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

评“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

    

    金秋九月，从上海传来一个好消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沪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终于有了结果：被上海市教委宣布停止，同时启用新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真是大快人心事！
    星岛日报以《淡化中共革命及毛泽东，上海市新版高中历史书遭教委停用》这样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被南方周末称为所谓“上海教科书引发的风波”：
    “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书，曾被指淡化中共革命及毛泽东事迹而引发争议。据广州《南方周末》报道，今年新学季，这套教科书已被上海市教委停用。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书，由于时间仓促，新版书目前只出版了《第一册》，后半册还在编写中。 
    “被停用的高中历史书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主编，内容较传统教材有别，淡化了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红军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这些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内容，毛泽东在书中只提过一次，比微软电脑创办人盖茨少，同时大幅削减古代史，代之以当代文明史。 
    “这种做法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质疑这本教科书令学生不知中国近代屈辱史，‘会忘本’，赞成者则称新书符合时代趋势，‘太强调殖民史不宜造就现代人才’。新华网当时做的调查显示，八成人不支持历史教科书淡化革命及战争历史。”
    星岛日报这则不到400字的报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它简明扼要地指出了由苏智良教授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简称“苏版”)的要害问题，即：淡化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这里的“淡化”一词，应视为实质上的否定和反对，则更为恰当。
    一个时期以来，南方周末对于“淡化”毛主席，“淡化”革命，“淡化”意识形态一类的倾向，似乎有着极大的好感和极为亢奋的兴趣，所以，这家被国内外某些政治势力不断击掌叫好的媒体，十分卖力地充当着“苏版”历史教科书的鼓吹者和代言人。在这家媒体看来，“苏版”历史教科书，代表了所谓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尽管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但他们依然顽固地坚持这个立场，继续推波助澜。然而，今年9月1日，“苏版”的被废止，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常言道，闻过则喜，知错必改，是一种美德，而这家媒体的表现，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怒；不是知错必改，而是固执己见。该报2007年9月13日的一篇题为《沪版，〈历史〉：短命的与速成的》的长文（以下简称“南文”），就把他们的这种可笑心态演绎得淋漓尽致。

                              “起点”和“动机”

