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三）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三）

    

                             非武力称霸世界的方法

    美国的一些领导人从不掩饰美国的对外扩张使命，他们把美国的称霸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比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声称：“所有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而当某一民族失去了其好战性格时，它也就失击了与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权利。世界上没有比战争胜利更伟大的了。”
    然而，美国普通舆论却把美国参与世界舞台上的大国角逐看成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大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劲头。比如，美国人总说，美国之所以参与两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战争初期，美国一直尝试保持孤立主义，不愿卷入战争，但因没有做出强烈反应而遭到攻击后，美国才意识到他们无法与世隔绝。美国最后决定干预是为了拯救整个世界。对美国人来说，世界上有太多严重的问题无法解决。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协助维持国际秩序。如果美国不干预，世界将变得动荡不安。美国是不太情愿地变成了世界霸权，因此是种温和的霸权。美国人最爱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帮助战时的敌人西德与日本变成了民主国家，又帮助它们迅速发展了经济，成为发达国家。其实，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扶植德日的发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干预有扩张自己利益及势力范围的打算，但这一切都掩盖在一种崇高的拯救世界的宗教色彩下，或一种输出正义的意识形态下。
    除了赤裸裸的动用武力外，美国“征服”世界还靠一些非物质的因素，靠的是它的影响力。美国在世界上扩张其影响力的办法不少：很早以来，美国就借传播宗教来扩张其影响力；后来这种形式转变为意识形态传播；再到后来，就成为美国生活模式的传播，即美国“软力量”的影响。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国维持及扩大它的影响力有很大优势，因为它控制着信息源。当然，美国从未放弃它用武力进行扩张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努力与它用非物质力量征服世界的努力成反比。越是美国穷兵黩武之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越弱。
    除了武力与影响力外，美国还很会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扩张，控制别国的资源，打倒自己的战略对手。美国曾用经济手段搞垮了苏联，使日本陷入了十年衰退，美国还用货币霸权保证自己对世界经济的主导，用控制能源供给来控制未来敢挑战自己的对手。

不太情愿的霸权？
    美国是个不隐晦自己的目标就是全球霸权的国家。那么，美国追求的霸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约瑟夫•奈给霸权下的定义是：它描述的是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大国强大到可以维持国家间关系的规则，而且愿意这样做。
    沃勒斯坦对霸权定义是：它讲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即大国之间的竞争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一个大国的确比其他国家更强，它可以强迫别人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在文化上服从它的规则及它的愿望。
    在国际关系研究上，一般人们讲霸权时经常想到两个例子，那就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讲到这两个霸权时，西方人爱用两个拉丁词来形容，即 Pax Britannica（英国治下的和平）和 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种霸权形势下，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经常觉得它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决别国的问题，不与别国商量，起码是不管别国愿不愿意。
    为什么霸权国家认为它有权按自己的逻辑去替别国解决问题呢？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认为，那是因为它可以给国际体系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如维持集体安全或货币稳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西方阵营就负责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西欧国家及日本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保持了该体系的稳定。美国挑头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保证西欧国家及北美国家集体安全的机制。因此，西欧国家虽然有时也不满美国的霸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了它，因为对它们来说，美国的霸权似乎还是利大于弊。
    按照这种观点，美国的霸权是一种美国人不得不承担的国际负担，舍此天下会大乱。比如，美国金融史专家金德尔伯格就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长期化并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的霸权正在衰弱，英国已经无力保障国际清算系统，而美国则在1936年以前一直不愿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一责任”。所以，按照某些美国人的看法，美国是一个“不太情愿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西方世界”中建立了霸权体系，其依托为北约的西欧国家、加拿大和日本等盟国。冷战期间，美国的霸权似乎是一种温和的霸权，为美国的盟国所接受。第一，美国牵头建立了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相关的援助发展机构，为各国提供了自由贸易。交易货币、金融信贷和发展援助等经济公益服务。第二，通过建立北约，美国建立了一套针对体系外的军事保护伞。美国这种温和霸权之所以被人家接受，甚至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是因为美国“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你若不信，美国人会给你举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花费巨资帮助西欧盟国恢复经济；美国不像历史上的战胜国那样压迫、掠夺战败国，反而帮助它占领的西德和日本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跻身于世界最富强的经济大国之列。
    美国一直以这两个历史例子作为其温和霸权的最好说明，凡是扩张时都可以用它们来说明自己的好意。直到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布什总统还多次说，美军虽然占领过德国西部与日本，但它却没给当地带去灾难，反而成功地移植了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布什把自己的行为与美国的“历史性的成功之作”相比，一方面想争得美国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想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那么，美国的温和霸权果真那么无私吗？
    其实，把美国的这些“无私行为”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的决定并非那么无私，而实实在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从“温和霸权”中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它为“保卫”西方集团而付出的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感到了苏联的压力。1946年，美国国务院询问美驻苏联大使馆苏联的情况如何。美国务院官员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会收到一封长篇累犊的电报。当时，美国驻苏联的大使哈里曼回国，美使馆由乔治•凯南代为主管。“这个机会微不足道，”凯南后来回忆说，“但是，询问背后的含义绝不可忽视。”
    凯南在电报中陈述说，二战以后，由于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当政者不愿与西方世界接触，以免国民了解真相；斯大林相信，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随后，凯南在电报里提出了许多应对克里姆林宫的原则。他把电报分为五个部分，以使“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而且看起来不会长得离谱”。报告总共约有八千字，史称“长电报”。
    这封也许是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电报，在华盛顿被广泛传阅，十分轰动。随即，凯南被调回美国，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1947年，他以“X先生”之名，在《外交季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这篇文章可被视为“长电报”的续篇。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
    1947年初，美国务卿马歇尔访问苏联，回国时顺路访问了欧洲。他发现，战后欧洲经济恢复乏力，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大，亲苏的左翼势力迅速发展。他想到，防止苏联势力向西扩展的最好办法是帮助欧洲加快经济发展。首先要给欧洲注人启动资金，因为欧洲不缺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市场体制与工业技术，缺少的只是购买原料、机器设备等急需的资金。马歇尔看到，援助欧洲也是美国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美元贷款要买美国的产品，欧洲经济恢复起来后，可以继续进口美国的东西，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马歇尔让美国务院起草了一份“欧洲复兴计划”，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其实，美国很久以来一直受生产能力过剩的困扰。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导致投资收不回成本，债务危机导致银行与金融体系危机。1929年从美国首先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也起源于此。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国内使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的药方，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消费，“消化”那些过剩的生产力，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消化”这些过剩生产力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计划”实际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向国外输出过剩生产力的办法，因为“马歇尔计划”的大部分援助都被西欧公司用来购买美国货了，46％用来买仪器和棉花，16％用来买煤，19％用于买钢材和铝材，只有14％用于追加企业资本。“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培养了西欧国家使用美元的习惯，美元从此树立了它在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
    美国成功地改造了德日的社会，并帮助德日变成了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当时的政策并不是让德日发展起来。德日后来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美国政策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是因为它与苏联竞争的需要。历史学家弗格森指出，美国最初的计划是削弱德日两国的经济，更残酷地剥夺两国的人民。1945年底，美国的保利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应把日本的造船厂、化工厂、钢铁厂都拆了，搬到日本曾经占领的那些国家去；美国海军协调委员会的官员甚至主张彻底消灭日本这个民族。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主要是因为它的一套“财阀”制度，把金融与工业结合在一起。1947年，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通过了两个法律，名曰《反垄断法》和《反集中法》，目的就是要解散上了黑名单的三百多家日本的财阀集团，彻底削弱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力。在第一个战后日本政府的预算中，维持美军在日本费用的开支就占了三分之一。
