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现在的做法不符合“三个有利于”

事实证明现在的做法不符合“三个有利于”

作者: 老汉

钟国兴在 党校《学习时报》《现阶段解放思想要继续以"三个有利于"为尺度》一文中说，“三个有利于”是一把鲜明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许多大是大非。它至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在概念上对姓“社”姓“资”问题作空洞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看哪些做法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第二、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
其实邓小平讲过许多话，如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十个“如果….”。 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作者好像只认“三个有利于”是一把鲜明的尺子，其他都不是，这就是实用主义，采取各取所需。好吧，我们就按照作者说法，从两层含义来衡量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许多大是大非。 作者说，“第一、在概念上对姓“社”姓“资”问题作空洞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看哪些做法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作者的意思很明白只要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搞资本主义也可以。我们避开姓“社”姓“资”问题不谈，那就看现在的做法是否“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说改革开放给国家环境、资源、社会风尚造成的空前的破坏，单就改革根本目的而言，也就是邓小平曾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起码要解决一个共同富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过去了，共同富裕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8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增幅已是印度的两倍，仅次于尼泊尔而位居亚洲第二，也是世界前茅，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特别向股市、银行、房地产等这些领域的国内少数人集中也包括国外洋人集中，多数人享受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而国家对此失去了控制能力，那么现在的做法该不该反思究竟那里出了问题？
作者说，“第二、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 就算这是搞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三个目的达到了没有？
1、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代表第一生产力科技情况如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一句话现在可以拿的出手的尖端科技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时代搞的。我们向全世界夸耀的“神六”飞船，在70年代已开始训练宇航员了，本来应该在80年代就可以把载人宇宙飞船送上太空的，应该说晚了20年，能有今天的“神六”飞船，还是靠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就。要知道“神州六号”还是旧体制下国营企业搞出来的，不是私营经济搞出来的。
大型飞机是战略产业。什么是战略产业？战略产业就是必须要搞，不惜代价也要搞的产业！比如，打火机就不是战略产业，儿童玩具就不是战略产业，甚至手机也不是战略产业，大飞机则是天经地义的战略产业！今天我国要花三百亿人民币去上马大型飞机的研制，其实70年代末中国已能制造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运十）。运十曾经七飞拉萨，其空气动力布局和结构布局仍然是合理的，人为地下马了，放弃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机的研制，转而天真地幻想和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波音公司合作，结果1997年波音公司放弃了和中国的合作。中国航空工业黯然失色，过了20多年又要重新上马大型飞机研制工作，这是谁之过？难道是计划经济还和国有经济之过？
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是原国家计委安排的重点产业化项目，投资1.3亿，由12个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共同完成，掌握了全部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动力集中技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很适合我国国情的。签的合同要求列车200公里/小时以上的速度，通过运行考核、并达到年产15列的产业化能力。全部完成原国家计委的要求后，由于铁道部有关领导施压，2005年7月北京阶段验收总结会上，迫使参与鉴定的专家和研制单位代表把“中华之星”定性在160公里／小时下运营。在这个速度下，“中华之星”载客安全运营了29万多公里后进行检修。检修中，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又以“发现了某螺栓松动”为由，取消了它的运营资格。淘汰了自己的民族产业，只好全盘引进外国技术。这次铁路提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对媒体宣称的是：“中国现在是完全可以自主生产高速列车动车组的国家之一了”。并表示，短短三年，中国高铁技术“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道路”，这一飞跃，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的。”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具体是怎么回事？以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阿尔斯通的合作的CRH5为例，本次提速，铁道部向二者的合资公司订购了60列动车组，其中3列从法国整车进口，6列“散件进口、国内组装”，其余51列则由合资公司在国内制造。铁道部共为这笔交易支付了约138亿元人民币，其中9亿元为技术转让费---“就是花钱买一张图纸，然后再告诉你买什么零件配上去”，一位资深业界人士如此描述。不过，该资深人士接着的一句话是,“图纸告诉你怎么装，但为什么这样装，别人不会告诉你”，这意味着，“我们掌握的只是组装技术，核心技术别人根本没转让”， 铁道部某设计院的专家也委婉向记者表示， 买图纸可以学会组装，但却买不来“设计”和“集成”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受限，“中方虽然有修改图纸的权利，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还没有修改图纸的能力，处处受制于人”。这就这个水平就吹“中国现在是完全可以自主生产高速列车动车组的国家之一了”。 “中华之星完全是自主制造，而且经过实际运行，因检查时发现了“某螺栓松动”为由，取消了它的运营资格，但铁道部高价从日、法、德引进的动车组，自4月18日落轨以来，居然也是事故频频，但并未取消运营资格，这种双重标准，除了有私人利益或有外国月亮比中国亮的洋奴思想在作怪外，还能说明什么！。

