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逝世，到“美军重返索马里”

从毛泽东逝世，到“美军重返索马里”

　　前言：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主要对手毛泽东进行较量，竟然没有能够凭借自己的现代先进武器获胜，反而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同意“结束战争”；这样的后果，致使“二战”后美国军队，在自认为非常强大的时候，确实感到很难接受这样的“创痛”与“耻辱”。特别是越南战争，较长时期一直成为美国军队难以越过的“历史阴影”……

　　20世纪70年代，不想再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为了集中力量在冷战中压制前苏联，尼克松曾经亲自到中国与毛泽东会谈，力求找到“缓解”美中两国间存在多年的相互敌视与仇视的办法和途径。

　　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认为，美中关系“缓和”，就是对前苏联增加“政治压力”，就是对前苏联展示美国有了“争霸世界”的更多优势……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无疑在整个世界引起又一次巨大的变化——

　　1976年，吉米•卡特经过艰苦的竞选战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总统，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政府很快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重新确定争霸世界战略的重要因素。

　　1980年的美国大选，自称是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犯人权”的里根以较大优势战胜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里根上台以后，提名曾经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亚历山大•黑格出任国务卿，下决心要把压倒“邪恶帝国——苏联”作为里根政府和美国军方的重要任务。在里根的领导下，执行强硬外交政策的美国政府很快就把“战争”作为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扩展美国控制区域的有效途径；美国军方在里根政府的激励与支持下，也开始把吸取“越战教训”、走出“越战阴影”、重新把“战争”视为可以迅速恢复美国军队的“霸气”的有效方法。

　　里根政府和美国军方对卡特政府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下不断退让的软弱姿态痛心疾首；里根担任总统以后，很快 就使美国政府政府和美国军方相信：只要有正确的策略和足够的勇气，美国完全可以集中力量与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国完全有能力和自信重新在全球确立美国的超强地位。里根认为：美国在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时候，已经可以不再对中国有所顾忌；因为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一、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自从毛泽东在1967年9月9日逝世以后，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确出现了使里根总统可以集中力量打压苏联的的“变化”！——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精英”们抓住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机会，在中国各个领域大造“非毛化”的舆论；不断用被平反的“冤假错案”作为攻击和诬蔑毛泽东的“依据”，竭力抹黑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治运动，进而力图彻底抹黑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果。

　　在那个时期，中国“精英”们特别热衷于利用“平反冤假错案”大做反对与诬蔑毛泽东的文章，肆无忌惮地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贬低毛泽东时代，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新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竭力鼓吹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来“改造”中国……

　　在那时，中国“精英”们竭力把胡耀邦在中国主持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夸大为中国已经进入用“民主化”和“自由化”来彻底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期”；

　　在那时，中国“精英”们自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用“平反冤假错案”来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自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用“非毛化”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自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来“改变”中国的颜色。事实上，胡耀邦大规模在中国平反冤假错案，的确被中国“精英”们视为可以用“自由化”和“民主化”在中国开创出一个的“历史新阶段”，的确被中国“精英”们视为可以通过大造“非毛化”舆论来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于是，中国“精英”们就在那时中国的报刊上肆无忌惮地“揭露”新中国“失误”，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主张“重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成果”……

　　在那时，中国“精英”们竭力鼓吹“自由化”和“民主化，曾经在中国掀起了一阵“非毛化”的浪潮。就在中国“精英”们自认为可以通过“非毛化”迅速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好形势”下，被中国“精英”们支持与拥护胡耀邦突然宣布“辞职”；这一突变，把中国“精英”们希望通过支持胡耀邦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美梦”变成了“难以接受”的苦果！因为中国“精英”们肆无忌惮鼓吹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就是要用 “非毛化”的主张来推动胡耀邦“领导”他们在中国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胡耀邦的“辞职”之后，中国“精英”们不得不面对邓小平用“四个坚持”来要求中国党政部门和媒体对中国“精英”们的“非毛化”主张进行种种“限制”。紧接着，中国“精英”们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舆论在1987年夏天引发的那次“动乱”，又导致赵紫阳宣布“辞职”， 迫使中国的“精英”们不得不在赵紫阳宣布“辞职”后迅速改变策略，不得不暂时停止在中国要求“政治体制改变”， 不得不转向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步在中国推动“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意识变革”，并以此来逐步强化中国“精英”们要在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精英”们在“四个坚持”的“压制”下，竟管没有停止在中国鼓吹与贩卖“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非毛化”的主张，但是他们在“追求”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时候，已经变换了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再采用制造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方式，而是“转向”采用“拥护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与反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方针；中国“精英”们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现任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还大力吹捧与赞扬中国现任领导的“开放改革”路线，大势赞美中国现任领导的“政治决策”和“经济成果”，并以此的方式来贬低与抹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

　　20纪世80年代后期，在东欧和前苏联内部掀起“要求变革”的巨大浪潮的时候，中国“精英”们却在邓小平用“四个坚持”打乱了他们要在中国迅速恢复剥削阶级统治地位与特权的美梦与图谋之后，不得不“忘掉”他们曾经支持与拥护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得不“转向”支持与拥护邓小平，不得不更加支持和拥护邓小平在“四个坚持”下进行的“开放改革”方针与政策，并在这样的条件下竭力推动邓小平成为他们在中国进行“非毛化”的旗手和领袖。

　　中国“精英”们在20纪世80年代后期的“转向”，既是他们一时难以获得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理解与赞扬的表现，也是他们在邓小平“四个坚持”的压制下力图成为中国党政部门“欢迎”的“精英主流派”的具体表现。

