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忏悔说起：谈谈文革的斗争大方向

从我的忏悔说起：谈谈文革的斗争大方向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一段忏悔的话：“文革后期，我六岁的时候，在大院里的一次声讨地主婆的群情激愤的行动中，用石块砸缺了这个老奶奶门前柴灶出灰口的一角。这是一位跟着儿子来到城里却不得不独居的老人，我当时就受到了姐姐的斥责，而且内疚至今，时常在课堂上现身说法，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学生们提起这永志不忘的忏悔。”有人不赞成这个忏悔，我感谢读者提出这个问题，使我从当时的感受出发，想到了文革的斗争方向问题。

那个被叫做地主婆的老人是跟着儿子来到城里居住的，大概因为她的身份而不得不独居。我的行为经我姐姐一批评，我立即感到老人的生活很可怜，砸坏了她的灶，她怎么生活呢？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什么政策，但意识到了这是不对的，我姐姐批评我也是因为政策的缘故。后来我知道，毛主席说过对于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分子，在生活上要给出路。

其实文革中把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拿出来批斗，这并不是毛主席的意图，因为这些人大多数已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了。毛主席从文革开始前到他去世前，都一直讲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早已被打倒了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又合称五类分子），实际上是刘邓和党内各级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种做法。

造成这种做法的原因，一是怕火烧到自己头上，也就是毛主席去世前说的“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刘少奇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林彪说这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所以当权派要把火引开；二是多数干部和群众不知道斗争对象在哪里，如同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也不知道党内的一些人和所谓精英分子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当时的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都不够，还不能够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当年文革中的干部和群众也是一样，所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看得见的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这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使得五类分子人再次受到严重冲击，个别农村地区的地富分子甚至被割肉、吃掉或活埋。

为什么毛主席一再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毛主席晚年心灵极为孤独，能听懂和读懂他的话的党内同志实在太少了，这一点当时连一些西方观察家和思想家都觉察到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再告诫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话说到这份上，我们却仍旧懵懵懂懂，甚至斥之为胡言乱语。非要到不加限制地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张牙舞爪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去世已经20多年的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与中国人缺乏理论思维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崇尚实践，早一些理解毛主席具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想，我们在发展中就不会付出如此重大的社会代价。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在有了当代的实践检验之后，我们今天就比较清楚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党内和知识界，从上到下确确实实存在着一批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在今天是所谓的主流派，在当时就是掌握实权的当权派。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精英分子已经不是只做不说，而是直言不讳了，现在只差的是名正言顺。文革前后的当权派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他们虽然在追求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天波波族），但他们相当多的人还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觉意识，因为他们多数有过革命经历，在政治上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有官本位的意识和专制倾向，在享受到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之后，为了维护这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他们也会象今天的精英一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甚至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所以毛主席当年警告说，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改变颜色的话，就会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80年代末期以后流行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的政治思潮，我们现在从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打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端倪。

那么，当年在文革中怎么判断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打倒一切”这样的错误的根源。因为走资派就在党内，头上也没有象今天的台湾人那样，戴一个日本武士道式的头箍，“安能辨我是雄雌？”即使对于今天的主流派，我们除了知道那几个头面人物之外，也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判明谁是主流派，谁是非主流派，除了很多人不愿意明示自己的政治态度，怕招来麻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立场未必是非此即彼那么分明的，可能会是骑墙的，兼跨两边，从两边各取所需。文革中间也是一样，谁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派，这是很难判断的，何况当时还没有人象今天的精英分子那样，公开跳出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摇旗呐喊；而且党内的走资派，多数还是原来的老革命，他们在现意识上也还没有堕落到明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步，只是潜意识中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毛主席在晚年认为，党内老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因而“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也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自觉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意识，所以文革后的历史决议断然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派，小平同志还信誓旦旦地说了十个“如果论”，很自信地表明我们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恰好应验了毛主席常说的一句话，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既然走资派是不易辨别的，那为什么发动文革的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呢？我们党也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也就是防止我们党脱离群众，背离革命的初衷，蜕变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重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种危险我们今天是可以现实地看到了，尽管这种危险小平同志在80年代后期也警告过多次。如果说晚清以后中国向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发展，还有一半的进步意义的话，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多次分析过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党内既然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问题在于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来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既然这种危险主要是由于党内干部中出现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化倾向造成的，而不是来自于国内被打倒了的敌对阶级分子的反抗和破坏以及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考虑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不仅毫不奇怪，而且完全必要。任何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做法，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盲动幼稚。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途径，除了前述的当权派把矛盾转嫁到五类分子身上之外，最重要的手法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运动中出现混乱是难免的，而在干部和群众中，总有人想借机浑水摸鱼、火中取栗，以期达到乱中自保或乱中夺权的目的。这是运动中一再出现发动群众斗群众情况的原因，以至于出现了不讲政策、乱打滥杀的情况，致使文革中发生了“全面内战”的悲剧。

文革的斗争矛头具体指向党内什么人，这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毛主席总的想法是，所有的干部都要在群众运动中接受考验，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群众意见大的甚至有民愤的，当然可以打倒。也就是说，在走资派的表现尚不明显的情况下，要让广大干部接受群众的评判，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希望群众运动的洗礼，对于干部队伍能够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他并不是要专门整哪些具体的人。所以，他说要让干部们在群众运动的烈火中烤一烤，但也不要把他们烤焦了。当然，谁阻碍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运动，他就可能会被群众打倒，或者被中央撤换。毛主席在文革时曾说过一句名言，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刘邓的下台应该说与这句话有关。但对于刘少奇的处理，原来也只是准备撤换他的职务，并没有准备完全打倒。毛主席观察了好一段时间，发现矛盾无可挽回，才决定把他打倒。

刘邓下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直接原因就是刘邓文革初期为控制运动的发展方向，派工作组在北京市大、中学压制学校里兴起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诉求，大抓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数以千计的学生被带上政治帽子加以迫害，这也是毛主席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缘由；刘邓下台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治国理念上与毛主席发生的严重分歧，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组控制运动方向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双方治国理念尖锐冲突的表现。

刘邓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是精英治国，他们也讲依靠群众，但实际上强调的是精英分子对群众力量的控制和运用，与毛主席强调尊重群众的自主性和首创精神有很大的不同。刘邓更强调的是精英超越于群众的领导作用，要求群众成为服从精英领导的驯服工具，刘少奇是“驯服工具论”的首倡者；毛主席强调“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人物在群众中先做学生，后做先生，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是奴隶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简单地说，刘邓治国靠的是精英支配群众，毛主席靠的是群众支持英雄。

刘邓在其信念上应该说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所以他们在被作为一、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后，始终觉得冤枉。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十个“如果论”，就是试图表明他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刘邓的精英治国路线在当时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觉意图，倒是与苏联的“专家治国论”有类似之处，而毛泽东一直认为“专家治国论”是脱离群众的。文革中刘邓被打倒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公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他们实行精英治国路线，这条路线的危害在于它难以避免精英阶层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