现在社会上使用着大量的计算机似乎是我国先进的生产力的一种标志。实际上我国的电子工业50年代已经起步，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我国制造了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在1968年开始生产，到70年代这方面已打下了较高技术基础。……。如1971年，运十飞机设计运用复旦大学和上海计算所的最新科研成果“X-2机ALGOL编译系统”，开始用ALGOL语言编程进行计算。运十飞机设计全面铺开后， 还应用华东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每秒80万次的655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大型课题的计算。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而现在中国的电子工业却远远落后，中国的手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芯片全是外国的。有关专家说，中国的手机业目前“毫无前途”。电脑的关键设备都是外国制造的。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能够研制世界一流的红旗小汽车。然而今天撇开中国汽车工业繁荣的虚幻，才发现，除了60年代研制出来的红旗，中国的大街上竟没有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连现在的红旗，身上也到处是外国的进口零部件。
由此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誉，它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世界经济论坛（WEF）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第54位，去年是第49位。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竞争力却在急剧下滑，先是2002年的第33位，2003年掉到了第44位，再到2004年的第46位，2005年的第49位，先进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全球竞争能力，竞争能力不断下降，说明了什么，生产力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这样的能力也算先进生产力？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先进生产力在那里？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 美国的38.1亿美元， 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百春礼院士表示，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环境依然不尽如人意，自主创新的能力依然较弱，特别是在四大领域（地质学、机械工程领域、冶金工程技术、航空产品、航空技术和航空科研能力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我们的不少单位拿了国家的大量资金搞科研项目，却搞不出成果来，有的假成果，或是抄国外的。
以上是我们第一生产力的状况，当然我们能生产一亿条裤子也能换来人家先进的产品，但这不是先进的生产力，而是为人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受别人剥削。

现在再看看基础产业农业。农业从集体生产倒退到个体生产，究竟是发展了生产力，还是阻碍生产力？事实证明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个体生产在抗击自然能力和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方面都要比集体生产能力差，这是常理。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水利，大量的水库和水渠都是改革开放前集体化时间搞的，袁隆平杂交稻是世界级科技难题，如果是现在的体制能搞得出来吗？号称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而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论文满天飞，成果信口吹。” 包产到户的头几年还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科技和水利建设成就，农业生产上去了一点，现在耗尽了，旱涝都难保了，生产下降，以后出现了“三农问题”。再对比一下现在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他们过着幸福、平等、有保障的生活，有“三农问题”吗？究竟那一种办法能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原有的很多尖端的生产力不仅没有保住，不少在原来的基础上倒退了。所以从改革前后对比看，究竟那个时代生产力发展得比较快？究其原因是有人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关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重新恢复到了旧时代。

2、增强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无非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软实力包括科技、文化、教育、道德等。科技实力上面已讲，除了引进以外我们是倒退了。教育方面，由于教育产业化，国家投入少，文盲增加，中国教育部高级官员透露，虽然中国致力扫盲工作，但是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然增加了3000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印度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5.01%。大学年年扩招，学生数量增长，学费看涨，教学质量下降，许多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校内吃玩、恋爱成风，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走后门老师帮助过关。毕业后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心理压力越来越重，学生自杀一年超过一年。学生流向国外数量越来越多，据《新京报》8月7日报道，1977年至1998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状元当中，考研和出国成为大学毕业后的首选，其中约有40%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对比之下过去许多国外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对比之下说明现今的教育失败。不少教师自己是洋奴也要把下一代培养成洋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不少在校学生花在学英语上的时间超过了学习专业的时间，母语水平越来越差。崇洋思想泛滥，中医也要外国人承认才行，评职称都要考外语才能过关，举办奥运会发动全社会学英语，不知我们住在中国还是住在美国？我们大批高管化着人民的钱非要让外国人来培训，我们硬是要取消意识形态，可是帝国主义念念不忘和平演变。全国培养高干的党校如何呢？连党校的教授都反马列、毛泽东思想了，党校《学习时报》就经常发表这样的文章。群众眼里的党校是这样的：“一些官员把进党校学习视为个人升迁的一种途径，陷入庸俗交往之中，使本来应该充满学习、研讨、探索气氛的地方，成为一个“公关”、“社交”以至行贿受贿的场所。一些地方党校校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有六个方面：一、笑纳下属“慰问”，沉湎于觥筹交错。二、相互吃请，“礼尚往来” 三、跑门子，拉关系，功夫用在了校外。四、车来车往，他来你送；进出自由，胡作非为。五、学校大楼越盖越高大，装饰越来越豪华。一些地方改造和重建党校、干校等出现浮华奢靡之风。六、体会文章难动笔，他人捉刀来帮忙。网上还有一个描写党校的顺口溜：“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仔细看，一帮贪污分子在深造。”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校。
文化又怎样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西化、洋化”。一切以“洋“为荣，吃的要洋食、抽的要洋烟、穿的要洋衣，住的要洋房、看的要洋片、坐的要洋车、留的要洋发、说的要洋话、写的要洋理、嫁的要洋人。电视文化节目不堪入目。网上有个顺口溜：【现象】翻开杂志美人多，扭开电视广告多。文艺节目下流多，拿起报纸套话多，看篇文章署名多。买本新书错字多，出门办事收费多。领导视察小车多，饭店吃饭公款多。大街来往着装多，友人聚会名片多。下海经商骗子多，年头岁尾检察多。"

