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纵横谈之强国之路

改革纵横谈之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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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列强的兴衰看中国可选择的发展战略之一

引子：
        历史上有好多曾经光辉灿烂的文明都消失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只剩下中国还作为一个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地缘政治环境。

本篇共2章，3小节
一、工农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占本国多数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的
二、英国人是美国人的老师，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老师

三、聚焦于地区性守成，不谋求世界性扩张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森林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所以，生存不应是中国的目标，发展才是中国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
      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功败垂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研究西方列强兴衰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

一、工农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占本国多数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的
    当发生危机时，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为了把国内保护好，常常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英国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中国今天进入WTO 的情况一样。资本冲击使法国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法国人认为拿农产品跟英国的工业产品交换可以使进经济的发展。其实英国产品成本低，产品的附加值高，而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
      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是一场灾难。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为了进入WTO，中国ZF在农业问题上做出的牺牲是最大的，随着进入WTO 后保护期的结束，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很大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长此以往，整个国家就可能会陷入混乱。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当时的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邓公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一家一户地生产，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相比非常高。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就要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振兴民族工业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的。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政府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英国人是美国人的老师，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老师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殖民地。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今天的中国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小布S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霸主姿态。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北美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独立的美国。
        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不是人权，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英国当年就是这样成功反对西班牙霸权后走向世界争取市场和资源。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市场和资源短缺。
      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发达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不能搞殖民地，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来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市场和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中国也要向当年的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和市场。

三、聚焦于地区性守成，不谋求世界性扩张
      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智慧需要我们后人认真的学习，毛泽东和邓公为中国制定了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邓公曾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要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兴衰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
      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是俾斯麦。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66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借1870年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麦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真正需要中国人学习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1871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1882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1887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作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美国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1946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50%，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德国的覆辙。
        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
 
 

改革纵横谈之十..  强国之路 第二篇
                                    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

引子：
      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朋友是印尼华人富商,有一天在朋友家做客很晚了才回家，但当地规定华人夜间不得出门,否则重刑。这个同胞只好雇了一名日本妓女夜行,结果印尼的警察看到后居然向日本妓女行礼问好。日本妓女地位虽卑,但她背后的民族是个强大的民族。华商虽然有钱,身份在国外还不如日本妓女。
中华男儿当为国家哭,更应为自己同胞的国民性一哭。

本部分共两章，5小节：
一、一切向钱看不应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我待

三、实事求是不应成为历史
四、信用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五、改造国民性事关国家的兴衰

                        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之一

        身体的成长规律是，骨头走向哪里，神经和肌肉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没有指甲，只有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也是一体适用。一个没有独立和健全民族精神的国家是不会真正强大的。
        一个国家无论现阶段多么贫穷；无论遭受多大的灾难，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这个国家就会很快振兴。一个国家如果丢失了民族精神，那么无论它现在多么富庶，也会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楼一样轰然倒塌。
        二战结束后，德国成了一片废墟。斯大林则预言：二十年后，德国会再度成为欧洲的霸主，因为日尔曼人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在战败中消亡。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一位中国将军去日本军营看日本人在作什么，因为通常情况下没落的群体会陷入颓废和疯狂。他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景象，却看到日本人正在教导小孩学知识，军营里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将军沉痛地走出了军营，因为他预感到自己的胜利是暂时的。
   