　　即使这样，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在毛泽东在逝世以后，仍然看重中国“精英”们进行“非毛化”的“苦心”与“无奈”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正是由于中国“精英”们的种种的鼓吹与努力，中国政府终于把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以“三个世界”为基础的外交路线与策略“束之高阁”；中国的“精英”们在那时竭力鼓吹用“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所掀起的“非毛化”浪潮，毕竟是削弱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所愿意看到的“作用”。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十分满意地看到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毛泽东所反对“三自一包”，重新在中国受到肯定与赞扬；毛泽东曾经反对的“三和一少”对外政策，重新成为中国对外的基本方针。——中国“精英”们能够在中国造成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一直期待出现“转变”，也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颇为赞赏中国“精英”们在“四个坚持”的压制下仍然能够通过“非毛化”来逐渐改变中国。

　　二、在美国总统卡特被里根“击败”之后

　　在中国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吉米•卡特经过艰苦的竞选战，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总统，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

　　１９７７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曾于１９７７年８月和１９７８年５月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万斯访华时，美国政府尚未对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下最后决心。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卡特政府已决定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谋求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发表后，卡特总统便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副总理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至２月４日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对邓小平异常热情，给于类似国家元首的待遇。双方一再表示：中国和美国要“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邓小平说，“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

　　卡特总统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便用激烈的语言反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公开宣布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毫无掩饰地积极支持与鼓动萨达姆在1980年9月宣布废除伊拉克与伊朗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甚至支持与推动萨达姆在1980年9月22日下令伊拉克军队对伊朗发动进攻……；但是，卡特并没有在邓小平访美之后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也没有利用“两伊战争”为美国军队在中东地区直接展示“霸气”作出“正确的选择”，致使美国军方的“鹰派”对卡特感到失望。吉米•卡特总统在任内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巴拿马，促成了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谅解的《戴维营协议》，参加了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仍然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成效不彰的领导者。卡特总统为了拯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贸然下令特种部队发起“蓝光行动”遭到惨败后，更令卡特在选民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因此，卡特在1980年争取连任时被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犯人权”R.W.里根击败。卡特在卸任时的支持率只有2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美国总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位。

　　R.W.里根在1980年的大选中击败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R.W.里根一直将苏联政体视为“煽动内战，助长恐怖主义，谋求扩张”的“罪恶帝国”，他在一九八一年上台后，里根政府就对前任卡特政府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苏战略进行几乎全面清算，并提出了富有进攻性的新战略构想。1981年12月29日，里根在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宣布：鉴于苏联对波兰的事态发展负有“重大的和直接的责任”，美国决定立即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里根政府中断苏联航空公司对美国的一切飞行；命令关闭苏联采购委员会；停止签发和延长向苏联出口电子设备、计算机和其它高级技术器材的许可证；推迟举行新的长期谷物协定的谈判；暂停签订新的美苏海运协定的谈判；向苏联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将需要得到批准；命令停止签发向苏联出口这些设备(其中包括铺管机)的许可证；不延长应于近期续订的美苏之间各项交流协定，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和技术协定，并将对其它所有的美苏交流协定进行全面的审查。——这之前，里根就写信警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如果波兰的镇压行动继续下去，美国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进一步采取影响我们关系的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但是勃列日涅夫的答复清楚地表明苏联“不理解”美国关注的严重性。里根说：“我们将密切注视今后几天和几周内的波兰事态发展。如果有必要，我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里根政府担心苏联的战略将限制美国在“欧洲、波斯湾、印度洋和日本海的行动能力。”就采纳美国新保守派的观点，确认：美国与苏联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是美国生死攸关的战略利益所在，美国必须马上对这些地区实施各种军事干预。

　　1979年位于列斯群岛南端的英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成立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毕晓普为首的新政府。在毕晓普执政期间，格林纳达同古巴发展了友好关系。进入8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格林纳达国内经济困难，毕晓普主张放慢国有化，让私人企业发挥更多作用，逐步恢复宪政，并适当改善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毕晓普的主张遭到副总理科尔德一派的反对，1983年10月12日，格林纳达发生政变， 19日，支持毕晓普的一派同军队发生冲突，毕晓普和3名内阁部长被军方打死。军方于10月20日成立的新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里根政府在10月25日就命令近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官兵在航空母舰和直升飞机的护送下，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突然在格林纳达登陆；里根总统随即宣布，美国是“应东加勒比国家的一致要求”而出兵的，目的在于帮助“恢复民主制度”。

　　10月26日，占领格林纳达大部领土的美军，就遭到格林纳达共有军队1000人和数千名民兵及几百名帮助格林纳达建设的古巴人的顽强抵抗；从10月29日起，美国继续增兵，在格林纳达的美军已达6000人，在格林纳达附近海域的军舰上还有1万人。

　　在这次入侵格林纳达过程中，美国军方人士说，至少有3名美国军人、3名格林纳达军人、12名古巴派驻在格林纳达工作的人在战斗中被打死，23名美国军人和22名古巴人受伤，32名苏联在格林纳达的军事顾问和200多名武装的古巴人员被俘。美国五角大楼人士说，这次行动是自从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美军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来第一次干涉行动。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严重侵犯，曾经激起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国务卿舒尔茨极力主张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在美国也遭到温伯格及军方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却得到里根总统的坚决支持。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以后，里根总统为了集中力量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到中国同邓小平会谈，继续保持卡特政府与中国已经建立的比较友好的合作关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表示：“中国政府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希望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里根对中国政府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来继续发展中美两国之间合作关系的新观点，表示满意，重申：“美国将覆行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所承担的义务，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里根总统认为，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展示出“中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点”，“双方都有发展合作的愿望”。—— 通过这次访问，解除了里根政府许多顾忌。有利于美国集中力量与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也有利于美国更加公开地大力支持与帮助萨达姆坚持对伊朗进行“相互削弱的消耗战争”。

