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一种极其片面而错误的提法应该休矣！——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小小百姓

　　不可否认，毛泽东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一种斗争的精神。当他还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壮志。在家里，他曾与父亲斗；在学校，他曾与校长斗。参加革命后，他曾与帝国主义斗，与封建主义斗，与官僚资本主义斗，与国民党斗，与蒋介石斗，与汉奸斗，与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斗。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与美帝国主义斗，与美蒋特务斗，与不法资本家斗，与腐败官员斗，与右派斗，与走资派斗，与人们的私心斗，等等。总之，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斗争的氛围，贯穿了斗争的精神。于是，有人把这些概括成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种概括，这种提法，对否？我以为是不对的。

　　何以见得？我以为，首先它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片面的。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还有团结的一面；不仅有严酷的一面，还有慈祥的一面；不仅有冲冲冲的一面，还有退退退的一面；不仅有打打打的一面，还有停停停的一面；不仅有攻攻攻的一面，还有守守守的一面；不仅有六亲不认的一面，还有宽厚仁慈的一面；等等。总之，以为毛泽东只会“打打打，杀杀杀”，只会“一味斗争，不讲情面”，只会“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只会……，这显然是片面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没有全面反映出毛泽东的真实情况，而只是极其片面地甚至错误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侧面而已。

　　那么，毛泽东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怎样才能全面地反映出毛泽东的这种真实情况呢？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们不妨略举一些如下。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曾以个人身份积极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宣传部长）。他以自己身体力行、身先士卒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很赞成国共合作的，是很愿意与国民党搞好团结、一起共事的。他决不是一个只懂斗争而不懂团结的庸人。

　　秋收起义后，他率领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他很注意与袁文才、王佐等人搞好团结，与当地的民众搞好团结。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又特别注意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之间的团结。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后，又很注意与彭德怀他们搞好团结。其间，毛泽东同志对王佐和袁文才二人的关心、重用和保护，更是让人赞叹和感动。即使是对被俘的国民党兵，也决不打骂，绝不侮辱，而是予以宽待甚至优待，他们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被俘，照样宽待，照样优待，照样发给路费。可见，毛泽东同志即使是对待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兵，也不是只讲“打打打，杀杀杀”的。因此，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是一个只会“打打打，杀杀杀”的一介武夫，实在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侮辱。

