChesney 所著之「富了媒体，穷了民主：怀疑年代里的传播政治学」第三章（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 Chap.3）；以及Donald Gutstein所著之「电子诈欺：网络如何伤害民主一书」（e.con : How the Internet Undermines Democracy , (Toronto : Stoddart, 1999)）。

9.见Hackett 所著之「新闻与异议：加拿大的新闻媒体与和解政治」一书

10. 见Robert W. McChesney 所著之「财团媒体及其对民主之威胁」一书第71页（Corporate Media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 (New York : Seven Stories Press) , 1997, p.71）

11. 这里的摘要取自Hackett和Zhao所著之「维持民主？ 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226至227页。我所使用的相关文件包括：「人民传播宪章」、「观众独立宣言」（in Kate Duncan, (ed.) Liberating Alternatives : The Founding Convention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 (Cresskill, NJ : Hampton Press,1999, pp.175-183)）、「信息权利法案」（Information Bill of Rights,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San Francisco :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Journalism, 1996)）、「新闻和广播自由运动，21世纪的媒体：形塑民主观点」（Campaign for Press & Broadcasting Freedom, 21st Century Media : Shaping the Democratic Vision, (London : CPBF , 1996)）

12.有关此种制度模式，可见Curran所著之「再探大众媒体与民主」一文

13.见Karol Jakubowicz所著之「陷入深沟：为何1960年代的传播民主化取径不再有效」一文（Stuck in Groove : Why the 1960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Democratization Will No Longer Do, in Slavko Splichal and Janet Wasko, (eds.),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Norwood, NJ : Ablex, 1993), p.41）

14. 见Denis McQuail所著之「大众媒体里的公共利益：关于媒体表现的规范网络」一文（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Towards a Framework of Norms for Media Performance，in Curran and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 pp.66-80）。若想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可见McQuail的「媒体表现：大众传播和公共利益」一书（Media Performance :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 Sage, 1992)）

15.见Jakubowicz的「陷入深沟：为何1960年代的传播民主化取径不再有效」一文

16. 见Robert W. McChesney 所著之「电讯传播、大众媒体与民主」一书，特别是第252至270页（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 Democrac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pp.252-270）

17.同上，第261至262页

18.同上，第264页

19.见Hackett和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91至92页

20.见Kathryn C. Montgomery所著之「目标：黄金时段：倡导团体与对娱乐电视的抗争」一书（Target : Prime Tim : Advocacy Groups and the Struggle over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见Gad Horowitz所著之「加拿大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种诠释」一文（Conservatism ,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in Canada : An Interpretation , Canad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32/2 (May 1996)）；以及Frank W. Peers所著之「1920至1951的加拿大广播政治学」一书，特别是第44至48页（The Politics of Canada Broadcasting1920-195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 esp. pp.44-48）

22.以参与式媒体民主化观点，来批判加拿大的公共广播政策，可参考Marc Raboy所著之「错失的机会：加拿大广播政策的故事」一书（Missed Opportunities : The Stories of Canada’s Broadcasting Policy , (Montreal and Kingston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1990)）

23.见Karol Jakubowicz所著之「信息社会的公共服务广播」一文（Public Services Broadcasting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edia Development 46/2 (1999): pp. 45-49）
；以及William Hoynes所著之「民主、私有化与公共电视」一文（Democracy,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 Television, Peace Review 11/1 (1999), pp.33-39）

24.我非常感谢James Curran提醒我这一点

25.有关利基营销、专业媒体和社会分化之间的连结，可参考Joseph Turow所著之「分解美国：广告主和新媒体世界」一书（Breaking Up America : Advertisers and the New Media World,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右翼的美国媒体评论员Rush Limbaugh受人喜欢的一点是，他一再地承诺要为与他有着同样志趣的听众简化和摘要新闻。在我1994年所参与的一场内部工作坊，一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制作人说，1998年以「自由贸易」为选举主轴的大选中，观众最频繁的要求，不是要媒体提供更详尽和多样的信息，而是有关自由贸易是否对加拿大有益这种决定性的评论。

26.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告诉我，她对迪斯尼电影意识形态的批判式解读，令她的许多看迪斯尼产品长大的学生感到不安，并视这种解读是对他们主体性的攻击。

27.见Michael Traber所著之「社会革命中传播需求和权利的变迁」一文（Changes of Communication Needs and Rights in Social Revolutions，in Splichal and Wasco, (eds.),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 pp.19-31）

