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黑：读丁玲、周立波

沙黑：读丁玲、周立波

　　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著名长篇小说。以一九四六年夏天以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土地改革为题材而写成。这部小说五十年代以前就在解放区出版，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现在看来，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它真实描写了一个村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反映了中国革命，并且成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成果。相对于当时历史的宏观局面而言，一个村的土地改革当然是太渺小了，但经过文学把它在纸上写定，它就成了当时中国革命一个最朴素的视点，从中能看到整个的世界；越是往后，它将越有价值，就像生物化石对于人们的意义一样，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它更是一目了然和丰富多彩的，你只要把它读下来，它就会在你头脑里给出活生生的历史场面，许多的人们在其中活动着，许多的故事在其中发生着，把一切的来龙去脉告诉你，甚至把当时的空气，阳光，土地的香味都让你感受得到。至于你对这历史有何评价，那是你的事情，历史本身作为生活，已经被文学写定在那里。这虽不是文学的全部意义，却也是文学最基本的意义。文学是生活的写照，而生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并终将流逝为渐行渐远的历史。

　　一九四六年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小说作者丁玲和她写的书中的许多人物，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但这本小说仍在，它因为文学现实主义而不朽，直至人类作为宇宙现象的消失而同归于尽。小说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在反封建意义上的土地改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所以现在也大有与丁玲不同的看法，比如网络上就有否定土地改革的文章。我们如有本事，也可以写一部立场是反对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比如美国小说《飘》就是与一般共识不同的一部小说，它不是站在历史的北方立场，而是站在历史的南方立场的。但不论我们对土地改革有何不同看法，我们仍是生活在那段历史作为前提的现实之中。历史这样发生，就有这样发生的原因，你想不让它这样发生，要它那样发生，这样的人和主张不仅现在有，当时就有，但历史还是这样地发生，而没有那样地发生，从而决定了结局。道理何在呢？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想弄个明白，那就不妨花点时间来看这部二十二万字的小说，它会告诉你一切。小说用具体的生活形象写现实，这一最基本的看家本领，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以至于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写历史著作《史记》时，有时就写得像小说，古人早就认识到形象思维的魅力和乐趣所在。

　　丁玲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如何？她真的写得好，而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获得文学荣誉的吗？这确实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有的疑问。这本书的前面列有主要人物表，计三十六名。写人物当然是小说家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丁玲写的这三十六人，虽不能说个个是深刻重要的文学典型，但她把当时北方乡村中的各色人等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怎样活动的，他们怎样在历史中加进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这份力量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无论是大些的小些的，都是参与了历史，历史就是人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写一个农民就是农民，并且与别一个农民不同；写一个地主就是地主，并且几个地主都不一样；这些差异，都各有其形成的生活底蕴、来龙去脉。生活的这种真实性，得到了作家的最虔诚的尊重，作家从生活中发现、采撷并且写下来，这就是文学的真的艺术所在。

　　这部小说不仅具有真的文学人物，还具有真的文学情节。难道还有假的文学情节吗？这个真假，乃相对于生活而言。如果情节是从生活的客观进程中来的，那就是真的，如果它是脱离生活而编造的，那就是假的。生活，在这里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以丁玲的文学才华，她要编多少情节都不会是难事，但她严格遵循文学现实主义，她只能从一个村的土地改革的客观进程去提取和组织小说的情节，这样，文学情节就与历史情节相重合，从而获得最大的真实性。作者并没有拿着小本子到处当场记下所有的生活情节，然后依样画葫芦，这样笨的小说家大约是没有的。作者只能面对生活的大致的客观进程，至于具体的小说情节，那就得依赖虚构，只要本质上是来源于生活的，也许越是虚构的就越是真实的。

　　人物，情节，这是一般的说法，还不足以说明丁玲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要再往深处说一点，我们得说这是一部女性化的小说，笔触细腻，纤柔，气势与格局也不宏伟，它有意局限着自己，并不更深更广地去拓展。它是绣花，而不是打铁，它是工笔，而不是泼墨。它细细娓娓地叙说，而不是戏剧式地大幅度展开。它较多运用心理剖析，提供人物的内心依据，这种方法有时不免沉闷，但渐入佳境，并且坚实可靠。它把事件进程交代得十分清楚，你看到若干条山间小溪如何曲折地潺潺地流来，如何在汇聚处激起浪花，错综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节发展就这样互相生发。然而，这部以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算不算史诗式的小说呢？它大约还是应该算的，只不过不是那种宏大的史诗。相同题材的著名小说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许，如果说丁玲的这部小说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玉雕，那么《暴风骤雨》是不是较为粗线条的高大的泥塑？作为史诗，也较为宏大一些？下文再议。

　　二

　　《暴风骤雨》三十二万字，写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差不多与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时，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参加了土改运动，并且参加的时间都不算长，丁玲说她是一个多月，周立波的时间也不会长多少，他们就立即写出了这样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长篇小说。这当然是他们杰出文学才能的一个证明。这种证明，令人想起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世界，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马克思就发表了《路易•波拿巴》这部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丁玲周立波当然不会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快就写成及时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是他们像马克思一样，“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事实上，他们在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必有若干中共中央文件、上级指示、过去现在的农村情况、有关工作通讯等等，供他们学习、领会，在工作中还会听到身边同志的讨论、分析，获得“集体智慧”的启发，他们经过学习并且在实践中理解，从而感到对眼前纷纭现实能看得较清楚，而且心中认定了这种清楚是不错的、再无疑义的，进入创作时，心中明确，笔笔踏实。