一、一切向钱看不应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DP 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DP 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D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开始慢慢富裕，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有人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有很多是富国。例如中国、印度是被穷国（按GDP比较）英国打败的。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众所周知的是，华人主宰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华人只有六百多万人，仅占印尼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可华人拥有的财富却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国际关系理念是“经济决定国家的命运，未来的国际战争主要是经济战”，华人既然主宰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是否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应该是华人说了算？但是，整个南洋史确切地说是一部迫害屠杀华人的历史。
      远的不说，最近的一个例证是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一场举世震惊的骚乱，在骚乱过程中华裔居民受到有组织的杀害；华人所拥有的数千家公司、工厂被砸、抢劫；全印尼共有数千名华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被活活烧死；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印尼警察都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
      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中：金钱可是万能的啊？其实主宰印尼经济命脉的华人群体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针对华人的歧视迫害在大屠杀之前就已成为印尼的一种时尚。世界上另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南洋的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犹太人自纪元一世纪在故土反抗罗马大起义失败后，在战火中逃出来的犹太遗民被迫背井离乡，向世界各地流浪，从纪元一世纪一直流浪到二十世纪，长达近两千年之久。
      犹太人因为身后没有国家，在世界各地受尽欺凌。 因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和体面职业之外的缘故，犹太人被迫更多的从事非体面的低等职业。下流行业通常都能带来暴利，犹太人也因此很快富了起来，成为各地有钱人的象征，善于经商致富也成为犹太人最主要的能力见证。和南洋各国对华人的印象如出一辙。因为大量从事文明所不耻的行业，极大地损害了犹太人在各地的形象。在漫长的中世纪，包括英、法在内的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个接一个。更大的灾难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
      犹太人在鲜血中反思出了一条告别屠杀迫害，找回民族尊严的道路，那就是不再把“生存”和“赚钱”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把反抗迫害、建立自已的国家，用生命去捍卫尊严公正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为达此目的必须重铸犹太民族的精神。
        犹太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努力在国际上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的犹太国正式诞生了。
        截止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累计已达129人，其中医学奖45人、物理学奖31人、化学奖22人、经济学奖13人、文学奖10人、和平奖8人，占全球诺贝尔奖总数的三分之一。犹太民族总人口则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3%。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扭转乾坤的成就外，犹太人还纷纷进入社会上的体面岗位，逐渐争取到了和居留地人民相同的地位和权力；同时告别那些文明所不耻的“下流职业”，极大地矫正了犹太人的社会形象，成功地重铸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在今日世界，犹太人依旧是有钱的民族，但这些钱是靠勤劳和智慧挣来的，和一个世纪以前犹太人手中的钱有本质的区别。和华人在印尼一样，美国的犹太人也是以百分之三的数量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但两个民族在居留地的地位和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犹太人在各地虽是少数民族，但却永远告别了被屠杀被迫害的历史。美国的犹太人虽然只有六百多万人，但却是这个国家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造成的政治压力常常能够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历届美国政府不敢贸然疏远以色列。
      南洋华人则坚定地继续自己辛酸屈辱的历史，继续成为任人屠杀宰割的“无助的羔羊”。当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同伴的血泊中站起来时，他们想到的不是反思灾难的根源，不是把命运和中国连为一体，而是想方设法把失去的钱赚回来。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金钱和财富不是万能的！！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其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把追逐金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贪官疯狂受贿；底层社会则不惜卖淫贩毒；平民百姓则多方寻找赚钱的门路；连最神圣的象牙塔也成了冷冰冰的交易场所，人文精神和学术氛围被赤裸裸的钱欲淹没……。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择手段地捞钱时，还有几个人在思索人生、国家、民族等严肃的主题？还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的民族精神建设。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被“金钱”极大地扭曲了！中华民族的“金钱”梦该醒了！
 
 
 