社会风气怎样呢？，有个高官在退下来前说了一句，在中国“上下左中右，东南西北中都是假的，只有一个货真价实-“贪污腐化””。 过去人们以为国家、为人民、为集体为荣，现在是以为自家、为自己、为私利为能。过去共产党为工农利益服务，现在是为资本家服务，《新西山会议》精英们说，原来人们以为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而且生活得很好好（指共产党和资本家结婚）。工农从主人翁的地位下降到最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在各级代表会上几乎已没有他们的代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破坏。共产党因资本家入党，已失去了先进性，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基础，全国人民再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已是一盘散沙。对党政领导干部评价，原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9月8日视察陕西时对省委、省府、省人大和省政协四套领导班子是这样说的： “官僚、腐败、特权，是社会上对共产党、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最激烈的批评。”“共产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相当多的党政领导干部对此是抗拒的，或者口头上接受，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有相当部分的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置于脑后……他们要的，想的，争的，是特权，是女色，是地位，是虚荣。”“法制是限‘制’老百姓的，法治是整‘治’老百姓的”。 “党政机关、国企官僚浪费挥霍的金钱，每年达国民经济总值的百分之 二十到二十五（实际上约40%），即2万亿元到2万5千亿元人民币。97年全年仅会议、交通、食宿、出国考察的费用，就达2835亿人民币。98年党政、国企干部专用车辆达131.2万辆，耗费公款390亿元。”因此，“社会各阶层对党、政府的整体评价是好的或是积极的，不到百分之五十；对部分党、政府的工作评价为好的或是积极的，不到百分之二十；对党政干部作风评好的或比较好的，不到百分之三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建行在一次反腐会议上曾列数中国党政和社会腐败有8个世界第一，以后有人补充到10个以上，如走私贩私、偷漏骗税、假冒伪劣、盗版贩黄、色业娼盛、贪污盗劫、赌毒成灾、买官卖官、化公为私、权钱交易、两极分化、冤假错案、知法犯法、失职渎职、铺张浪费、上访告状等等、等等。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类腐败丑闻和社会恶性案件的报道，这其中又以党政高官以及官商、警匪勾结的权钱集团腐败网的大案要案尤为触目惊心，参与的党政企各方官员和大款动辄就达几十数百人之多，而且往往是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地集体腐败，又往往是党政军警企、公检法海关联手勾结，精心策划，严密组织，有恃无恐地一起出动。数万数十万上百万的小案多如牛毛，数百万数千万上亿数亿的大案要案比比皆是，几十亿和百亿以上的巨案也为数可观，而这些腐败分子的生活方式无一例外地都极端的纸醉金迷、奢侈糜烂。有人贬低过去是吃大锅饭，养赖汉，现在呢？封建迷信，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等的将被消灭的风气重新泛滥。吃喝嫖赌养二奶，多是公款买单，又长出了一批寄生虫。