　　所以，他们的处境与马克思大为不同。与马克思处境差不多的是毛泽东。正如邓小平公正地说过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同样意思的话，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首先讲过，邓小平移之于形容毛泽东，是为恰当。

　　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不必要的，而且认为自己这种说法很时髦很精英。那有什么办法跟他们争论呢？这也好办，对于愿意讲理的人，近代现代以来的历史俱在，可以共同抱着研究的态度，看看正确结论到底该是什么。至于根本不想做这样的研究，却想当然，乱起哄，那不是科学态度，只是一种狂躁之情的渲泄，何足为据，不必答理。

　　还是回到读周立波的话题上来。读第一部时，我不觉得有多好，其文学品位不及丁玲。丁玲对人物关系的错综，特别细心，而且还写到了工作队内部的分歧、村干部内部的不同，各有心思。在人物的个性刻划上，从农民到村干部到工作队员，都有很具体而深入的笔墨，这在周立波的第一部里是很薄弱的，显得粗糙。

　　第一部是写随着发动群众（不是包办代替）逐步深入，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也从受挫到逐步成功，农民们终于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斗倒了几十年骑在头上的恶霸地主，光是农民的人命在其手上就有多少条，被其糟塌和卖掉的农民妇女也有多少个，还有其它的罪恶。可能会有人出来说，这是不真实的，民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英，可惜被共产党消灭掉了（此言见人民网强国论坛）。真是言人人殊，大相径庭，我们信谁的呢？不妨参考一下《暴风骤雨》，作出自己的判断。一部小说，如果被公认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低于这个资格，那么不管它体现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它总会反映出社会的主要的和本质的情况，人们从巴尔扎克现象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哪怕是一面不平的镜子，它毕竟也能照见景物，只不过我们要在自己头脑中把照歪了的景物辨认出来。

　　第一部结束，勤劳忠厚而赤贫的农民积极分子赵光腚牺牲在为韩老六复仇来的地主武装枪弹之下。周立波这第一部，只能说是写了一个过程，人物也大体能区分开来，没有做到丁玲那样深入细致的表现，而是粗线条的勾勒。他主要借助于戏剧性这一技巧，较外部一些，不主要依靠对生活对内心更深入的分析和表现，这就影响了文学品位。现代派文学中有一主张是摒弃戏剧性，完全诉诸意识，这又走了另一极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充满戏剧性，但它同时是生活化的、散文化的、内在化的。如果同样的三千字，你会觉得读丁玲的时间要长些，读周立波的一下子就读下来了，那是因为丁玲文字中的生活份量更多更重些，需要你去感受和了解的东西多些。

　　三

　　把《暴风骤雨》的第二部读下来，感觉立即好多了，掩卷之后，可以说，觉得整部书能与丁玲比肩而立了。丁玲获得斯大林文艺二等奖，周立波获三等，评委们当时的这个区分，现在看，是坚持了艺术标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写如何最终找出并斗倒了当地的地主首恶，而斗首恶只是《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内容。《暴风骤雨》第二部写的是虽然恶霸地主已除，土改任务却并未完成，依然存在的一些地主封建势力把持了村政权，于是工作队又来了，运动继续进行下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周立波在一波之后又起了一波，从而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而丁玲是仅把那一波的文章做足，深化了我们的视野。

　　《暴风骤雨》第一部之所以让我们有远不及丁玲之感，是因为把斗争写得简单直遂了一些，人们是一下子就找准了最大的恶霸地主，揪了出来，经过几个回合，控诉发动了起来，把他真正斗倒。而丁玲写的不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土改，是很难的一种土改，本村无明显恶霸地主，那个最有问题的地主分子，表面上还可以不算地主，还被当做中农，有个儿子送去当了八路军，是抗属，他还用婚姻拉拢了个别村干部，是个很狡猾的人，但他是本村地主的首恶，要害在他，但斗争总找不准这个要害，兜着圈子，反而先扳倒了别的地主分子，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先获进展，逐渐深入才触及到了要害，群众逐步发动起来，这就曲折复杂得多，借此也展示了工作队内部、村干部内部、群众内部、地主阵营内部的种种波动，好几条线索曲折而行，有时交叉，有时并行，汇拢而来，于是也深入细致得多，难写得多，也精彩得多。丁玲没有写直遂的类型，或者是她的选择，或者她参加的土改正好是这样的情况，但她表现出的艺术功力是与此相当的。但她知道有一种对象很明的土改，她把这种土改作为发生在邻近村子里的事情在小说中让人们提及，以形成对照。这说明丁玲是有选择的。

　　《暴风骤雨》第二部之所以弥补了第一部的不足，是写了多侧面的生活，是对人物的刻划细致了些，人物关系也复杂了些，虽然仍是粗线条勾勒的手法，但也就丰富得多。其中写得最详细的是对于号称善人而隐恶甚多的一个地主分子的斗争，对于把持村政权的那些坏人的斗争写得仍是较简单的，工作队一来，就把他们赶下台了，没有发生什么回合。进了一步的是，对农民的个性刻划或交代详尽了些，人物的关系也错综了些。最值得称道的是写到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以至于能克服私有观念，显出大公无私的品德，在这农民郭全海身上表现较为突出，他和第一部的赵玉林一起，是当时农村涌现的一种新人，在今后的生活中，这样的新人必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周立波最为成功之处。

　　《暴风骤雨》是男性化的小说，大刀阔斧，大笔勾勒，大步行进，正好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艺术的对比。

　　重读二著，获益匪浅，随想颇多，乱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