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洛斯基

不断革命论的现代性

在苏联解体之前，甚至在更早的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80年代初，许多并不拥护苏联统治者的学者专家们，甚至以为苏联式的制度会推广到全世界，或者跟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之后互相「趋同」，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托洛茨基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已经指出：苏联的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就无法避免倒退回资本主义；而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化，正是促成这种倒退的巨大因素。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萨克斯坦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与其它任何共和国所发生的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不加掩饰、更加赤裸裸罢了。自从1991年计划经济崩溃以来，经济调整便开始，这特别受到最富有盗窃性的纳扎巴耶夫政权操纵（纳扎巴耶夫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共和国的总统，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作为，极像新近被推翻的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

纳扎巴耶夫极具危险性的私有化政策，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和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支配的。其着重点落在开发世界市场型的原材料经济部门。同时，商品加工经济部门也遭到了毁坏。诸如机器制造业、五金业以及其它重工业部门。共和国200多个最大企业已落在外国公司手中，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其它冶炼业等等。艾奥弩举出了一个工业联合企业为例，这个联合企业原是苏联最大企业之一，由30个企业组成，工人多达6万。现以一百万美元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伊斯帕特．卡梅特。另一设备系统是为前首都阿拉木图供应电力的，价值几十亿美元，却以五百万美元被比利时一家公司收购去了。

现时，跨国公司实际上已占有所有经济领域?从电力部门到交通业到矿产开采。与此同时，整个地区非工业化了。哈萨克斯坦原有60多个小城市，建在特有工业项目及矿区周围，现在所有这些小城市正在衰退下去。许多地区的人民，在这个矿源富有的国家里，却没有了电灯、天然气和热源：他们只得在户外利用篝火煮饭：跨国公司只要从它们利润中抽出百分之几付给国家预算局，而它们则可逃避交纳出卖给海外公司原材料的税款。就这样，国家预算便被夺去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了。

多国公司与国际贷款机构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经济。民族资产阶级若同多国公司实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带有家族性质主要是由纳扎巴耶夫、他的家族以及他们的社会核心集团霸占着。

　政府政策已使共和国的人口急剧下降，从1990年的1700万，下降到1995年的1450万。根据两种不同统计，一说是60%人口，另一说是90%人口已经拿不到谋生的最低收入了。至于失业人数，还没有可靠数字，但可能高达500万人。据统计，1990年有760万人在各个行业部门工作。到1997年，受雇工人仅有360万。工业部门失掉400万就业机会。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超越了俄国水平。通过了反劳工法，把危险性高的工业部门工人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而他们的平均寿命仅55岁。教育改革却取消了中、高级技术教育享受免费入学待遇。城市中社区服务的私有化，使社区的生活费用高过了大多数工人所达到的水平。政府正在制订法律使土地私有化，这就为外国公司征购土地铺平道路了。

总而言之，哈萨克斯坦正被改造成拉丁美洲和非洲模式的资本主义体制，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和多国出口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并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我们看到，中国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哈萨克斯坦的经验，即自由资产阶级势力十分虚弱，甚至不能组成自己政党，这就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学说：工人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哈萨克斯坦经验也证实了托氏有关经济上配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学说的正确性，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落后国家里，证明唯有托氏的学说才能起作用，而且为何才能起作用。

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各国、各阶层间贫穷差距的扩大，那么，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学说，就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将在工人和青年中找到广大听众，并将受改革严重削弱了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不断革命的战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应用，首先意味着对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的支持和保护，不顾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所设置的要求和条件。这就以工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为先决条件。

就二十年代的中国而言，斯大林和布哈林却为相反的观点而辩护。他们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农民、工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盟”。历史已给这个非马克思主义定义以致命打击。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反对这个立场的种种论据，都已经保持它们的有效性。

拉狄克在1927年3月18日的一篇对共产主义学院的演说中，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看法，批评了他们的中国政策。他宣布，蒋介石在非常短时间内就会转过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并且会出卖这个革命。斯大林在1927年4月6日的一篇对莫斯科党的演说中讥笑了拉狄克的立场。斯大林说：“蒋介石也许不怎么同情革命，但是他控制军队，所以没有其它选择，只好领导这个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者”。只有几天之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屠杀上海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

