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基督教博弈——凶多吉少

中华文明面临基督教的同化

深研中国历史，尤其考古的人一般都会为华夏自新石器以来数千年绵延不绝、特立独行的文明而深感惊讶，因为环球独此一家。东西方史学界和考古界把黄河流域视为与两河、尼罗河、印度河三大流域同时崛起的世界最古老文明中心的仅存硕果，也视为与古希腊、古波斯和古印度并肩而仅存的古老哲学和宗教文化中心，或者是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军事帝国并肩而仅存的世界强权。（注[1]）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为这文明能以强大充沛且生生不息的状态跨越了如此久远辽阔的时空而感到不可思议；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一直不断，还将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明还能走多远？而在我看来，当前形势大不乐观。就在本世纪，中国将面临来自西方世界最强悍的文化灭绝武器——基督教——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同化攻势。

由唐至元，徒具宗教狂热的各类基督教教徒不断尝试进入文明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远高于西方世界的东方王朝传教，所以完全不成气候，除了几块出土的碑文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开始，随着近代西方第一代全球性帝国，全靠罗马天主教立国的西班牙的势力在全世界迅速膨胀，基督教才真正开始推动其梦寐以求的旨在消灭所有异教文明的“全球化”攻势。耶稣会派遣可谓典型西方“文化精英”的虔诚教士Matteo Ricci（利玛窦）和Michele Ruggieri（罗明坚）来到当代文明各项指标还远较西方发达的大明帝国，才真正开启了各类基督教徒们一浪接一浪的旨在消灭中国“异教”传统文化的传教高潮，为实现他们基督教梦想的“千年王国”（注[2]）而疯狂工作。

虽然他们很狂热也很拼搏，但有明一代，乃至清三代，基督教的“千年王国”事业在中国的推进依然极其缓慢。原因在于，这个时期中国还占据前资本主义文明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世界巅峰，依然相对落后和弱小的西方文明只能引起极少部分好奇的知识分子的兴趣，传教只能集中在个别偏僻落后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影响极其有限。大都会、大城市、较发达的城镇乃至乡村，上起皇室、官宦，下至士人、布衣、农夫，数千年来习惯非宗教化的社会和时代“主流”对这些只允许文化单一性而否定文化多样性，只允许相信一本圣经、一个天主，只允许说一种语言、吃一种食物、过一种生活的偏执狂宗教大概根本不感兴趣。（注[3]）加上梵蒂冈的偏执狂教皇屡次向中国基督教徒颁布严厉禁止祭奠祖先令，更加深了中国由上而下的反感，妨碍了“千年王国”大业的推广。（注[4]）

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罗马帝国以来都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相互依存的基督教当然不会放过宗教扩张的大好机会，所以基督教的自由传教活动亦被列入各类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传教士很自然把各种不平等条约当成为所欲为的护身符，蜂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凭借各列强较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对基层社会影响巨大的旨在宣扬基督教文化的机构，在迅速衰败的清王朝获得了很多信徒，为实现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打下一定的社会基础（注[5]）。

虽然清末民国各类基督徒在中国横行无忌、无孔不入，基督教传播在全国加速扩张，尤其在偏僻落后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注[6]），但依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渗透进传统文化依然坚如磐石的中国社会。主要原因是极端狭隘偏执的基督教教义只允许教徒崇拜上帝，不能崇拜其他偶像。这样的偏执狂，只通过“讲道理”很难“说服”祭奠了炎黄孔孟和祖先数千年的数亿中国“异教徒”；可惜在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不能像在美洲的西班牙天主教徒那样通过百年屠戮和宗教清洗来迫使“邪恶”的中国异教徒抛弃“邪恶”的习俗，所以直到后来到中国传教的刚恒毅和雷鸣远自我解围式地解释中国人尊孔祭祖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教宗Pius XII（碧岳十二世）才不得已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尊孔祭祖的禁令，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注[7]）

