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工农的代言人

来自工农 不忘工农 永远做工农的代言人

钟  逸

读了老田《“人渡人”的人生》——怀念远去的父亲母亲一文，我对老田多了几分了解，更多了几分敬重。老田是海上学历最高的学者，他目前正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政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只要好好地顺着官方的调子，搞好“理论创新”，多在中央和省一级的理论刊物发表一些文章，出一些专著，将来评个教授或者研究员职称，当个硕导、博导，搏个政府的专家、顾问，拿个令人羡慕的高薪，似乎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望。

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过来，最不害怕和最不卖账的就是所谓的权势，这里也包括如今最时髦的所谓“硕士”、“博士”、教授的头衔。不就是利用职权花钱买的吗？或者干脆就是赶时髦请秘书代考或者党校送的。君不见学历打假已经涉及到政治局的成员？就算是靠考分实打实地一步一个台阶读上去的，也是在社会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条件下，剥夺了另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力不平等地取得的。而且当今社会信息爆炸，获取知识的渠道多如牛毛，谁也无法封锁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自信我们自己虽然没有跨进社会科学高深的科研学术殿堂，但人生的经历、读过的书卷、思考的问题、包括对工农大众、社会民情的了解程度，绝不逊于那些当权者高薪豢养的精英学者，那些从党委、政府的研究室混出来的梯队干部。何况知识的多少，并不仅仅靠以学历的高低和读书的多少来决定的，知识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结合体，所以对于包括老田在内的精英学者，大家并不以他的高学历来盲从他，对他写的文革理论文章，即使言之有理，也往往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来加以分析，认为他是一厢情愿、主观臆断地作出的判断。老田文章倒是写了不少，高学历不像是混来的。但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只是路子不太正，和主流媒体并不合拍。

老田这篇文章的叙事从自己的高祖经历谈起，在他父母的记忆中，旧中国广大的农民世代“生存非常艰难，缺衣少食是免不了的。”到了他的祖父母亲那一代，“生存的艰苦依然日盛一日。”而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他的家庭被划为中农，土改时仅分到一个破夜壶和一个破茶壶，父亲是农村的手艺人，是木匠，每天要交一块二角钱才能记工分，而一天的工分只有几毛钱，但他的父母对此却毫无怨言。因为那个虽然清贫但贫富差距很小、安定向上的生活是老田的高祖、祖父那一辈人无法想象的。老田家五个孩子，居然能靠着每学期五角钱的学费读完小学，每学期三元钱的学费读完初中，每学期五元钱的学费读完了高中。靠五分钱的合作医疗能治好一般的疾病，打上几针青霉素，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在老田的经验中：“我家里生活似乎有一半是父亲在撑着，另外一半是生产队在集体地支撑着。”以当今的精英学者对那个时代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价，假设老田五个兄弟姐妹生在今天，他父亲再有本事，老田也不可能读到大学，也许初中没毕业就要去干农活或是外出打工了。也正是有这些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创造的奇迹，新中国的几亿农民才在较短的几十年中摆脱了文盲和缺医少药的现象，“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从经济上、政治上迅速得到翻身，缩小了三大差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老田在父亲去世18年社会的变迁中，逐步领会到父亲对社会的某些认识，与父亲的心灵多了一份相通之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立场、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正是他祖祖辈辈的人生经历影响着他，理论学习指导着他，他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所以我们在老田的文章里，常常看到他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心，“对所谓的专家和大师的鄙薄”。

老田出身农家，来自农村，但他从不讳言自己出生于贫寒的家庭，也不以自己有资格跻身上流社会而沾沾自喜。他关注的角度始终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文革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把握。他的学术涉猎广泛，既有三农问题，又有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问题，更有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因而，他的视野显得十分广阔。他又十分地勤奋，他的文章大量发表在网络上，这些和北门学士、主流媒体格格不入的观点自然被正统观点的专家、学者所不容，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不被专家、学者所承认，而且这些网络上发表的文章没有任何的稿酬。但老田乐此不疲。在湖北、武汉，在全国，他几乎是最先开始做“文革口述史”的简单、枯燥、充满无形阻力的具体的史料抢救工作，而且他做的工作量最大。他还用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时常接济那些生活拮据的失势老人，这是一件没有个人回报的、世人所不屑的、被人看作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这是我在收集、整理文革史料过程中无意了解到的。老田出身农村，由于他的年龄，他不可能赶上并参与文革。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文革以及文革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探索和评价。他的家庭与个人和41年前发生的文革没有任何恩怨。他对文革研究的执着和浓厚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和意气的因素。所以他的研究才更为客观、更为冷静、更有说服力。我们庆幸湖北、武汉有这样一位来自农村的毛泽东思想的传人，祝愿老田有更多的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