    西德的情况也差不多。根据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统计，1948年美军的费用几乎占了西德第一届政府预算的一半，直到1950年，美军的费用还占西德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美国虽然同时也给西德一些经济援助，但因为又从西德拿走了许多东西，对西德的经济恢复并不利。直到1949年以前，德国联邦银行并没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德国人并没感到与战前有什么变化。而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之所以能在德国靠选举上台，主要是利用了德国人不满意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那么，美国这套企图削弱德日战败国的计划为何又被放弃了呢？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对外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就在接到凯南的电报后不久，杜鲁门总统1946年3月在对美国国会两院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政策应该支持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派及外国压力要奴役他们的企图。”这说明杜鲁门已经接受了凯南的建议，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二战时与苏联结盟转向了遏制苏联，冷战开始，两极世界浮现。
    杜鲁门政府虽然打着反苏联邪恶帝国扩张的名义开始了美国的遏制战略，但杜鲁门总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美国要建立与苏联抗衡的另一个帝国的野心。他毫不掩饰地说，美国的责任比大流士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哈德良的罗马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英帝国还大。拯救世界不受集权主义奴役的唯一办法是世界采取美国制度，因为只有美国制度可以幸存而变成世界制度。
    此后，杜鲁门政府调整了三方面的政策，使西德、日本的经济迅速得以恢复。首先，美国以直接援助的方法，以德日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其次，美国制定了重组德日经济结构及组织的计划，不再以削弱德日的生产力为目标，而是要促进德日的经济增长；再次，美国率领其盟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备活动，包括放手让西德与日本发展武器及军事设备。
    恢复西德经济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帮助西欧恢复的马歇尔计划内，西欧16个国家得到了美国118亿美元的资助，另外还有15亿美元的贷款。但西德只得到了十分之一多一点，英国得到的最多，法国其次。美国给日本的援助似乎更多一些，加起来有15亿美元。同时，美国放弃了解散日本财阀集团的计划，三井、三菱等日本大型企业集团得以继续生存并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原先设计的清洗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计划也被搁置一旁，在首相吉田茂的领导下，日本形成了由财阀、官僚及保守党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在遏制苏联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政策调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西德、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减轻了美国在这些地方驻军的负担。同时，因为西德、日本的经济发展需要美国的援助，这两国便自然成为世界自由贸易最好的“学生”，成为美国出口的市场。1948、1949年，美国出口到西德的产品占了美国出口总额的7％，1957年，西德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额分别都超过了美英之间的贸易额。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好处，认识到西欧与日本都是美国重要的伙伴，美国的利益在于扶植西欧与日本，因为它们既为美国提供了市场，又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产品与服务。
    如果说扶植西德与日本是“歪打正着”，马歇尔计划是输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那么还会有美国人争辩说，美国当年占领了菲律宾又让它独立了，说明美国不想搞什么帝国，不留恋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
    美国还给菲律宾主权更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了，它充分说明美国完全是要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它是绝不会为了建立秩序、恢复正义或推广民主而大动干戈的。
    当麦金利总统1901年被刺杀后，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了班，当上了总统。他马上表示，美国要帮助菲律宾人民建立民主，甚至私下表示很希望美国军队能从菲律宾撤出来。
    菲律宾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后，议会的80个席位中民族主义的候选人获得了58席。于是，这些菲律宾议员便不断要求取得独立。但美国却一直不答应，理由是菲律宾人还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需要一段过渡期。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琼斯法案，声称等菲律宾建立了自己稳固的政府后，美国将把政权转交给菲律宾人。
    在美国统治的那段时间里，菲律宾成了美国的原料产地，生产的蔗糖、椰子油等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美国人对菲律宾人到美国去寻找工作也比较宽容。十多年过去，美国国会的一些院外集团开始感到不满，它们代表着美国制糖业、制奶业和棉纺业的利益，而这些行业由于菲律宾进口产品的竞争而损失很大。美国的工会也对菲律宾人到美国来找工作不满，因为他们往往接受更低的工资。工会代表与这些院外集团的代表联合起来，在美国国会通过一些议案，要求给予菲律宾独立，但条件很苛刻，包括逐步提高对菲律宾产品征收的关税、保留美国在菲律宾的军港等。但当1933年美国正式向菲律宾提出这一议案时，菲律宾的议会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导演的菲律宾独立竟没能实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摆脱了日本的占领，才在1946年正式独立。
    在冷战时期，由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制约，美国虽然享受到其霸权体系的许多好处，但它起码给了它的盟国一种受保护的感觉，而且它还要征求一下盟国的意见，以体现它这个霸主的宽大风度。而正因为有苏联的威胁，西欧及日本还需要美国的保护，因而对它的霸权地位也敬让三分。
    然而，随着苏联的瓦解与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霸权对西欧盟国与日本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难忍受，美国自己也对这种霸权不那么不太情愿了。相反，在美国政坛上执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相信，因为美国的权力与能力都前所未有地强大，可以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因此，美国已经不满足现有的霸权，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建立一种“全球的自由帝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霸权的自私性越来越暴露在世人面前。
    美国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可以牺牲诸如军备控制、共同打击犯罪、环境保护、自由贸易和货币金融合作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它撕毁了反导条约，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不批准京都协定，随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等等。美国国际发展援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态度愈来愈消极，长期拖欠联合国的会费，还堂而皇之地表示：要美国出钱出力就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为美国利益服务。 

美国海外传教的攻势与悖论
      基督教从创建起就开始传教。当中国还在盛唐时期，天主教的一支已经以“景教”的名字在长安建立纪念碑，并获准在一定范围内传教。当哥伦布准备从西向东环球旅行去发现印度及中国时，他向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君主许诺说，他将“去看那里的君主、人民和土地，看看他们的秉性，并寻找让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适当方法”。殖民地时期更是欧洲天主教向外扩张的时期，而且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名义就有传播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后来大英帝国的势力遍布全球，英国基督新教的传教也成为最广的一支。特别在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新教传教士们成为废奴运动与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从19世纪后期起，伴随着美国势力的崛起，美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取代英国传教士的地位，他们的宗教热情更高，且因为美国富有，他们也表现出一些乐善好施的作风。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美国人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的基督教精神与正义感有很多联系，他们认为帮助别人相信基督教是一种善行，因此很愿意传教。基督教不仅渗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成为美国向外扩张的一种工具。
    美国对向其他地方传播基督教有很大热情。开始时，传教与扩张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美国打败了西班牙，第一次占领菲律宾时，菲律宾人开始是支持美国人的，因为美国人在攻打他们的压迫者西班牙人。然而，菲律宾人要求独立时，遭到了美国人的反对。美国总统麦金利把占领菲律宾看成是一种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他对一帮卫理公会派教徒说：
    我每夜都在白宫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半夜。我可以毫不害羞地告诉你们，我不止一次地跪在地上，求万能的上帝给我光明，给我指明方向。一天深夜，我不知不觉地想到：（）我们不能把它再还给西班牙……（2）我们也不能把它交给法国或德国，因为它们是我们在东方的商业竞争对手……（3）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因为他们还不能自己管理自己……（4）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它接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的道德，让他们开化，让他们信基督教，像上帝的恩赐那样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就像基督为我们而死了一样。
    从美西战争起，美国的领导人就把美国在海外吞并其他领地的事不断地向美国公众解释成是一种费劲的义务，是一种上帝强加给美国的责任。尽管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考虑侵占某个地方时，他们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出于军事战略或商业利益的考虑，但他们总要打出某种基督教徒虔诚帮助他人的旗帜，因为这可以调动起美国人的情绪。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国际关系专家米德认为，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部分“被忘却的历史”，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强烈的世界共同体意识方面，它已经发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大的作用。不可否认，在日本侵华时期，一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们记录下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这对向世人展示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起了重要作用，甚至为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难得的佐证。但我们并不应忘记，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是有传统的，让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才是他们的目的。
