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

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

高兹肯定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必要性，但又声称物质生产起主导、决定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消除经济的首要地位，建立由经济之外的要求所控制的社会，独立实现个人的完善。高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 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称为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 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但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

在高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内容并没有过时, 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 越发显示出现实意义。

　　高兹指出, 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 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和工作程度时, 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 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 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而是一个文化范畴。……更多并不就是更好。”高兹赞扬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是计算。他认为, 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有警示作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 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在马克思眼里, 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 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 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 ……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 ……劳动者失去了人性”。高兹把马克思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 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 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 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 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 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时, ‘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 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 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高兹指出, 当今人类要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自身的解放, 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高兹认为, 唯一能让人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他着重阐述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冲突的, 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 为了获取利润, “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增加投资, 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也就是破坏, ……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 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 “资本家即使从事环保工作, 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他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保工作所迷惑, 除了要看到这是不得已而为并十分有限的之外, 更要看到这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 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赢利规则。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将环保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甚至发展高赢利的生态商业,采取不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可循环的工业品。但从根本上说, 这只不过是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范围,增加资本增殖, 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向,甚至会带来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加剧不平等, 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高兹关于资本主义正从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得益的警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资本主义从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利违背了生态学的初衷, 没有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 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国的生态危机, 但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 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面前,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牺牲本国的环境和资源,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高兹深刻地看到 “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 你必须有着若干东西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不断制造出新的需求,维护不平等,控制人们。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制度刺激起来的综合过程,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所拉动的, 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制造稀缺,资本主义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它所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 资本主义借助于经济增长满足了一部分需求, 与此同时它又在制造新的需求, 而且前者的速度永远低于后者。高兹正确地提出要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树立如下新观念: 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在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会是贫穷的; 宁愿过较多快乐和较少富裕的生活,也不要过较多富裕和较少快乐的生活等。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产和出卖自己并非绝对需要的东西, 如化妆品、保健品、电子玩意儿、私人小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豪宅等,他主张限制那些不必要的消费换来更多的自主活动的空间,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并给人以启发。但是, 高兹把快乐与富裕对立起来, 否定富裕的物质是快乐的基础, 认为消除了特权等于消除了贫困, 则是片面的。

　　高兹认为,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生态理性无法取代经济理性,生态运动要健康发展必须冲破经济理性,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 必须给现代化划定界限。高兹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生态非理性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出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生态理性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 意识到人的活动应有一个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 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人类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按照“生产得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原则, 就要减少、限制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 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 使经济理性服务于对创造性劳动的激发, 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健全的生态理性要求人们在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 注重提高生活质量, 不仅要有物质生活, 而且要注重精神生活, 学会从创造性的非异化劳动获得幸福, 从而保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统一。高兹把从消费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区别, 认为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生产而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得满足的过程,经济理性属工具理性, 生态理性属价值理性, 这两种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 以尽可能高的利润、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大量的物品, 进行最大量的销售。这种经济效率最大化在总体上区别于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 在个别企业水平上对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增加经济总量的浪费,要求消费和需要的最大化, 从而促进企业间的相互竞争, 加快产品的更新, 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扩大化了的消费, 表现为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 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矛盾的。

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辞世（附生平简介）

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安德列·高兹（AndreGorz）和妻子，周一被友人发现在巴黎郊区家中双双自杀身亡，高兹享年84岁。

　　高兹夫妇的一位朋友周一拜访他们时，在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宪兵“禁止入内”，“信件请稍后”，随后发现了高兹夫妇的遗体。高兹的妻子近年来一直重病在身，数天前，高兹曾向一位好友表示，面对妻子病情的不断加重感到非常悲痛。去年高兹在给妻子的一句赠言中写道：“你已经82岁了，依旧美丽、优雅和心悦。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8年，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你。这些天来，我发现再次爱上了你。”当地警方表示，将对高兹夫妇自杀的原因展开调查。

　　高兹192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高兹和全家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哲学，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1950年，高兹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政治上接近马克思主义。

　　作为萨特的追随者，高兹是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1961年起担任萨特和梅洛-庞蒂创办的《现代》9位编委之一，1964年成为《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之一。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高兹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

　　高兹是当代资本主义激烈批评者，而他在法国思想界的主要成就在于依据“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和对工人群众的经济剥削，而是工人创造力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异化。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不必消灭私有制，更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高兹的理论曾对法国“新左派”运动和法国统一社会党有着相当大影响。

　　1970年代后，高兹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

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除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生产逻辑获得根本性的扭转，否则一个针对不论阶级、不论贫富的全球灾难时代必将在不远处。高兹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在1990年代有着相当大影响力。

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

法国激进的政论家。出生于奥地利，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迁居瑞士，在那里学习哲学，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定居法国巴黎。

1950年开始当新闻记者，并接近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用存在主义观点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961年任萨特和梅劳—庞蒂等人创办的《现代》杂志政治编辑，后又担任法国左翼周刊《新观察家》的经济编辑。

　　他支持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主张学生和工人结为联盟，“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70年代后，他积极参加各种激进的社会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在社会上颇有名望。主要著作有《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高兹依据“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变化，系统地论述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

　　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的自动化，工人阶级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即“白领工人”日益增多，由专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已成了革命先锋队。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在生产劳动中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是主要革命力量。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和对工人群众的经济剥削，而是工人创造力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异化。所以，要把新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不是反对经济剥削和夺取国家政权，而应当首先从劳动场所开始，实行“工人自治”，争取对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权的控制，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以便一点一滴地扩大工人权力，缩小资本家的地盘。

　　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不必消灭私有制，更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国家是社会运转和再生的必不可少的机构，只要根据现代化生产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就行了。他主张劳资合作，把共产党看作是工人运动的“必要祸害”，只是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暂时机构”。后来，他看到现代化生产的复杂性，放弃了“工人自治”的主张。

　　他反对经济的无限增长，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使自然资源枯竭，破坏生态平衡，而且由于经济政治决策的不断集中化，也会损害工人的独立自主，从而导致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后果也是不可避免的。 高兹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和改良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曾对法国“新左派”运动以及成立不久的统一社会党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高兹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卖国贼》（1958, 萨特为书作序）、《历史的精神》（1967）、《艰难的社会主义》（1967）、《改良和革命》（1969）、《生态学和政治》（1975）、《生态学与自由》（1977）、《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劳动分工的批判》（1973）、《告别无产阶级》（1980）、《通往天堂之路》（1985）、《经济理性批判》（198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