　　1986年3月14日，里根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中，首次提出美国政府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施政方针。认为苏联在70年代势力伸展过长，内外交困，难以巩固已经取得的进展。美国应准备以“低烈度战争”阻止和反击苏联在第三世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遏制它的扩张主义，把它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推回去；鼓励第三世界亲美右翼政府的活动，加强对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抗苏武装的经济、军事援助，稳定局势。

　　里根政府内新老保守派在对苏战略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美国1986年上半年向安哥拉的安盟和阿富汗抗苏力量首次提供几百枚美制先进武器——毒刺式导弹，先后两次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打击在利比亚的目标，就是是里根主义的最初实施。反苏反共意识形态与进攻性推回战略。里根政府中传统保守派在信奉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方面与新保守派并无二致。同新保守派一样，传统保守派对卡特政府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下不断退让的软弱姿态痛心疾首。他们相信：美国目前遇到的战略挫折并非自身力量的衰退，而是在战略策略上失误所致。美国完全有能力和自信重新确立全球超强地位。在具体的对外动武政策的制定以及各种观点的争论较量过程中，里根本人的倾向决定了最终政策的走势，虽然他也时常陷入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其内心的价值观念和偏好使他在情感上与舒尔茨代表的新保守派主张更为贴近。里根对武装入侵格林纳达的态度证明这一点。他不但积极支持武装入侵格林纳达，对此役成功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更是欢欣鼓舞。当时里根政府内的新保守派分子对亲苏政权实施秘密颠覆，通过各种方式向拉美的亲美政权或势力提供军援，直至“伊朗门事件”暴露，都与里根本人的支持与默许有关。

　　三、“里根主义”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里根本人对越战的失利也有深刻体会，从理智上他又赞同温伯格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派对海外动武政策的分析。这也导致了在对外动武问题上（如军事干预第三世界事务）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往往能与进攻性的推回战略并行不悖。在对第三世界争夺及军事干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阵营强调的“意识形态主导性”也能够同传统保守派的主张衔接，形成“进攻性的推回”战略，其标志便是“里根主义”的出笼。“里根主义”本身虽是里根第二任期提出的政策，但实质上反映了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内对苏战略的总结。在第二任期里，苏联内部领导人的变更，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美推行缓和政策，在国内出台了“新思维”战略，导致里根内部对苏联威胁及其程度的判断出现了分歧，其对苏战略上的一致性开始松动。

　　里根最终将温伯格的主张正式作为美国政府对外动武的基本原则，即：

　　（1）只有事关美国根本国家利益时，美国才承诺对外使用武力；

　　（2）一旦决定动武，美国必须目标明确，全力以赴以赢得胜利。决不能半途而废或迟疑不决，且目标必须清晰而现实；

　　（3）在承诺派兵之前，必须获得国内民众和国会的足够支持(越战的失利在于丧失了国内的支持)；

　　（4）即便上述条件都符合，动武也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实施。

　　对里根政府而言，越战曾是其难以逾越的历史阴影，越战的教训对里根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的最大影响是：美国对外出兵必须有明确的战略和军事目标，并且必须事关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一旦出兵将全力以赴，保证战场上胜利，但动武只能是最后的必须手段；对外动武政策必须获得国内的足够支持。他说：“动用武力及发出动武的可信的威胁，是实现国家政策的合理工具，也应当被这样理解。等到动武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似乎意味着等到人质被抓以后才不得不动武。我们当然不能贸然动用武力，但美国最好在应当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而不是等到必须情况下才使用。否则美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对第三世界争夺及军事干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阵营强调的“意识形态主导性”也能够同传统保守派的主张衔接，形成“进攻性的推回”战略，其标志也就是“里根主义”的出笼。“里根主义”本身虽是里根第二任期提出的政策，但实质上反映了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内对苏战略的总结。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发生的变化，已经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提供了形成“里根主义”的重要条件，“越战的历史阴影”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已经成为里根政府和美国军方可以借助“战争”来谋求美国“霸权”和促使美国军队重新恢复“霸气”的“有益教训”。在“两伊战争”期间，“里根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可以重新把“战争”作为拓展美国霸权的途径；“伊朗门事件”，就反映出美国需要利用战争来扩展美国势力和壮大美国实力的有效手段。

　　在美国集中力量打压前苏联的情况下，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促使前苏联对内对外政策需要“调整”的呼声日益高涨，前苏联的“精英”们竭力鼓吹用“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善前苏联共产党的形象，用“和平竞争”的主张来缓解苏联与美国和中国的矛盾……