    19世纪初，一批美国学生在威廉学院外召开了著名的“草堆祈祷会”，他们发誓要献身对外传教事业，于是一批批传教士离开美国到国外工作。此后，美国出现了两次基督教复兴运动，被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大觉醒。参加对外传教的青年人越来越多。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美国传教士在海外的活动，并利用外交手段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专门强调保护美国传教士的权利。比如，美国政府曾与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规定美国传教士的居住地、财产都受到所在国的保护。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持美国传教士在海外推广基督教，甚至用武力保护他们，保护他们的财产及传教活动，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可以影响这些国家朝着美国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
    美国政府保护美国传教士在海外的活动，传教土反过来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最有名的例子是1917年美国传教士们说服了威尔逊政府不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奥斯曼帝国宣战。美国的传教士们在大战前就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不少教堂和学校，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与组织基础教育、传播文化同时进行的。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告诉白宫，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即意味着教会拥有的巨大教育体系将被迫关闭，教会财产会被没收，那些被基督教化了的少数民族肯定会受到宗教迫害，等等。威尔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传教士们在战争期间仍得以经营他们的学校。
    美国人自己认为，传教运动对美国的贡献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能迅速成为世界领袖与传教运动有很大关系。美国的传教士们在海外传教，他们的子女在当地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成为美国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也成为美国企业在当地市场扩张的重要信息来源与雇员。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外国文化专家”有一半是美国传教士的后裔。在这次大战中，美国的传教士起了维护当地文化的作用，因此他们办的学校非常兴旺，对当地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战争前，朝鲜半岛没多少基督教影响。但在日本占领期间，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是唯一可以传播朝鲜语与朝鲜文化的学校，其他的学校都“日本化”了，只教日语。因此，基督教会成为朝鲜人躲避日式教育的场所，成为朝鲜民族主义的大本营。据说，金日成儿时还受到基督教教育与洗礼，受到美国基督教会的教育。当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时，金日成还与卡特谈起当年的回忆。基督教在韩国的迅速传播还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事。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速，三分之一以上的韩国人信奉基督新教，还有许多人信奉将基督教与朝鲜传统信仰合二为一的统一教。美国人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军人政权结束后，民主选举产生的前两位总统中，第一位总统金泳三是新教徒，第二位总统金大中是天主教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传教士利用英法等欧洲传统宗主国在非洲、亚洲等地撤退的机会，逐渐渗透进这些地区，美国政府就是靠这些传教士们来了解当地的文化。
    在冷战时期，基督教传教也是被美国政府利用来向苏联东欧集团发起进攻的武器。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来广义上的基督教就很兴盛，既有东正教，也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东欧国家，教徒一般约占人口的50％一60％，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85％。但二战以后，在这些国家，东正教、天主教曾受到“战斗的无神论”的制约。
    美国政府正好利用了苏联东欧国家这种政府与教会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利用基督教势力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赞赏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1956年的波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高度评价红衣主教在和平地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也多次谈到宗教的力量，说“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里根在 1982年 6月的一次讲话中动员包括教会在内的一切“民间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
    在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影响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调和，教徒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尊重，宗教活动也比较多地开展起来。一些国家还与梵蒂冈建立了正式关系。如波兰政府在 1971—1973年间归还了各种教会 7 000件宗教物品，其中90％以上是天主教会的物品。
    1978年10月，罗马天主教廷选出了一位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原名卡罗尔•沃依蒂瓦，他曾任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约翰•保罗登基后，调整了对苏联、东欧的政策，“从单纯承认共产党是东方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从道义和宗教的观点对那种力量做出审慎的挑战”。他任命了苏联东欧国家一些持反政府立场的神职人员为主教，这些被任命的红衣主教主持的天主教会也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庇护所。美国对新教皇的决定非常满意。1983年，美国政府拨款45万美元，以加强美国和宗教领袖的合作。1984年，美国同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飞抵罗马拜会教皇，就苏联、东欧的改革问题举行了会谈。
    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1983年、1987年三次访问他的祖国波兰，聆听他布道讲话和参加弥撒活动的信徒分别达到 300万、665万和 1000万人，盛况空前，在波兰的局势变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波兰的民意开始变化。根据1987年12月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的结果，波兰人对“谁最值得信任”问题的回答首选的是天主教会，占总票数的78．8％。当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总统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教会的支持，就没有团结工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选的胜利。”
    冷战之后，美国在全球包括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传教活动变得更加积极了。据说，在21世纪初美国在海外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有 10万人之众。伊斯兰教在非洲发展很快，但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突破，基督徒的比例大幅上升。拉丁美洲曾是欧洲大陆天主教的阵地，但美国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使形势大为改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教传教士在拉美的工作颇有成效，据说有20％的居民都改信了基督新教。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120个宗教利益团体中，以外交政策为关注重点之一的至少有41个团体。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后，正式把在海外推动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务院内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办公室，指派一名大使专门负责海外宗教事务。
    从19世纪起，美国就很重视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第二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基督教会在中国也很活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基督徒，她让蒋介石也信了基督教。这些事情对美国舆论影响很大，因此美国政府在知道蒋介石政府十分腐败、国会反对美国继续给蒋介石以支持后，仍然决定要扶植它。
    当代美国仍把中国的基督教化当作主要任务。1949年后，美国传教士继续在海外华人中开展工作，在亚洲各国华人加入基督教会的比例与韩国的比例差不多。据说，全世界大约有 5 000万至 1亿华人属于某种基督教会，这远远超过了英国、法国这样的世界大国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美国传教士开始对中国传教时美国的人口总数。这使美国人相信，让中国人信基督教有很大希望。
    尽管新中国不允许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公开传教，但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势力发展得非常快。艾克曼是《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撰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艾克曼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 7 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像佛教和儒教那样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放眼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艾克曼预测，在今后三十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艾克曼深信，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利，因为他观察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艾克曼认为，因为中国的基督徒有这些政治倾向，一旦他们将来能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将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认为，基督教化的中国可能会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去那里传播福音。他认为，一个基督教化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化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
    为把中国“基督教化”，美国的一些基督教团体与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联系密切。它们不仅为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提供活动经费，还通过它们“了解”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再反馈给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借口。2002年7月，布什政府以联合国人口基金间接帮助中国“强迫妇女堕胎”为由，宣布取消 2002年度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 3 400万美元的拨款。
    美国传教士施加影响的基础是教育。许多国家的教育很不发达，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很不平等，美国的传教士经常是从办学开始。他们肯吃苦，能接近底层群众，在向大众提供免费或基本免费的教育中，逐渐地灌输基督教的教义。此外，美国传教士们也很注意接触当地的精英，影响他们。美国的基督教会有许多大学，可以给这些精英们提供到美国学习、进修的机会。
    美国传教士在许多国家还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建设的积极力量，他们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一起组织许多慈善活动，深深地渗透进当地社会。美国传教士还是人权活动家，他们经常号召教徒们以上帝的名义反对当地的一些不公正行为。因此，美国传教士的活动经常受到当地政府的排斥，却能得到当地一些民众的支持。