28.见Jakubowicz所著之「陷入深沟：为何1960年代的传播民主化取径不再有效」一文第38和42页

29.见Hackett和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以及McChesney 所著之「电讯传播、大众媒体与民主」一书第266至267页

30.见Carroll所著之「社会运动和反霸权：加拿大的背景和社会理论」一文第8至16页，对资源动源理论所做的评论

31.见Jakubowiczs所著之「信息社会的公共服务广播」一文第47页

32.部分不愿具名的受访者特别提及了这类经费赞助模式。

33.若要回顾媒体民主化运动团体和计划，以及运动份子所运运的资源，可见
Don Hazen和Julie Winokur合编之「我们就是媒体：为媒体民主奋斗的公民指南
」（We the Media : A Citizen’s Guide to Fighting for Media Democracy, (NewYork : The New Press, 1997)）；以及Peter Philips和「检查曝光」组织合着之「检查1999年：不是新闻的新闻」一书，特别是附录部分（Censored 1999 : The News that Didn’t Make the News, (New York : Seven Stories ,1999), esp. Appendix）。以下的分类主要是根据：Marc Raboy所著之「传播、政治和社会：魁北克之群众媒体案例」一文（Communicat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 The Case of Popular Media in Quebec, in Janet Wasco and Vincent Mosco, (eds.),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Toronto : Garamond ,1992), pp. 175-176）；及Hackett和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206至213页；及Kalle Lasn 所著之「文化干扰：美国的粗野」一书（Cultural Jam : The Uncooling of America, (
New York : William Morrow,1999)）；及Laura Stein所著之「媒体和民主行动：引介」一文（Media and Democratic Action : Introduction, Peace Review 11/1 (March 1999), pp.5-8）。

34.由于版面限制，无法对这些特殊团体做更多描述。若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另类媒体，可见Hackett和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206至213页；及Greg Ruggiero所著之「小电台与民主： 给人民的 (低功率) 电波」（Microradio & Democracy : (Low) Power to the People, (New York : Seven Stories,1999)）

35.见Vincent Mosco所著之「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 Sage,1996)）

36.见Armand Mattlart所著之「引介：群众传播实践之阶级和团体分析」一文，转引自Mosco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30页。（Introduction : For A Class and Group Analysi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A. Mattlart and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2 :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3); cited in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p.230）

37.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此多介绍CPBF。有关CPBF的背景，我受惠于注释1的受访者甚多，Pablo Bose和Adam Schachhuber所准备的20年「自由新闻」（Free Press）目录亦惠我良多。

38. 见Sara U. Douglas所著之「工人的新声：工会和大众媒体」一书（Labor’s New Voices : Unions and the Mass Media, (Norwood :, NJ :Ablex, 1986)）；及Don Hazen 的「工人的模糊远景」一文（Blurry Vision of Workers, in Hazen and Winokur, (eds.), We the Media, pp. 115-116）

39.见Bernard Miege所著之「文化生产资本化」一书，转引自Mosco之「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9);cited in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p.160）

40.见Sean MacBride等合编之「许多声音，一个世界：朝向一个新而公平且更有效率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一书（Many Voices, One World :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London : Kogan Page／New York : Unipub／Paris: Unesco, 1980)）

41.见Carlos A. Valle所著之「传播：国际争论和以小区为基础的开端」（Communication : International Debate and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in Lee, (ed.), Democratization, p.202）

42.见Mosco所著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08至209页

43.见Robert A. White所著之「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运动，已变成一项人民运动」（NWICO has become a people’s movement , Media Development 35/1 (1988), pp.20-25）

44.见「基督教传播世界协会」（WACC）的「传播宣言」（Statements on Communication , (London : WACC, 1997), pp.2-3）；及WAC的1998年年度报告。这段叙述我也受惠于Philips Lee（1999年7月16日）和Pradip Thomas（1999年7月26日）的访问。

45.见Sean O Siochru所著之「民主媒体的策略与机会」一文（Strateg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c Media，Media Development 43/3 (1996), p.7）

46.见「关于语言和人权的第一场公听会」一文（First Public Hearing on Languages and Human Rights，Media Development 46/4(1999), pp.8-13）

47.同上

48.见Bernie Harder所著之「加拿大媒体再现原住民文化之局限」一文（Limitations of the Media in Representing Aboriginal Cultures in Canada，Media Development 42/3 (1995), pp.21-23）

49.见Mosco所著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161至172页

50.见Steward M. Hoover所著之「大众媒体与宗教多元主义」一文（Mass Media and Religious Pluralism，in Lee, (ed.), Democratization, pp. 185-198）