　　1985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成为苏联实际上的第一把手。198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7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尔巴乔夫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就决定按照自己身边的“精英”们的“建议”大力在前苏联推行“新政策”。戈尔巴乔夫按照苏联“精英”们的观念，组合成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决定用“改革和开放”来美化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国内和国外的形象；决定用“民主化”来加快前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决定以“让苏联卸下包袱”为理由，来推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决定用“和平竞赛”的方式来推动前苏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用“新思维”改变了前苏联“以军事实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基础和对外政策主要工具”的传统观念，把赫鲁晓夫提出的不同国家制度的“和平共处”提高到“相互依赖”的新境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987年12月，苏联积极与美国签署了《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1988年，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苏联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就宣布放弃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教条，对几个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亚非国家停止“勃列日涅夫式的援助”； 戈尔巴乔夫用“新思维”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有限论”；戈尔巴乔夫不仅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他还亲自劝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支持国内的“民主改革”；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用“新思维”结束了苏联对阿富汗的武力占领，从阿富汗撤出了苏联军队……

　　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欢呼声中，戈尔巴乔夫用“新思维外交”在1989年导致东欧各国爆发一系列“和平革命”，使执政的共产党接连“下台”，甚至在罗马尼亚导致齐奥塞斯库被暴力推翻、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国的合并……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苏联和东欧的推动了“民主化”结果，不仅也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还最后导致前苏联的迅速瓦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崩溃，不仅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竞争与冷战，还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敞开了可以利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大门，促使美国重新踏上利用“战争”来展示美国霸气和霸权的道路。

　　四、萨达姆•侯赛因与美国政府的恩怨情仇

　　1，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下，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英雄人物”

　　在当今世界上，一定还有人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的伊拉克，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哈希姆王朝每年侵吞伊拉克大量石油收入，致使伊拉克下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处于十分贫穷状态。

　　1954年，美国和年仅23岁的费萨尔二世国王签订军援协定，伊拉克成为中东亲西方军事联盟的中坚力量。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的卡塞姆（Abdul Karim Kassem）将军效法俄国十月革命，发动政变推翻了统治伊拉克长达37年费萨尔王朝，将伊拉克国王及王室成员斩杀殆尽，亲美的老首相赛义德被被处决。1958年革命成功后，卡塞姆当上了伊拉克的最高统治者。他模仿纳赛尔，创建“伊拉克第一共和国”，自任伊拉克总统、军队最高统帅，并兼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但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卡塞姆在组成亲苏反美的政府后即颁布土地改革法，把王室的土地无偿地分给穷人，因此赢得伊拉克广大贫民的热烈拥护。卡塞姆上台后坚持伊拉克独立自主，特别积极与苏联搞好关系，允许苏联支持的库尔德民族运动领导人穆萨德•巴尔扎尼回国参政，一再拒绝埃及总统纳赛尔所提出的泛阿拉伯统一主张，却令以阿拉伯统一为最高纲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非常不满，从而种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决定推翻卡塞姆政权的祸根。

　　美国政府对卡塞姆的亲苏倾向与言行原本就十分反感和仇视；美国政府更加不能容忍卡塞姆竭力主张在伊拉克建立反美的社会主义政权，于是，就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力扶持与资助反卡塞姆的伊拉克“政治”人物与派别，力求尽快在伊拉克颠覆卡塞姆的亲苏政府。

　　伊拉克军官沙沃夫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与帮助下，于1959年3月8日在摩苏尔发动反卡塞姆政权兵变；但是，这次兵变很快就被卡塞姆的政府军平息。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资助和帮助一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员积极策划与实施暗杀卡塞姆的行动。年过20岁的萨达姆•侯赛因既是伊拉克青年军官，又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因此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看中，被吸收进入“6人小组”，承担暗杀卡塞姆的任务。血气方刚的萨达姆被安排在巴格达一间能够监视到卡塞姆的公寓中，听候命令……

　　1959年10月7日，萨达姆•侯赛因首先向卡塞姆乘坐的汽车开枪，当场打死卡塞姆的司机，卡塞姆也中弹负伤；由于卡塞姆的保镖拼命反击，才让卡塞姆转危为安。在混战中仅被卡塞姆的保镖击中左腿的萨达姆•侯赛因，侥幸逃脱卡塞姆卫队的追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萨达姆•侯赛因迅速逃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住入中央情报局为他租的一间公寓，并接受中央情报局的短期训练。——这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不仅使萨达姆•侯赛因被伊拉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也使萨达姆成为美国政府十分看重的伊拉克“英雄”。

　　2，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实权人物”

　　萨达姆•侯赛因暗杀卡塞姆未能得逞，只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四处避难。在萨达姆•侯赛因辗转逃到埃及避难后，他已经成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重要成员。

　　伊拉克的卡塞姆在兵变平息和躲过暗杀后，逐渐丧失理智，一种“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卡塞姆到最后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不再信任，总认为有人要推翻或谋杀他。卡塞姆的“不安全感”，促使伊拉克随意设立的“人民法庭”，并在卡塞姆授意下由“人民的法官”们坐在广场上给一些伊拉克人扣上“人民公敌”的帽子，然后宣判：处以死刑。卡塞姆这种近似疯狂的举措，很快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伊拉克政治组织对卡塞姆产生恐惧和强烈的反感与敌意，造成卡塞姆在备感孤立的情况下，只有依赖军队、密探和警察的保，从此再不迈出官邸一步。

　　曾经担任伊拉克内务部长阿里夫，原本是卡塞姆的战友，由于阿里夫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走得很近，结果被卡塞姆下令逮捕，险些死在监狱里。后来，卡塞姆念及旧情，又释放了阿里夫。

　　阿里夫出狱后，积极联络伊各派势力和美国中情局、埃及情报机构，秘密筹划推翻卡塞姆的政变。1963年2月8日，在阿里夫领导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军事政变，把卡塞姆和他的亲信全被抓了起来。阿里夫在这天晚上如法炮制地组织一个“人民法庭”对卡塞姆进行秘密审判，2个小时后，法庭以“叛国、杀人、强奸”等罪名判处卡塞姆死刑。

