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营企业中当家作主的亲身体会
我在国营企业中当家作主的亲身体会
朗智
上个月我去给住院的父亲送饭,在住院部门口见到一位十多年未见的工友,我们曾经一起担任过后勤组的工会正副小组长,她是车间工具房的工具保管员。要不是我先喊她,她都不敢认我了。在匆匆忙忙之中,她告诉我说,和我们同时期入厂的女工现在已经全部退休了,她四十七岁还算是年龄大的了,其他的都是四十五岁就退了。她说,她的身体还很好,如今退休金太少,总还是要找活干的,只因为她哥哥病了,嫂子又要上班,她只好每天都得跑医院。
我几次回到故乡城市,都没能与旧时的工友们聚一聚,总感到欠缺点什么似的。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我当工人的那段历史,在工厂里干过的每一件事情,做过的每一份工作,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绝大多数工友的形象也还记得,只是名字也许就不能全部对上号了。在大学教书的这些年来,虽然填表已无需填写成份,但我总还是想去找找是否还有类似的栏目能让我填上“成份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因为是一个大学的领导人(同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还在接受审查,我当时是按照可教育好的子女接受工作安排的。加上三个姐姐都已经下农村了,按照政策我被留在城里分配到一间一机部属下的重型机器厂当工人。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要我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父亲一再嘱咐要有群众观点,要和群众搞好关系。我是尽可能地要求自己表现好,尽可能地用当时社会上的政治要求来改造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由于我的积极表现,在入厂后的新工人学习班上,我被安排在铆焊车间学开三米五立式车床,这对于当时的工种分配上来看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在学习班结束后,我却被分配到了新组建的矿山机械车间当起重工。后来,铆焊车间的师傅告诉我说,是因为我的档案材料中写着我的父亲是被审查对象,正在调查他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后转到苏州反省院出狱时的手续里是否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车间领导说三米五立式车床是进口的部属重点设备,出了差错谁负责。我虽然很想学技术操作机床,但是我明白识时务的必要。后来当我明白当起重工也很重要以后,我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去努力工作。后来,除了我入团比别人晚一点外,我在工厂再没有再因为自己当时的出身问题而被人歧视。和我同组的一位开吊车的女工出身是资本家,也没有人在出身问题上找她什么麻烦。时至今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对我曾经是一名产业工人而骄傲,对我能参与创建一个新的矿山机械车间而自豪。我那个时候能进厂已感到幸福了,穿上崭新的印着工厂大名的工作服走在大街上感到真是神气,我们那时完全是将工厂当成是自己的一样,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那时候的口号就天天这么喊,街头上大幅宣传画上的工人的形象,画得是那么的英俊潇洒。
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视察过这间重型机器厂,它的前身是几间国民党时代的中小型机械铸造加工装配厂,解放后政府将它们合并,五十年代获得苏联的援助,按照苏联设计的图纸方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兴建。苏联专家撤走后,许多工程都没有完成。我被分配去的那个矿山机械车间的厂房就是当年停建的一个转炉车间的空厂房。我刚刚进去时,好大的一个大厂房堆了许多的钢锭和烂泥,只有门口的一小块地方安装了几台小车床、小钻床、小刨床和钳工的平台,大概只占整个车间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整个车间的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除了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向我国提供基础工业设备,其余的完全要靠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的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别无选择。我进车间时,我们厂自行设计的八米立式大车床已经开始动工制造,正在灌注水泥地基和车身支撑架。用钢筋水泥结构做这么大的车床的车身支撑架,是我厂的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干,打破框框提出的方案。工程师技术员采用的是先进的液压技术,车床活动接触面的加工要求非常精密,几十顿重的部件要合在一起用人力推磨,再反过来将不平整的地方用人力一点一点地铲平。就这样反反覆覆地加工,每铲完一次,我们起重工就要用大吊车将部件翻过来,放到结合面上推磨,然后再翻过去,再铲平面。那个时候,我们在工种上虽然有分工,但我们都是互相支援的,哪里需要人就到哪里去。加上我的起重工这个工作机动性很大,全车间跑,哪里叫就去哪。虽说没事了可以歇着,可我是活一完就去帮助钳工师傅铲平面,他们也很乐意教我。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够加工八米直径的转盘的超大型设备,即使有,那么大的部件又如何能够运来呢?我们厂的工人和技术员提出用新机器自己加工自己的方法,就是用还没做好的机器加工自己的部件。设计组就在车间外面的小办公楼里,出了问题就立即开会研究,群策群力。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难关都被我们闯过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股革命干劲、革命热情鼓舞下,我们自力更生生产了十二米龙门镗铣床、三米五卧式车床,安装了大型的钻床、滚床、插床,为国家生产了矿井提升机、矿石破碎机、矿井泥浆泵、化肥氮化塔、港口塔式起重机等等国家基础工业急需的重要产品。
