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和为贵”等于“和平可贵”吗？

“和为贵”等于“和平可贵”吗？
——浅析中国外交的一个思维误区
郭 海 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为了阐明和强调中国的和平愿望及诚意，不论在外交政策文本或外交理念阐述之中，都将此句置于开篇语的首要位置。而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外交场合中则多次提出“和为贵”这句古语作为宣扬和平的口号以及作为提倡“和平发展”理念的注脚，显然是将“和为贵”的这个“和”字解读为“和平”之意，据以说明“以和为贵”（意为和平是可贵的）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之中是如何的源远流长。
　　例如，2003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会议上发言阐明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他表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在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谈及中美关系时，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来形容中美关系。温总理在会见华侨华人代表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铸就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我们加强和改善中美关系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他进而强调，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而且亦同样存在于国内许多国际问题专家的发言及文章之中，这里就不必逐一列出了。虽然我们万分理解我国领导人渴望和平环境的良苦用心及迫切心情，但却不得不指出，如果对“和为贵”的原文出处及其本义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客观考证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和平”的解读实在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也是对“和为贵”观念的一种狭窄理解。
　　我们知道，“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为“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是“有子”说的，他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姓有名若，“有子”则是孔门后学对他的尊称。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将这段话翻译为“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1)。由此可见，“和为贵”之“和”，本义并非“和平”之意，而是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将事物调节到一个恰当的状态（作‘动词’用），后来也以之指代这种“事物的恰当状态”（作‘名词’用）。实际上，在先秦思想史里的“和”字大多作“混和、调和、应和”等一类的解释，而“和平”的词义反而是出在《孙子·行军篇》：“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和”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又名伯阳父），他在与当时担任周王朝司徒的郑桓公谈论周王朝政治危机时（公元前774年前后）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见《国语·郑语》）。在这里，史伯对“和”这个概念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所谓“以他平他”，即指将不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发生相互作用，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而“以同裨同”则是指性质相同的事物简单地、重复地加在一起，却不会产生新事物，因此说“同则不继”。其后，许多思想家也继承了史伯“和”的概念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如《庄子·田子方》有云，“（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荀子·天论》则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贾子·道术篇》更为直白，“刚柔得适谓之和”。可见，“和”并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更是一个强调互动过程的动词。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时刻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也就是时刻都在发生着相互作用。因此，绝对的、静止的、永远的“和平”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换言之，在国际关系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只有和平的、友好的一面，而没有矛盾的、斗争的一面。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一旦因利益冲突而激化矛盾，“和平”也就难以为继，对抗以至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就难以摆脱“和战交替”的历史循环呢？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而言，确实如此；但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却又未必无法突破。中华先贤早已为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精深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到武关与秦国会盟，却被秦昭王扣留，胁令其割地称臣。消息传回楚国后，大臣们商量着要另立新君以绝秦国之要挟。由于当时楚国的太子横正在齐国当政治人质，因此楚国诈言楚怀王已死以求召太子回国。齐王在苏秦的建议下要求楚国献出东部五百里土地方准楚太子回国。太子横在其老师慎子的指点下答应献地，因此得以回国即位为王，史称楚顷襄王。当齐国遣使来楚国索取东地时，楚国大臣子良主张守信献地，然后再发兵夺回；昭常主张一口拒绝，马上发兵防守；景鲤则主张向秦国求援。最后慎子建议楚王采纳三人的意见加以综合实施：先派子良去献地，稳住齐国；再派昭常为大司马领兵往守东地；再派景鲤入秦求援。这个事件的结局是，等到齐国发觉上当而出兵进攻楚国东地时，却发现既有楚兵防守，又有秦兵救援，只好退兵，无功而返(2)。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事件”里，慎子正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其实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以及清醒头脑的战略家，既高瞻远瞩而又临危不乱。在国君被扣、太子为质的艰危处境之中，他首先以一个现实的政治妥协使太子安然返国即位，稳定了楚国处于“权力真空”的政治基础；然后又总结归纳各种不同意见，既不退让，也不冒进，最终实施了一个博采众长、面面俱到的战略方案。使得当时身处秦齐两大国夹击之下、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楚国不仅站稳了阵脚，避免了战争，更无须付出割地求和的屈辱代价，一举破解了这个复杂、危险的政治“连环套”，从一场随时都可亡国灭顶的灾难性危机之中挽救了楚国。而慎子在处理这场危机中所表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圆熟手段以及高明战略，其核心就是一个“和”字！什么是“和”？就是“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将事物调节到一个恰当的状态”。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在参与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一直抱持着“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她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也不愿意有人搞乱子，不愿意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分歧。因此，中国将“和为贵”解读为“以和平为可贵”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以及逻辑都告诉我们，“和平”只能是对过去历史时期或已经形成的现实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而不可能对未来产生实际的定义作用。因此，在国际政治交往之中，“以和为贵”只能是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能否实现绝不是中国单方面所能确定的（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鉴此，我们不能将“和平”看作是发展对外关系或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手段，而根据“和平”愿望对所有国际关系问题作出机械的、片面的处理。“刚柔得适谓之和”，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反台独、反分裂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只有通过积极采取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全面捍卫国家及民族根本利益的目标，才能切实地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从慎子的事迹中，我们正可以获得无穷的启迪和智慧。
　　(1)《论语译注》，第8页，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似乎还可进一步发展。笔者试译为：礼的作用，以各得其所而又恰到好处为可贵。上古君王在治理国家时，采用的就是这个宝贵的道理，无论小事大事都遵循着“和”的原则。但是，当圣人之道无从实施、国家无法达到大治的时候，虽然明白“和”的道理，却不配合礼的制度来加以规范，也是行不通的。
　　(2)这个故事可名之为“慎子不失楚地”。事见《战国策·楚策》。
　　2004、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