    南方周末把这次“苏版”被废，称之为“风波”，并说引起这次“风波”的“起点”是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笔者搜到了这篇报道，原文这样写的：“上海高中生在今秋翻看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时，可能会感到奇怪。新版世界历史教材不再着重讨论战争、朝代更替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重点放在经济、科技、社会习俗和全球化上。社会主义在高中历史教材中被删节为短短的一章。1979年经济改革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被用一句话概括。而毛泽东仅仅被提到一次——在礼节的章节里。教材作者们表示，这次改变是通过高层的仔细审查的，更多地提倡稳定，较少提及暴力，以适应当今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个一党专制国家已经很大程度上放弃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情愿人们多思考未来甚于过去。教材在历史学家中挑起激烈的争论。许多学者表示他们对在历史书中淡化马克思主义观并不感到遗憾。这些内容在政治课上还是会教的。毛泽东依然被官方敬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但不再推崇其对政策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材中，作为降半旗习俗课程的一部分内容，他被轻轻点到。”  
    “南文”接着引用了这篇报道的作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Kahn)近日对南方周末记者所说的一段话：“我很惊讶，我写的一篇报道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主编辞职、教科书被停用我很遗憾。”“南文”写道：“去年当他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而美国的中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华盛顿等政治领袖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信号，这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南文”接下来说：可是，“去年9月1日，周看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后，被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编译、转载、摘编，标题变成了《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了毛泽东》，网络论坛上也出现大量与此相关的帖子，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
    “南文”的这段文字，似乎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两点：
    第一，这场“风波”的起点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的一篇报道，而这篇报道的美国作者的“动机”，并不是对“苏版”历史教科书的批评、反对或否定，恰恰相反，美国《纽约时报》的作者对“苏版”是十分欣赏和肯定的，褒扬“苏版”“是一个好信号”。这说明“南文”对《纽约时报》作者的“动机”是认同的，并且把这个“动机”视为为“苏版”辩护的有力“证据”。然而，去年9月28日《南方周末》的文章《是改变，不是“政变”》一文的态度和口气就与这篇文章的态度和口气大不相同了。去年的这篇文章说，苏智良“很生气”，说“美国记者断章取义”，“没有全面报道上海历史教科书，带有歪曲与片面”，“这种态度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同一家媒体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口气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可见，美国记者的“动机说”，起了关键作用。“南文”对这个“动机”没有否定，就说明“南文”的导向与美国记者的“动机”，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去年的文章不过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场误会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9月1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徐友渔的“呼应”文章：《为何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对于这场“风波”的“动因”又进了一步，矛头直指上海教委。徐友渔说：“去年，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出台曾经引起风波，那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认真、全面地研读过教材，态度有不负责任、制造轰动效应之嫌。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老是改不了‘海外媒体过敏症’的毛病，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主心骨，走自己的路，不要外国人一说三道四，就要追责任，想对策。”徐先生的这段妙论完全把事实和是非搞颠倒了。我们要问，《纽约时报》的文章，到底是对“苏版”的反对还是拥护呢？看徐友渔的口气显然是说《纽约时报》的文章是反对的。如果按照徐先生引用的毛主席的这段语录的逻辑，既然《纽约时报》“动机”是对“苏版”拥护的，而上海教委并没有跟着“敌人的拥护”而“拥护”啊？这不正是体现了徐先生所提倡的有自己的“主心骨”和“走自己的路”的气魄吗？至于到底是谁患了“海外媒体过敏症”，还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和一向唯西方思想马首是瞻的徐先生自己照照镜子吧！这里还需补充一句的是，假如我国的媒体都能像徐先生所引用的毛主席这句语录那样办事，倒是人民的福祉了。
    第二，“南文”认为，去年9月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被国内某些媒体给“歪曲”了。然而笔者从“南文”所引用的资料看，国内某些媒体的转载并没有歪曲之实。例如，美国《纽约时报》作者自己都承认，“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这与国内某些媒体所设的题目《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至于网络论坛讨论中出现了“政变”、“橙色革命”等字眼儿，如果你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如果自己心里有鬼，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起点”和“动机”的问题上，“南文”还举出另一件使他们大为光火的“事件”：“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以《著名历史学家评上海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为题，一次印发了六期简报，刊登了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北京历史学家对于上海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意见，在列举12条例证后，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据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批评者除了发表会议纪要，随后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南文”由此认为，这与今年“5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先生对这件事的看法更为激烈，他说：“这样的新教材，是编写人员花费6年的心血，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精心指导、审查，广大教师的反复实践才完成的，凭什么可以被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轻而易举地封杀？这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是真知灼见，还是个人特定的学术观点，抑或不过是沿袭‘左倾’思想的陈腐之见，是需要认真辨析的。……封杀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何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
    无独有偶，2007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署名乐毅的文章《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仓促出版一声叹息》。文章说：“据悉有几位北京历史学者颇有辛劳。以前也没听说过这几位仁兄反对该版新教科书，但在网络争议起来后，却不知是什么原因驱动，他们突然开始坚称，‘编撰者思想混乱’、‘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云云，上书有关部门，要求废除该版教科书。……所谓论争，讲究的是摆证据，论逻辑。可这几位北京历史学者，似乎对与他们的论敌展开正面论战不感兴趣，只是一味地吁请权力干涉。做学者做到这个份儿上，着实掉价得很。而该版教科书被‘突然死亡’……行文至此，唯有一声叹息。”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几篇文章，本想替被废止的“苏版”抱打不平，然而，他们是帮不了“苏版”教科书什么忙的。这本教科书脱离实际，淡化中国革命，抹杀西方侵略的罪恶史，如此篡改、歪曲历史的虚假历史教科书，不被起用，实在是青少年的幸事。按哲学上的“内因”、“外因”论，“苏版”被废止的根本原因——或曰“起点”和“动因”，不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也不在北京几位被徐有渔、乐毅两位“棍子”先生诬为“左倾”的北京七位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而在“苏版”自己。如果说《纽约时报》的文章和北京七位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有什么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外因”而已，“内因”还是在“苏版”本身，在“苏版”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理应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体现“两个决裂”，而“南文”和两位“棍子”先生恰恰不提“苏版”是在淡化这个“统治思想”和“两个决裂”，这才是值得人们“一声叹息”的地方！

                        “文明史主线”与“政治倾向性” 

