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跃：农民与帝国

马跃：农民与帝国

马跃

　　帝国的财政基础主要建立在小农身上。每个王朝的上层建筑总是越来越大，因此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庞大帝国必然不能持久。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益萎缩的经济基础承受不住逐步增大的上层建筑的重量，帝国太大，小农太小，除了瓦解倒塌和重新建立一个负担较轻的帝国政权外，没有别的出路。农民起义起到了解决矛盾和推动王朝更新的作用。

　　一、小农经济成为帝国的主要财政支柱

　　中国赋役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夏商周时期，主要是劳役的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实物税的形式，但是一直到唐朝中叶，还是以人身控制的人头税以及劳役为主，以财产税为辅助手段。到唐朝中叶以后，才转变为以财产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不管是劳役、地租还是人头税和土地税，中国古代税收的主体是农业税，就是农民提供或交纳的那种人力和物质财富。在以土地税为主的时期，豪强地主成为了纳税人，但他们还是要把这种负担转嫁给佃农、雇农和奴隶。因此，中国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和奴隶就成为了供养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主要财政基础，承担着帝国运行和消费的大部分支出。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自己的税收基础，税收是政府运转的必备条件，是各级官吏养家糊口和风花雪月的主要来源。官僚政治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以及直接向国家纳税的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种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中国大历史》47页）“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绝对主义国家严重依赖于税收的征集。”（《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25页）

　　同时，农民是帝国的主要军事基础。传统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农民群体，农民构成士兵的主力。秦始皇以前，领主贵族及其下层甲士是军队的主力，就是士阶层，他们受过六艺的学习和训练，其中射、御属于军事项目。车战中，驾使车辆本身就是军事技术。秦始皇以后，就以农民为主力。农民具有体质健壮、朴实、耐劳、接受命令、守土观念强等特点，适合于军队的要求和军人必备的素质。所以，小农经济不仅是国家赋税、劳役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役的主要来源。农民对国家的任务就是给钱出力、当兵纳税，他们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是从农民身上提取的徭役和农业税。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形成土地税、人头税、工商税混合而成的格局。春秋各国以及东周王室即多行助、彻之法，田赋开始作为税收的形式。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税、人头税和工商税等几种主要税项比例无定，消长无常。大体上说，从秦汉经魏晋至唐初，人头税在赋税结构中居主导地位，但其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日渐削减；土地税虽居次要地位，其变化却与人头税呈相反趋势。两汉田赋率较秦代低些，田赋的下降必然以其它税项的增长予以补偿，所以人头税相应占据了赋税总额的99％或95％。无论魏晋的“户调式”，还是北魏的“九品混通”和租调制，都是按户征田赋，调布绢，田赋的比例有所增长，但政府岁人仍以人头税为主。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至唐前期，田赋已增至24％一43％，而人头税相应降至76％一57％。唐中叶两税法的实施，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代商税的高涨是中国财政发展史的特殊现象。蒙元帝国的建立，田赋和人头税比例又有较大回升，而商税的显著下降却使赋税结构的演变恢复了南宋以前的状态。一条鞭法的推行，不仅扩大了土地税额，而且扩大了农业税额。清代实施“摊丁人亩”，将明代贯彻一条鞭法时未摊入田亩的部分丁税全部摊人田亩征收，原丁税中的商人负担转由农民负担，因而使政府财政更加倚重农业税。

　　国家从农民身上提取税收之后就要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但是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居然没有农民的事情了。农民作为主要的纳税主体，居然参与不了第二次分配。国家把提取的社会财富分配给一小部分人。税收不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杠杆，而是穷人养活富人和官僚贵族的手段。绝大部分支出既不是用于发展经济，也不是用于为社会上所有人提供公共福利，而是用于权贵集团的生活消费、皇家工程以及战争和挥霍。统治集团不是把这些收入用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培植新的税源。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就一直没有新的税源。帝国一直坚定不移地以农业税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基础。在农民的供养下，权贵集团总是处于获取——消费以及再获取——再消费这样一种状态。然而，在权贵集团的日益加重的剥夺下，农民则处于日益萎缩的状态。