51.见Carlos A. Valle所著之「小区和尊严：从马尼拉至墨西哥」一文（Community and Dignity : From Manila to Mexico，Media Development  43/1 (1996), pp.3-5）；及Joan Brown Cambell所著之「文化主流中一致性里的多元化」（Diversity Within Unity in Cultural Mainstream，in Duncan, (ed.) Liberating Alternatives, pp. 29-36）

52.见John Downing所著之「激进媒体：另类传播的政治体验」一书（Radical Media :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Boston : South End Press, 1984)）；及David Armstrong所著之「一支战斗的号角：美国的另类媒体」一书（A Trumpet to Arms : Alternative Media in America，(Boston : South End Press),1981）

53.见Jay Walljasper所著之「我们仍需另类媒体？」（Do We Still Need Alternative Media？  in Don Hazen and Larry Smith, (eds.) , Media & Democracy , (San Francisco :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Journalism , 1996), p. 143）；及Hackett and 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第208页

54.见Kathryn C. Montgomery所著之「目标：黄金时段：倡导团体与对娱乐电视的抗争」一书；及Mosco所著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第237至238页

55. 见「男女同性恋反污名联盟」（GLAAD）之「出柜并且成为头条新闻」一文（Out of Closet and into the Headlines，in Hazen and Winokur , (eds.), We the Media , pp.127-128）

56.见Margaret Gallagher所著之「传播和人类尊严：女性权利的观点」一文（Communication and Human Dignity : A Women’s Rights Perspective，Media Development 42/3 (1995), pp. 6-9）

57.同上

58.见「女性要求媒体的民主化」一文（Women Call for 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Media Development 41/2 (1994), p.2）

59. 见Kamla Bhasin 所著之「女性传播赋权：从曼谷到北京」一文（Women Empowering Communication : From Bangkok to Beijing，Media Development , 43/1 (1996), pp. 13-17）

60.见Michele Mattelart 所著之「女性、媒体与权力：危机时刻」一文（Women , Media and Power : A Time of Crisis，Media Development ,41/2(1994), pp. 8-11）

61.见Robert Hackett所著之「反『美国』之运动：阅听人的反抗政治学」报告（The Campaign against Amerika : The Politics of Audience Resistance, paper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New Orleans, 1988）

62.见Stephen Dale所著之「麦克鲁汉的儿童：绿色和平讯息和媒体」一书（McLuhan’s Children : The Greenpeace Message and the Media，(Toronto : Between the Lines, 1996), pp. 197-198）

63.见Marc Raboy所著之「传播、政治和社会：魁北克之群众媒体案例」一文（Communicat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 The Case of Popular Media in Quebec, in Janet Wasco and Vincent Mosco, (eds.),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pp. 175-176）。若要更进一步分析，可参考Raboy所著之「运动和讯息：魁北克的媒体和激进政治」一书（Movements and Messages : Media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Quebec，(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1984)）

64.见Dorothy Kidd在「加拿大新闻暨广播自由运动」（CPBF in Canada）网站「解放媒体」栏（Free the Media）所著之「印地安媒体中心」（Indymedia Centre）一文

65.见Danny Schechter所著之「看的愈多，知的愈少」一书（The More You Watch, The Less You Know，(New York :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66.见Hazen 的「工人的模糊远景」一文第116页

67.见Dale所著之「麦克鲁汉的儿童：绿色和平讯息和媒体」一书第197至198页。若想了解加拿大新闻界最近的趋势，可参考David Taras所著之「加拿大媒体的权力与背叛」一书（Power and Betrayal in the Canada Media，(Peterborough : Broadview Press,1999)）

68.见Robert A. White所著之「传播民主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Democr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Process，in Lee, Democratization, pp. 92-113））

69.Janet Wasco在「引介：跟斯巴达人讲吧」 （Introduction : Go Tell It to the Spartans，in Wasco and Mosco, (eds.)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p.7）一文中，将两者做了区别。

70.见White所著之「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运动，已变成一项人民运动」一文第23页；及Hackett和Zhao合着之「维持民主？新闻和客观的政治学」一书第179页

71.见Hackett和Adam合着之「媒体民主化是否为一种社会运动？」一文

72.见Stein所著之「媒体和民主行动：引介」一文第6页
73. 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将「平权修正法案」视作一个范例。
74.见Sean O Siochru所著之「民主媒体的策略与机会」一文第5至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