    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视角、线索和主题来编写历史教科书呢？“南文”认为只能是“文明史”。“南文”写道：“苏智良与他的团队计划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来编写初中阶段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为避免高中部分的内容重复，他决定用主题式的文明史来编写高中历史，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融为一体，按主题来展开编写。”“南文”进而解释说：“高一上册主要是1500年以前各个区域的文明史；高一下册主要是新航路开辟后全球整体的文明史，并一直延伸到当代。高三主要讲述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世界强国的现代化进程和18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让师生获得一个总的历史发展观。” 
    既然“南文”一再强调“文明史”，并且把“文明史”作为编撰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主线”、“主题”和提到“总的历史发展观”的高度，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来切实弄清楚，何谓文明，怎样理解“文明史”的概念。
    我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都把马克思主义列为我国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理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深入认识文明史的阶级属性和社会本质。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6—587页）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里也讲到文明史问题。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马恩列和毛主席的这几段重要论述，已经把“文明”和“文明史”说得明明白白了。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离开阶级斗争这条“线索”去谈文明史，不是无知，就是有意骗人。
    谈到文明史，人们不会忘记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所写的一段话：“这是一件令人咋舌的、从未见过的杰作，从神秘的暮色中远远望去就像是耸立在欧洲文明地平线上的一个东方文明的朦胧轮廓。这个奇迹现在消失了。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这就是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自从资本主义出世那一天起，他们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充斥着战争、侵略、奴役、剥削和压迫的罪恶史。 
    提出“以文明史为主线”，“南文”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而不得不补充一句：“文明史并不排斥阶级斗争”。如此解释，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阶级斗争不是什么 “排斥”不“排斥”的问题，而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客观存在，它是一切所谓“文明时代”或“文明史”的基础和主线，这个基础和主线，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排斥”不掉的。
    那么，“苏版”到底有无“排斥”阶级斗争的问题呢？我们来看刊登在去年9月28日《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苏智良：是“改变”，不是“政变”》文章吧。苏智良与记者有这样几段对话：
    记者：“新《历史》新在哪儿？”
    苏智良：“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高一《历史》最后一个主题设计为《人类文明的现实与未来》，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节活动课组成，由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分析现实、畅想未来……”。 
    记者：“为什么要按照文明史的方式设计？”
    苏智良：“我们认为，人类文明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这种分类，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高一教材的呈现样式与过去教材有所不同，但是它吸收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以人类文明史的丰富内容，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在教材中还写了衣食住行的内容，为什么要新设这一块内容呢？” 
    苏智良：“……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忽视人类物质生活的历史，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有时饮食、服装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变，可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苏智良答记者的话看，不是与批评“苏版”以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的有关评论正好相吻合吗？
    “南文”说苏智良觉得很冤，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但是，那要看他的政治倾向到底是倾向什么样的政治了。这个问题，不仅“苏版”的编篡者心里清楚，“苏版”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也都十分清楚。博讯网2007年9月17日发表署名严家伟的文章：《一本“短命”教科书引发的思考》。此文把“苏版”的政治倾向性和旁观者的两种意见说得很直白。他说：“他们（指七位历史学家——笔者）注重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意识形态’的‘强化’，是‘政冶方向’的‘正确’。一句话，就是历史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服务。因而中国的历史，必须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岂能‘淡化’？毛泽东必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导师和红太阳，岂能‘削弱’？至于什么华盛顿呀，比尔•盖茨呀，那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宜登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的‘大雅’之堂，把他们请上来，岂不是‘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岂不大大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了吗？可怜！就是这样一群还长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脑袋瓜的人，在那里痴人说梦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评价这套颇受欢迎的优秀的历史教科书。——这大概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悲剧吧！当然，如果只是评论一番，大家还可平等商榷，那也没什么。然而可怕的是‘舆论’先行，权力便随后而至。……由此可见他们非同寻常的官方背景。”这位严家伟先生在攻击七位历史学家的同时，还不忘贬斥、诬蔑我国过去的“那些历史教科书”，是“只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需要’而编造的谎言，真是举不胜举：什么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反共，什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什么十月革命如何伟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甚至对暴君斯大林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事，什么万恶的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地主如何凶恶残暴，什么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如何穷困，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等等”。这位严先生觉得骂得还不过瘾，竟然攻击上海今年新版高一历史教科书是“哄哄孩子”、“误人子弟”的“精美的谎言”，并与日本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相提并论，攻击上海市教委与日本当局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以百步笑百步”，比起日本鬼子来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位苏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和革命领袖，几乎全部给颠覆了。在他的眼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精美的谎言”，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文明才是先进的，进步的。这样一来，我们之间还有争论的必要吗？没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的论敌所说的：“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共产党宣言》）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位苏先生的。因为正是这位苏先生帮助我们给这场“风波”的是非曲直，从反面做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论证”。他把两个对立的阶级，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对立的政治倾向，犹如楚河汉界般地给划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这使我们想起了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列宁在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国民教育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不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我们说，我们的学校事业同样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我们公开声明，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列宁全集》第28卷第69页）列宁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和骗术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所谓的“澄清事实真相”