然而，更加骄横跋扈的英美新教一直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这个“邪恶”习俗，所以更难为中国人所接受。直到民国成立以后，凭借很多當時也是新教教徒的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英美新教的發展才比清朝時好，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上下的基督徒人数也不到84万（注[8]）。新中国的建立，由西方掌控的基督教“千年王国”中国扩张计划数十年来一度陷于停顿。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大开国门“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终于在中国迎来了扩张的“黄金时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于对异教文明和异己体制的憎恨，西方世界及其文化附庸地区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可惜情况还没有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发生；新世纪伊始，同样出于那种憎恨，西方世界及其文化附庸地区跑到另一个极端，“中国威胁论”便层出不穷，中国抬出了“和谐世界”和“和平崛起”的求和理念。其实，自西方白人国家武力征伐世界而崛起的五个世纪以来，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肤浅至极的层面。首先、这源于西方世界通过“战争崛起”后奉自己的文明和宗教若神明，对其它文明不屑一顾的本质；其次，也源于西方世界只有兴趣建立“单一世界”，对多样化文明视若寇仇的心态。

中国人对西方白人社会的了解也多流于浅薄，开始是源于自大和蔑视，现在则源于极度自卑和极度崇拜，是两种极端，都不能深刻了解西方世界的文明和发展方向。近三十年来中国对西方发了疯地学习和研究，比西方对中国的学习和研究多得多，使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有了数量上的巨大积累，但多数认知依然“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于是，在当今西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巨浪滔天的情况下，对于中华文明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无论东西方都有些雾里看花，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崩溃和威胁的可能，大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其实，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说明中华文明的崩溃和威胁都不能揭示本质问题，揭示文明的走向还须从文明本身入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打开了国家的大门。如果当代中国人是像我们的汉唐先人那样，充满海纳百川的万丈豪情、充满自尊自强的信心而打开自己的大门，我们就能很理性地分辨外面流淌过来的是清流还是浊流，西方的建议是善意还是恶意（当然，善意的较少），就能很坚定地去恶扬善、取长补短。可惜，这次打开国门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这次，中国人从上至下，毫无自信、满怀自卑，诚惶诚恐地睁着高度近视的双眼，望着外面令人头昏目眩、清浊难分的澎湃浪涛，基本懵了，根本不能分辨西方世界的恶意和善意。

大多数官员、商人、学者，更不用说平民，认识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经济水平极其肤浅。而且，通过近30年不断内外合作的自贬自贱的宣传攻势，从政府到民间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可救药，进而，很多中国人对自己传承了数千年的文明体系鄙视至极，而对当代西方实质上只有五百多年传承的文明崇拜到无以复加，以至要把自己的文明全部推倒重来而后快。这“改革开放”三十年，官商学崇洋媚外之风达到空前的、无以复加的地步，就算最衰弱的晚清民国也望尘莫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的由上而下的“哈洋”风气，全国上下无不以生搬硬套美国和西方的东西为荣，看着满街的洋名楼盘、洋名公司、洋名字，连西方人都觉得滑稽，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这对西方人无所谓，对于基督教会和西方政府当然正中下怀。却让部分中国人深深地感到自己民族的文明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所以，有人嚷嚷要汉字拼音化，家长们以小孩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为荣。有人嚷嚷着要政治、经济体制全盘西化，官商学媒无不以宣传美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西方价值观为乐。

这样的“大好时机”，西方，尤其是美国势力，基督教教会当然非常“欣慰”，因为，文化多样性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追求的目标，他们追求的是不仅垄断其他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还要控制其文化和思想。所以，这么多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会，尤其罗马天主教廷，企图通过美国和西方强悍的政治和经济硬实力，再次利用宗教和文化软实力打开中国的文化思想大门，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进行更彻底的渗透和破坏，以达到从文化上、思想代表的文明根源上彻底瓦解这个维持了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进而彻底瓦解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美国鼎足而立的大国的存在基础。为未来彻底消除中国从新崛起的威胁，建立基督教为单一宗教的单一文明的“千年王国”铺平道路。（注[9]）

为什么说基督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廷的软实力非常强悍呢？这就要求从官方到民间都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的本质和扩张手段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为不管从其起源和历史来看，特别是其充满血腥的美洲扩张史，这个宗教的本质及其扩张手段远非它现在表现的那样“温文尔雅”，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宗教是不会改变其“千年王国”梦想的。所以，虽然当前中国政府有了一定的警惕性，但可能还是对基督教的破坏力估计远远不足，最后依然会被其同化。（注[10]）