　　1963年卡塞姆在政变中被杀后，萨达姆•侯赛因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以“英雄”的身份回到伊拉克，并逐步成为伊拉克的实权人物。

　　3，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总统

　　1968年7月，萨达姆•侯赛因鼓动伊拉克复兴党强权人物纳伊夫联手夺权成功后；紧接着萨达姆•侯赛因又与反对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将刚当了两周总理的纳伊夫逼往国外。此后，萨达姆•侯赛因就成为“辅佐”老总统哈桑－贝克尔的伊拉克“二把手”和“实权人物”。哈桑－贝克尔在萨达姆的“辅佐”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伊拉克总统，后来就提出“因病退休”的要求，并“建议”由萨达姆•侯赛因正式接任“伊拉克总统”的职权。萨达姆•侯赛因在接替哈桑－贝克尔的职权后，立即在伊拉克快速地清洗反对派，迅速使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者掌握伊拉克一切要害部门的大权

　　萨达姆•侯赛因在七八十年代冷战棋局中，并未马上投入美国的怀抱，而是逐渐远离苏联；萨达姆•侯赛因以伊拉克总统的名义一再强调伊拉克坚决反以色列，并公开主张快速发展伊拉克的石油经济，并大力促使伊拉克石油产量不断提高，用石油收入的一部分来改善伊拉克的社会福利，改善伊拉克军队的装备与待遇，改善伊拉克的生活状况，提高伊拉克货币第纳尔的“含金量”，创下了一获得惊人发展。萨达姆•侯赛因的作为与言论，使他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大英雄”形象；并在美国政府的“谅解”与大力扶助下，迅速成为伊拉克的最有权势的独裁者。

　　4，从萨达姆对伊朗的态度，看美国的战略思想

　　1975年3月，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为了消除“两伊”因边界争议引发战争的隐患，在美国政府帮助下，经过权衡利弊的谈判，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签订了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边界协定”，结束了伊朗与伊拉克长期存在边界争议。

　　美国政府在当时曾经支持这个“协定”，认为它可以在两伊和解的过程中逐步增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萨达姆应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的要求，驱逐了流亡伊拉克达14年之久的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同年底，伊朗的什叶派响应霍梅尼的号召，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巴列维的亲美政权，霍梅尼成为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在1979年4月1日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府，不仅公开反美，还公开鼓吹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致使周边国家备感威胁。美国利用伊朗霍梅尼甚至宣称要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在伊拉克夺取，致使两伊关系迅速恶化的时机，暗中支持与鼓励刚当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侯赛因加大反伊朗的力度；萨达姆也利用美国政府反伊朗霍梅尼的立场，企图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实现打败伊朗、称霸海湾的野心。

　　1980年9月萨达姆宣布废除伊拉克与伊朗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并在9月22日以伊朗支持暗杀伊拉克政府外交部长为由，下令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致使“两伊战争”随之爆发！

　　五、“里根主义”与“两伊战争”

　　R.W.里根在1980年的大选中击败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以后，就立即开始用“实力外交”取代卡特政府的“缓和外交”。 里根政府为了与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里根上台初期，一度采用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认同以色列的观点，在中东地区为防止伊朗投靠苏联，曾经允许以色列海运美国武器到伊朗的阿巴斯港，加强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抵抗伊拉克军队的进攻，阻止萨达姆打败伊朗。1981年6月，里根政府又默许以色列用美国制造的F-16战机一举摧毁了萨达姆在奥希里克的核反应堆。暗中帮助伊朗削弱萨达姆的锐利攻势，阻止萨达姆迅速在“两伊战争”中大获全胜。可是，在伊朗从防御战转入进攻，把军队推进到距巴士拉13英里处的时候，里根政府又担心已经呈现颓势的伊拉克军队被伊朗歼灭，导致萨达姆投靠前苏联。加上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也不失时机地加入到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来，引起阿拉伯世界开始担心霍梅尼用“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海湾地区建立一个由什叶派掌权的大帝国；曾经在“两伊战争”中援助过伊拉克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烦躁不安地以不同的方式与渠道向美国表示不满，因为伊拉克一旦战败，就意味着灾难将落在这些国家头上。于是，里根政府又转向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态度从暗中支持发展到毫不掩饰的公开偏袒，就是“里根主义”在“两伊战争”中不断“完善”的具体表现。

　　1983年12月，拉姆斯菲尔德先生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到巴格达与萨达姆进行长时间的秘谈，不仅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83年11月26日的“第114号决策令”转告萨达姆，还把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向伊拉克倾斜，已经决定支持伊拉克战胜伊朗的打算告诉萨达姆。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先生与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的秘密会谈的情况，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到访巴格达的时候，正是伊拉克军队不顾国际条约禁令“天天”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

　　在里根政府知道伊拉克对伊朗敢死队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里根总统仍然不顾美国国会反对，决定坚决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里把伊拉克删除。当时的媒体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态度？
　　在翻阅了成千上万份解密的官方文件、采访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决策者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02年12月30日以权威的调查披露了惊人的内幕：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中，不仅让伊拉克的萨达姆分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甚至同意通过第三国向伊拉克提供美国生产的集束炸弹。正是由于美国向伊拉克提供的情报和后勤支援，所以伊拉克才顶住了伊朗用“人海”自杀战术的进攻；更让人吃惊的是，里根总统和乔治.布什都曾亲自签署过向伊拉克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的法令，其中还包括有毒的化学用品和致命的炭疽与伤寒病毒！