    在《是改变，不是政变》一文里，苏智良对“苏版”教科书中几个有争议问题，进行了所谓“澄清事实真相”的解释，笔者给他归纳为“四论”。
    一是“避免重复论”。关于“苏版”教科书没有“盖茨替代毛泽东”的问题，他的解释是：虽然“毛泽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但历史教科书“不可能每册都讲毛泽东”，所以“120多处讲到毛泽东，主要是在初一和高三里面”。言外之意是高一历史课之所以没有毛泽东，是为了避免重复。关于比尔•盖茨上了高中历史课的问题，他说：“他无疑是对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历史教材中出现盖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关于教科书里没写长征、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的问题。苏智良解释说：“这些内容主要在七年级(初一)下册中讲述。”关于农民战争、焚书坑儒等内容在新教材里都没的问题，苏智良说：“农民战争、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内容其实在一期课改的高一教材已经没有了。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初中《中国历史》里，在初中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基础历史的课程。”按他的说法，这个问题也就不必在高中课里“重复”了。关于减少了农民起义的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还是一个“避免重复”的问题。
    如此解释，不能不给人一种强词夺理的感觉。“初中教过了，高中不必再重复”。正如有的文章所批评的，初中教过了语文、数学、外语，高中是不是也不应该“重复”？初中历史讲了毛泽东，高中历史就可以不讲，如果此论立得住，那么，幼儿园的课本里就讲了毛泽东，是不是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就都不必“重复”讲毛泽东了？都可以统统删除？“避免重复论”实在于理不通。这是其一。其二，2000年9月开始试行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明确规定，高中要学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讲近现代史，不提毛泽东，不讲革命，不写长征、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避免重复”的解释所能回答的了。诚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在不违背总的历史事实和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下，对教科书进行某些的调整和增减也是无可非议的。如《大纲》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下，原有的“海外华侨投身抗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子题被删去，其内容虽不再单独讲授，但可在“抗日战争胜利”一节中提及；再如，删去了世界现代史中的“战后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一题，其相关内容可放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加以介绍。正如教学大纲强调的要“在坚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前提下”，来“削枝强干”，就是说，绝不能“削枝弱干”或“削枝倒干”。其三，“苏版”连抗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都可以“淡化”，为什么却要特别加上一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苏智良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体现“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胸怀”。这就于理不通了，“苏版”既然有“胸怀”装下了这种“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就更应该好好介绍一下南京大屠杀的残暴，以此来衬托“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胸怀”呢？
    二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论”。苏智良说：“以上海一期课改的教材为例，初中学中国史、世界史，高中学中外历史，内容大同小异。好比先学1＋1，后学1＋2，然后1＋1、1＋2合起来学，这不符合相同教学内容不应大量重复的教学规律，因此大多数高中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在“南文”中苏智良又说：“对于中学生，教给他们有用的知识就好。”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把高中历史教科书搞成“经济史”、“科技史”、“社会风俗史”的所谓“文明史”的一种托词。学校是干什么的？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应当怎样培养人才，培育什么样的人才？什么又是“有用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应该有两种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知识，一种是阶级斗争知识。毛主席也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和近代中西方的一些教育家都懂得“教书育人”的道理，都把“德育”看成是培养人才的首要条件。从2000年9月起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也强调，高中历史教学在传授历史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三方面的教学任务。这就是说，所谓“有用的知识”，是不能把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排除在外的。
    三是“不断发展论”。苏智良说：“到了21世纪的现在，难道大量写农民起义才是正常的吗？现在国家标准的历史教材里，也大大减少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大家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20几年里，我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笔者明白了，“苏版”之所以因被废止而叫屈的思想根源就在这个“不断发展论”上。在“苏版”的编撰者看来，历史观要发展，就必须淡化毛泽东，淡化政治，淡化革命。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迎合西方，与西方接轨的“发展论”，这样的“发展论”应该改个说法，叫它“倒退论”，更为合适。 
    四是“否定之否定论”。“苏版”被否定了，为了证明“苏版”的正确，“南文”使用“短命”与“速成”这样对仗的语句攻讦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妄图来个否定之否定。什么新版高中历史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什么“目前看到的新高一教科书与初二教科书其结构和内容基本相似，连不少照片也完全一样……”。有点吹毛求疵，显得不够度量。笔者认为，新版教科书由于时间紧迫，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谅解的，只要主导思想正确，主题和主线是好的，我们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淡化意识形态”是“历史的进步”吗？

