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

　和谐文化与人文情怀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

章含之：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

主持人：首先为我们演讲的是章含之女士。她见证过许多个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也曾亲历过许多个风云际会的动人场面，穿越历史的尘嚣，她用传统眼光和国际视角打量文化，她说，“文化的新生，需向传统致意”。让我们欢迎她！（全场鼓掌）

　　大家下午好！一般讲话有个开场白，我难免也要有个开场白。我的开场白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盛情难却，让我到这里来参加“文化讲坛”，说实话我是诚惶诚恐。想法很好，三位女性两代人，我是老的一代，她们两位是年轻的一代。像于丹教授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我称不上文化人，来参加“文化讲坛”实际上心里是很没有底的。

　　前两天在上海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很多朋友，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他们问我，你来上海有什么事吗？我说很惭愧，来参加“文化讲坛”。我说，我不是文化人，怎么去参加“文化讲坛”？你们这儿有一大堆的文化人呢。后来我的朋友程乃珊老师———我特别喜欢她的作品，她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她说，你怎么不是文化人，你出过书啊。我说，现在出书的不见得都是文化人。（全场笑）以我个人的看法，我的书更不是什么了，我是有感而发，这不是真正的文化作品。我这不是谦虚的话，而是真正的心里头没底。

　　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也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干到一半又停了，没做成文化人，却变成了一个“万金油”

　　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不是来讲我对文化的见解，而是讲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传统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更好地结合，特别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实际上我今天与其说是一个演讲，还不如说是一次呼吁，因为如今对传承文化强调得还不够。我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让年轻一代能够继承下去。

　　所以今天我的讲话里要提到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像他这一代的文化代表，实际上几乎被淹没了。今天来谈传承文化，我自然要回顾一下过去。但我今天的讲话，其实主要是讲自己的一个缺憾，因为我缺少了很多东西。当有人说我是文化人的时候，我心里很没底，因为我知道自己缺什么。

　　那天程乃珊问我说，你说你不是文化人，那你是什么？我说坦白地讲，我是“万金油”。（全场笑）她说你怎么是“万金油”？我说我这是真心话。今天我对大家说这也是真心话。为什么说我是“万金油”？因为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情干到一半又停了。我本来是学英美文学的，那学下去倒真的可以成为文化人。我几乎快成了文化人了，当时我研究英美文学，我已经开始教英美文学。我当时研究的专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出了很多的女作家。我研究的专题作家是勃朗特姐妹，其中夏洛蒂·勃朗特就是《简爱》的作者。所以我受《简爱》这本书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做了一半就碰上文化大革命了，就挨斗了，书也充公了，被斗了几年以后，毛主席说你去干外交吧。这是我的“万金油”的第一步。去搞外交，但外交也没搞到底又走了。后来我去搞宏观经济研究，这也不是我的本行。所以说自己不是文化人，这不是谦虚的话。作为文化修养来说也是这样，我只学了一段外国文学，但是我最缺最缺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演讲，就是因为我还缺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和掌握。

　　我很喜欢看于丹教授的节目，我也是她的一个观众，因为我确实从她那儿听来很多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于丹教授可能不知道，我们家老乔1937年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庄子哲学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庄子哲学》，凭着这篇论文他得到了德国士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全场鼓掌）但是惭愧的是，有一次我读他的《庄子哲学》，我是一窍不通，什么也没看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东西。（全场笑）而他跟基辛格谈判的时候，经常讲你是哪一学派的，我是哪一学派的，他们两个人都是读哲学的。