　　据解密的官方文件和当时的知情者述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伊拉克的萨达姆一直把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视为的死敌；美国官员则把伊拉克萨达姆视为坚决反对伊朗宗教极端分子的勇士。在拉姆斯菲尔德先生秘访巴格达之后，美国政府与萨达姆的亲密关系，就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意料，在“两伊战争”时期，美国与伊拉克之间长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合作关系：美国不仅让萨达姆长时期分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还通过智利的公司向伊军提供极具杀伤力的集束炸弹，甚至还鼓动科威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贷款给伊拉克采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用品。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从来不说萨达姆是伊拉克独裁者，从来不说伊拉克违反人权，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没有人提出要防止伊拉克要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美国驻巴格达的外交官更是频频将伊拉克萨达姆称为“朋友”和“好人”，一再把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视为可以成为像科威特、沙特和约旦一样亲西方的国家，甚至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伙伴。因为，那时侯的伊朗政府和军队，已经被美国外交官贴上“坏蛋”的标识；按照美国政府做决策的一个信条：“美国敌人的敌人，应该成为美国的朋友！”

　　如果说，在1980年9月“两伊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在表面上还有点像一个“旁观者”；当“两伊战争”打到1982年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政府密报萨达姆的战线拉得太长，伊拉克军事形势已经潜藏危机，并发现伊朗在南方战线正在部署强有力的坦克攻势。如果美国政府容许伊朗战胜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那么“两伊”都将成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基础、霍梅尼为最高领袖的伊斯兰原教主义政权，这不仅会对于中东各国产生威胁，同时还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为此，里根总统批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凯西局长制定的计划，由约旦与沙特国王出面告诉萨达姆，美国政府愿意大力支持萨达姆“战胜伊朗霍梅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立即表示愿意派自己代表到约旦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面谈。凯西就亲自飞抵安曼，秘密会见萨达姆的异母兄弟、伊拉克情报首脑哈桑.提克里蒂。凯西在约旦告诉提克里蒂：伊拉克正处于失败的边沿，伊朗正利用萨达姆战线过长的错误，拟突破南方进抵巴士拉，并计划扶持那里的什叶派穆斯林建立政权，进而在整个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凯西说，一旦伊朗军队进抵巴士拉，在伊拉克人口中占大多数的的什叶派穆斯林就会使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将陷入灭顶的灾难。提克里蒂答应立即飞回巴格达，尽快把美国提供的情报向萨达姆总统汇报。萨达姆听了提克里蒂的汇报，初步同意与美国分享关于伊朗的情报；两个多月以后，萨达姆从一系列失败中证实了美国情报的准确与可靠，便同意让两名中情局官员直接飞抵巴格达……

　　里根政府为了防止伊拉克政府被打败，不仅通过沙特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有关伊朗军队集结的军事情报，有时候还由美国政府直接把有利于伊拉克的情报与信息交给伊拉克政府。萨达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会见后，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建议，整顿了伊拉克的军队和政府部门，并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与建议，指挥伊拉克军队打了好几次漂亮的阻击仗，终于阻止住伊朗的攻势。于是，美国与伊拉克的情报联系与合作关系，终于在1982年8月初步建立起来。

　　里根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就开始扩大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首先恢复了美国与伊拉克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虽然反对这样的举措，但是美国国务院中的亲阿拉伯势力，比较讨厌犹太人的以色列和伊朗的霍梅尼政权，因此就竭力主张美国政府利用萨达姆来制约以色列和伊朗。决策人物的意见，则是“不使两伊之战出现胜利者”，所有美国扶持萨达姆的举措，仅仅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情报支援伊拉克，阻止伊朗大获全胜，这是符合美国和海湾国家共同利益的最佳策略。

　　1987年，有关伊拉克空军在伊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真相被国际社会知道后，举世哗然，美国国会也对萨达姆的这一做法表示出异常愤怒；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公开表示异常恼怒的同时，又在暗中指示：不要做任何有损美伊两国关系的事。——美国助理国务卿穆菲在1998年9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我们长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来说，美国伊拉克的关系更重要。我们认为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没有用，或者说只会对伊拉克起反作用”

　　1988年初夏，萨达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并帮助设计的复合作战计划指导下，命令伊拉克军队以一个空前漂亮的作战击败了伊朗军队，顺利收复法奥半岛。此战彻底摧毁了伊朗的作战信心，重振了伊拉克的士气，终于导致两伊和谈签署停战协议。一直到1990年，驻巴格达的中央情报局仍源源不断地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情报，而化学原材料也源源不断地被卖给巴格达。正因为如此，萨达姆直到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前，仍然坚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支持伊拉克兼并科威特，仍然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视为伊拉克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忠实朋友”！—— 在萨达姆把伊拉克打算吞并科威特的想法告诉美国政府后，他对美国政府立即增兵海湾的举措产生出误解，无疑就是萨达姆“致命”的重要原因……