以上是综合国力的软实力。
那末看看硬实力。在国际上我们的实力是欺软怕硬。过去我们和第三世界的国家相互支援，我们的的朋友很多，在过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支持，每当我们斗争取得的胜利的时候，他们都由衷的高兴，把我们的胜利看作他们的胜利，现在我们害怕支持第三世界，怕大国说我们输出革命，现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除了和我们有经济利益关系外，再也没有革命的友情。因此我们的外交就失去了力量，有人说外交“缺钙”，不敢斗争，连小小的韩国都害怕，人家叫你把汉城改为首尔，我们就乖乖地叫首尔；美国说朝鲜不能搞核试验，我们狠狠地把朝鲜压了一顿；日本说钓鱼岛是他们的国土，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人家占领着我们的岛屿；尼泊尔的共产党用毛泽东命名，我们公开反对，抗议人家盗用毛泽东的名字，用武器支持他们的国王，镇压人民革命；美国炸我们的大使馆，炸了就是炸了，我们想要一个有理的交代，人家就是不给；在我们的领海上，美国把我们的飞机撞翻了，理应作出正式道歉，人家就是不给（人家随便说了一个Sorry；我们以阿Q的精神，欺骗老百姓性说人家道歉了。）台湾要公投入联了，我们只能靠美国去压一压，压不住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陈水偏早把我们看扁了，我们只能放放没有弹头的空泡。这就是我们的国际地位上升了。
我们的国防力量又怎样呢？除了毛泽东留下的一些杀手锏之外，搞出来了什么？没有，先进武器都得靠买人家的，人家不给先进的只好买些落后的，我们的战斗力呢？过去靠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和国民党一样，靠金钱刺激，能刺激起来战斗力？！我们的足球队钱越拿越多，球越踢越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还有一个人心相背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强弱的关键性问题，有了这个人心弱势也能战胜强势，没有人心强势可以变成弱势。过去我们靠人心战胜一切困难和国内外敌人，现在只有靠“精英”和资本家了。他们会给你卖命吗！他们的妻儿老少和钱财早已在国外了，国家一旦出事，就溜之乎也。
我们唯一可以吹的就是DGP高，外贸顺差大，可是综合国力不是靠DGP，何况我们的DGP的水分很大，光公款消费几乎要占去国民经济总收入的40%。为了把DGP搞上去而不讲原则、不择手段、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外贸顺差实际上是给外国资本家创造利润，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指出：“对照一下我国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 在增长DGP的同时也增加了还不起内债外债，据（《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报道，实质上我国“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这还不包括最近发行的1.5万亿的国债。
结论是我们的综合国力是虚的，都在“精英”的嘴巴上。
3、有利于人民生活提高。关于人民生活在第一个问题已经讲了，少数人在改革中爆发了，那几个主导改的头头们，有几个他们的儿女没有爆发？能报报自家的家产吗？但是多数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了，如需要我们也可以报报受损的情况。大批工人的下岗，丢掉饭碗，农民失去土地，到处流浪；妇女被迫为娼。更多的人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的六大件，即：”工作有保障、住房不要钱、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养老有保险、社会有地位活得有尊严”。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毛泽东说：“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上，620页）正是职工们几十年来都是以义务劳动和半义务劳动的精神，高效率的为我国的工业化贡献力量，而国家当年一直是只给我们低工资,实行高积累才聚积了50多万亿的全民资产。四十多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都上缴给了国家财政替我们保管着，因此养大儿子之外，老子们早已经为自己积累了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现在这笔钱哪里去了呢！老百姓对“精英”们讲的百姓们生活大大提高，有这样一个顺口溜：“《个个都是张百万》有个富豪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千万财富一平均，个个都是张百万”。网上对老百姓的痛苦生活描写：《新三座大山》：“教改把家长逼疯，房改把家底掏空，医改是提前送终。” 【下岗女工】“下岗女工擦干泪，昂首走进夜总会，三步四步全学会，夜晚陪着部长睡，工作起来又不累，工资翻了好几倍，谁说妇女没地位，啊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 《中国现状》:：“生不起, 剖腹一刀五千几; 读不起, 选个学校三万起; 住不起, 一万多元一平米; 娶不起, 没房没车谁嫁你? 养不起, 父母下岗儿下地; 病不起, 得个感冒一百几; 活不起, 辛苦一月八百几; 死不起, 火化下葬一万几。 总结：八个大字 求生不得，求死无门。”这就是多数人民的生活写照。
上面我用事实回答了关于“三个有利于”，下面再来用作者的话来回答我的问题，看能否自圆其说：

作者说，“它回答了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用概念衡量实践还是用实践衡量概念的问题，因此这是实践标准彻底的贯彻，彻底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
“对于实际的探索和创新，不去看它的实际效果，而是用一些既定的大而空的概念衡量，来区分好坏。这种思维只要存在，就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必须不断破除的。 ”

“如果回头总结，问什么是我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那么回答就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否则就不正确。过去如此，将来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把握住了关键和灵魂。”

作者以上的三段话，可以说是无的放矢，究竟谁在避开事实玩概念，谁在 ”不去看他的实际效果，用一些既定的大而空的概念衡量，来区分好坏。“ 当然像我举的实际例子在主流媒体上是禁止采用的，主流媒体上没有，"精英“认为就是不存在，作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判不存在的理论了。可是从作者自己写的这篇文章看，他自己正是这类人，用这些帽子戴在作者的头上正合适。作者的通篇大论除了一些既定的大而空概念外没有一点事实，"这种思维只要存在，就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必须不断破除的。 ”
作者说，衡量我们所做的事是否正确，标准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否则就不正确。过去如此，将来当然也是如此。” 我的文章用事实回答了， 证明不符合“三个有利于”，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做的事是不正确的.是否需要改正？
原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难，只要看看符不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行了，不过话的说回来，人的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也不同，我是以多数人的立场也衡量的，如果用少数人的立场来衡量，现在的做法可能完全符合他们的“三个有利于”。这批”精英们"从来不回答老百姓提出的问题，也不和你争论，只管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自说自话，用不着事实检验，这样一来，“真理”永远在他们的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