　　周总理批评说，“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我为什么有这个缺陷？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关系。有一句俗语大家经常用的，“在你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往往我们在改变一个旧时代的时候，在否定旧的一切的时候，恰恰把一些精华也否定了，而我恰恰活在那样的时代。我从上海移居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3岁，那是1949年。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学问家，当时有一段时间因为不能上学，我父亲就跟我说，你跟我学点诗词。父亲说我每天教你一首，你背下来。我当时“造反”，说谁学那个东西。到了今天后悔莫及。其实我早后悔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后来周总理批评我，“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在这里跟大家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974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接待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理，一位老太太，班达纳奈克夫人。班夫人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老太太，她给我的印象像一个老妈妈，对周恩来总理像是对兄长的感情。她当时跟周总理说，总理阁下，我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我到中国来是希望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她讲国家有什么问题。当时周总理非常谦虚，周总理说我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给你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这个翻译当时就傻了，这个“越俎代庖”怎么翻？（全场笑）我当时就愣在那个地方，后来周总理就回头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就很感叹地对班夫人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可是她这么简单一个成语也翻不出来。”然后总理就告诉我越俎代庖的意思，就是跑人家厨房里替人家做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美国人翻译出了“殊途同归”，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说到底还是缺少了文化底蕴

　　再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都用了我们的翻译。外方有翻译，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人懂什么中文，所以就坚持翻译都要用中方的。美国人同意用我们的翻译，他们带的翻译就坐在后面旁听。

　　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不是我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我们的翻译就翻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这个其实翻得一点都没错。这时候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做一点评论？”总理就很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哦，为什么不确切？”总理也懂英文，“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永远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就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我当时在旁边我也想不出来，我想“parallel”不翻“平行”翻什么？结果他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全场感叹，鼓掌）他说，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所以这个parallel的意思是平行地发展到一个方向去了，并不是永远不相遇。

　　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就不会用“殊途同归”这样的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文化底蕴的东西。“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后来过了两天，到了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中美两国破冰的里程碑。那天晚宴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总理对美国的翻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结果他说在台湾。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对着我们这些翻译说，“你们看看台湾地区，把中华文化传统保持得要比大陆的好。”这事给我们的刺激特别大。后来周总理就对翻译说，“章含之的父亲是位大学问家，82岁完成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送你一套。”周总理又说，“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全场大笑）所以好几次，总理真的是给我当头一棒。

　　今天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多少年来这是我心头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已经很难弥补了。想补的时候，我父亲已是90多岁了，不可能再让他教我了，我也太忙了，失去的时间已经是不可弥补了。所以我说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

　　后来周总理回头跟我说，“含之，去找一套你父亲的书送给他。”这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早上8点他们就要回美国去了，我上哪里找去？这书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出的，不公开发行，书店里买不到。后来我赶紧去找当时上海外办的人，说你赶快帮我找一套，因为总理答应送给他一套。那天晚上碰到美国翻译时他还说，明天出发以前，你一定要把你父亲的书送给我。外办主任说，到哪里去找？我说，上海那么大，还找不到一套我父亲的书？

　　第二天早上6点钟，外办主任敲我房门，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不过是旧的，用过了，上面还有油。不管了，总理的指示必须落实。我问你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是我们市委学习班的。我一想不对，这学习班看我父亲的书，这是为什么？我还是得查一查。结果一翻书，里面掉出很多张小条子来，这些小条子都是骂人的，都是批判我父亲的。亏得我看一下，不然人家懂中文拿回美国要笑话这事了。

　　谈政治我也没问题，最怕的是文化，一碰上文化就真的很紧张

　　在我做翻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一次在联合国，我给我们老乔做翻译，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他对我挺横的，有好几次我翻不好，经常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方面的问题。

　　1971年冬天，有一场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战争。打完了后，东巴就分离出去了。第二天巴基斯坦新任的外长举行了告别宴会。乔冠华一激动就要背诗，（全场笑）我给他做翻译，好像是首唐诗，结果一下子我又愣在那个地方了。我就记得最后一句话，“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只能翻出这一句，前面几句我翻不出来。结果老乔说，我自己翻，你歇会儿吧。（全场大笑）