　　从最新解密的拉姆斯菲尔德在1983年12月20日与萨达姆所进行的90分钟“会谈纪要”来看，拉姆斯菲尔德首访的巴格达的原因，就是要落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114号决策令”； 萨达姆在那时已经表示对这次“秘访”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先生的来访已经“把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仍属保密的里根政府时期颁布的重要政令之一。据里根政府时的官员透露，这道行政令的内容是：美国应尽“一切合法的可能”防止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落败！——这道“决策令”，恰恰是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阻止伊朗进攻的如潮报道中出炉的。解密的“会谈纪要”还证实：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在会见萨达姆的时候，只字未提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的事，更没有反对与谴责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事实上，美国政府几乎没有谴责伊拉克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意思，因为美国政府不仅默许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阻止伊朗获胜，甚至希望萨达姆继续在“两伊战争”中进一步削弱伊朗，同时也使伊拉克受到更大的削弱。——“伊朗门事件”，就是美国政府在“两伊战争”中实施“里根主义”的又一种具体的表现与说明！

　　六、从乔治•布什讲“世界新秩序”，到美国推行“克林顿主义”

　　1，“两伊战争”，为乔治•布什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条件”

　　 “两伊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这次战争，使美国所仇视的伊朗霍梅尼主张的 “伊斯兰革命”，不再能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具有破坏力量；“两伊战争”不仅使盛产石油的伊朗的国力和财力遭到最严重的削弱与伤害，同时也使伊拉克的国力与财力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与削弱。这两个盛产石油的伊斯兰国家的石油资源是美国控制世界的重要财富来源，控制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有利于美国控制整个世界！

　　“两伊战争”以后，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霸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霍梅尼输出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伊拉克，此战不仅证明伊朗无力战胜伊拉克，伊朗霍梅尼政府打算要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其它目标，也就是不可能继续进行与实现。伊朗的国力与财力被“两伊战争”严重削弱，这对于阿拉伯各国尤其是海湾产油国，无疑是很乐意看到的结果；要是伊拉克被伊朗打败，什叶派就会取代萨达姆在伊拉克掌权，伊拉克就会成为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最大成果：伊拉克的石油和石油美元，就会增大霍梅尼向其他阿拉伯各国尤其是海湾产油国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财力和成功率；阿拉伯各国尤其是海湾产油国绝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为了防止与避免这样的后果，这些伊斯兰国家特别是盛产石油的国家必然要依靠与听命于美国政府，这也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十分愿意看到的成果：

　　“两伊战争”以后，霍梅尼非但已经无力继续他所狂热鼓吹的伊斯兰革命，而且在停战后不久便死去了；霍梅尼的继承者不得不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地处理国内问题。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和伊朗造成的破坏作用，具体展示了美国政府可以用“战争”来削弱伊拉克和伊朗的经济实力与国力的最有效策略：美国政府只须鼓动萨达姆为“边界纠纷”而下令伊拉克军队进攻伊朗，不仅可以使美国大发“战争财”，还可以为美国使用军队占领并控制中东石油的战略目标减小“阻力”……

　　“两伊战争”以后，伊拉克由富裕的产油国变成负债国；具有在海湾称霸野心的萨达姆，为了尽快恢复伊拉克的实力与财力，力图利用他在“两伊战争”中与美国政府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就一厢情愿地希望美国政府帮助与支持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在萨达姆把伊拉克打算吞并科威特的想法告诉美国朋友之后，不仅没有听到美国政府的谴责与反对，反而看到美国政府迅速“增兵”海湾；这就导致萨达姆把美国政府迅速增兵海湾的举措误解为美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具体表示，致使萨达姆有持无恐地下令伊拉克军队迅速入侵科威特……

　　在“两伊战争”后，萨达姆迅速发动伊拉克的战争，应该说，这是乔治•布什总统要在当今世界使用美国军队建立“世界新秩序”最乐于看到的“战争”；美国政府在知道萨达姆想吞并科威特以后，并没有劝阻萨达姆放弃入侵科威特，而是迅速向海湾增兵；美国政府的这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使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一种策略。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萨达姆发动入侵科威特的“战争”，不仅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下令美军直接进攻伊拉克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与“条件”，也为乔治•布什总统采用“战争”方式在当今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与“条件”。

　　这就是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符合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在“两伊战争”后的“需要”：由萨达姆发动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到乔治•布什总统下令美军直接进攻伊拉克，无疑是美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以后出现的又一次历史大转折：美国政府下令美国军队直接发动大规模的“海湾战争”，直接通过美国军队通过战争在海湾地区获得长时期驻军权利的历史性转折点！

　　2，乔治•布什总统建立“世界新秩序”与“海湾战争”

　　在中国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以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接连发生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致使长达40多年的冷战终于结束。1989年1月——1993年1月，乔治•布什总统在美国主政的四年，是全球由冷战向冷战后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各国均面临如何准确评估新的时代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的问题。美国作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必然要利用这一世界格局重新进行跨世纪的全球战略规划与部署。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一时形成“狂喜”氛围。近似于盲目乐观的气氛，导致乔治•布什总统仓促出台“世界新秩序”论——

　　乔治•布什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既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在冷战后的全球战略构想的集中体现，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的心态。“第二次海湾战争”就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直接出兵使用武力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具体表现。

　　1990年1月31日，乔治•布什总统在首篇《国情咨文》中这样说：“刚刚结束的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1989年革命——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惊人的变化标志着在世界事务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也是如此。”——作为这种心态的逻辑延伸，以美国为中心，按照美国式理想重新塑造未来的世界，进而建立新的“美国世纪”，自然成了乔治•布什政府制订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具体体现乔治•布什总统在1990年8月23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即在缅因州肯尼巴克港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讨论时，提出把“寻求世界新秩序”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概念；乔治•布什总统在9月21日，就海湾战争发表题在美国国会发表“迈向世界新秩序”的演说，首次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对外公开。