    去年10月，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北京历史学家批评了“苏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淡化意识形态”的严重错误。“苏版”的编撰人员和南方周末对于这些历史学家的批评，有两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去年9月参与编写教材的人是这样说的：     
    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版”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周春生说，“编写目的在于将历史从只注重领袖和战争的传统中解救出来，并使人民和社会成为中心主题”，“历史不属于帝王将相，它属于人民”。“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但他认为这种改变不是来自某某的政治口号，而是反映了对学生需要知道什么的看法的巨变。”“新版教科书，初中的中国史和世界史被从三年压缩到了两年，而高中仅有的一年历史课如今只集中于文化、思想、文明。”(见2006年9月6日《青年参考》：《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
    这就是说，参加“苏版”的编写人员已经承认，“苏版”“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即淡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包括减少“领袖和战争”。 
    这次“南文”却用苏智良的话说，“苏版”没有“淡化意识形态”，“没有删除毛泽东，没有淡化中国革命史，没有淡化南京大屠杀，没有淡化农民起义……。”然而，“南文”接着却又说：“余秋雨在去年年末的一个公开场合演讲时批评道：‘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可是面对一些质疑声，我们为什么不大声亮出我们的观点呢？”这不等于说，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淡化了意识形态”，是个“很大的进步”吗？！
    持“进步”说的不止是余秋雨先生。本文前边所介绍的那位严家伟先生的文章也是这这种观点。他说：“禁书，在中国已是‘狗咬人不算新闻’了。但对教科书也禁，算是‘人咬狗’的新闻吧。由于这套历史教材（指苏版——笔者），摒弃了过去旧教材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同时也大量地减少了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宣染颂扬。而代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介绍诸如华盛顿、比尔•盖茨这样真正杰出的人物。同时还加入了对摩根银行、纽约证交所这样一些有知识性与可读性的内容，因而受到上海市广大师生的喜爱与欢迎。一时被媒体誉为‘酝酿八年的进步’。”
    “苏版”“淡化意识形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然，也不会被上海教委废止。接下来的问题是，“苏版”“淡化意识形态”，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让我们听一听各界的舆论和评价吧。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批评一些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内容的做法。文章说：“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历史课本就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文章说：“现在有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文章说：“所谓告别崇高，颠覆经典，恶搞红色历史；一方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一方面美化皇帝、农奴主。”文章说：“苏联解体前就有这种现象：否定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否定卓娅、舒拉和青年近卫军，对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严肃地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应当不断弱化，甚至鼓吹民族国家的消亡趋势，认同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某些势力还在别国体制内培养自由化分子。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最终把苏联搞垮了。”文章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摘自2007年2月17日“中新网”）
     2006年第10期《群言》发表署名潘多拉的文章：《历史教科书就这样“告别革命”吗？》文章说：“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弱化。……有人甚至指责编撰人员是在篡改历史：‘上完这套教材，你基本上不知道各个西方国家的盛衰……也不会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具体事迹。’编撰者称，‘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但是，为了中国历史的‘更和谐’。就将除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外的农民起义悉数删除；为了淡化‘革命意识’，就让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从世界史上‘消失’；为了突出‘国家统一’，就对历史上春秋战国、两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国家分裂时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哪里是在编撰历史。” 
    这些批评，虽然有些尖锐，有些激烈，但它是中肯的，是逆耳的忠言，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列宁曾经说过：“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65页）
    尽管我国目前的形势与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淡化意识形态”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只能是也必然是历史的倒退。这就是这场“风波”的正确结论。

                             “风波”与 “气候”