　　我在做高级翻译的时候，政治问题难不倒我，我这脑子挺快的，快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那年总理接待一个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总统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脾气巨怪，不喜欢别人打断他说话，他一讲就是十几分钟。我不会速记，就用自己的符号拼命记。周总理是非常体谅翻译的，他打断了一下说，总统阁下是不是可以停一下，我们的翻译需要时间。这个老头说，我没被人打断的习惯，还往下讲。（全场笑）总理又打断他，他又不干，结果他一讲讲了半个小时。所有的同事都为我捏一把汗，说章含之今天要出洋相了。但是我基本上都翻全了，这个说明我的记忆力挺好，谈这些政治问题我也没问题。我最怕的是文化，跟大家说句实话，碰上这些文化的东西我真的是很紧张。（全场大笑）

　　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真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文化传承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培养的。如果这种教育能够继续下去，以后的年轻人可能会比我好一点。

　　这书架摆在那儿做摆设，有时候也提醒我，这是一个心病

　　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在上海的震旦，它虽然是个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但是挺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化。我们有一位老先生教我们读《孟子》，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位老先生教我的东西。那时候他教我们：“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吧？（全场大笑）你看我都能记到今天，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后来教的我就记不住了。而且那位先生是用上海话教，（用上海话吟诵起来，全场大笑）老先生闭着眼睛哼，我们也跟着哼，到了七十岁还可以记得十一二岁的东西，文化的这种传承，的确是需要很早就做起的。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恐怕我们有很多东西也都被逐渐地忽略了。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父亲是对立面，因为我父亲主张文言文。在革命的时候需要摧枯拉朽，但是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是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融合进去的。新文化运动把传统的东西否定了，后来的一些革命和政治运动又进一步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否定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就几乎没有古典文学，没有古典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更别提了，所以我觉得断代已经断了两代。今天我们碰上了好时候，真的是应该把中华文化优秀的传统好好地传承下去。

　　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有一套我父亲留下来的《二十四史》书架，是非常艺术化的，每个朝代一个格子，里头的书就是某个朝代的。很多外国客人来的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问我是什么。我说放的是《二十四史》。所有的外国人听了都很崇拜，“哇，这真是了不起！”但是他们打开书架，拿出一本书问我，你能告诉我里面说的是什么吗？我说那里面说的是历史。（全场笑）但这本书里说的是什么历史，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是那个朝代的历史，因为那书里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有标点符号我还能凑合看一点。这书架摆在那儿做摆设，有时候也提醒我，这是一个心病。

　　文化的传统是不能丢的，它是很美的东西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不是要更加强调传承？我这里再讲一个方面。外国的诗词和中国的诗词一样都很美，但是外国的诗词大概还是早在20世纪初，1902年、1903年的时候，由苏曼殊、马君武这批文化人，把它们翻成了文言文的诗词，再后来新文化运动以后都译成了白话诗。

　　我并不反对白话诗，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文言文如果我们再不加强一点教育的话，就可能变成艺术品了，就只有学者、专家才看得懂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例子。20世纪初以后就基本上不用文言文了，但是1941年我父亲章士钊在重庆翻了21首英国诗词，这些都是大诗人的诗作，主要是浪漫派的诗人，像拜伦、济慈、华兹华斯、勃朗宁。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念一段拜伦的诗，大家来听一听，它的白话文的翻译、文言文的翻译和原文。我个人的感觉，从韵味来讲，文言文和原文更接近。这首诗叫《当我们两人分离》（When We Two Parted），很美的一首诗，讲的是一段爱情故事，拜伦被他的爱人抛弃。我先给大家念一段白话文翻译：

　　当初我们俩分别，只有沉默和眼泪。

　　心儿几乎要破裂，得分隔多少年岁！

　　你的脸发白发冷，你的吻更是冰凉；

　　确实呵，那个时辰，

　　预告了今日的悲伤！

　　我再念一下我父亲章士钊1941年文言文的翻译：

　　别时惨无言，相望泪阑干。

　　再见是何年，心碎千万端。

　　双颧一何紫，接唇唇转寒。    

　　回忆定情夕，早知摧肺肝。（全场鼓掌）

　　我再给大家念一段英文的。大家听听英文的韵律跟我们的文言文是不是有点相似，而与白话文相去甚远。我可不是复古哦，（全场笑）不是让大家以后都用文言文。我只是说，这是文化的一个瑰宝，不能没有。我读一下拜伦的原文，这首诗写于1813年：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Half broken-hearted，

