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文革

　　最近，有文章在翻“文革”的案，为“文革”叫好，说“文革”整治的都是坏人。对此说我思索了好久。为“证佐”此谬论，……

    lqm407自造了一辆风车，在那儿挺勇敢地搏斗，颇有点唐.吉诃德的悲壮。说文革整治的都是坏人？有多少文章是这么说的？包括乌有之乡文章。一个“都”字，形而上学的绝对化暴露无遗。至于我，不希望文革再发生，但希望一分为二看待文革，至少文革时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不容否定。现在有人借否定文革，以企证明今天两极分化的正确性，是值得警惕的。

    搜索几个个案，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就有躲猫猫死，有跨省追捕，有无缘无故被当成杀人犯判死刑死缓的，如果要搜集，可以要举许多，不会比你少，这些都发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在已经否定了文革以后。

    这些个案的时代价值，需要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要看它发展趋势，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还要看悲剧怎样发生，有些悲剧(尽管文革也要负责)是文革所要打倒的人干的。文革要打倒走资派，有些当权派却故意斗群众，把群众、学生打成反革命。这在文革最初期不少，毛泽东一张大字报，提到了此事。

    至于你讲的这几个个案，也可能是真的，是不是中间漏掉了什么东西。比如偷听敌台判死刑，不客气说我偷听过，有时和院里的伙伴，有时候和三五个同学，当时也知道偷听很反动，大家相互嘱咐不说出去，可是逆反心理作怪，偷听成公开的秘密，也没见过谁出事。偷听和公安局知道还有距离。这就像今天互联网上看A片，上网看过的人尤其男人们恐怕不是少数吧，上不得台面，又很少有人不被诱惑。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还有你说的那个陈姓同学，不防在毛主席画像后面写了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咱们不妨也假设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有人有人在邓**画像后面也写句打倒或大不敬的话，虽然没有了“现行反革命”这个词，会不会就平安无事呢？

    三里一风俗，我挺同情楼主的，周围出了那么多反革命。不过我生活周围，小学、中学、下乡，我居住的大院，二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没见过一个现行反革命。小学期间，小学校长被批斗了，是三开分子，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师在学校贴出过检查，是造反派听说作风问题。中学期间，学校师生没人被批斗，我69年上的初中，只有一个老教师叫刘宗汉，据说是因历史问题被停课了，我们班主任称他为活字典。
    说说我们班主任，比我大十岁，姓张，语文老师，虽是高中生文采很好，并且书法俄语都不错，我们的同学有课下跟他学俄语的。张老师出身富农，父亲解放前是教授。张老师是我们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他敢抓教学，对学生要求极严，上他的课别说交头接耳，弯腰拾掉地上的文具也会被批评搞地道战。从他的严中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高考恢复后张老师很早考上研究生，后来听说到师院当副教授了。

    文革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我在文革十年，还不知道恐饰怎么回事.“被红色恐怖吓住了”，这样的词这样的话，是文革以后有人造出的.时代变了，“现行反革命”无了，不明真相闹事者多了，武警演练把它作为对象，城管全副武装，这新生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年年大丰收。

                              2010年8月25月

附：　　　我知道的几个“现行反革命”

　　　　　　　　　　　　　　　　　lqm407

　　最近，有文章在翻“文革”的案，为“文革”叫好，说“文革”整治的都是坏人。对此说我思索了好久。为“证佐”此谬论，我将几个“文革”中被整治的“现行反革命”的情况介绍如下，让一些年轻对“文革”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我身边的人，所以真实性是不可置疑的。只是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将其姓氏有所改动。
　　
　　有一位老师，叫赵，白白净净、温文尔雅，是50年代的支边知识青年，从天津来到大西北，在一个山沟学校教学。他为人单纯直爽，教学也很认真，深受大家的爱戴，可是，“文革”不久，他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

　　枪毙赵老师那天我还去看。他被打倒在河滩上。看的人很多，尸体放了几天没有人管。后来，他家里来了一个老汉，大概是赵老师的爹，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时候他都没哭，这回却急哭了。折腾了几天，河滩上终于不见了赵老师的尸体，也不知道埋在哪儿了。

　　跟赵老师一起来支边青年很多，但这时候大家都被红色恐怖吓住了，都缩着头不敢作声。只是赵老师被平反后，大家才聚在一起感叹起他。

　　还有一位老师，姓张，也是教语文的。他爱人是我们村的人。有一天，张老师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是“现行反革命”。这个小说大家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总之，人家说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容辩解的。