    然而，随着美国传教势力在海外的扩张，美国似乎有些控制不住基督教发展的趋势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国内基督教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发展迅速，对海外基督教发展的认同感下降；另一方面，海外美国支持的基督教新教发展逐渐在脱离美国的控制，一些由美国发起的教会开始偏离美国政府希望的方向。
    对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的道德风气自由化，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反应强烈。70年代末，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冒头，他们指责美国社会的风气败坏，使美国偏离了“上帝之城”的道路，美国将无法再给世界指明一条通向天堂的大路。1979年，牧师福尔韦尔成立了“道德伦理”组织，后于1988年解散。1989年，罗伯逊又成立了基督徒联合会，号召美国的基督徒重新团结起来，恢复道德规范，重建美国在世界上的精神领袖地位。罗伯逊大喊：“只要上帝的家与上帝的人民无法保证领导世界的地位，世界就永远不会有和平。当醉鬼们、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相信撒旦的新哲学的人、世俗的人道主义者、专制独裁者、贪婪的银行家、搞革命的暗杀者、对婚姻不忠者和同性恋者领导一切时，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和平呢？”
    这股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从里根时代开始发展，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到星期天，居住得很分散的人们都集中到一些公共场所（体育场、大教堂），听牧师讲道。牧师手抚圣经，既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讲一些国内外大事，每每用圣经的一些语言来解释现世的问题。尽管牧师的布道有时很夸张，让人听起来驴唇不对马嘴，但却能煽起民众的情绪。讲到激动处，总有些人站起来宣布自己突然感悟了，与上帝有了心灵感应。许多成年人的皈依会使气氛达到高潮。这些人被称为“再生”了，美国的再生派信徒迅速增长。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基督教会的排外色彩开始显露，他们开始反对移民，反对天主教会，反对非英语人群，对印第安人、黑人的种族主义情绪上升，大声疾呼美国被外来的非基督教人群、非主流文化所污染，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美国的坠落。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写的《我们是谁？》一书的确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它不仅反映出美国这一基督教社会的担忧，还反映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发展壮大。
    随着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发展，它对美国在海外传播基督教抱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希望用基督教来同化世界，并保持美国这个上帝之城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怀疑外部的基督教发展反过来会“污染”美国这个纯洁的土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及非洲一些原来由美国支持的基督教会的发展使美国人更感担心。
    巴西的上帝王国世界教会原是美国支持下办起来的一个基督教派，曾被认为是华盛顿在拉美培育的一支社会力量，20世纪80年代用于抗衡日益兴旺的左派政党和天主教的革命神学。这一教会有400万忠实信徒，后来自己到海外传教，遍布七十多个国家，在非洲的发展特别迅速。2002年巴西总统大选，该教会一反其亲美态度，支持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结果，卢拉获胜，美国人大为不快。里根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门杰斯在卢拉当选后第二天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巴西的政局，他说：“一个新的拥有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威胁可能来自包括卡斯特罗的古巴、查维斯的委内瑞拉和左派分子总统的巴西组成的轴心，它们与伊朗、伊拉克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美国人对巴西上帝王国世界教的反应的变化反映出美国对它催生的海外基督教团体的不信任正在加深。这种分裂也反映在美国的基督改团体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抗议布什以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致使一些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牧师们在宣教中把欧洲的天主教徒称为没有信仰的人。
    在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基督教会的原教旨主义者立即抓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穆斯林世界。然而，这种动员美国基督徒的口号并不被其他海外的基督徒分享。于是，在美国一部分基督徒越来越转向原教旨主义时，美国在海外传播并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运动却与美国本土的方向离得越来越远。

美国的“软力量”
     “软力量”一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概念，也有些人把它形容成“美国化”，即它是美国拥有的一种能力，可以影响其他国家，以达到硬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力量是指通过吸引他人获取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大棒威胁或是用胡萝卜收买他人。他认为，当一个大国能吸引他国并能与他国合作时，它不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就可获得想要的结果。
    其实，历史上的帝国都曾用自己的“软力量”来起到硬力量所起不到的作用。
    大英帝国时，英国人就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它所领导的殖民地广为传播，以影响当地居民的意识。因为当时的运输及传播手段都与今天不同，所以传播英国价值观的工作主要由那些统治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及当地的“买办”阶层来实现。英国在殖民地的官员们要执行英国的法律，按英国的规章制度办事，他们也强调“法治”，英国殖民地的管理程序及规章制度便都沿袭了英国的传统。英国在殖民地开办的学校按英国方法教育殖民地的“精英”，在教授英文、基础数学的同时，把英国人的价值观也传了过去。殖民地的精英在学习及与英国统治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把英国的各种价值观及风气都学了过去，连斗蛐蛐与喝下午茶的习俗也学得惟妙惟肖。
    软力量的扩张与硬力量的支持之间也有一种互动关系。比如，技术进步明显属于硬力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帝国掌握了新技术，就可以进一步促进帝国价值观的传播。电报发明后，以伦敦为基地的英国报业把以英国为中心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无线电通讯发明后，英国广播公司更是如鱼得水，1932年圣诞节那一天，英王乔治五世向整个大英帝国的子民讲话。此后，英国广播公司不断发展，逐渐用各种语言向世界传播以它为中心的消息，到1938年，它可以用世界各主要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历史学家福格森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在传播英国价值观方面起的作用比今天的美国诸新闻公司的作用更大。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软力量表现在许多方面，涉及的面也非常广：从流行歌曲到美式快餐，从好莱坞大片到24小时不间断播放的CNN电视新闻，从赫赫有名的常青藤大学到数不胜数的互联网网站等等，不一而足。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八十多个电信公司都是美国的，而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主要依靠美国电影公司来提供它们电影院娱乐的影片。美国影视业在全球的影响非常之大，许多国家的电视台都依靠美国公司提供的“肥皂剧”来维持播放的时间，如在拉丁美洲，75％以上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这对传播美国价值观起的作用不言而喻。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的国际销售额达 602亿美元，1999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2001年高达 1600亿美元，位居美国所有产品出口之首。美国的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信息发布量的 1000倍。美国控制了世界 75％的电视节目和 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总产量的6％一7％，但总放映时间占据了世界的一半以上。
    美国是当今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利用互联网技术控制了大多数网上信息的来源。网上信息的传播既无国界，又不受什么审查监督，它虽然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但也带来无穷的烦恼。人们无法逐一核对信息的真伪，谣言与真实信息鱼龙混杂，而控制互联网技术的美国诸公司无疑利用这种局势，充分发挥优势，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并传播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影响世界舆论。
    美国掌握着信息技术的前沿技术，除了用来加强它的“软力量”外，还用来监视别国的信息，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警察”。1998年，欧盟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抗议美国发展的截取全球通讯信息的做法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发展了一套截取全球电话、电传、传真、GMS、警察通讯、电脑网络通信及卫星通信的电子处理系统，系统地“过滤”全世界的通讯情况，监督它认为值得怀疑的对象。且不说这一庞大体系是如何侵犯了美国人最重视的个人“隐私权”，连美国的西欧盟国的领导人们也担心他们的国家机密未来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保护了。1994年至1995年任联合国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总指挥、英国将军罗斯就曾向新闻界抱怨美国人干预他的通讯。
    美国是个富国。出于道义及利益的关系，富国要以国际援助的形式帮助穷国。美国却经常利用这种援助他国的机会，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美国以经济援助、资本输出、技术提供为渠道，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大力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政治经济模式的输出。布什有句名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给予其他国家经济援助的条件是要接受美国的民主模式和开放市场，其实质就是在全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
    广义的国际文化交流更是美国扩张其影响的有效途径。美国的名牌大学资金雄厚，能请到高水平的研究与教学人员，因而也能吸引大量外国高水平的学生去求学。同时，美国政府也很重视利用美国的专家、学者对外进行美国的文化传播。美国政府把对外输出文化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专门设立了国家安全教育基金，用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际文化交流人才，为在“潜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盟国或敌国”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成为美国进行文化扩张的骨干分子。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进行文化扩张的机构，全面负责制定美国文化扩张的政策，重点向所谓的“具有潜在威胁的敌国”和所谓的“无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
    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扩张，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首先，美国在各国都培养起了一批“亲美”的知识精英，这些人中后来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对该国的对外政策影响不言而喻。其次，这些各国的知识精英回国后，继续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无形中成为传播美国文化的工具。再次，这些文化传播活动有助于树立一种美国优越的形象，美国的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国家的人们追求的目标。因而，美国的公司也可以趁机大发横财。像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美国货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它们之所以能在全球风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的居民把这些东西当做美国式消费、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