　　To sever for years.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Colder thy kiss!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Sorrow to this!（全场鼓掌）

　　这个韵律是非常美的，我们中文里的文言文也很美。白话文里头，“你的脸发白发冷，你的吻更是冰凉”，而我父亲翻得比这更有诗意。我不是要复古，而是感到这个文化的传统是不能丢的，它是很美的东西。    

　　搞不懂文化界怎么老是打来打去？“愿长相亲不相鄙”

　　最后谈一下对和谐文化的感想。眼下，我搞不懂文化界老打来打去是怎么回事，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我也搞不太清楚。于丹教授的节目，我也挺爱看，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当然各有各的所爱。

　　我父亲当年的争议也很多，当时的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但是他们争论的态度就不一样。

　　胡适是新文化的带头人，我父亲是旧文化的维护者，他们两个人意见很不合。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有一天，我父亲就跟胡适两个人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我父亲把这个照片拿回来了，然后给胡适寄去了一张。他在信里说了，咱俩争论半天了，现在我们俩照了一张相，我在背后写了一首白话诗给你，你要是给我面子，你就拿文言文给我写一首诗。（全场笑）我在这里念一下他们俩的诗，我父亲那首诗说：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

　　总算老章投了降。（全场大笑，鼓掌）

　　胡适也在照片上回了一首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全场鼓掌）

　　他说，虽然我和你不同，但是我们不要相鄙。特别是最后两句，你代表“古”，我代表“新”，“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文化界也有这种精神。（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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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丹：让文化穿行过生命

主持人：谢谢章老师，的确我们应当向传统深深致意。于丹教授就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传统表达敬意。在《百家讲坛》上，她用文化体验解读经典，让那些遥不可及的先贤的光芒，穿越千年时空，照耀当下，也让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因为多了传统文化的陪伴，而变得厚重和温暖。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于丹教授为我们演讲。（全场鼓掌）

　　谢谢在座的各位朋友！其实我现在的情绪还沉浸在章含之老师讲的内容中，我觉得我演讲的题目其实是她讲的内容，她给我们讲的，就是文化怎样穿行过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段历史和一个民族的命运。她演讲的内容最好地诠释了我这个题目，导致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含之老师的演讲题目，让我们深深地向传统致意。

　　文化永远不是一块化石，它是活着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基因

　　什么是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情怀。刚才在听含之老师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走过年轮，生命可以变得如此坦荡，有这样一份赤诚的情怀，可以面对社会大众，以一种勇敢的责任担当，说出这样一些热情的话来，这是我们年轻人不可企及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境界没有那么辽阔，我们还没有那么勇敢，无私才能无畏啊，所谓“心底无私，天地乃宽”。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讲不出来她讲的东西，是因为我的阅历和我的心胸，在岁月的这一端还无法向文化去致敬。

　　在《周易》中，文化大概有一个最浅显的解读，叫做“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就是人间世相、世间百态。观察了世间的百态之后，用文言也好，用白话也罢；用传承的方式也好，用当下的解读也罢，最终完成的是一个使命，那就是整个流化天下，聚集起一种文化生态。文化永远不是一块化石———肃穆、崇高，让我们毕恭毕敬，向它去作一种深深的学理的致意。这仅仅是文化的一种价值。更多的文化关乎生态，更多的文化是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在此生有限的长度中，让生命的宽度更加宽广。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含之老师这样，可以有幸被历史抉择。我刚才就跟含之老师说，我小的时候看报纸，老是看见她的名字。因为整个中国走过的那一段，在中国的外交上、文化上、历史上，这是镌刻在那里的一段故事，是不可磨灭的。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是庸庸的，在寻常的生活中穿梭而过，但是当我们没有被历史选择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历史没有从我们的生命中走过吗？我坚信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基因。就说我们当下，很多人说人生苦短，几十年而已，但是我们没有见证历史吗？每一个普通人，就想想最近几十年，我们见证了多少价值判断上面的剧变甚至是断层。