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不情愿地接受共产国际要他们附属国民党的指令。随着事件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怀疑这个政策。根据王凡西的回忆，我们可以说，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几乎同时但又彼此独立地，决定把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扩展到中国去。这导致陈独秀后来参加了国际反对派。在这同时，而且又与陈独秀独立地，一大批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参加了反对派的队伍。这个行动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丧失了性命。

在上海、广州的工人们遭到失败以后，托洛茨基在好几个场合中表达了他对下一次中国革命能在游击战的基础上成功的怀疑。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要区别这个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从1930年到1937年的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防御性的，以“长征”到延安为象征。在这个阶段，中国都没有革命浪潮。

[刘琅：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不仅仅在井冈山道路，更在于延安道路。假设没有日本侵华呢？历史将如何演变？只怕共产党最多只是个割据的政权吧。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侵华又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战争在1937年爆发，这个局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反对侵略的群众动员变得可能。而且，虽然在开始，这个战争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但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却能够发展起来，这个群众运动与国民党争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就客观的因素而言，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成功发展，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为一次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它的理论完全不同。虽然毛泽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甚至在纸面上接受军队向蒋介石的臣服，但是，他在实践上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独立，使它不但在反对日本、而且在反对蒋介石的战斗中壮大、坚强，因此为1946年以后散遍于华北、华中的农民暴动创立了政治——组织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消灭了资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不同阶级性质的军队和国家。

这是不是说， “新民主主义”这个错误理论的历史意义不重要呢？遗憾的是，不是不重要呀！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在艾迪（Aidit）这个不幸人物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不照毛的实践去做，而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照他的理论去做。不幸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并没有“双重性”。它是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它在1965年消灭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杀害了将近一百万共产党员、工会分子、农民和青年。它是自从希特勒走上政权以来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遭受的最坏的灾祸。

中国托派也犯了区分不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之间的错误。他们看到，从1937年到1946年所用的公式，正是1925-27年时期用过的公式。他们没有看到，这两个时期的实践，有基本的不同：在早先时期，共产党真正是在国民党的指挥之下；而现在，一支独立于国民党的人民解放军正被创立起来，而且，至少在农村中，一种不向资产阶级臣服的实践正在推行中。由于托洛茨基在当时收到不确切的数据，所以，当他在1940年5月写“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宣言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念和前景，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托洛茨基也忧虑，当农民军队占领工业城市时，它也许会反过来对付工人，巩固资本主义。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忧虑似乎会成为事实。可是，不久以后，情况就明朗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并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反而是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它的阶级性质，不是被大多数兵士的社会根源所决定（红军的大多数兵士也是农民），而是被中、高级干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信念所决定，换句话说，是被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的社会根源和政治信念所决定。而这个机构既不是农民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

[刘琅：那么也就是说，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干部的性质，但是，干部是靠不住的。当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干部会加快发生质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承认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也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并不是说，即使没有以上的条件，革命也可以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另外要指出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世界革命发育的程度]

然而，由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托洛茨基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估计中也有其真知灼见。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完全官僚化的、深受代替主义这个幻想之害的政党的胜利。它之拒绝以中国无产阶级自由的自我组织为基础，换句话说，它之拒绝以工人的委员会为基础，特别是在占领城市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开始就被一个硬化的党、政、军官僚层的所控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期部份地认识到这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部份地以严厉的镇压措施来与这个官僚层斗争，但是，在他临死之前，被迫承认，他的企图是个失败。邓小平企图以经济自由化来打破这个官僚层的权力，但是，他的企图也失败了，而且以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告终。

托洛茨基的政策没有在中国被采用。为了推翻蒋介石政府，农民军队不是与独立的无产阶级和以委员会为基础的权力连在一起，而是与一个胸怀狭小、握有无上权力和专断的官僚层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为这些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托洛茨基的理论，彻底应用了辩证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它的衰落时期，而且以此分析为基础，清楚揭示了使一个历史机制运转的各种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政治、阶级、心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因素）：