    美国最大的软力量要属美国精心打造的自由民主象征。美国从很早起就开始打造自己在世界上作为自由传播者和民主倡导者的形象。但是，在传播手段有限、媒体不太发达的时代，美国接触其他国家公民、塑造自己形象的机会不多。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美国作为自由民主象征的形象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推出了所谓争取四项自由的口号，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为此，美国每隔两年要给外国人颁发罗斯福四项自由勋章，以奖励外国人为推广由美国人倡导的理想而做出的努力。美国不仅推出了口号，还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拯救了欧洲一批被德国纳粹占领的国家和人民，这使美国在战后的欧洲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由民主救星的形象。20世纪70年代后期，吉米•卡特任美国总统时，对苏联东欧集团发动了人权攻势，逼迫苏联与美国进行人权对话，让苏联承认美国有批评苏联东欧集团人权状况的权利，同时美国也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承认现存的东西方边界。苏联虽然自认这种交易保证了自己在东欧的势力和影响不受美国的进攻，但承认美国有批评苏联人权状况的权利却给了美国某种道德力量，使东欧及苏联的普通百姓更把美国当成自由民主的典范，认为美国一定是自由的天堂。里根在80年代当选执政，他加强了对东欧的宣传，不断用各种短波电台对东欧进行“自由呼吁”。在美苏的对峙中，苏联虽然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硬力量，但却忽视了自己的软力量，在“人权”这个战场上最终被美国打得大败，失去了民心，最后也就失掉了国家与政权。
    然而，在布什政府决心以各种形式在全球推广民主后，美国作为民主象征的“软力量”却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美国的形象江河日下。这是由来自美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从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世界舆论越来越注意到美国选举中的问题，从而开始怀疑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那么完善。英国《独立报》的记者冈贝尔200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专著。他跟踪了 2000年及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 2000年佛罗里达州完成了手工验票的话，戈尔应该胜出，也就是说应该当选美国总统。但因为佛罗里达州政府的各种权力都被控制在共和党手里，最终根本容不得手工验票结束就宣布了选举结果。同样，2004年的选举中，俄亥俄州的民主党选民又被做了许多手脚：有些选民被迫排长队等候，最后他们放弃了投票权；还有一些选民不得不投临时票，而这些票后来又被宣布作废了。冈贝尔研究了一些美国的历史档案，发现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这种选举舞弊的事情比比皆是。当总统大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某个州，而这个州的权力又集中在某个党派手中时，往往会发生一些舞弊行为。
    另一方面，美国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有关美国士兵在阿布格拉比监狱虐待囚犯的报道毁掉了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形象，代表伊拉克战争的是一张被国际媒体广为传播的照片：一名被关在阿布格拉比监狱的囚犯，头被罩住，站在一个箱子上，肢体还连着电线。
    布什政府打的旗号虽然是在中东推广民主，但却很难得到阿拉伯人民的认同。尽管布什不断地把伊拉克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做比较，似乎美国帮助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政权与当时美国帮助欧洲人民推翻希特勒的统治一样，但大部分阿拉伯民众都不相信。人们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在伊拉克的霸道行为根本就不符合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憧憬。
    美国的影视业对全球的影响力巨大，其产品充斥西欧、日本及拉美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然而，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从布什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不断采用单边主义的行为后，这些国家的反美情绪高涨。
    发明“软力量”一词的约瑟夫•奈谴责布什大大浪费了美国的软力量，但认为只要美国现在开始改正，还可以恢复它的软力量。奈引用越南战争为例说到，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期间，全球的反美主义高涨，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用了十年时间就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美国的软力量基本恢复到了原水平。
    约瑟夫•奈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在对外改善形象上多投一点资，改变在伊拉克的政策，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加大投资，更加紧密地参与国际机构，认真处理虐囚事件，美国还能恢复它的软力量。
    约瑟夫•奈在谈美国的软力量时，主要强调美国推广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他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毫无疑问，经过战后五十多年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发展，现在的美国影响力要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然而，在帝国的光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只对自己有多“强大”津津乐道，而不愿倾听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声音。他说，过去十年，美国各大电视网撤掉了大多数驻海外记者站，国际新闻的内容则削减了三分之二，原因就是美国人只愿意看自己本国的新闻，根本不愿意关心别国人在想什么。有统计说，在一份有关诸如“俄罗斯总统是谁”之类的知识问卷调查中，七分之一的美国人全部答错了，而全都答对的则不到6％。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的悲哀。约瑟夫•奈主张美国运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软力量”，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交流在全世界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像布什这样动辄兵戎相见。
    其实，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美国的软力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有能力影响和引导舆论。按照美国的战略需求，它可以操纵舆论向有利它而不利于它的对手的方向发展。

操纵舆论与影响舆论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的王国，而且在对外交往中总是以教训人的口气批评其他国家的新闻不自由。美国的新闻业的确很发达，有众多的新闻机构和遍布世界的网络。但是，美国的新闻却也不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自由。美国政府在新闻自由上执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它对攻击的目标国展开“狂轰滥炸”式的新闻轰炸，传播谣言、制造假新闻、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又对美国国内的新闻管制加利诱，引导舆论向它希望的方向转变。美国人可能是最理解拿破仑当年的那句名言的。拿破仑在评价他的欧洲战争时曾对法国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认为它们破坏了法国人对战争的士气。他说：“四张小报所起的破坏作用比战场上的十万大军还大。”
    冷战时期，美国耐心地对苏联东欧国家做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主张通过“美国之音”等机构“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使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美国军事当局和国务院的有关官员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对苏联、东欧的广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权威，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类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几十年来，美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网。“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和“自由欧洲”等广播电台用短波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宣传，其广播的消息充满了颠覆性的煽动。“美国之音”的领导人公开宣称，“美国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隔阂和摩擦；尽量在共产党集团的各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猜疑；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兴，等等。
    苏共与东欧国家的左翼党派历史上曾犯过一些错误，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揪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断地翻历史的旧账，以证明这些国家政权的不合法性。美国电台还曾直接参与和干预苏联国内的动乱。1989年8月，当时还属于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发生动乱。为了促使苏联解体，美国的上述三个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联邦德国的德意志电波电台等联手向这三国发起了宣传攻势，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大量散布谣言，挑唆民族仇恨，煽动民众搞武装起义。苏联东欧集团很强调意识形态宣传，把新闻、文化、出版等活动都列入了宣传范围，严格管制。这使当地人们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根本经不住任何“细菌”的感染。相反，久而久之，当地人对当局的宣传产生了反感，认为当局的宣传尽是美化形势，在制造谎言。于是，他们很容易就把与当局作对的对立面当作真理，把美国对苏东的宣传都当成了事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民主”攻势不断深入人心，为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之音等电台也长期对中国进行宣传战，除了制造一些所谓中国人听不到的消息外，他们还炮制了许多中国领导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谣言，对中国的西藏历史大肆歪曲……每当中国出现政治运动和政治动乱时，总是美国的对华广播电台最活跃的时期。在真真假假的消息报道当中，美国政府办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把他们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灌输进来。美国人当初很忌讳自己的政府控制宣传机器来影响舆论的做法，因此国会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一蒙特法》就规定，只允许美国之音电台向外国（而不是本国）的听众播出亲美国政府的新闻。其实，美国人似乎很虚伪，他们自己的听众不信的东西可以向外国人灌输，只要最终结果对美国有利就行。否则，国会怎么会通过一项法案，只把某种消息给外国人听，而不让本国人听呢？
    美国政府不仅控制、操纵着美国对外的新闻媒介，对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也有严格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还发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家总结经验后，认为是新闻报道起的负面作用太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士气。此后，美国政治家们与军事专家们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战斗要快，让新闻报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边拔不出来。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新闻界知道太多细节。