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我待
        孙中山先生的一个朋友是印尼华人富商,有一天在朋友家做客很晚了才回家，但当地规定华人夜间不得出门,否则重刑。这个华人只好雇了一名日本妓女夜行,结果印尼政府的警察看到后居然向日本妓女行礼问好。日本妓女地位虽卑,但她背后的民族是个强大的民族。华商虽然有钱,身份在国外还不如日本妓女。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几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国家不强大，国民必定受人欺，你背后的祖国不强大，个人再富有在国外也有可能抬不起头，你的财产也可能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让我们看看犹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次中东战争前期，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出动大军对成立才一天的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处于初创阶段的以色列国防军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阿拉伯五国联军的围攻下很快处于全军崩溃的边缘。海外的犹太人听说祖国处于危险中的消息，毫不犹豫地把积蓄拿出来，在短期内就酬集到了一笔可以装备几个机械化军团的巨大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然后把购买来的庞大军火运往以色列。战争初期以色列国防军的装备不到对方的十分之一；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在装备上则占有压倒优势。以色列军队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向入侵的阿拉伯联军发动反攻，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战争期间，海外的犹太人不但在金钱上慷慨解囊；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拿起武器赶赴陷入战火硝烟中的以色列参加保卫母国的战斗。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选择远离战火的，所以陷入战争中的国家才会有那么多的难民外逃，在外敌入侵时人们有时逃得更快，等到战火平息后再返回家园。可犹太人的作法正好相反，在祖国处于危机中时不是逃离家园，而是勇赴战火与国家共存亡。
      今 天我们的祖国虽然也在不断的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但我们思考后就会发现与其说是爱国的教育不如说是爱D的教育。纵观人类自有政D以来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政D可以自始至终的始终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想说：你可以不爱D，但不可以不爱国！虽然D现在也在讲三个DB，但国民需要的是行胜于言。这种爱D的教育最后反而弄巧成拙，看看自80年代中国公派的留学生，有近半数留在了国外，现在自费留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国外，我们的清华北大等名牌学府成了美欧等国的人才培养基地。这种人才的流失实际就是国家财富的流失，这难道不可悲吗？有朋友要说，科学和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在发达国家可以作出更大的成就为什么不可以，我也部分认同这种说法。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等人要放弃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和重重阻扰回到祖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奉献出了一生的精力？虽然现在祖国还有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中国还不强大，如果大家都往国外跑，都只想着个人的一点点利益而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祖国又怎么能强大呢？？
想一想，为什么犹大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共赴国难？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我们这些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三、实事求是不应成为历史
            历史上的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的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后来，中国文人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夫之、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胡适主张少讲主义，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即王夫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也看重王夫之学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爱说漂亮的空话。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文来支撑。这种八股文说来说去等于什么都没说，甚至于还不如不说。ZF的工作报告中和主流媒体也是只报喜不报忧，尽是罗列一些美丽的数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只注重GDP的高歌猛进，大跃进式的房地产业增长，银行业置国家金融安全于不顾飞奔着去海外上市，只重外资的引进数量而不重质量，汇改、股改的冒进，国企、教育、医疗、社保改革的轻率，这些都反应了实是求是已经从相关决策者的词典中消失了。
        历史经验表明，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作者: 古都呆子 发布日期: 2007-8-04
四、信用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下面是我转的一位旅美华人在美国的经历：
“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多年来，由于国内邮局对信封规格要求愈严和电话电脑的普及率愈高，加上有几次投递丢失、拖延和来函上精美邮票不翼而飞的经历，我与邮局打交道已日见稀少。不料到了美国，每天离不开邮政，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其数量之巨，大概要超过我在国内近10年私人邮件的总和。很多看上去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人都是用一纸平信送达，且万无一失。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美国邮局分检信函早中国多年实现了自动化，但美国人寄信用的信封依然五花八门，小到巴掌、大到4 开报纸的信封，我都收到过。一些美国人为了寄一些特殊的感谢卡或纪念卡之类，还常常自制信封也照寄不误。如果你在信封里鼓鼓囊囊地揣些东西，例如胶卷、唱片，竟也能寄出。我在美国先后冲印过近20卷胶卷，全部是用信封寄出并收回的，尽管信封里装一二只胶卷，简直有些滑稽。由于既可以省去到超市送取胶卷相片的麻烦，又能节省些费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洗印照片。