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偶然性与必然性——《矛盾原理》之九

韩德强：偶然性与必然性

《矛盾原理》之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偶然性起着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作用，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具体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更进一步，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无论中间有多少曲折，多少反复，都只不过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而已。

　　放到整体论视野中，这一论断也值得重新思考。

　　人们曾经按照这种必然性，设想地球上的生命演化过程在其他星球上也存在，想像着这个宇宙中有无数个地球，有无数个生命演化过程，有无数种有智慧的动物存在，（甚至他们也在朝着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想像成为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争夺制天权的意识形态伪装。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生命得以在地球上诞生、演化，其实恐怕是宇宙的一个奇迹、一种偶然：距太阳不近不远，地心引力不大不小，四季交替不冷不热，保持地球恒温的大气层，海洋和陆地的比例足以形成稳定的大气和大洋环流等等。的确，这种偶然性背后有必然性，即输入足够能量的条件下，大量矛盾的相互作用有可能远离平衡态，出现一种结构，一种序。这种结构能够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周围平衡态的环境中继续吸收能量以维持自身的不平衡性，即生命。但是，产生远离热平衡状态的条件是如此苛刻（诞生），而回归决定论的热平衡态的力量（死亡）是如此强大，以致生命的产生成为一种偶然。不但生命形成是一种偶然，形成什么样的生命更带有偶然性。在远离热平衡态时，一个微小的扰动（即涨落，即初始条件）可能导致形成截然不同的秩序或结构。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描述了化学钟和阿米巴菌的自组织现象就是极好的例子[1]。举我们熟悉的社会（一个极度远离热平衡、但又高度有序的自组织态）为例，当社会失序时，例如电影院突然失火，观众惊惶失措，不知所从，这时候有人大声喊，让妇女、孩子先走！观众可能得到提示而秩序井然地撤退；如果有人大声喊，快逃命啊！观众可能人挤人，人堵人，死伤大半。这一喊，就是初始条件，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尽管两种结果都有必然性作依据，烧死有烧死的必然性，撤离有撤离的必然性，偶然性不可能脱离这种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已经不是那种强硬地用偶然性为自己为开辟道路的必然性。事实上，偶然的初始条件通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再如，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失去统治秩序，各种力量在相互较量，争夺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众多力量之一。胜利和失败都有可能，胜利有胜利的必然性（如布尔什维克指挥得当，英勇善战，而敌人则士气不振，指挥混乱），失败有失败的必然性（如布尔什维克内部分裂，走漏消息，而敌人则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备，并且以快打慢，收缴了工人的武器装备）。显然，这两种必然性也都不具备通过偶然事件开辟前进道路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是为偶然性所引领。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成为唯一的主导力量，其他力量都不可能与之抗衡，历史进程又变得相对可以预期。用普里高津的概括便是：“远离平衡条件下的自组织过程相当于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一个微妙的相互作用。我们期望，在某个分叉附近，涨落或随机因素将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分叉与分叉之间，决定论的方面将处于支配地位。”[2]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对于生物来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是生物的遗传特性所决定的，即生物行为的必然性。为这种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是，有的老鼠打洞快，有的老鼠打洞慢，有的打洞能防水，有的打洞不能防水。但是，如果只有这种必然性，那么老鼠的行为就世代遗传，亘古不变。事实上，老鼠的行为既代代相传，又代代更新变异。因此，一百万年前后的老鼠，或相隔千里的老鼠，其行为可能就相当不同。例如，非洲的老鼠变得不会打洞了，而美洲的老鼠则成了打洞高手。只有遗传，不会有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只有变异，生物世界将变得不可分类辨识，其性状将无法预期。显然，与遗传的确定性、必然性相比，变异具有随机性或偶然性。自然环境将选择、保留那些更适合生存的变异物种，而淘汰那些不适合生存的变异物种。

　　因此，从短期（静态）看，必然性（遗传）规定着生物的性状；从长期（动态）看，偶然性（变异）规定着生物的性状。这一结论对于已经熟悉制约和主导关系的我们来说，并不奇怪：遗传制约着变异的空间，而变异则主导着遗传的方向。这进一步意味着，对于生物进化过程来说，是偶然性主导着必然性，必然性制约着偶然性。

　　不但生物进化过程如此，人类社会的演化也如此。澳大利亚的部落较少，生活和生产方式长期沿袭，变化甚微，遗传的力量强；在欧亚大陆，则部落众多，交往频繁，相互争战，那些善于变化的部落征服了不善变化的部落，因此变异的力量强。在统一后的部落或国家中，生产技术代代相传，又代代改进。一旦改进，则新技术拥有者的社会力量增强，不但淘汰原有技术，而且能够统治原有技术的使用者。

　　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理解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仍然在于整体论与原子论。马克思总是强调整体是由原子构成的，因此，整体是派生，而原子是本原，原子决定整体。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践决定理论，必然性决定偶然性，共性决定特性。整体论虽然承认整体来自原子，但却主导原子。因此，是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主导生产力，理论主导实践，偶然性主导必然性，特性主导共性。当然，前者都受到后者的制约。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在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中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它对工人运动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起到了消极作用，使一些工人运动领袖消极待生产关系容不下生产力发展的那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对此，恩格斯曾经有过一段被人广为引述的辩护：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

　　然而，恰恰是这一段为历史决定论辩护的名言，暴露出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牛顿世界观特征。恩格斯显然没有认识到社会矛盾的层次性，更没有认识到高层社会矛盾对低层社会矛盾的强烈主导性，而是把构成社会的无数人的相互作用看成是类似无数牛顿力的相互作用，去想像什么力的平行四边行。我们知道，牛顿世界观的特征是静止、均衡、负反馈、可分割，而生物和人类世界的特征是运动、非均衡、正反馈、不可分割。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中，意识、思想、理论、价值观以及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和意志常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是有组织地争夺主导权的历史，为此，数百万、数千万、数亿人民可能会牺牲在战场、农田或工厂。那些拥有相对较好的理论和领袖的组织能够争夺到社会的最高主导权，从而左右历史进程。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力量相当的组织长期较量时，不排除人类会启动不可逆转的毁灭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历史至少有两种前景，或者一种良好的理论和组织成功地使人类永久地获得和平、幸福、自由、平等，或者毁灭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热核战争。究竟哪一种前景能够实现，这是历史的偶然。当然，任何偶然背后都会有必然，只是这种必然不是宿命论的必然，而是可能性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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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伊•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等译，第189-2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强烈建议读者阅读此书。

　　[2] 同上，第223页。

　　[3]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