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万里相思一笔勾——读书杂记

万里相思一笔勾

　　数日来万里遨游，未尝写作，权且将前几天的读书札记贡献于此，就算是万里相思一笔勾吧。

　　喻大翔兄寄来大作《舟行记——同济百年诗传》（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今年是同济百周年校庆，用诗歌的形式为一所百年老校写传记，也算别开生面。喻大翔打破诗体，纵横挥洒，果然别具奇才。当年我初中的同桌刘春梅就考入了同济，据说是女生足球队的主力。可惜几次去上海，都未到同济一游。1927年同济20周年时，在蔡元培主持下，国民政府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蔡元培为其纪念册题字并作序。“同济”二字，颇合今日中国社会之需也。

　　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3/4期合刊是“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专号”。这是一件新世纪诗坛的大事，十人中六位我很熟，其他几位也见过面。兴致勃勃地读了他们的获奖感言和文论，比读小说的感觉显然要美。5/6期合刊集中展示了21位“中间代”的作品，由张德明逐一点评。除安琪的《轮回碑》，臧棣的《北京地铁》外，徐江的《种族歧视》和周瓒的《破碎》也很耐读。而桑克的《在斯大林公园》，则勾起我对松花江的怀恋。斯大林公园，在哈尔滨人心中，是太阳岛的姊妹，多少童年和青春，多少爱情和理想，都在蓝天碧水金瓦白沙的童话般的梦境中，逐浪花而去了。

　　《南京评论•诗年刊》第4期也谈论了“中间代”的问题。由安琪命名的这个诗歌群体，能否以自我的轨迹印合这一指涉，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语文建设》2007年7/8期合刊上顾振彪老师《关于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问题》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教材大量选入抒点小情讲点小理的软性散文，号称人性，而把表现历代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作品拒之门外，好像凡是高尚的、严肃的、反抗的、光明的，就不是“人性”。这股歪风必须得到抵制和纠正。

　　《徐州师大学报》07年第二期王吉鹏赵鹏的《鲁迅与吴组缃》比较了二人的小说创作。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高度肯定了简化字和汉语拼音。07年第三期王健的《睢宁话中的几个语法现象》比较有趣。睢宁话的“头”放在数量词前，表示“大约”之意，而放在数量词后，则表示整体计量之意，例如“头十斤”是“大约十斤”的意思，而“十斤头的鱼”是“十斤一条的鱼”的意思。杨汤琛《试评鲁迅对冯至诗歌的评价》分析得颇有道理。鲁迅太懂诗了，所以总言“不懂”，自谦“外行”，实际上是不屑于跟某些人对话而已。而他对冯至早早做出的高度评价，充分表现出他百里挑一的慧眼。

　　《涪陵师院学报》07年2期阿让的《毛泽东诗词的文革传播》做得很认真。李怡主持的一组“鲁迅遗产与当代青年世界”的文章很有现实新意。07年3期王兴对《艳阳天》的研究，突破了过去“以左反左”的反革命思维，采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客观 地阐释了浩然这部经典著作的审美空间。

　　《天涯》2007年第3期刊载了阿忆和我在“工资条”事件中的博客文字和部分跟贴，还有其他一些高校教师的收入情况。此事虽然过去，但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社会对高校情况的隔膜，以及任意诬蔑他人时的毫无心肝，实在触目惊心。高校教师的收入，不同的专业可以相差几十倍，个体之比可以相差几百倍。而那些收入最少的青年教师竟然没有人同情、没有人相信，甚至连分辩的权利也被粗暴地剥夺，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更大的惨情和悲剧。好比那“万恶的旧社会”，当贫下中农卖儿卖女的时候，谁还会注意大学里的朱自清闻一多在啃窝头呢。

　　《天涯》2007年第4期开始的张承志的日本印象记，写得沉郁顿挫，令人久久不能平静。我一直写不出关于日本的文字，一是表层的东西大多已经被人写完了，而深层的东西我还体会不够，二是感到难以确定写作的基点，日本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又太复杂，很容易写成轻浮的赞美或者草率的蔑视。我想张承志肯定早就突破了这一关，他站在人类文明的内核里，穿越人性最娇柔的耳膜，检讨着由中日民族关系而引发的各种杂音。他说：“或许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这是从一个比毛泽东站得更高的视角上对“皇军”的感谢。要日本人反省他们的侵略，固然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自己反省我们为什么被侵略，恐怕也是一道难题也。同期王泉根老师的1977年高考日记很有纪念价值。陶东风周国平等人评论于丹现象的文章，已经在网上看过了。

　　而《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上也有一篇肖鹰批判于丹的文章，火力比较猛烈，提到了学与术的高度。同期刘培延的《“新左派文学”：“政治”的话语或话语的“政治”》，剖析了新左派文学与新左派的关系。这一命名可能还需要审慎思考，但作者的梳理源流工作进行得相当细致，特别是将莫言1987年所写的《天堂蒜薹之歌》看作“新左派文学”的开山之作，这是非常具有历史眼光的。我觉得左右的命名未必准确，可能还是“新人民文学”更合乎实际一些。从《天堂蒜薹之歌》到《切•格瓦拉》，从《那儿》到《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里并没有一个完整一致的什么什么派，包括被称为新左派的那些人，也往往时左时右，他们共有的只是一个模糊的人民性立场。

　　《大学》2007年第5期开篇徐永恒写的《公益》，叩问有力而又以理服人。政府强迫公民进行“纳税申报”，实际上变成了“收入申报”，那么政府有没有义务向纳税人进行“用税申报”呢？同期回忆1977年高考的文章里，王岳川老师的《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写得意趣盎然，特别是他年轻时的照片，英俊得很像样板戏里的杨子荣（童祥苓饰），这是我以前没有发觉的。

　　《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沈卫威《我所界定的“学衡派”》，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审视学衡派在期刊和大学两个舞台上的活动，令人信服。葛飞论杜衡的长篇小说《叛徒》，颇有深度。

　　《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的《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是一篇相当珍贵的史料，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五人回忆1958年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情形，令人感慨。中央级的文学单位，放手让北大中文系的几个本科生去做那么重要的工作，去写几十年的新诗发展历史，虽然多年后他们自己觉得幼稚，但是他们显然都得到了极其重要的锻炼，都成为了国家的学术栋梁。比起现在的读什么博士学位，写什么规范的学术论文，他们那才叫“青春无悔”。特别是看了他们当年在32楼门前的合影，一个个雄姿英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样子，让我们当学生辈的真是一边笑一边涌起油然的敬意。孙玉石检讨自己批判过林庚，还有其他一些左的错误。洪子诚说谢冕是实际的“首领”，还说“年轻时候有用不完的力气”，所以不怕生活艰苦。谢冕是调干生，每月25元，可能是当时同学中的“大款”了吧。谢老师回忆概况发表在《诗刊》后总共收到一二百元稿费，他负责平均发放，“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当时的人心，是多么单纯。孙绍振回忆了“崛起论”产生的一些背景，刘登翰说此事影响了一生的学术道路。洪子诚总结“名声、地位什么的都会随风飘逝，不知所终，而真挚的友情，时不时会给人温暖，因而更值得珍惜。”诚哉斯言。

　　《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温儒敏栾梅健主持的“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反思”的一组文章比较有分量，老温提出要警惕“汉学心态”，吴福辉对晚清研究迷信的质疑，程光炜指出“当代”的分裂，张泉的为区域文学一辩，都引人深思。《文艺争鸣》在张未民主编下，办刊思路活跃，连炸刺儿带起妖蛾子，整得越来越冒烟儿咕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