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族”坐证“先富论”破产

成绳之拧：“先富族”坐证“先富论”破产

作者 苏   杜

2007-12-15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员要做致富带头人。” 这些，可以说是30年来妇孺皆知的重要理论。然而，“先富一族”却以自己的行为坐证了这一理论的破产。

        眼下理论家特别喜好“理性”，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还是来看实践。

        《华商晨报》报道：11月24日，辽宁一富商结婚，动用38辆悍马迎亲，遮挡车牌后闯红灯，交通一时为之拥堵。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主持婚礼，柯以敏、成奎安、汤镇宗等明星登台献艺。据婚庆公司人员透露，此次婚礼总共花费超过了100万元，“还不包括酒宴方面的费用。”据了解，婚礼共摆酒宴近110桌，每桌酒宴价格近1900元。

        《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亿万富豪花费近千万元为父土葬。25辆车构成的豪华送葬车队。特等木材金樨木做成的棺材28万元，“专门从缅甸运回来的”，重达1吨多，10名杠夫只能抬起棺盖一角，下葬动用了吊车。墓地耗费数百万。深圳下葬前，在广州最豪华殡仪馆吊唁7日，30名和尚与10多名道士作法七天超度亡灵。

        当然，按照《中国青年报》评论家的意见，这南北富豪的作为只能算作是“特例”，与制度无关。按照一些网友的意见，钱是人家的，人家愿意怎样化就怎样化，《物权法》在上，你管得着吗？

        然而，那句“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呢？

        自然，还会有理论家或官员前来质问：凭这么两个“特例” 就能说“先富论”破产了吗？你也太极端了。是的，如果仅是这样的“特例”，要得出什么结论，的确是太极端了。可惜，举世公认的成绩证明，先富起来的，并不仅仅南北这两家，先富了起来的的，的确是有了“一部分人”。别处的这“部分人”不好说，就说一下这几天大家议论纷纷的山西这“部分人”来说一下吧。关于他们婚丧两礼的报道没有注意，但“北京高档房产60%为山西煤老板所拥有”，“山西煤老板数下江南置产房，非5000万豪宅不顾”，“山西煤老板4000亿资金进军新疆煤田”，在他们自己的矿井里，可以替代明火三轮车的设备，应当安装的瓦斯检测系统，却总是因为煤田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不想花这份冤枉钱，这一切，总是主流媒体所披露的吧？

        还有“一部分人”，也“先富”起来了。这“一部分人”就是官民都深恶痛绝的贪官污吏。这“部分人”取财无道，但毕竟“先富”起来了。以“致富”为目的，以“猫论”为方法，也不能说是多么的离经叛道。不管是巧取也罢，豪夺也罢，反正是富起来了，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这总比大家都穷着强。但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带动后富”的呢？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得手就捞，捞满就逃，逃了就了，4000贪官卷走了500亿美元。逃不走的呢？就成建制地养小老婆，养得不耐烦了就在闹市按个炸药包灭了她。

        自然，马上就会有理论家来反驳了：贪官污吏都是些坏蛋， “带动后富”与他们怎能摊上边呢？你如此说，不是乱弹琴吗？这也的确好像有点不沾边。那我们就讨论点沾边的。还记得不久以前，有一种关于“出生入死”的成语新解，是说从干部队伍中“出来”经商是生，“进入”干部队伍吃那份撑不死饿不着的薪水是死。眼下呢，这成语新解恐怕就得改一改了吧。但要说他们已经成了“先富一族”中的一部分，恐怕不甚合适。尽管有“共产党员要做致富带头人”的说法，但要说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先富了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不方便。不过，“出生入死”显然也是昨日皇历了，“干部队伍”即便未先富起来，也已经很是热起来，有点“准富”的味道了。不用说别的，单说这一年几百个亿的饭钱与车钱，还有住房、取暖、用电、用气以及“境外培训”的那么一点“补贴”，就是“后富一族”至少在2020年以后才有望看到的事了。

        但以为“先富一族”的作为只是对“后富一族”苦苦挣扎坐视不管不帮忙，只顾自己庆婚志喜发丧致哀圈钱走人公款私用，便说“先富论”破产，恐怕还不足以成理。“先富一族”的这种不帮忙，不慈善，眩富，挥霍，充其量也只是个“道德范畴问题”，是个“提高其人文素质”的问题，毕竟，有《物权法》在，人家的钱，的确是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都打了水漂，都烧了火花，你也管不着不是？但是我们要是将脖子往右边一拧，向东南方向一看，那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意见了。广东是先富起来的桥头堡，也是每年要发生4万起被机器轧掉手指的所在。在这先富起来的桥头堡里，竟然有那么几个后富一族奋起维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身体所有了。对此，先富一族的作为就是将其劳动所得彻底剥夺尽净，将其残疾躯体的左腿再狠砍上几刀（本事见12月16日中国新闻网《深圳劳工维权组织负责人被砍事件调查》）。 而桥头堡大致在深山老林里的“煤老板”或“砖老板”，做法则简单得多，死了瞒，或埋。如果有3名以上的伤残农民工斗胆去找老板讨工资要药费什么的，一定会被理论家批为“偏激”，“不理性”，被警察同志视为“扰乱社会治安”，被官员定为“干扰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局”。

        在这种时令，人们似乎很少听到理论家出来“为穷人说话”了，我想，除了他们正忙于“为富人办事”之外，一个小理由，恐怕是担心再唱“先富帮后富”的同一首歌，未免有点太煞风景了吧。

        感谢科学发展观，它将民建民享公平正义再次写上了执政党的旗帜。尽管光明还在前头，同志仍须努力，但是， “先富论”是真的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