　　张老师被抓起来后，公检法下发材料让老百姓进行民主讨论，民主判刑。张老师材料后面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使得大家认定他必死无疑。但张老师爱人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哭泣着跑到会场哀求大家口中留情，好象张老师判不判死刑是几个农民说了算的。上报讨论结果时，老队长也只得写个“杀”字，只是让人拿出几张仓库里的木板，让做个薄皮棺材收敛张老师。
　　
　　不过，张老师却意外地活下来了，薄皮棺材没有用上。他被判了个“死缓”。“死缓”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一个住队干部说，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犯人早就枪毙了，哪来“死缓”二字？说得大家都喊起“毛主席万岁”来。

　　虽然判了个“死缓”，但“文革”一结束张老师就出狱了。平反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了那本小说中写的是啥事。小说中虽然有着“阴暗”的情节，但怎么也与“反革命”挂不上勾。
　　
　　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级，姓范。那时候，班级都叫“战斗队”，每个队都有着保守派和造反派。其实，保守派跟造反派没有什么两样，都在狠狠批斗“走资派”，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温和些与激烈些罢了。随着运动的发展，保守派跟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成了运动的主要矛盾，两大派甚至三大派、四大派组织之间势不两立，残酷的武斗就是在这些组织之间进行的，打死了人也都说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正狗毛羊毛谁也理不清楚。在平时，这些组织之间经常搜集对方的“黑材料”，处心积虑置对方人于死地而后快。

　　范同学算是保守派。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事的。对立组织的造反派头头是一个姓王的满脸横肉的瘸子，飞扬跋扈，打人残酷，凶恶得不得了。大家都在背地里咒骂他。那天，范同学心血来潮，在一张纸上写了句骂王瘸子的话：“同学们，听我言，不要跟着老狗转，要好好听你爷爷的言。”当然，“老狗”是指王瘸子，“爷爷”是范同学的自称。

　　这句话写在一张报纸上，被一个“奸细”拿去告密了，不多一会儿，对方派了一群人来抓“现行反革命”。原来，那张报纸上正是一篇“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为主要内容的社论。事情重大，保守派也不敢保他。为了自保，保守派马上开会批斗范同学。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打人更狠毒，他们一下子将范同学打得爬在地上起不来了，斗后就让对立派架去继续批斗。

　　两派每天进行“群众专政”，准备“批倒批臭”“肃清流毒”后送交公检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大约一个星期后，范同学傻了，老是说一句话：“我没说毛主席是××!我没说毛主席是××!”见是个傻子，公安局也不抓了，法院也不判了，说继续“群众专政”好了。斗来斗去，大家觉得没意思了，就遣送到他们生产队让“贫下中农”继续专政。
　　
　　谁知，范同学家里有人当生产队干部，去不久，他被弄到煤矿上去当工人了。到煤矿后，他什么也不能干，只看着一个废品库房，嘴里不时叨叨着“我没说毛主席是××”。人常说：倒霉人走到“蜜州”也不会甜的。有一次，一辆汽车正在倒车，他傻愣愣地跟在后面看着，昏头昏脑地被汽车撞死了。死了就死了，他们家里人也没有说什么，只叫司机买了口棺材埋了了事。
　　
　　有一个姓何的农民，挺有知识的。有次，他说了句“社会主义是幽灵”的话，被住队干部告发了，成了“现行反革命”。大家批斗他，他说这话好象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说的；人家让他拿出证据来，他说他有印象，但记不清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他被“群众专政”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他刚在县上监狱蹲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县上的一个领导看到材料，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话。他被放出来了，但没有彻底平反，领导说他的错误有二：一是说话的场合不对，对“革命群众”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二是马克思说是“共产主义幽灵”，而他说是“社会主义幽灵”，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其实，平反不平反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一是他是农民，本身是最低下的人，二来他不久就死了。他父母亲也悄悄地埋了葬，怕人家重提这事，牵扯家人，不得安生。

　　还有一个高年级同学，姓陈。那时刚开始批判刘少奇，但又不能提说“刘少奇”三个字，只是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几个字代替。陈同学不防在毛主席画像后面写了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打得遍体鳞伤。陈同学哀求将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将他判刑八年。

　　陈同学坐够了八年，释放后回山沟老家务农。“文革”结束后，他得到了平反。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的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候毛主席已经死了，如果没有死的话，他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的。当天，他就将钱捐给了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以后，他不仅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担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

　　看来，陈同学是真正从思想上入了党的共产党员。他跟现在《乌有之乡》上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是相通的，认为“文革”确实伟大，而自己只是在运动中遭到了“误伤”，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人在前进，哪能不踏死一两个蚂蚁呢？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在《乌有之乡》上发表文章，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诉说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也许还会是《乌有之乡》的主力健将的。

　　可是，不幸的陈同学到底还是不幸的。当官没多年，他就死了。查出是癌症，已是晚期了。

　　“现行反革命”是“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它在当时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年年大丰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将继续记录这些人的奇特“事迹”，使大家更加了解“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