　　1.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图式，即先进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展示它们自己的将来的形象，已经变为与它完全相反的东西。帝国主义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彻底现代化和工业化。

　　2.这在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导致一个矛盾的经济动力。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在有空间扩张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机地增长。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控制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本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加强的这种不发达性，却变成了一种阻碍，使它不能进一步增长。这将会日益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一旦停止了，为瓜分世界市场而起的争执就势所难免了。在这同时，整个制度的生产力，不是趋向于停滞，就是趋向于后退了。

　　3.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这种倒转、停滞的开始，再加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尖锐化，都增加了这个制度进入一般性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纪是例外的情况，在二十世纪就变为常规了。这不但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之内及帝国主义国家之内的社会、政治关系，而且适用于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将会是战争和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纪。

　　4.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会加强社会中的后退运动，增加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收获的威胁。巨大的灾祸威胁着整个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种野蛮主义的一个例子。将会有其它例子，甚至比这更坏。

　　5.近代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以下简称劳动者〕阶级，是唯一能够终止这一连串社会灾祸的社会力量。这是它在经济生活中占关键性地位、它的社会、社会心理组成的一个后果。个别的劳动者们，由于他们相对于老板们的隶属地位和在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弱势，只有通过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们合作、团结，并且使这种合作成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推动力，才能够保卫他们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不是靠利己主义和竞争。但是，这正是重组整个社会、引导社会走出资本主义死巷、朝向唯一可能的正面出路即社会主义所绝对必要的那种诱因和推动力。

　　6.因为这个制度在帝国主义国家及在第三世界，都日渐容易陷入危机，国家，特别是在危机严重的时期中，将会变成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个强暴的镇压工具。不由工人阶级推翻这个国家、夺取政权，这个阶级就不会实现阻止向野蛮主义后退的历史任务。

　　7.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夺取国家权力的主要阻碍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领导层的、伴随着工人阶级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的、日益增加的保守主义。（托洛茨基后来以描述劳工官僚层之演化为一个有区别的、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层份来向这个保守主义提供一个唯物论的解释。）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时间和斗争中的新经验，才能够克服这些意识形态弱点。

　　8.在某些较不发达的国家，工人阶级能够比在较发达国家，达到较高水平的阶级觉悟、团结和战斗精神。因此，可能的是（如果不是很可能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会在西方工人们采取行动之前，夺取国家权力。

　　9.自我活动、自我组织是夺取、行使国家权力的天然工具。苏维埃或工人会议是历史本身在工业化以及较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

　　10.工人们如果不与劳动农民结盟，就不能够赢得或保持国家权力。这些国家的革命的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或者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一样，是在陈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的立场中的新的东西，即他的不断革命的战略中的新的东西，是他的断言：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建立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

　　11.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自我活动、自我组织才能够夺取国家权力。正是为了这个理由，企图向工人阶级强加一个自我限制，要他们为了历史?理论的理由，将他们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实现民族民主的目标（资产阶级革命的古典任务），是不现实的。一个在政治上得到胜利、自我活动、自觉、组织完善的工人阶级决不会继续让它自己受老板们的指挥和剥削。从非常实际的立场来讲，一旦这个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权力，它将会开始处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个革命，将会没有阶段或中断地，把实现民族、民主目标，与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

　　12.但是，正是这个使俄国工人阶级可能比德国工人先夺取国家权力的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却使俄国工人不可能单独、长期保持这个政权。（托洛茨基后来把这一点修改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由工人们长期地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比利克就指出，第一个主张引进新经济政策、拒绝接受延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是托洛茨基。拉齐霍夫斯基则承认，托洛茨基在一方面反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期经营私人企业者和富农、另一方面反对官僚的时候，已经以民主的自我管理和市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支柱为基础，为苏联的重组制订了一个纲领。一度是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的鲍尔德尤戈夫和科斯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1926-27年的联合反对派的许多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都非常有相关性。达伊诺夫曾经有力地争辩说，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是与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的。根据达伊诺夫的意见，托洛茨基反对官僚的斗争，是一场为了苏联的社会关系的民主化的斗争。托洛茨基是在保卫一个“文明的布尔什维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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