    美国人总结的经验让英国人学了去。当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岛打仗时，英国政府便对新闻媒介采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记者到战地采访，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审查，禁止外国记者到战斗现场采访，等等。没想到，英国的做法却得到了“东施效颦”的效果。战斗打响后，英国民众急于想了解事态发展，这大大激发了英国记者的创造力，他们想尽办法打听消息，焦急之中把英军的部队调动情况都报道了出去，结果阿根廷军队掌握了情况后在战场上占了便宜，使英军付出了重大伤亡。
    美国人吸取了英国的教训，决定在外部武装冲突时，要尽量使媒体报道“不在场的现场”，只让记者拍摄一些冲突地区的草图，用笔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些冲突各方的形势，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是以这种方法，当美军1983年干预格林纳达和1989年干预巴拿马时，电视根本没有报道现场的情况。后来，经过了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和军界又把这些控制新闻报道的技术加以改善，变成战争前大肆渲染、战争打起后少报道战场画面。
    美国军方与新闻界还达成了一种合同式的关系，立了些新闻报道的“规则”。这些规则虽说是君子协定，但在美国这个注重习惯法的社会里有着相当大的法律约束性。1984年1月10日，国会通过了《新闻报道军事活动的原则声明》，指出美国的军事活动应该有新闻报道随同，但新闻报道必须事先做好计划，所有的参与方都应被报道。1984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手下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小组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三点建议：当由于军事秘密而必须限制报道自由时，要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闻小组提供新闻消息；如果参与报道的记者遵守地面部队准则与安全条例，就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行动的消息；这些规矩要根据每次军事活动进行调整，违反规矩的记者将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政府下发了两个文件，分别称为《沙漠盾牌地面准则》和《新闻媒体指南》。这两份文件规定美军指挥官必须把新闻报道当作任务之一。
    有这些文件做法律依据，美国政府与军方就能在对海外进行干预时控制美国的新闻报道，从而影响舆论。
    在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更加发挥了控制媒体的技术，使美国新闻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抑。《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克鲁格曼把这种压抑分为三种：（1）在“9•11”恐怖袭击后，大部分新闻界人士都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适当地压抑对美国最高首长的批评。（2）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记者们也对布什政府非常宽容，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有“偷懒”的习惯，从政府那儿拿来信息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对政府信息抱怀疑态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右翼势力对敢于出轨的新闻记者的威慑。“9•11”事件后，如有记者敢对政府的措施“发难”，他的电子邮箱里就会塞满了充满仇恨的恐吓信，右翼势力会组织力量在其他新闻刊物上发表大量诋毁他的消息，以破坏他的名誉，最厉害的是，政府会向他封锁内部消息，而这对新闻记者的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对美国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有时还干脆花钱“买通”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政府言论的文章，也通过自己管辖的部门炮制一些颂扬总统政策的录像，并向其他电视机构传播，假充电视新闻报道。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布什政府用于公关的费用几乎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两倍。“9•11”之后，白宫便拟定了宣传的新战略，鼓励关于反恐战争的正面报道，吹嘘美国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用武力推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寻找理由。
    布什政府还控制着一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或相似的新闻机构，借他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策。比如，福克斯公司与媒体链接公司就经常受政府之托来搞宣传，福克斯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新闻网，它向其130家附属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录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门炮制的新闻。一位从事新闻推销的公司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任何电视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人力、时间或财力去报道所有有价值的新闻。90％的电视新闻编辑室现在都要依赖新闻录像。
    2002年 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属的孟菲斯电视台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别报道，着重报道了美国如何帮助解放了阿富汗妇女。孟菲斯电视台的记者克拉克在报道中解说道，阿富汗妇女一度被禁止上学和就业，现在终于脱下了长袍，开始从事裁缝和面包师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甚至得以参加新兴的民主。克拉克的报道似乎证实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论点：美国在国外的大力干预是在传播民主自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并赢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访节目完全是美国务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划的，采访中的引语与解说词都是该公司提供的。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下属部门称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大约由30名编辑和技师组成。2002年初以来，他们在白宫的批示下开始制作配有解说词的特写报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这些报道被广泛发往世界各地，供当地电视台使用。这些对外宣传的报道本属于《史密斯一蒙特法》管辖，也就是不得播给美国听众。然而，自从布什政府展开了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宣传也不只是给外国人听了，这些对外宣传也开始“出口转内销”，因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也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教育”。为此，美国务院的官员解释说，《史密斯一蒙特法》不适用于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
    当美国进行海外干预时，政府用来引导新闻报道的原则很简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1）要树立敌人的形象，即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倒的恶魔。从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一次讲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了“十字军东征”一词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最能调动美国人的情绪，能调动起美国人的一种宗教狂热。为了树立恶魔的形象，美国媒体经常要把敌人描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前就把塞尔维亚人描写成搞种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扬他们发现的“万人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也把萨达姆政权描写成暴行累累的政权，还拿伊拉克平民当人肉盾牌去抵御美军的进攻。
    （2）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绘成正义的战争，把美军描绘成正义之师。在极度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后，美国媒体会让人感到，美国再不干预不行了，美国不能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恶魔存在。于是，美军的干预就成了正义行为。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但之后美国媒体却不断报道安理会事后的一些安排，似乎美国的军事干预行为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要把战争描绘成“干净”的战争，即不会造成无辜死伤的战争。为此，美军提供给电视台的镜头往往是“精确打击”的镜头，炸弹如何打中了目标，轰炸机如何顺利完成了使命。
    总之，美国政府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中培养了一套熟悉的技巧，知道如何控制并操纵新闻媒体去影响舆论。美国政府官员利用新闻媒体竞争的特点，控制报道机会的供给，只把采访的机会和机密的消息给一些听话的新闻记者，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御用文人”。当公众对电视画面上的刺激镜头很着迷时，美国政府更是拥有很大优势，政府官员控制着战场等实地拍摄的画面，想让观众相信什么样的信息，就能找到什么样的画面。
    布什政府的智囊中有许多“新保守主义”人物，这些人深谙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新保守主义第一次在美国政坛上露面是20世纪80年代，而从70年代末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就开始着手准备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了。欧文•克里斯托尔是当时新保守主义的旗手，《公共利益》杂志的总编。他在1978年公开号召美国企业为一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捐助，做些慈善事业，让那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有能力为保卫强大的私营部门而呼喊。那些企业本来对学术研究不太感兴趣，在他的号召下也纷纷为那些倾向它们的学者们慷慨解囊。在企业的大量捐助下，一个在经济学界本来不太起眼的学派——“供给学派”——的研究突然占据了从学术刊物到大众读物的各种版面，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明星。这一学派鼓吹政府减税，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减税不仅不会引起财政赤字的恶化，还会促进消费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了，政府税收的盘子便做大了，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增长。供给学派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经济学界尚未有定论，但供给学派的观点被里根政府接受后使美国企业受益无穷却是不争的事实。欧文•克斯托尔在 1995年说道：“重要的是政治效率，而不是政府的会计差劲。”在企业的赞助下，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开始向某些经典的科学结论挑战。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他们推翻了一些早已有了公认的常识。比如，他们说全球气候变暖是尚未有定论的研究，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暖不一定有关系，等等。当然，这些研究是由美国的石油公司资助的。另外，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得势离不开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支持，而这些势力绝对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就有些得到赞助的研究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有许多地方不清楚。美国的公众本来对这些科学辩论就弄不明白，认为那不都是些图表和数字吗？新闻媒体又参与了这些辩论的报道，并不时地引用一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报道，那些早已被证明的事实却又变得模糊起来。新保守主义者们很会控制舆论，通过企业赞助研究的办法，他们制造出大量的“科研成果”，然后又拿这些“科学论据”来影响舆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控制信息源与话语权