和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她认为这很正常，说你一旦交邮，就是对邮局的信任，只要地址写对邮资付足，邮局一定会受理。不仅信封五花八门，信封内还常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东西。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去申办社会安全号。这社会安全号可是在美国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件，收入、纳税、有无犯罪等各种个人记录都与之挂钩，雇佣无安全号的雇主将被视为违法。到学校听课、办医疗保险、考驾照等等，也都会被要求填写社会安全号。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美国人也是一纸平信寄出，并不需要签收。还有驾照，这是美国除了公民证、绿卡之外最硬的个人证件，因为通过驾照上的信息，警察可以从电脑调出包括你出生、国籍、住址、社会安全号在内的一切个人记录。怀揣一个驾照，你就可以出入一切场所，包括乘飞机。如此重要的驾照，也源自一封无需签收的邮件。诸如此类还有银行支票、汇票、银行卡、信用卡、借书证、账单等。美国的家庭信箱，通常竖立在马路边上，且均不上锁，邮件放在里面等候邮递员来取。但依我个人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的经历，无论多么重要的邮件，从未丢失。起初我将胶卷放入信箱还有些忐忑（重要的胶卷一旦丢失，损失将永难挽回），后来也就坦然了。一年内我先后寄出约50张付账的支票，张张安全。”
        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
        当你拿到一张百元大钞时，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捏捏或对着阳光看看是不是假钞，去菜市场买菜时你会担心卖菜的会不会给你缺斤少两.......，这些都反应了一个什么问题？这就是现在国人普遍信用缺失。信用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名词，他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要直面的问题。国企的MBO成为职业经理人中饱私囊的工具，股市成为国企脱困圈钱和无数赌徒的游戏场，连一点起码的道德都没有的权力资本洗劫国民。政府的对内改革使政府对人民的信用渐渐丧失，汇改使政府在国际上进一步破坏自由所剩无已的信用，当年朱RJ建立起来的汇改信用损失殆尽。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信用在市场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政府建立了一套套公平的游戏规则，让市场的主体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尽情的发挥，政府只是发挥监管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监管的作用，是必陷入权贵资本的泥坑。在市场中，政府是用非行政的货币、财政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因此政府信用将具有主导作用，如果政府没有信用，如果不取信于民，你将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引导人民的市场预期，你将如何调节经济？
所以，信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在一个信用缺失和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里将显著的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长远发展的！！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民族和国家也是不可能真正强大的！！
作者: 古都呆子 发布日期: 2007-8-04
五、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事关国家的兴衰
            在企业管理中有一句很酷的话：我只重结果，不要谈什么过程。这种管理的观点初听起来有道理，然而却经不起推敲：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形成过程，过程决定结果。如果你不纠正他错误的思想，说100遍我只重结果不要谈什么过程，也很难达到你的预期结果。这个观点放大到民族、社会和国家也一体适用。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软件，再好的硬件配置也无法帮助一台计算机完成预期的任务。同样，在一个组织或国家当中，如果软件部分没有到位，硬件部分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个软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我个人认为，现在一个很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拔高，即改造国民的思想，重铸国民精神，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改造国民性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其重要性就如同现代企业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样。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改革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非常重要和迫在眉睫的大事。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其重要性远远大于经济。
            清朝末年，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并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今天我们要想真正的国富民强，除了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
        上面谈到的是我认为最重要和最紧急的方面，其实改造国民性会涉及更多的方面，但限于篇幅和我个人的知识面只能谈这么多。中华民族的优点我们可以脱口而出，然而今天关起门来，我谈了这么多，更多的是揭示国人的劣根性。说了这么多，只能说恨铁不成钢。我也希望祖国更强大，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唐雄风。然而希望终归是希望，只有先认清自已的缺失，并立而改之，我们的希望才会真正的变为现实，而不是流于梦想。
        而政治改革、完善的法制化建设、公平的游戏规则的建设、体制之恶的消除，这些都是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精神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为人非圣人，人都有私心的一面，没有严刑峻法的监管、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的约束、没有良好的体制做保障，就不可能塑造诚信、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精神。而这绝非朝夕之间之事，西方列强的法制化、公平规则的建立和有效执行，有效体制的建立基本上都经历了至少几十年的历史。所以，在下面一篇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我会谈谈民主、专制、宪政、严刑峻法的监管等思想。
 