　　二、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是脆弱的和日益萎缩的经济形态

　　小农经济是一种简单的家庭经济，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我满足的产业方式，是男耕女织的家庭共同劳动方式。劳动工具是铁制农具和耕牛，劳动对象是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动力是家庭成员。因为贫困，便需要对生产、流通、消费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高度管制。因此，在家庭内部，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家长制。家长统帅一切，指挥一切。家长是对外关系的全权代表。各个家庭成员之间是密切的亲属关系和劳动上的协作关系。劳动资料是共有的，劳动产品是共同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是完全计划型的。家庭内部构成一个劳动力集团。他们运用其工具开垦土地，进行农作物的生产。小农经济内部是一个不暇外求的独立的基本生产单位，这是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但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完全是一个私有集团对另一个私有集团的关系。家庭是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的基本战斗单位。小农经济是分散的一盘散沙式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是包在口袋里的一堆马铃薯。这种劳动组合形式普遍出现于战国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一家一户耕种土地的客观可能性便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改变了原有的庄园经济的劳动组合形式，而代之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人所推动的土地面积逐渐扩大，而劳动组合的规模却越来越小。

　　小农经济要进行正常的简单再生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家庭成员不宜太多，也不能太少，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大致的标准，至少有一对男女劳动力和一头牛，铁制工具不能有变化，既不能退化为木制工具，因为那样会退化到集体耕作的劳动组合形式中，也不能进化到大机器和机械化生产，因为那样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无处安置。“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了。”（《资本论》第三卷第678页）小农经济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另一方面又是极其弱小的，需要承担的风险很大，包括天灾和生老病死的风险。适当的自然条件是一个重要前提。由于他们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它的协作能力很差，抗灾害能力极弱。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完全靠上天的赐予，植物生长的能量只能来源于太阳。因此它期望着上天洒下温和的阳光和适宜的雨露。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小农经济正常生产的保障，兵荒马乱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租税不能太重。小农经济企望强大的政权保护，以抵制豪强势力的欺压及游牧民族的掠夺。小农本身不能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以抵御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一工作只能依靠一个勤奋的国家，使他们联合起来，兴建和维修大型水利设施。小农经济力量的弱小使他们寻求保护并依赖别人。因此，他们是皇权帝国的真正社会基础。他们依赖土地和自然条件，离不开土地，离不开自然，这是中国人崇尚自然与自然亲近的客观原因；他们依赖别人，依赖亲朋关系网，依赖乡绅豪强势力和国家政权的保护。后一种依赖性结成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人身依附关系。

　　所谓小农经济，主要是自耕农组成的经济形式。自耕农是自己占有土地的私有者，是土地的直接生产者。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大概在三五亩到三五十亩。他们具有发展生产的最有利条件和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上可以进入地主阶级，用财力购买土地；下可以进入佃农、农奴和流民的队伍中，其自身生产条件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容易破产。因此，小农的特点有二：一是规模小，被称为小农经济，因为规模小，不能抵抗天灾人祸的侵袭，同时他们是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吞噬的对象，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是以牺牲自耕农经济为前提的；二是具有对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不向地主交纳地租，但是必须向国家交纳赋税和尽徭役义务。他们向国家所交纳的赋税总是低于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地租。

　　每个王朝，自耕农的数量总是日益缩小，大量的自耕农佃农化和农奴化，而地主经济日益膨胀，地主领主化。明朝初年和清朝初年自耕农数量大为增加，随着剥削率的提高和土地兼并的进行，他们的数量又日益减少，大量转化为佃农和流民，也有部分人升为地主。小农经济本身具有两极分化的倾向。农民农奴化的趋势，严重损害着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历史上看，为什么大量的自耕农佃农化和农奴化？

　　一是土地兼并的后果。土地虽然是一个不变的量，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土地的兼并，包括国家对土地的大量占有，更重要的是私人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土地兼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经济发展了，财富和货币增加了，货币是行如流水的财富，经常贬值，只有土地是保值和升值的，所以富人就把货币转变为土地，购买土地是最佳途径。小农经济正常生产之后，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徭役、礼物等形式集中到强者手中，使富人更富。富人强者利用这一财富和权力又去购买和掠夺土地，从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同时剥夺了小农经济的基础。把赋税、徭役和礼物送出去，本来是为了寻求保护，但这些东西反过来又成为剥夺小农经济的巨大力量。同时，土地兼并是政治权力的后果。因为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强势集团利用权力侵占、赏赐、没收等手段来剥夺广大自耕农的土地。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二是剥削率的大规模提高。农民失去土地后，一部分演变为农奴，一部分演变为佃农和雇农，还有一部分从土地中分离出来，成为流民。随着剥削率的提高，使佃农农奴化。租金的多少，与土地的级差有关，与劳动力的供给量有关。自古以来，地主的租率从来没有低于百分之五十，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见《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78—86页）。地主向政府纳税，三十税一，而他们收取农民租金是十里抽五。对佃农来说，租金比例是提前定下来的，那么，自然风险是生产者承担的。如果碰上自然灾害，更苦不堪言。剩余劳动力越多，租金越贵。佃农们没有联合体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也在相互竞争中。如果劳动力短缺，租金肯定要下降。但剩余劳动力总是大量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佃农的增加，土地租赁市场由买方市场逐步转变为卖方市场，租金越来越高。当佃农感到租赁土地无利可图的时候，干脆就以劳役的形式为地主做工，这个时候又恢复到古老的剥削形式。