通过基督教在美洲的扩张史看基督教的本质和手段
（参考以前本站发表的文章）

三十年来自作孽，中国很可能输掉这场文明博弈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西方海上帝国，从1492年，即大明弘治五年开始，经过73年，至大明嘉靖四十四年为止，完成了全球中低纬度的航海探险、海外军事和宗教征服，以及建立从美洲到东南亚的殖民地的狂潮。中国当时能“幸免于难”，并非西葡两个海洋国不想像征服美洲那样把中国纳入其奴隶殖民地的版图，而是因为季风和洋流不是很方便西葡两国的“征服”帆船靠近中国的大陆架，而且，东亚外岛众多，阻碍了这群狂热的、病态的基督教徒冲上中国的海滩，进行对“异族”肉体和精神的征服。当然，以当时大明比起西葡还是强大得多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比西葡两国先进得多的军事装备、军事实力和军事思想，谁征服谁还不知道呢？不过也确实免除了一方面要打击肆虐的倭寇，另外还要打击具有宗教狂热的“西寇”的烦恼。

但现在，昔日西葡海洋帝国的继承人又有了很好的机会，来继续当年西方基督教“先辈们”未竟之事业。因为近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首先，近30年的宣传说明汉语不如英语，他们的继承人为英语的优势地位作了巨大的努力和宣传工作，中国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媒体从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大力地协助他们，通过疯狂的英语级别考试，逼迫所有的学生从小到大拼命地背英语。汉语本身却在国内江河日下，乃至教师到家长都认为可以丢弃汉语而无所谓。

其次，近30年的宣传证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他们通过所有媒体向中国人宣传他们“优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方面中国的政府部门、商界、学界和媒体配合得更加默契，不断地帮助他们宣扬西方的文化的先进和“高品位”、物质的奢华、生活的闲情逸致，同时证明中国文化、物质和生活方式的“落后”。造成大部分中国人像美洲土著那样丧失了自尊和自信，疯狂的公私出国浪潮一浪接着一浪。

中央各部委政府公车招标以各种借口规定要清一色外国品牌的做法，肯定是世界上有汽车生产能力的国家中独一无二的；合肥地方政府部门以各种借口在中央空调招标中规定只用进口欧美日品牌，视自己国家出色的产品和国际声誉如粪土，肯定也是一个空调生产大国中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数不胜数，因为这些政府部门和机构也在配合国外势力打击中国文化的价值，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为他们征服中国文化作贡献。

西方文明不会容忍多样性，他们提倡文明的单一化和同质化。中国30年来自作孽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继承人当然很清楚，如果能再说服中国政府接受宗教“自由”，让西方宗教势力长驱直入，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对中华这个绵延了五千年的“文明”进行最后的摧枯拉朽般的打击，像消灭美洲文明那样从根上消灭中华文明。因为，当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在中国站稳之后，等他们的势力足够庞大之后，他们是不会客气谦让的。他们会像当年在清三代还是非常强大时那样，更加毫不客气地由教皇发令要求所有的中国基督徒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要完全依照西方教众的传统（注[1]）。

在“全球化”浪潮中，也许这就是所谓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但中国和世界的学者因该也必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中国来说，华夏文明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华夏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作用？第二、这个世界来说，文明多样性和单一性孰优孰劣？一旦华夏文明消失，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如果排除民族主义的传统观念不说，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历史上，华夏文明对世界文明确实有很多、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在当今西方文明全球化、同质化浪潮中，华夏文明却变成了逆流而上的文明，对世界潮流也许没有推动作用。其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阻碍，当前只比伊斯兰文明处境略好一些。而三十年来中国政府一切与西方文明标准接轨的做法和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让华夏文明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实际上可能比伊斯兰文明还不如，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难确定。自然科学家已经证明了自然界需要多样性，消灭了生物链的一环，必然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性后果，自然界的连锁性破坏和毁灭。比如说食肉动物把食草动物都吃光了，后果将会如何？想想自然界只有一种动物和一种植物的情况就知道非常可怕。但社会科学家却没有证明消灭一种文明会引起人类社会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只知道考古界一直在发掘人类遗迹，试图为人类本身的身份和生存的历史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为消失了的或者被消灭了的文明深感惋惜。但如果它们没有消失，结果又会如何？我们也无法回答。但想想如果全世界都说同一种语言，吃同样的食物，喝同样的饮料，住同样的房子，过一样的生活，按同样的方式思想，这个世界还有趣味吗？还有发展的创新动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