 

改革纵横谈之十一  强国之路第三篇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引子：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一、开明专制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四、从西方列强藏富于民、以法治国来看中国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以选择的道路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试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缺失
六、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之一

一、开明专制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央不断放宽管制、下放权力，民营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地方ZF的权力迅速扩张，它们不但掌握政治、司法大权，还掌握了社会经济，ZF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和经济命脉。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与ZF相比，也就没有力量制约ZF的公权力的恶性膨胀，腐败也就越发严重。地方ZF日益坐大，中央的控制日渐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得不到执行，机构精简进行了很多次，但总是越减越多，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18。没有社会力量能够与地方ZF匹敌，也就没有力量制约它们，这就导致了机构恶性膨胀，各个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所谓部门利益急剧扩张，行政费用以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速度增加，腐败空前；巧立名目，不断敲诈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不断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最高统治者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越往基层的ZF，考虑更多的是小集团利益。基层ZF的腐败就尤为严重。在现阶段的中国，中央ZF和地方ZF的较量，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前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治；后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动乱与分裂。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中央ZF与地方ZF角力的问题，因为民主实质上是力量对比均衡的产物。除了中央ZF，社会上还没有任何其它力量能够与地方ZF较量、与之均衡，这时候主张民主不过是纸上谈兵。当前的中国要想有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环境，就必须大大削弱地方ZF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ZF的控制能力，实行中央集权制。
      中国目前要搞民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和民主的结果，将是中央ZF的权威和控制力极大地削弱，而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地方ZF和中央各部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手中，权贵资本将会更疯狂的攫取国民的财富，贫富分化、失业迅速加剧，中国将迅速的彻底拉美化并走向分裂和动乱。
      现阶段不是说实行民主老百姓就能获得财富和权力，中国现在的现实是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个地方ZF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掌权的是地方官僚、官僚资本、跨国公司、司法系统、黑社会，国有银行。如果现阶段实行民主，绝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也获得不到权力；普通老百姓不但获得不到权力，而且将更加贫困化。中央ZF的削弱，将使腐败更加严重。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将导致社会动乱。现在社会中的财产分布相当集中，贫富分化太严重，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没有力量与富人抗衡，哪里会有民主？
      民主在山顶上，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才能达到我们所要的民主的目标。
      所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的调控力，中央必须收回司法权，建立独立于地方ZF的司法系统。不再受制于地方ZF。其次，由中央政府推动尽快完善公平的法制，加强法制化建设，建立严刑峻法，真正实现以法制国。再次，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经济上民营化，使国家所有制经济转化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相对廉洁的环境，使民营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促进就业，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第四，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电台、建立出版社，有了新闻自由，就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大大收敛。
      以上四点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在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和基本完成法制化建设之前大跃进式的民营化，只会导致权贵资本控制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所以中央的集权和法制化是民营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制化只能靠强势的中央ZF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现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权贵阶层，广大底层国民被边缘化、贫困化。西方实行民主议会的国家社会状况是橄榄状，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绝对的富人和贫困人口在两头占少数，而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广开民智和法制化就是民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最主要的是按照先法制化、再民营化的改革顺序使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放开舆论监督、广开民智，这才具有了民主的基础。否则，空喊民主而不知道民主之所依只能是一事无成！