　　三是其他原因。饥荒、瘟疫、战争更能促使农民破产。同时，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资本论第三卷910）。高利贷对小农经济有巨大的破坏作用，马克思说，它只有资本的剥削方式，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三、帝国的上层建筑日益庞大

　　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皇帝、后宫、宦官、外戚、宗室、贵族、官吏、军队所组成的，农民要承担的就是这些人的花费以及皇家工程、战争和各级官员敲诈勒索的部分。中国人民在付出税收代价的同时，还需要付出另一种经济代价，那就是贿赂和一种说不清楚的费用。税收是公开的，贿赂是秘密的。税收给国家，贿赂给官员个人。另外，到处都是关卡。关税的起源就在于关卡，在要害地方设立关卡的目的是为了钱。常说，要把好关。只有把好关，才能收到钱。所有这些开支都要转嫁到小农身上。

　　“朱元璋有二十四个儿子，除皇太子朱标及燕王朱棣以外，到明后期，这二十二个王已经繁衍2万多名男性宗室，再加上其他皇帝的诸子支系，宗室食禄人数已经有十余万。如何供养这些宗室，便成为明代非常大的财政和社会问题。”（中国政治制度史140页）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兴盛与危机61页）公元627年，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三十年后，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明朝初年，文武官员有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膨胀为八万余名。明朝初年，宦官不满百人，明中叶达到一万多人。明亡国时，达到十万余人。吏员大约是官员的十几倍。官员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同上61—64）

　　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农民起义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上层建筑越来越大，是每个王朝的绝对规律。每个王朝，总是随着官吏网络的延伸，官吏人数的膨胀层层叠加而漫无极限，上层建筑越来越大，权贵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越来越大，贪污受贿的胃口越来越大，开支越来越大，财政越来越困难。到一定阶段后，帝国就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增加负担，政权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发不出来工资；如果增加负担，势必引起小农的反抗。“明朝政府捉襟见肘，处于两难，增赋则民不堪，必奋起反抗；减禄则宗室不服，亦必激起事端。”（中国政治制度史143页）在这种情况下，反正不能使上层阶级受委屈，只有让广大小农多做贡献。

　　于是，只有增加赋税，才能满足上层阶级的需要。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各个朝代在主流税制基础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附加，有时这些被称为“杂派”的附加超过甚至数倍于正课，形成了中国赋税制度外长期加征的积弊。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这大约140年间，仅仅上供“正额”一项，百姓头上的负担就增长了十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涨一倍！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有五次出巡，封禅，望祭山川；修建宫殿，覆盖三百里；对外用兵，又筑万里长城。此外，还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遣人求长生不死之药。这样浩繁支出，财用耗竭，不得不增加赋税。秦代的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税率高达66.7%。口赋是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的征收，更为严重。当时全国男劳力约400万人，而每年所征收的劳役起码不下300万人，占75%。

　　“编户小农”作为税收的基础，这部分人口越多，国家的税收基础就越雄厚。但随着赋役的加重，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种地越来越不合算，农民更大规模的逃亡，“编户小农”越来越少，小农经济越来越萎缩，国家的税基越来越小，财政更加困难。加重赋税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上层建筑设置了无数个毛细血管插入到经济基础之中，尽其所能和权力拼命地吸取社会的血液来喂饱自己，把经济基础中的营养抽干、抽净，使它瘦弱不堪。上层建筑为自己挖掘坟墓，在经济基础中终于挖出一个大坑，把经济基础改造成自己的墓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上层建筑太大，小农经济太小；上面的房子越来越重，下面的支柱越来越细，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时候，帝国大厦和小农一样，脆弱到经不起任何风吹浪打的地步了。一阵狂风暴雨，或者一次中等以上的旱灾或虫灾就可以毁灭这个帝国大厦。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农民起义，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当经济基础无法承受的时候，老百姓就起来造反，把上层建筑推翻掉，消灭掉。当社会不堪重负时，庞大的上层建筑便轰然倒塌。皇帝解决不掉的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问题，通过农民起义得到解决。农民起义推动着王朝的更新。金观涛说，中国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大动乱对毒害一体化调节的废物来了个大清扫，新的统一王朝有了重建的土壤。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在动荡和战乱的历史循环中再生出来和长期保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