　　美国在“默许”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立即发动惩罚伊拉克侵略行为的海湾战争，并利用海湾战争积极倡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确实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进行的；可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确实存在着美国的利己动机；因为，美国军队通过海湾战争在科威“冠冕堂皇”地获得了长时期留驻美国军队的“理由”与“特权”， 就是美国的利己动机的最明显的表现：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以后决定美国军队长时期在科威特“驻军”，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要在“两伊战争”以后直接出兵使用武力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起点”。有了这个“起点”，美国政府就有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桥头堡”，就有了美国军队攻破伊拉克国门的捷径，就有了美国军队进攻并占领伊拉克的“军事补给基地”。盛产石油的科威特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作为美国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燃料供应基地，不仅对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军长时期占领伊拉克的岁月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科威特作为美国军队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军用燃料基地，又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对伊朗施加政治与军事压力的时候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重要作用。

　　乔治•布什抛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一是要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以后，利用海湾战争彻底扫除长期笼罩在美国人心头的“越战综合症”阴霾，努力扩大其“单极”优势，以确立冷战后时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霸权；

　　二是主张利用各种机会为冷战后的世界确立一套由美国掌握并根据美国利益进行评判的国际安全行为规则，迫使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世界新秩序”，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样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利用“战争”来实现美国霸权，展示美国军队霸气的工具，乔治•布什就是想用“世界新秩序”来制造“第二个美国世纪”；

　　三是要用“世界新秩序”来“改造世界”，用“战争”来推动全球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化，要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来改造如今的整个世界。

　　3，国内外的批评“世界新秩序”的舆论，导致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让位给克林顿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在《外交》季刊1992年春季号上提出的疑问：究竟何谓世界新秩序？——小约瑟夫•奈说：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主张本身即是一矛盾产物，原因是布什思考与行动的主要依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秩序观，即大国关系的稳定和权力平衡，而宣传的却是威尔逊和卡特式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强调的是国际组织，国际法及共同价值观，未能清楚区分这两种秩序观与当前世界情势的关系。由于海湾战争之后实际情况并未出现布什总统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很显然，乔治•布什总统具有很强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特别是其借国际名义以武力惩罚“秩序破坏者”的主张，在这里不能不遇到“手段与目的”严重脱节的制约，它出台不久即受到挫折，终致昙花一现。

　　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看来，“世界新秩序”概念只是美国人为打一场战争而寻找的漂亮藉口；美国外交史学者加迪斯加迪斯认为，不能只谈世界新秩序，而不谈冷战后出现（由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新问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未完全诊断出造成秩序混乱的原因，虽然以武力惩罚了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但对诸如库尔德族难民、伊拉克前途等新出现的问题却束手无策。因此，乔治•布什总统追求的新秩序到头来是不可能有新秩序。

　　美国国际政治史学者施罗德认为，多数美国人原则上并不反对世界新秩序这样的观念，也不反对美国参与促进和平与人道事业的国际努力，但对于以武力(特别是美国的武力)去维护去实现这样的秩序，却越来越难于接受。事实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在实际操作层面有四层含义：在世界不同的热点地区从事不同种类的创造和平行动，即旨在维护或恢复法律与秩序的行动；威慑、终止及惩罚战争行为、侵略行为及压迫行为；解救受难民众；促进公民权和人权的改善。而其手段则主要是依靠国际社会通过威慑和强制运用武力实现上述目标，然而，如果说军事手段对于惩罚侵略行为尚有治标功能的话，实难达到治本的效果，用于对付涉及宗教、种族等问题的内乱则会造成更大麻烦。

　　由于国际关系中仍存在着敏感的主权问题，面对外部的武力强制，实际上就为秩序破坏者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外来压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加之参与集体惩罚行动的各国因利益不同，在费用与负担分摊方面也易引发争论，更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

　　除国内的批评之外，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也拒绝接受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论。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就表示，不能以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把美国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声言：“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无论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还是大西洋统治下的和平，通通都是不现实的”。英国伦敦皇家学院专门研究战争问题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认为，以攻击性手段解决非西方国家发生的冲突，使人们有理由感到布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主张“既不公平，同时也有点不公正”。

　　此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示了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主张在其实践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干涉索马里的失败即是典型例子。1991年11月，索国陷入严重内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名义下形成的“新干涉主义”理论，这类国内冲突及区域冲突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任其漫延不仅会威胁区域的稳定，而且是对人权的亵渎，因此，国际社会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阻止这类内乱，并在必要时以武力“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平与“新的人道秩序”，其中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应该“在世界事务中承担起积极主动的干涉主义者角色”。

　　乔治·布什曾经这样说：“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转向美国寻找榜样，从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美国的理想中获得希望……；我们面对的新世界是一个献身于实现自由理想的世界”。可是，国内外反对乔治·布什总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言行，致使乔治·布什在力求连任美国总统的选举中败在克林顿的手下！

　　乔治·布什总统一直坚持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正是基于这种主张，乔治·布什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大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12月4日通过了“史无前例的”794号决议，决定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索国，确保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人提供人道救助”。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如美国所愿，18名美国士兵却横尸街头，引起美国舆论大哗。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被迫从索马里撤军，同意与索马里军阀艾迪德举行政治谈判。——这实际也就等于宣告了克林顿执政初期以“新干涉主义”为基础的“肯定性多边主义”的死亡。致使“克林顿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得以最终成型，为至少在21世纪初的美国，确立了处理全球事务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