    从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先世界以来，美国在控制信息源上做了很多努力。互联网上散布的大批消息不说，就当今世界获得信息最快也最受大众欢迎的电视来说，自从美国人特德•特纳想出了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CNN以后，美国就掌握了新闻的源头。各种新闻的来源都离不开它。
    控制了信息源就控制了话语权，也就是说可以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方向想，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思维定式。说的是人们有时候顺着一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原来的思考根本不着边际，所以解不出来。中国人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汉字。前些年，人们曾做过一个游戏，让人猜字。问的问题是：三点水加一个来字念什么？许多人不认识这个字，所以不敢认。提问的人会提醒说，此字念“来”，河北省有个涞水县。再问的问题是，那么三点水加一个去字念什么？许多人会费很多功夫去思考，然后会说不认识。其实，把这个字写出来，放在一堆汉字里，人们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来。但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个形声字，涞的读音就是它音韵边的那个汉字的读音，所以当人们遇到第二个问题时，还未摆脱第一个问题的思维方式，仍在想着形声字，所以就找不到答案了。这个游戏虽然简单，却说明了思维定式的道理。所谓控制话语权，就是把人们引导向某种特定的思维定式，人们会在这种定式中去寻找“真理”，那结果当然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了，因为答案根本就在那个指定的思维定式之外。
    比如，当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组织了对苏联的“经济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苏联的弱点在于它主要依赖出口能源换回硬通货，再向西方购买技术。如果使它的能源出口收入锐减，西方再限制对它出口的技术，苏联经济就坚持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面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加大石油生产，使国际市场上石油的价格大跌，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急剧下跌。但舆论当时并不知道美国与沙特背后达成的这笔交易，以为沙特扩大生产有自己的用意。美国或多或少加以引导，让人们都去猜测沙特扩大石油生产的经济利益。许多分析家因此而认为，沙特扩大生产是为了稳住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甚至要扩大自己的份额。他们说，扩大份额是一种战略考虑，使沙特得到了比提高石油价格更高的利益。直到许多年过后，美国人自己披露出当时的这段经济战与美沙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沙特当时为什么要扩大石油生产。现在回想以来，对沙特增产石油的猜测就属于一种思维定式，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另一个美国控制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例子就是全球化。美国舆论最先说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一种力量，适应这种力量的国家能够得益。然后，美国组织的各种研究证明这种没有结构、也没有人操纵的力量是由快速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使时间与空间都变得不重要了，任何政府如想受益于全球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把许多权力从它们手中拿走。然而，这种政府面对全球化束手无策的描述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是想阻止某些国家政府去干预自由化的过程。欧洲与东亚是参与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实际上正是这些地区的政府干预全球化的结果。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想遮掩的事实是，美国人想把全球化套在美国人设计的框架里，希望它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发展，从而使美国既能发展庞大的军事力量又能获得全球的财富。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框架下，美国威逼利诱，让各国都放弃实行工业政策，也就是让各国政府放弃对一些工业领域的补贴，以更好地与世界经济合为一体，利用外国投资发展经济。为了证明工业政策是无效的，是浪费资源，美国的一些思想库还组织专题研究。对一些国家失败的工业政策研究的结果证明，工业政策只是保证了一些企业的垄断收益，没有起到促进工业发展的作用。由于美国控制了这些研究的话语权，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往往拿这些研究结果来说事儿，指责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政策。
    有些国家实行的工业政策的确有许多不成功的地方，但我们应该记住西方的一句谚语，“别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起倒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因为有些工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就彻底否认工业政策的原则。其实，美国在批评别国的工业政策时，自己却并未放弃工业政策。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包括电子产业、电子通信产业、航天航空产业等领域的发展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公共财政的补贴。当美国的贸易伙伴指责美国的做法违反规则时，美国便打出了发展国防工业的旗号。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国防工业发展不在国际贸易组织的控制之下，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补贴当然就不受任何限制了。
    在中美贸易上，美国也利用它掌握话语权的优势给中国制造无穷的困难。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有结构性的因素：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轻工产品，从玩具、纺织品到各种机电产品和家用电器等，这是因为美国的“非工业化”，美国企业已经不生产这些产品了。美国做的是一种选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美国的这种决定。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国企业愿意技术更新换代，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也符合企业发展的逻辑。然而，美国的政界人士却从这种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中看到了可以使用的政治机会，便频频说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汇率大低，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跟美国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人为地制造出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因为美国掌握着话语权，一些外国媒体也跟着炒中国“货币低估论”。反过来，有些美国议员便威胁说，如果人民币坚持不升值，他们就要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其实，从1997年亚洲危机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一直没变。90年代末，美国金融市场上泡沫膨胀，投资美国股市的热潮导致美元需求猛增，美元汇率不断上扬，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中国的出口曾经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国际资本撤离美国股市，美元需求下降，美元汇率也跟着下降。随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美国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的财政盈余转为赤字，而且还有不断上升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开始不信任美元，美元贬值加大。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人民币等于也跟着贬了值。但是，中美贸易一直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又与美元挂钩，也就是说无论美元的汇率在国际市场上如何变化，中美之间贸易的价格不会因汇率而变化。那么，为什么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却越变越大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不按“国际贸易”的规则“出牌”。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之所以是一种双赢的游戏，是因为交易双方都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挥特长，而因为各国都能发挥特长，产出的结果就要高于不交换的情况。这就是“1＋1>2”的解释。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当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如果在中美贸易中双方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贸易就会达到平衡。但美国政界总有些人担心中国发展太快会威胁美国利益，因此处处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政治因素限制了美国经济在中美贸易中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产生大量贸易逆差就在所难免。中国因对美贸易顺差而得到大量美元，而中国在海外投资并不大，中国只好用这些美元来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等于把中国的储蓄又借给了美国。美国可以得到从中国来的源源不断的资金，便不必再用提高利率的做法去吸引外国资本。低利率反过来又刺激美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美国看到外债太多了时，还可以操纵汇市使美元贬值，以减轻债务。中国掌握着大量美元资产的债务，美元贬值则中国的资产也跟着缩水，等于替美国分担了债务。美国在中美贸易逆差中占尽了便宜，却把人民币与美元保持的固定汇率当做替罪羊，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警告布什政府说，如果中国听了美国的话，让人民币升值，减少持有美国国库券，美国将得不到那么便宜的“贷款”，美国的利率将不得不上调，这可能会戳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从而引起消费信贷的大幅下滑和房地产就业的减少，房地产价格下跌还可能引起一系列破产，美国那时才会后悔不该给中国开这种药方。