　　上世纪70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中国比美国要民主多了，他们选总统的时候，有51%的人投票通过，这个人就当了总统，那还有49%的人都反对他呢。你看我们中国选人大代表，从来都是百分之百通过的，一张反对票都没有，（全场大笑）所以我们真的比他们民主啊！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怎么认知法治呢？经常有人指指点点说，那个人他打过官司啊，他投机倒把了吧？那时候，打官司是生命的污点，大家认为好人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啊，可以调解啊，在家有居委会，在单位有工会，什么事儿不能调解，非得诉诸法律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如果有的白领精神压力大了，可能有了一些心理上的困惑，去看心理医生，就会有人指指点点说，哎哟，你看他都累出神经病了。（全场笑）

　　其实今天，我们离上世纪70年代不过30年，离80年代不过20年，离90年代不过10年。站在这个世纪的门槛上，我们能说民主的概念小、法治的概念小、健康的概念小吗？今天我讲这些，大家哈哈一笑，但是我们想一想，就在现在公元2007年，我们所通行的某种价值标准、笃信不移的一些观念，再过10年、20年、30年，会不会也被我们的孩子笑话呢？

　　就按两头30年算，一共60年，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都可以穿越的，我们还能说我们没有机会用生命见证历史的文化变迁吗？向文化致敬，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用我们的心，随着时光的迁徙，在整个社会生态中完成我们对文化的解读，更完成我们对文化的构筑。

　　文化的化境不是一种毕恭毕敬、敬而远之，而是文化的温度如此可亲，把我们含蕴其中

　　中国的儒家经典离我们远吗？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君子不器”。你一旦把自己固化成一个器皿，就意味着你否定了其他的各种可能。流光穿越我们生命的时候，文化走过历史，有太多的机遇、太多的思维方式，都在瞬息万变地成长，如果我们真正对生命负责，那就不要拒绝生命中所有的可能性。

　　文化的化境是什么？在我看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而化之，它是一个流化的过程。文化的化境不是一种毕恭毕敬、敬而远之，而是文化的温度如此可亲，把我们含蕴其中。

　　我读大学的时候，启功先生还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那时候我大概十六七岁，很小，见到大师也不知道提什么问题。那个时候真是浅哪，不懂得大师的学养，只看皮毛，认为启先生就是书法好嘛，所以小孩子们都拿书法去找他问事。我问启先生，您看，我在少年宫的时候就学写大字了，老师教我们要用“凤眼法”———拿笔杆的时候虎口状如凤眼，上面要能托一枚鸡蛋，稳稳当当，这样运笔。我问启先生，我这个“凤眼法”标准吗？（右手作运笔时的凤眼状，全场笑）启先生看了一眼，说，你这个叫“凤眼法”呀，我看叫“鸡爪法”。（全场笑）启先生说，你上头托一鸡蛋，你还写字吗？你就光想着托鸡蛋了。然后他说，你会骑自行车吧？你要是两手死死捏着车把，老想着有个车把，不是撞大树，就是撞老头。（全场大笑）然后我就懵了，说，那什么叫“法”呀？启先生说，你别听那野史笔记上说的，什么王献之写字，王羲之从后头“啪”地一抽笔杆子没抽动，他说这是教他儿子习字啊，还是习武啊？（全场大笑）又不打架，那么攥着干吗呀？（全场笑）其实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脑子是懵的，小时候学的规矩全被打破了。而到今天，我多么感谢能在那么小的时候遇到真正的大师，多年过去以后，才悟得四个字，什么叫“法无定法”，就是说，所有具体的小规矩，最后都是要被穿越的。

