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幸福

        这个问题曾经不是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事以当贵，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这不都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这么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只能宿破庙捉虱子玩乐，被人打，权当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民间版本。一种退化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更甭提那乐了。贫过了头就要被老佛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想辙。

      西来的工业文明照亮了中国人民的眼。于是安贫乐道被作为腐儒之论被嘲讽被抛弃。穷怕了的国人们开始急切致富，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物欲得到充分的满足。但是，满足的影子厌倦紧随其后，也在悄悄滋生，并繁殖出更多的心里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孤独感正在富裕（在这里，我更喜欢称这些人为暴发户）起来的人群中蔓延开来，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语句之一就是---“真没劲....”。这种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什么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劲的事儿了。看电视没劲，电视关了更没劲；上网没劲，不上网更没劲；假日闲逛没劲，辛苦上班也没劲。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个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懵，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愈少。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大工业使得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减。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惫不堪的追赶赛中日渐稀释。

       推销商能提供给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订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量和病床数目等等物质硬件的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与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儿找到相关的计量方法、质检办法，以便把它们纳入社会规划然后批量生产。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苏东坡洞悉了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易生焦渴，富贵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者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儿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得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处在幸福的出口之内，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亦如尼采说的：“保持轻度贫困是该被祝福的。”

      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富贵不是罪过。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终解决灵魂与肉体、心灵与物质这个人类永恒的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裕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前人言中，实是一桩憾事。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物质还会增聚的，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儿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的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暴露出某种贫乏和尴尬。上帝正在于人类开一个严酷的玩笑，也是给出一种考验。

      东坡先生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剧，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就更具有健康的光彩。我每次想到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由衷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