我们进厂时,正值文革,工厂已经实现了大联合,基本上没有派性的矛盾冲突,我们车间两派组织的工人都有,我的起重师傅原来是造反派,而与我关系最好的开八米大立车的陈师傅,他原来是保守派,我们起重组就在这座大机床背后,我们的起重班上晚班主要就是服务这个大家伙,我们和大车床的陈师傅这个班组三班轮转总在一起,从此,大车床的陈师傅也就成了我的师傅了。我们每天在一起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派性方面不愉快的冲突。陈师傅是党小组长,他平时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教育我。铣工组的余师傅是我们新工人的指导员,他的姐夫是当时省革委会的领导,因此他做的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比平常报纸上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他向我们介绍了创建这个矿山机械车间的重大意义,国家开发新矿山急需大型机器,创建这个车间本身就是对祖国最大的贡献,我们新工人都为之兴奋,每天干活都是全心全意地忘我地拼命干。文革多年来一直没有招过新工人,只有几个顶替退休名额入厂的本厂工人子弟。老师傅对我们这批新工人可真算是手把手地教技术,膝对膝地谈思想,车间里的“传、帮、带”的气氛非常浓厚,师徒的关系非常融洽。那时候,新老工人都是一样,脏重累全都不顾,危险都抢在前,只是一心早日将一台台大机床制造出来,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车间的干部和技术员经常下到车间来,与工人师傅一起商量讨论生产上的问题,上上下下都搞三结合。那时候,工人与干部和技术员的关系非常好,没有说谁比谁的地位要高,正厂长和正的车间主任都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担当。有生产任务要突击时,干部技术员就会下来参加义务劳动。为了提高新工人的素质,车间组办了技术夜校,车间的技术员当老师,让下了班的新工人晚上回来补习数理化。有时,为了完成生产指标,我们共青团组织青年突击队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毫无怨言。工余,我们还组织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毛的著作,积极地开展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我们对有些人为争奖金而在会上互相抵毁的现象非常反感,对邓小平鼓励使用的计件奖金制度提出了批判。直到工厂让我参加高考上了大学,我在这个工厂的这个车间干了六年。我最深的体会是工人的集体协调劳动,没有各工种的分工合作是不可能将产品生产出来的。另一个最深的体会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再艰难困苦的任务也能完成,再复杂的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制造出来。好象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当我被选为代表去参观我们自己生产的起重机安装在新建的港口上的试车仪式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尚的荣光,对工厂车间领导工人师傅对我的信任,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我业余时间喜欢画画,经常为车间出黑板报。有了点名气后,厂部宣传部常常调我上去搞宣传,还让我配合来我们厂体验生活的美术学院的老师组织起了工人业余美术组。每当生产的大突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到车间去画速写,画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画工人们操作机器、炼钢铁、倒钢水。我们将画好的速写放大,挂到职工食堂,工人们看到自己劳动的场景被画出来展览可高兴了。我们还将工人的形象画成十几米高的宣传画贴在工厂大道旁的大标语墙上,可气派了。我的作品参加了工人画展,还在报纸上发表。
一九七六年工厂办起了职工大学,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当老师,我们读书小组的大多数成员都考上了。可惜的是,这个职工大学办了两期之后就被迫停办了,说是不正规,不符合新形势下的教育方向。然而,如今工厂基层领导和技术力量还是以这批工人大学生为主体。这些年进厂的大学生完全不懂生产,绝大多数都是混上几年就另谋高就了。
我上大学期间每个月还回工厂拿工资,与工厂还有接触。我毕业时由于当时学院急需培养基础理论的助教,我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科目的研究,毕业留校以後也就很少回工厂了。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动,与工友们的联系也少了。近年来偶然接待了几位老友,对于所听到的工厂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从时代的变迁角度来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的内心深处却不怎么愿意接受。不说几十公顷大的工厂的土地,只为一点点定金就那么一纸卖给了XX公司去开发房地产,想起来就让人生气。看到工厂新印的简介,居然不提我们在文革期间创建矿山机械车间、自力更生制造大机器的历史,似乎那几年完全是空白的,好象我们什么也没干,好象沾上了文革的生产成就,就是宣传文革,就是极左,就影响了某些人的升官发财。从深层次方面思考,如果我们把自己自力更生的果实都看成是毒药,恐怕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也就发生了质的转变,那也就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了。我为我们的工人兄弟姐妹们丧失的政治权利担忧,为他们面对着现今工厂的某些官僚的腐败而无能为力而担忧。香港大学的有一位学者曾经不间断地在收集着我们工厂的工人福利的变迁资料,我想他将要写出的书将会提供确切的资料和有力的数据去说明工人当家作主的历史。然而,工人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人的资料又如何去收集呢?有一条我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我的所有的产业工人的朋友,他们对待世界的看法,对待事物的看法总是和我是一样的,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使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共同语言。
爱学记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