　　真正走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技巧一点儿都不重要。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中有一方田园，他在这个田园里面，活得天真而无畏。他家很穷，自己弄了个琴，叫“素琴”，这名字叫得很好听，其实就是一段木头，没有弦，所以素着，才叫素琴。每有朋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段素琴搬出来，自己抱着一段木头在那涕泗横流，所有的朋友都很安静地看着他。他自己在那儿弹得痛哭流涕，喝得很高兴，没酒了，就开始轰朋友，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已经喝醉了，你们都走吧，就把朋友轰走了。

　　这样的故事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他很狷狂、不懂事，但李白是他的知音。李白后来写过一首诗，他说，“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他说陶渊明自从辞了彭泽县令不当官了，他的心就如同一个蒙昧孩童一样，重新接于混沌太古，回到了人本性的那种天真单纯，了无畏惧，所以天籁在心，整个的生命被世界的音乐充满的时候，他是可以去奏一架无弦琴的。     

    他的音乐不是一种技法，要演奏给别人鼓掌喝彩，他的音乐是从心中流出来与天籁接鸣的声音。李白了解他，给他改诗。“我醉欲眠卿可去”是一句轰人的话，李白改一字，续一句，变得无比风雅。他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多美啊！

　　什么是文化？从李白对陶渊明的了解上，可以说，我们今天同样有能力去读懂他们的心。这也许是不凭言词，而是凭我们的阅历和我们的感悟，凭着我们内心的一种真诚与善意，凭着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尊敬和对于他人的尊敬。

　　身边人，眼前事，现在做———我理解的“仁”，就是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久远，在孔子的时候他提出什么呢？无非是最简单的东西。今天就只说《论语》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两万多字的《论语》中，109次提到的一个字———仁。

　　这2500多年，古今中外所有研究儒家思想的文章已经不知道有几亿言了，不知道把这个“仁”字说到了多么复杂的程度。而当初孔子怎么说？当学生问他什么是“仁”，他的解释就两个字———爱人，也就是说发自内心地本着一种善良和真诚去对别人好，这就是仁。学生问，如果要是有个大圣贤，他的能力可以广博地把他的恩惠都遍布于老百姓，让天下人都受到他的恩泽，这就是仁了吧？结果孔子特别不以为然，他说，你说的这个太难了，这个境界尧帝舜帝他们也做不到，人何必非得当圣贤呢？然后他说了个境界，人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就是说，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想有所立，用想立己的心帮别人立起来；每个人都想发达，用想让自己发达的心帮别人发达，这就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离你最近的人有困难了，施与援手，帮一把。“可谓仁之方也”，这就是仁义最根本的方法。身边人，眼前事，现在做———我理解“仁”，就是这么回事，如此简单。

　　刚才的介绍中说，敬大姐主持了这么多届《感动中国》。2007年的《感动中国》，我记得有一位河北衡水的阿姨叫林秀贞，我看她的事迹时非常感动。她与我们以往评出的“感动中国人物”相比，过于朴素。我记得往年评出的好多都是奋不顾身的英雄。

　　她为什么能入选？就是从她嫁到这个村子里开始，就义务赡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有一个养一个，有一户养一户。她刚到这个村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家刘爷爷刘奶奶，无儿无女。她去那家说，我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无非是我吃窝头，你也吃窝头，我喝稀饭，你也喝稀饭，但我保证不断顿，我天天来。她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做。到了第8个年头，刘奶奶从炕席底下掏出一个烂纸包说，妮儿啊，这里面是安眠药，这是我和你刘爷爷给自己预备的，万一有一天不能动了，这就是我们的结局。8年了，你一点没变，天天来，我现在才觉得这个药用不上了，可以交出来了。在她嫁过来的30 年里，她自己的4个儿女陆续出生，这些孩子就认为村里的爷爷奶奶都是他们家里人，他们就和妈妈一样，给人家剪指甲、做饭。她就这样送走了一位一位老人。