    南方周末所说的这场“风波”，应当说不是孤立的。它与我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大气候”不无关联。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是在我国上海，而且在我国台湾，在日本，在俄罗斯，在许多国家都纷争不休。由此可见，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显得是何等重要啊。
    就说台湾吧。陈水扁当局把篡改历史教科书列为他们搞“台独”阴谋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在新的历史教科书中，陈水扁当局为了达到把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把过去一贯使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改为“中国”；在台湾过去的教材中，“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展望”，而新的教科书，没有了“统一”，却又多了“统独”及“两岸分合”的内容。原来三本的“中国史”也被浓缩成一本，并且采取所谓“略古详今”的原则编写。“略古”之下，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从“中国史”中消失了；夏、商、周三代以及长达400年的魏晋南北朝要在一节课50分钟内教授完毕。虽说“详今”，但“黄花岗72烈士”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还是从书中消失了。整个课本多了浓浓的“台独”意识，像熟知的武昌起义成了“武昌起事”，原因竟是“起义”一词“具有革命的正当含义”，不客观，所以改用中性的“起事”；为了所谓“超然、客观地撰写中国历史”，汉朝“征伐”或“征讨”匈奴，改为“攻击”匈奴；“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天下”中的“统一天下”也被删除。最与“台独”论述一致的词语改动是把“日据时代”改成了“日治时代”，故意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有专家还专门抛出歪理称，根据马关条约，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若不愿意被日本统治，可以带着家产离开，那些留在台湾的被统治者，属“自愿接受日本统治”，所以日本占据台湾那段时期的“正确说法”应是“日治”。（引用资料摘自2007年1月30日《环球时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凡修改历史教科书，大都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为某种政治服务的。台湾当局，在修改历史教科书中，玩弄“删”、“改”、“缩”、“变”的手法，目的就是“去中国化”，就是要教科书为其“台独”政治服务的。
    再看日本。近年来，日本当局在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是千方百计，大做手脚，明目张胆地篡改侵华等不光彩的历史，试图为其复活军国主义搭桥铺路，制造舆论。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扶桑社出版的美化侵略的《新历史教科书》后，引发中国、韩国政府以及两国民间的抗议。令人愤慨的是，时隔不到半年，日本政府不仅不思悔改，竟然玩起贼喊捉贼的把戏。时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孝无理指责中国在进行所谓的“反日教育”，攻击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由国家拟订“非常不合理”，并且反诬“中国元朝时期曾经侵略过日本，“中国也不坦率承认自己的加害责任”，叫嚣日本政府准备在调查的基础上，要求中国“修改反日色彩浓厚的历史教科书”。除此之外，日本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和卢沟桥谁打响第一枪早已成为历史定案的问题却毫无根据地提出“疑问”，对中国历史课本中使用“残忍”、“残暴”等形容词也持有疑义。（资料摘自2005年9月27日《中国青年报》）联系到日本和台湾陈水扁当局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动向的“大气候”，是值得中国人民关注与警惕的。上海教委停止使用淡化侵略战争和淡化革命的“苏版”教科书，应当说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在制订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上，俄罗斯的教训和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苏联剧变、解体以后，俄罗斯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编写，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统统都被否定了。尽管这种“否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得人心的，但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应当说这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复辟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然而，这种彻底否定苏联历史的做法，必然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伤害国家意志，致使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这种状况，对于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大国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与美国的较量，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比较明知的普京当局，开始对苏联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部分有限地调整和恢复。今年6月，俄罗斯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及学校历史教育等问题。会议指出，这些年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充满矛盾和混乱。截至2007年初，俄罗斯一大半的教科书有明显的、低级的错误和假信息。比如，有的教科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发动的”。此外，俄罗斯教材市场也是混乱不堪。有许多可疑的、似是而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物，还有一些不良的编者，拿外国基金会的钱，完成他人的订货。而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一部深入、客观地反映当代俄罗斯历史的教材，没有自己的历史叙述体系，多数历史和社会知识教材还是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当代俄罗斯史的许多教材中，矛盾百出。可以看出，俄罗斯准备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民族思想”。（2007年9月20日《社会科学报》）
    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俄罗斯正在走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之路。尽管俄罗斯目前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历史观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最近修改的教科书中，由全面否定斯大林，到部分肯定斯大林。据2007年8月3日《青年参考》报道，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对于斯大林建立劳改农场和政治镇压，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认为，“这些都是为建立伟大的俄罗斯而做出的必要的措施。”此外，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在张扬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明确反对分裂主义和霸权主义，称苏联解体为“２０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并称美国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展霸权，并把俄罗斯排挤出美国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走过的路，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完稿于2007年10月15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