　　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死对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所扣，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许多人都以为蒋介石活不成了。但是，就在这个手到擒拿、立即就可以把蒋介石处死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却派周恩来等人亲赴西安，去劝说张杨二人释放蒋介石，让它回归南京去继续领导国民党，只要他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即可。蒋介石在生死关头让步了，妥协了，于是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是很清楚的。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与蒋介石、与国民党尽量地搞好团结。对蒋介石主动发起的磨擦和分裂行为，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还击。但我们又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适可而止，决不与他撕破脸皮，彻底决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一致对外，就是为了共同抗日。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我们就一定要与国民党搞好团结，一定不能分裂。那么，怎样才能与国民党搞好团结呢？有两种办法。一是坚决斗争，一是退让妥协。哪种办法好呢？在一般人看来，显然是后一种办法好。但实际情况却不然。毛主席说过两句很有名的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大意）这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啊！这是多们高明的斗争艺术啊！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怎能说毛泽东同志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呢？我们怎能说毛泽东同志只喜欢斗争而不喜欢团结呢？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到延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伪善面目，并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于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率领中共代表团到了重庆，与蒋介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其间，我们既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毫不让步，又在一些非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例如，我们曾提出，在国民党军队按同一比例缩编的前提下，我们也愿将解放军缩编到国民党军队的七分之一，并同意让出浙江、苏南、皖南等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八个解放区，等等。我们是真诚地希望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我们是真诚地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的。为了这个大目标的实现，我们做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所以，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人，绝不是一个只讲进攻不讲退让的人。毛主席是一个既讲斗争又讲团结、既讲进攻又讲退让的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领导的三大战役充分展示了他老人家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毛主席对傅作义的部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劝其投诚，劝其起义。在做到仁至义尽之后，一举拿下了天津和张家口。对北平的傅作义，仍然在做思想工作。最后，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决定举行北平起义。于是，古都北平终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可见，毛主席并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打、杀杀杀”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很有战略头脑、很有大局意识和超前意识的大战略家和大思想家。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特派专人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女士到北平来共商国事，并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女士的到来。我们还特意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党内外人士共同讨论、协商并制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代）以及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有大量的民主人士加入到了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来了，并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一向都是非常重视团结问题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团结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把我们这个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捍卫好，建设好。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有些地方采取了不给地主分田或分坏田的做法，甚至有些人想在肉体上消灭地主。这都是些过左的做法。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后，立即予以了制止。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每当发现过左的做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能及时地予以制止。例如，对浮夸风、共产风等，都是毛主席首先发现并予以制止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旦发现有歪风邪气或过左的做法时，便立即予以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的大联合”；“斗私，批修”；解放干部；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既懂得斗争又懂得团结，既懂得进又懂得退，既反左又反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主席很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毛主席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著名公式。这就是要求人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里，毛主席是很强调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一点的。毛主席说，没有这个前提，一批评，一斗争，必然过火，必然达不到新的团结。所以，毛主席是很注意团结的。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美帝国主义，让它知道了中国人民的厉害。我们经过几个战役，便将美帝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我们提出了停战谈判。可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还想挣扎挣扎，因此不愿与我们谈判，或者在谈判桌上不愿意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时，我们就再打它一下，再教训它一次。它在战场上得不到便宜，便只好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当它犹豫或挣扎时，我们便教训它一下。教训它一次，它便老实一次。不断地教训它，它便不断的老实。我们打它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逼它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达到真正的停战及和平，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用这种“打打、谈谈、再打打、再谈谈”的手段，最后达到停战谈判胜利告终的。请看，毛泽东同志是多么懂得斗争的艺术啊！

　　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始终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从人民群众到中央领导，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我们与美帝的关系能够很快出现大的改变。可是，毛泽东同志却巧妙的利用了小小的乒乓球，展开了一场乒乓外交。于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打开了大门，使中国的外交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最辉煌的新时期。这一切都表明，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打、杀杀杀”的一介鲁莽武夫，而是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战略家和斗争艺术高手。

　　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总之，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概括毛泽东的一生或其一生的主要特点，显然是很片面的，甚至是很错误的。上面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如果把“斗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衡量，那同样是很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的哲学”并不是“斗争哲学”，而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与所谓的“斗争哲学”有关的，则是对立统一法则。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对立统一法则有过非常详尽的论述。他老人家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在具体阐述到对立统一的涵义的时候，则更具体地阐述道：“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连接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他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毛主席接着又对同一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那么，“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他作对的矛盾的一方，他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并举例说：“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所以，毛主席总结道：“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这同一性，所以互相连接。”请看，毛主席对对立统一法则阐述得是多么明白清楚多么深刻正确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哲学决不是单纯的“斗争哲学”，而是“对立统一”，是既重视对立又重视统一的哲学。无论是从大量的事实上来看，还是从毛主席对哲学的阐述来看，都不能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的哲学仅仅是“斗争”二字。这也就是说，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种提法来概括毛泽东的一生或其主要特点，无论是从事实上来看，还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都是十分片面的，十分错误的。但问题还不仅仅是如此。在网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每当谈到毛泽东的时候，凡是使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种提法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把这种提法当作一种贬义词来使用，都是在借此贬低毛泽东，侮辱毛泽东，诋毁毛泽东。例如，有人竟然狂妄地提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确实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孔子的和谐思想倒有值得借鉴之处。” 请看，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啊！竟然连孔子都不如！一切使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人，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是一些贬低毛泽东、侮辱毛泽东、诋毁毛泽东的小人。一切热爱毛主席的人们，我们应该认清那种提法的实质，应该严厉批驳那种提法，以正视听，并以此来捍卫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2007.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