    政治上，美国控制话语权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在所谓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枝独秀。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着各国的发展，但美国政府及智囊们从不引导舆论讨论美国这种状态对各国的影响及它的全球责任，反而引导舆论去讨论美国如何利用强大的力量到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捍卫和平及人权。在这种思维定式中，打击别国成了惩罚坏人的代名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美国的一些基金会还赞助许多研究项目，证明美国的利益与美国追求的理想的一致性。比如，让别国开放市场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理想，即要促进自由化与民主化。美国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既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领导地位，也是为了推进该地区的人权事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始作涌者也是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基点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舆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推论说，中国强大后必须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引发亚洲地区军事力量的失衡，其他国家也会感到受威胁也会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就会引起地区的军备竞赛，地区不稳定就会增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加快，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会与传统的工业国争夺资源，引发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国的经济属粗放型发展，造成了污染的扩大，波及邻国，随即影响到全球的环境。还有一些舆论把“中国威胁论”加以引申，推导出中国的快速发展会使中国的“专制模式”得到更多的认可，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相竞争。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儒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将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成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其实，宣扬“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树立外敌的一贯做法。亨廷顿曾经分析过美国为什么要树立外敌。他说，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美国的“民族特性”是建立在反对某种外部力量上的，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需要树立一个不喜欢的外敌，而这个敌人一定会被视为自由的反对者。最开始时，外敌是英国的贵族压迫，然后又引伸为欧洲的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及帝国主义。随后，美国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欧美文明的代表，带领着“西方文明”的盟国与威胁这种文明的德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则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领自由世界的国家与苏联及共产主义斗。当苏联瓦解、东欧剧变后，美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外敌，中国成为当然的靶子。在美国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又感到找到了一个新的外敌，注意力才逐渐转移。但因为恐怖主义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美国人仍然很难在反恐的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因此，布什政府想借用伊拉克战争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并声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都集中到了伊拉克，为其提供了一个把敌人抵御在国门之外的好机会。但是，伊拉克局势久久不得平静，美国人会逐渐对战争的合法性产生怀疑。那时，为了再度转移视线，恐怕“中国威胁论”还会再度抬头。
    再来看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使人感到有一种美国在引导国际舆论向它希望的方向的嫌疑。为了发动战争，布什政府找到的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让萨达姆•侯赛因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就动用武力。在遭到伊拉克拒绝后，布什政府发动了军事进攻，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经过几年的寻找，仍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痕迹。在整个战争及后续时期，美国舆论及国际舆论都在讨论什么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找不到伊拉克研制核武器的痕迹，那么萨达姆曾用化学武器屠杀本国的库尔德人，化学武器不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结果，找了半天连化学武器的储存也没找到。多年的制裁耗尽了伊拉克的财力，萨达姆政权最后也意识到这些东西救不了他的命，根本就没有能力或意识去发展这些武器。其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一个借口，是发动战争的最合理借口，舆论没去寻找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却被引导着去探讨什么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等到战争结束，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政府便使用了丢车保帅之法，提出了所谓“情报失误”说，并开始大规模地整顿和重组各种情报机构，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情报误导的因素。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在美国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都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肯定说明没有了。如果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美国又是以这个为借口发动的战争，那肯定是情报出了问题。当人们在探讨美国那么庞大及拥有现代侦察手段的情报队伍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错误时，人们似乎又在被美国政府引导着去向另一个方向寻找没有答案的途径了。其实，美国的情报部门并非那么无能，中央情报局为此做的调查早就证明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此结果使布什政府内那些决策者们大为光火，他们决心自己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要找到“情报”，要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能。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防部里成立了一个小型情报分析机构，由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珀尔负责。这个机构虽没有几个人，却负责分析、解释有关伊拉克的情报，他们能把那些模棱两可的情报都解释成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用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去找情报，当然可以找到任何向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但这些能说明伊拉克战争是因为美国的情报失灵而偶然引起的吗？
    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借口确实没人相信时，布什政府又抛出了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自由的理论。布什还借接见以色列内阁部长夏兰斯基之机，大肆吹捧了一番后者对推广民主、打击专政的信仰。纳坦•夏兰斯基出生在乌克兰，曾是前苏联犹太人，毕业于莫斯科某理工大学，是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后来他为了坚信的“民主自由”理念，和那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一起在前苏联为争取人权而奔走，他一直从事帮助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地下活动，直到1977年被逮捕。1978年，他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的“间谍罪”被判三年监禁和十年劳改。1986年在当时美国里根总统的帮助下，在苏联与西方交换间谍的机会中，最终获得自由，并如愿到以色列定居。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年代，夏兰斯基与著名的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西方认为是从内部推翻苏联制度的“功臣”。夏兰斯基移民以色列后，成为极右翼积极分子，在巴以问题上持极其强硬立场，认为中东没有和平是因为巴勒斯坦组织不民主、阿拉伯国家不民主，要像当年在苏联搞民主运动那样在阿拉伯世界大搞民主运动。据说，他写的《论民主》一书成为布什及其外交班子制定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参考。
    在这一背景下，舆论又开始大炒美国的中东民主化计划能否成功。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境内的爆炸及袭击虽然接连不断，但布什政府却认为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战略取得了很大进展。因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修改宪法，要举行首次多党派候选人参加的总统民主选举。阿拉法特死后，巴勒斯坦如期举行了大选，选出的政府似乎是个愿意与以色列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温和政府。黎巴嫩从叙利亚军队的控制下摆脱了出来，叙利亚政权本身也开始不稳定……一时间，过去抨击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媒体也开始为他唱赞歌，认为布什倡议民主的用心是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需要重新判断布什的外交政策。即使有些人明显不赞成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他们也只是怀疑这套推行民主的政策并未行得通，他们说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传统，民主可能会使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借选举之机上台执政，美国面临的只可能是更加困难的环境。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对美国在中东大肆推行民主与自由有自己的看法，但因为美国控制着信息源，他们的看法并不为主流媒体所反映。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这些阿拉伯人的分析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比如，美国正在引导舆论，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式把人们的目光都引向中东“民主化”的方向，都在议论特定的文化背景能否产生民主，“枪杆子里面出民主”是否能维持下去。然而，这一切都是烟幕弹，因为它让人们看不到美国“中东民主战略”的真正意图。其实，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的用意就在使当地敢于对美国说“不”的政权都小心一点儿，美国随时可以用不民主的借口去借助武力改换政权，况且美国掌握着评判民主与否的权力。中东地区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世界各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能源的供给，美国掌握了世界最大的能源库，控制了这些大国发展的命脉。美国的最大利益显然在于让这一地区的政权都小心谨慎地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对美国的命令俯首帖耳。另外，布什能当选执政与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这些势力有一种很强的宗教狂热，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坚决支持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帮助犹太人保卫自己的家园，重建神殿。到那时，上帝的使徒会再次降临人间，世界就会有一千年的和平与繁荣。再加上布什班子里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很多人都是犹太人，对保卫以色列有种天然的使命感。这两股势力认为，在中东威胁以色列存在的是一些大阿拉伯国家，它们把以色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敢于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只有肢解了这些国家，才是保卫以色列的最好办法。而肢解这些国家的最好方法又非“促进民主”莫属。中东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出现都是非殖民化的结果，是被西方列强、前殖民主义国家“人为”分成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不够强，国家内部既有种族矛盾，又有宗教派别矛盾。美国在与这些国家作对时，总是拉一派打一派，如在搞萨达姆时就曾用各种手段拉库尔德人与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在这些地方强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无疑是在激化这些潜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爆发，国家分崩离析，就构不成对以色列的威胁了。
    这些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因为它们不属于人们都在寻找的国际信息源，而当今美国又控制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所以舆论并不在注意这些分析。这就是美国主导国际舆论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