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

周恩来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

　　我们的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在地区的分布上，有的地区人口很密，每人平均得不到一二亩地；有很多地区则人口极少，移民也不容易一下都移了去。所以，在长期内发展生产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就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剩下来的只有两三万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这些人是得到供给制的好处的。他们儿女多，有保育费，还有一些不计算的待遇，比如房子、水电等等。一旦实行工资制，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担负，可能他们有一个时候的困难，但是为了整体利益，个人应该节约一些。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初期的办法，就是实行了工资制以后，对那些子女多的人还给一点帮助，今后新生的子女要是多起来，那就有了限制，三个以内的，他自己料理；三个以上的，最多津贴两个；五个以上的，就不管了。这就要在我们的干部中间提倡邵（力子）老提议的节育的办法。这样，中国人口是不是就减少了呢？大家相信，这是不会的。在城市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工厂职工，懂得多子女不仅是物质上的负担，首先是精神上的负担，教育不好。多子女的人在这一方面也要讲一点节育。

——《节约和改善生活》（1955年2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

　　为什么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过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顷，而人家总是一公顷半或者二公顷，乃至于十几公顷。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据调查，我们除去可耕地，可开垦的土地数目还不到可耕地数。当然，这是现在已经调查出来的，还有很多没有调查好的，可能要比这多。但是，一个短时期内，不管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大量开垦的希望不大，可能性不大。因为要投资，又要移民，由公家去迁移很大数目的人民，不仅是投资、交通有困难，就是生活习惯也有困难，而原有耕地集中的地方增加的可能性更小。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我们要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就是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

——《艰苦奋斗，建设国家》（1957年3月1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1957年8月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人口普查和公安部历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台湾和国外华侨不算在内，一九五二年全国人口约为五亿七千四百多万人，到一九五七年净增六千六百多万人，达到六亿四千多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九千二百多万人（包括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五亿四千八百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十四点四，农村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六。人口平均每年净增率约为百分之二点二。预计到第二个五年末，全国人口肯定地将超过七亿，到第三个五年末，很有可能接近八亿。这还需要在这个期间努力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等措施，将人口每年平均净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二点二以内，而不是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二，才能办到。我国人多是好事，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男婚女嫁这什么秘密呀，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

——接见全国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62年11月18日）

　　“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各方面都应该进行些宣传教育，单靠修改婚姻法是不行的。

　　提倡晚生育，把才智用到科学文化和事业上去。

　　要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不吃亏了。

　　节制生育。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在绝育问题上，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但这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 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

——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等。由计划生育办公室搞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领导，技术指导工作卫生部门要搞好。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埃德加·斯诺：你能否告诉我，你对目前中国总人口的估计？我已听到并亲眼看到很有说服力的事例，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确打算限制人口的增长，你估计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何时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周恩来：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的第一步。现在有些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些。但在农村，这方面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死亡率比出生率降低得还要快，老人活的长，婴儿死亡率更低。这是因为人民最低需要的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富裕当然说不上，但同旧中国比，则要好得多，这你是很清楚的。当然，拿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同美国的比，还低得多。但是，我们没有五百万失业人口。美国这部分人的家庭生活苦得很，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要高得多。在中国大家生活悬殊不大，这样死亡率就低了。

　　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

——在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1964年12月16日）

　　现在每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劳动后备军，在我们城市里起码是二百万。小集镇不算，就说大中小城市，算一亿人口的话，百分之二点五就是二百五十万。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增长率压到百分之二，每 年也有二百万。将来城市人口还要加一点的，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二十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百分之一到一点五，这就了不起了。当然可以做到。日本就做到了，日本现在整个人口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一。我们城市做到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存在，那时也才能压到一百万，由于那时城市人口总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将来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来做工人，这样才好工农交流，才能利于将来从集体的农业变成全民的农业。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十五年。

——关于安置工作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28日）

　　中国人口在二十世纪末生育率能降下来，皆大欢喜，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要收费，当然不是从明天起就不收费了。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要说服农民晚婚，他们是要解决劳动力的，所以对晚婚和少生孩子不容易想通。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争取二三十年内做到，要做长期工作。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8月23日）

　　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 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1月16日）

　　口服避孕药是一件大事情，要列入1969年计划，要单独提出来……今年是宣传和试点，明年推广，后年普及……。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1月）

　　避孕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多了。打起仗来要人，但是多了也不好。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毛主席讲，“计划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要用起来不费事。男子总有点大男子主义，绝育手术总要女的去动。用器材有流弊，最好口服，最好针灸，我想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现在美国、日本、西德避孕是比较有效的，但药要天天服，很麻烦。 毛主席的两条主张，今、明两年一定要实现。能生育的有个限期，按八亿人口计算，能生育的妇女不过经常在一点二亿至一点五亿，大约有一亿二千万妇女服药，每年也不过是一亿二千万元。总之，快要到八亿人口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各省要因地制宜讲一讲。今年药减价，明年免费，搞得好今年就可免费。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3月24日）

　　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要和免费供应避孕药配合，物质和精神不能分家，精神要起更大的作用。免费供应避孕药，有的拿去不用，又生孩子，这是最大的浪费。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

——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的谈话（1970年6月26日）

　　避孕问题还有什么新办法？一个月服一次的药已经有了。最彻底的就是绝育。男用的避孕药还没有解决。去年还有一千多万免费的药没有赠送出去，农村领了不服用，商业部门没有赠送出去，宣传和政策不落实。如果能晚婚，又有有效药物，人口增长率就有办法控制了。但这与文化有关，也急不得。能降到百分之二，然后再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在十年内降到百分之一至二之间就不错。

——在接见卫生部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71年l月31日）

　　请参加中西医结合会议的同志留下，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同志们要安下心来。计划生育是件大事，卫生工作开展好是个好事，但人口增长太快对国家计划不利，把计划生育搞好是大事。请同志们研究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我们的旧思想要扭转，认识要跟上。

——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结束前的讲话（1971年2月12日）

　　让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女孩子有月经以前，男孩子遗精、发生手淫以前，就应当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现在封建思想在这方面的影响还很大，把月经叫“倒霉”，怀孕害羞，说到生殖器官、性的问题就脸红。在小学、中学应当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有人怕介绍这些知识，说看了反而学坏了。会有这种情况，但总是少数，要相信大多数。

　　医学科学院负责组织写小册子，给小学、中学用，要有图。医学科学院要管这项工作。

——对医务人员的讲话（1973年4月2日）

　　有的出生率已经下降的地方，疏忽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又提高了，不能疏忽。人口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现在，平均年龄高了，老年人多活几年，总是好事；婴儿死亡率低了，也很好嘛。这两头一增，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抓紧计划生育。打仗也要青壮年人；壮年人多，也便于转移。平时、战时，计划生育都是需要的。 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接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