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红：小农经济变迁与农技服务体系变革

小农经济变迁与农技服务体系变革

——川西平原L村调查随笔之一

　　在四川省M市L村调研时，村里负责农业技术服务工作的村干部曾经向我们抱怨说现在的农技推广工作不好做。他讲到，在以前，工作人员到村里做农技宣传推广工作时，村民的积极性都比较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对农技服务都不怎么感兴趣了。尤其是那些比较复杂的、需要多花心思的农业技术，农民更是不太感冒。那么，以农为本的农民为何会对自己的老本行丧失兴趣呢？

　　毫无疑问，这一变化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中国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尽管农民的就业环境和待遇仍然很不理想，但色彩斑斓的城市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对未来无限的期待和想象空间。打工、做生意等非农就业渠道逐渐进入农民的视域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转移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面的注意力。

　　当然，非农就业机会之所以能够消减农民在农业生产上面的投入，跟当下的农业生产状况和特性也有很大关联。农业作为低端产业，难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因而农民种地的绝对收入比较低（早在1980年代初农产品极度匮乏的时候，农民还有望通过种地致富，但随着农产品供给日益充足且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农民通过种地致富的梦幻逐渐破灭）。再加上农民处于市场经济的末梢，极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使农民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农业即使增产也难以增收，即使增收也并不稳定。另外，和其它非农就业机会相比，农民种地的比较收益低。许多农民说：“种一亩地一年也才收入几百上千块钱，但出去打工一个月就可以挣一千多块钱。”所以，农业生产已经缺乏比较优势，在家种地对于农民而言越来越不划算。

　　农业生产上的低收益促使农民不得不努力寻求非农致富渠道。而忙于外出打工、经商无疑会让他们无暇顾及农业生产，分散他们在农业生产上的精力投入。L村所在的地区是稻——麦混合的一季中稻区。L村的村民告诉我们，以前村里种油菜的比较多，而现在种油菜的很少。因为油菜的种植、管理和收割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劳力。村民觉得太麻烦，而买油吃更为方便。L村的村干部还讲到，当地的水稻有抬线秧和抛秧两种种植方法。抬线秧技术比较精细，更适宜水稻生长，但需要耗费更多时间。而抛秧省时省力，但产量不如抬线秧那么高。现在村民大多采用抛秧，而且抛秧时也不那么认真讲究，都是草草了事。另外，有的村民播种小麦时也不耕田，就直接把麦种撒下去，不管它能收获多少。而且种小麦时也不会向以前那样非常细致精确地考虑播种的时间要求。“尽快种下去了事”。然后去做其它诸如打工、做生意之类的事情。对于种子公司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如果程序复杂、技术要求高、要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很多农民也不屑于购买采用。“嫌麻烦”已经成为种田农民的口头禅。只要能保证全家基本的口粮，产量低一点也无所谓。正如有的农民所言：“收那么多粮食干嘛呢？卖粮也赚不了几个钱。”尤其是L村作为一个城郊村，土地减少得比较快。土地之于农业生产的意义也随之下降。有的村民小组里面人均就只有几分地。“在地里再怎么刨也多弄不了多少东西。”

　　确实，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并进而促成了小农行为的深刻变化。在农民收入结构中，非农收入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种田收入在许多农民收入结构中已经无足轻重。传统社会中农民必须依赖于土地的生存景观已经大为改变。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确保生存底线已经不再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他们不必像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一样，为了增收哪怕一点点粮食而拼命劳作，大量投入。恰恰相反，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方式选择。农民生存方式多元化，使他们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倚重程度降低。他们已经不再是黄宗智意义上的“过密化”小农了。

　　与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和人口大量流动相应的，是农民生存观念的转变。在家种田被农民视为“没出息”。而外出打工、经商等种种可以脱离村庄、脱离土地的行为渐渐被农民奉为“圭臬”。有朝一日离开家乡到城市安身是许多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梦想。在当下的乡村，只要条件允许，稍为有点“能耐”的农民，一般都不会在家里死守着那几块地。由此，许多农民对农技推广工作、对土地和农业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了。

　　归结起来，以上诸种因素其实就是正在发生的小农经济变迁（包括小农家庭经济结构、农民土地观念和小农行为等等）使农民对乡村农技服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当然，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由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所促成的。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既然农技服务的村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农技服务体制又将何去何从？既然很多农民对农技服务的需求量都在下降，那么乡村农技服务机构是否也要逐步走向消极无为？进一步地讲，我们该如何评价各地进行的裁撤合并涉农服务站所以及有的地方进行的农技服务市场化改革？既然农民对农技服务的需求不再如以前强烈，那么由税费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而促成的农技服务体系变革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乡村组织从农技服务领域大步撤退是可行的，那么一些必要的常规农业技术服务，比如病虫害预警机制等，又该如何得以保障？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上述小农经济变迁因素对农技服务体系的冲击，这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笔者倒是不担心农民的后代不会种地的局面出现，因为农业生产自来就有“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的古话。农民掌握基本的、常规性的种地技术一般都不成问题。笔者同样不担心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不感兴趣而导致农业技术难以改进和提高的问题。其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依然广泛存在，仍然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小农生产难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笑傲江湖”的情况下，单纯的农业技术改进对于他们而言，似乎确实意义不大？或许，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那些能省时省力的农业机械如打田机、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很快被村民所接受，比较容易进入村庄，但这些都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渠道进入村庄的；而那些复杂的、需要耗费较多精力和时间的农业技术则很难获得农民的好感。农民对农技服务的选择性需求本身是否具有一种讽刺性意味？此外，不再重视土地、不再重视农业生产的农民，还算不算农民？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下的小农经济和生活行为？而更为宏观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无法依赖小农而实现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对农业资本化、大农场主时代的呼唤与需求？但这在当下中国农地制度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分散的小农仍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似乎又不太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契机将起于何时，路在何方，这还真得费一番心思了。

　　在《乡村农技服务：在改革中沉沦》一文中，笔者曾经从制度层面、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对税费改革尤其是乡镇机构改革之后的乡村农技服务体系变迁及其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在理解村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将小农家庭经济结构及其观念行为与宏观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变迁及其构建勾连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性解释框架。笔者尚难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努力对于理解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对已有研究的些微拓展，抑或只是笔者稚嫩的一厢情愿？

　　注：本文一些观点得益于和西南政法大学罗兴佐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刘勤博士、吕德文博士和杨华博士的交流。特此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初稿于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