　　其实她没有太高的文化程度，也不见得读过《论语》，但是她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给她的推选词里有这样一句话：“富人做这等事是慈善，穷人做这等事是圣贤。”什么是圣贤？什么是仁？《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给林秀贞阿姨的评价说：“善良在村庄流淌，她用30年的光阴，去温暖世道。”这就是一种大爱无声，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至仁至善。文化需要很久远的经典故事吗？我们用2007年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的故事，回过头去诠释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后来被孟子推演得更简单，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非就是推己及人。

　　文化不是拿来写论文评职称的，文化是生命在苦难中一种救赎的力量

　　很多学生会问我，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您能说一些可操作性的原则，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知道怎么做到仁吗？其实这个问题孔子早就已经回答了。学生问过孔子，说您给我拆解一下，所谓仁，它的可操作性的元素是什么？孔子讲，仁，你从五个方面做，没有做不到的，叫做恭、宽、信、敏、惠。一个一个讲起来，大家都觉得不难。

　　恭则不侮。当你对别人有一种真诚尊重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会招致太多羞辱的。中国的古语里有一个词叫“自取其辱”，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加到你的生命上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是不是你对人还不够恭敬。当你有攻击性的时候，别人把愤怒给你反弹回来，你的生命也会受到一种伤害。你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真诚的恭敬，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去做。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书教大家，比如说社交技巧、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像说握手用多大力度，敬酒采取什么角度，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我认为它太表象了。真正的恭敬是一种态度，当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你怎么能不真正地去做一件事呢？

　　这种恭敬会带来孔子说的第二点，就是“宽则得众”。一个真正对他人宽待的人，他可以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多的朋友、最广的仁爱。什么是宽呢？学生问老师，“有一言可终身行之乎”？你给我一个字，让我一辈子受益。老师就说了一个字，“恕”。一个人能够原谅，这是一种生命的境界，这是一种自信的情怀，这是一种博雅，这是一种教养。一个人当你可以去原谅的时候，多么有力量，自信的人可以原谅，恭敬他人的人可以原谅，所以这样一种内心有忠恕的人，他可以得到最广泛的大众。

　　第三就是“信”。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谁来使用你，就看你有没有信誉。我有一个感觉，往往毕业十几二十年后，发现在社会上事业做得最好的人，往往不是当年的专业尖子，而是为人特别质朴善良﹑笃诚守信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宁可用一个专业平平、朴实敬业的好人善人，也不愿意去用一个八面玲珑、但毫无信誉的专业尖子。用自己的生命去执守信誉，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光傻干、实干还不够，敬业之外还要有大智慧，这就叫“敏则有功”。就是说你还要敏锐，有这种敏锐，你就可以去建立奇功伟业了。

　　第五点叫“惠”，一旦当了团队的领导，要想着这种恩惠让大家都能够分享，从精神利益到物质利益上，这叫“惠则足以使人”。有恩惠心的人，才可能让别人“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孔子说，仁难以做到吗？你记住“恭、宽、信、敏、惠”，五点都做到了，这个仁，也就做得差不多了。我们觉得不好操作吗？其实这些言词中没有太多隔膜，如果都记住的话，让它化入我们的行为，这大概就是文化穿行过了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文化大概不是字斟句酌，不是去背诵几句经典，而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感受，特别是我们陷于苦难困顿时候的一种救赎。刚才我说的儒家，它给了我们一种社会的通行准则，它让我们在社会人格上完成自我实现，让我们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对于天下担当来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渺小、脆弱的生命个体，我们面对的是自我的生命，当独对个人角色的时候，当你所有外在的光环都抛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坚强吗？我们有什么样的支撑和救赎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文化不是拿来写论文评职称的，文化是生命在苦难中一种救赎的力量。文化可以在困顿的时候雪中送炭，也可以在安稳的时候锦上添花。

　　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麻雀笑话大鹏，没有大鹏笑话麻雀

　　其实坦率地说，我自己个人更喜欢道家。我曾在北京郊区一个叫柳村的地方下放锻炼过两年，那时我的枕边一直摆着一本书，就是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我从书里面，看到了一种境界，那是一种困顿、贫穷、苦难都不能剥夺的生命的自由和骄傲。