      英国、法国十二、三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王权不断强化，十五世纪实行中央集权制，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顺利发展，这才有了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德国的强大也是靠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法制化后才实现的；法国和德国的法制化是在拿破伦和俾斯麦当政时开始完善的。拿破伦法典奠定了现代法国法制化的根基，揭开了世界法制化崭新的一页，拿破伦法典的历史作用远远超过了拿破伦的赫赫战功，所以拿破伦的影响和功绩不仅是历史的，更是世界的。没有这一步法制化过程，就不可能有今天强大、民主的法国和德国。台湾没有蒋经国的集权统治，也不会迅速的实现工业化。如果意识不到这点，没有法制化就迅速的实现民主，结果只能是现在的菲律宾，菲律宾是全盘引进西方民主、议会、选举制的国家，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制化他却没有导入。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1986年邓公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邓公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以法制国、实现宪政。从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政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对我们国家的目前政治环境作出一个大概的比较，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崇尚“主权在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崇尚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的理念又与中国古代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文化占据我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关，那么我国要从官本位主义非宪政理念向“主权在民”宪政理念的方向变迁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而不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会比现在强盛很多。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选民的ZF，所有的ZF是公民的，而我国的ZF是上级任命的ZF，所有的公民是ZF的，这表明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和ZF的关系是独立和平等的，则我国的公民与ZF的关系是依附和不对等的。更加不同的是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对选民负责，而我国的ZF是下级ZF对上级ZF负责。从以上这些主要的比较分析的差异来看，我国的政治文明的确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未来的世界发展潮流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条充满着艰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改革纵横谈之十一  强国之路第三篇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之二

引子：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四、从西方列强藏富于民、以法治国来看中国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以选择的道路
      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近100年间是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们股市今天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在英、法、美等国都曾经经历过。在1721年到1723年之间在法国发生了股市崩盘，叫做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英国南海泡沫。18世纪的英法欧洲股市也存在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银行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C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法国ZF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关掉股市，法国由于很多公司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ZF禁止银行这个词禁止了150年之久。
      在欧洲股市崩盘后若干年后的1776年，一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除了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外，另外一个重心就是讲了如何让一个国家富强：为了能够使国家富强必须让信托责任控制这个国家，实现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一个新的法制系统来规范社会秩序，而不是为权贵阶级所控制。英法等国ZF研究并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个民间的思想成为主导国家政策发展的方向。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列强。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英、法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很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时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非常浩大，就根本目的就是化解劳资冲突，规范经济个体的市场行为，避免权贵资本持强凌弱。美国1890年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就是反信托基金。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和权贵阶层法。美国罗斯福ZF面对1929年的大股灾，制定了《美国证券交易法》。这部法律就体现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的核心思想。为了达到藏富于民的目标，美国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为了达到保护股市、保护中小股民的目的，美国的证券法几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其中有一条叫 辨方举证。什么叫做辨方举证？人是假设无罪的，除非你证明他有罪，这成为了任何一个国家刑法判案的标准，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学常识，但是美国证券交易法是不一样的，当证监会监控到你有操纵股市的嫌疑后，就向你发传票，你除非证明你清白，不然就是有罪， 你如何证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讲述美国崛起的第11集《危局新政》，相信你对于我说的这段会有更深的理解）。
      另一个案例是《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90年代美国爆发安然丑闻——这个曾是美国第七大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破产案。加上其后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紧急出台，该法第一句话即为：“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 美国总统布什称该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有关美国商业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美国上市企业也抱怨，严苛的财务管理制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早期的美国也是一个信用缺失的国家，类似于中国的今天骗子横行。100多年前的美国市场处处充满活力和商机。美国市场上圈地热潮、淘金热潮等一浪高过一浪。冒险家们的发财故事吸引着更多的欧洲冒险家纷至沓来。在后来者眼里，北美大陆上多的是机会、资源，缺的是资金。于是，北美人带着一个个项目的蓝图跑到欧洲去，到伦敦、到巴黎，去介绍他们的项目。同样狂热的欧洲富豪把钱大笔地投入。很快，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一个用纸片换钞票的骗子游戏。骗子的行为很快就被看穿，欧洲富豪们不愿再掏钱，真正的开发者也拿不到资金。这时，花旗银行等一批银行站了出来。他们在美国对开发商的计划进行审核，然后出具一个担保函。有了这些银行的担保，真正的开发商又获得了他们需要的资金。开发商要通过花旗银行的调查，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信守承诺。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逐渐明白：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得到投资商的青睐。这样现代信用体系由此诞生。信用体系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基础做支撑。以美国为例子：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等16项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国家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与信用调查密不可分的是信息的公开，否则信用调查无从展开。为此，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统一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一方面保证了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理清了公开曝光的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秘密的关系以及区别。从而使信用调查机构合法地获得大量的信用信息，同时为将来予以批露铺平了道路。
        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人口不到500万，相当于上海的四分之一强，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是却比上海高出近百亿美元，产生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应该是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新加坡的规定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的，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另外就是不能身穿华丽衣衫，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青少年犯罪执行鞭刑的国家，鞭子打到腿上后留下的疤痕会跟随受刑者一生！！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法律，只有使用这样的法律才能重塑国企高管和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才能构建健康的股市。这样才不会出现琼民源、银广夏、蓝田股份、科龙电器、华源股份等一批又一批的财务造假企业，也不会有这样大胆的房地产企业。法制化建设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法制化建设形成以后才能够形成一套制度化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是用来规范ZF及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的。只有在每一个都被规范了以后，才不会形成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只有在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中产阶级才能够兴起，等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以后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伟大的革命先驱们所孜孜追求终生的自由和民主仅仅是法制化和公平的规则建立起来后的结果，而不是强国的根。所以，如果想从混乱一步跳到民主、自由，而忽略世界强国所经历的法制化建设的话呢，所带给中国的下场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前殖民地，他在1958年的时候是亚洲的强权。他继承了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议会、民主选举，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制化他却没有导入。看看今天的菲律宾是什么样子？
      所以，只有强有力懂得游戏规则的中央ZF，只有完善严刑峻法和体制来监管市场的ZF，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藏富于民政策的ZF，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试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缺失
      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一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国家应该采取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让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强。因此亚当.斯密和其后的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在18、19世纪，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当政者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并采用这一经济思想发展经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后，这种完全依靠市场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并缺少必要的监管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美国ZF在50年代通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得曼和哈耶克，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
      国内当前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在国内高歌猛进的推广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全面的民营化。其实，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提倡自由竞争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法制化和严刑峻法的监管是自由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从新自由主义学派思想产生的现实环境来看，美国ZF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经济体的行为，也规范了ZF的行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讲述美国崛起的第11集《危局新政》，相信你对于我说的这段会有更深的理解）。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ZF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在这个游戏规则下，经济的个体能够充分的发挥创造力，创造财富。经济个体所创造的财富也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的。因为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国内新自由主义学派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前提，没有审视过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就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准确的说是导入了这个学派思想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导致权贵资本洗劫中国。

六、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所以，现在的中国急需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建立强势的中央ZF。然后由中央ZF主导进行全面的法制化和公平的体制的建设，并最终实施宪政。在法制化建设的同时，放开舆论，充许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出版社。有了新闻自由，就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大大收敛，来监督ZF和规范ZF的运作；有了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才会实现思想的复兴和民智的开化，而这些都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当法制化建设形成以后才能够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而这套法制和规则是浸润了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的思想的法制和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用来规范ZF及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的。只有在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被规范了以后，才不会形成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这时候才能做到公平，这个公平并不表示要平均化，这个公平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这个公平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也就是要公平以人为本的公平。
      所以，当最终的严刑峻法建立起来后，也就是公平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再进行全面的民营化，这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这样中产阶级才能够兴起，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广开民智、思想复兴的历程。等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以后才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时候才会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注：本篇中我所说的民主是重心落在 议会制、全民普选的狭义的民主概念，我所说的现阶段不应导入民主，也是指这个概念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