　　庄子的境界是什么？他让我知道生命无待的境界，可以不依附外在的一切，有一种内心的气定神闲。《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种大鸟，它在北海里的时候叫鲲，化为鸟叫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样一个大鸟，凭借海运之势，“抟扶摇直上九万里长空，背指青天，莫之夭阏，然后图南”，往南冥飞去，它穿越世间苍山林海，它穿越那么多人间世相，就为了去完成一个大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地上有很多小鸟都笑话它，唧唧喳喳地说，你看咱也会飞呀，我们叫“决起而飞”，撞到榆树、枋树，就“控于地”，掉地上了，“时则不至”，有时候还飞不到，但是咱也叫“翱翔于蓬蒿之间”啊，（全场笑）在蒿子秆里飞也叫翱翔啊！（全场笑）“此亦飞之至也”，这不就是飞翔的极致了吗？“彼且奚适也”，你看那么大一个傻东西，它干吗去呀？（全场笑）

　　其实大家想一想，当你们受到很多议论干扰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境界，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麻雀笑话大鹏，没有大鹏笑话麻雀。大鹏肯定沉默地飞过去了，因为它知道它生命翱翔的目的在哪里，它知道它在担当什么，所以没有这种计较的可能。没听说大鹏鸟扎到草窠子里跟麻雀打一架，打赢了再接着飞。（全场笑）所以孔子说“仁者不忧”，一个人，当你的情怀无比宽广的时候，忧伤忧思是很少能侵袭你的。其实道家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儒与道看似两个体系，但是我们只以一个名义就可以打通，那就是生命的名义。我们不需要以学理的名义，也不需要以研究的名义，我们不需要学富五车、皓首穷经，我们只需要以生命的名义去感受它就够了，因为这种感受可以让它在我们遭遇很多困顿的时候，真正拯救我们。

　　我们有许多强大的信息搜索引擎，却没有一个“心灵搜索器”，文化恰恰拥有指引我们看见内心的力量

　　其实今天的社会正在文化生态上进行着转型，我想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这样一种生命的力量。

　　在大学里，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那些专业尖子，那些学习这么好的孩子，但是他们的人格和心理那么的脆弱和忧伤，不堪一击。文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知识，而是生命剔透的智慧，是需要我们扛过苦难，以一种轻灵的悟性，最终拥有坚定的内心。

　　从小我们都在说，要做一个有觉悟的人，何谓觉悟？觉悟是一个佛家用语，我们回到它最简单的概念：“觉”，是觉字头下面一个看见的“见”；“悟”呢，竖心旁加个“吾”，所谓觉悟，最简单的含义就是“见我心”———真正看见了我的心。

　　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的信息时代，我们上网用百度，用Google，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去查一个关键词，几百万上千万条信息都在眼前，但我们永远也没有一个“心灵搜索器”，让我们看见“我的心”。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人要走到七十岁的古稀之年，穿越了“向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都穿越了，最后的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能够听从内心指引的方向，又不超越外在社会的规矩法则。那样一种内外合一，那样一种看似谦逊﹑朴素、简淡但是又那么崇高的人格。其实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每个人都可以走得到。

　　儒家也罢，道家也罢，一切起自于心。曾经学生谈过自己很多经世治国的大梦想之后，问老师，您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说，他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说，我这个人终其一生，如果让我的老人想起我，觉得可以安顿。安顿无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安身，一个是安心。所谓“安身”，就是老有所养，孩子孝顺；所谓“安心”，就是不辱祖先、精神传承。“朋友信之”，我们生命中会有这样一种朋友，他从来不在你荣耀的时候晃在你的眼前，他永远站在你的背后，你困顿的时候，你需要依赖的时候，他永远在那里。对这种人，我们只有一种态度，就是“信”。朋友想起这个人，能信任，这叫“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孩子们想起这个人来，觉得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他是我生命的楷模，我因尊敬他而感到一种欢欣，感到明天我可以成为他，这叫“少者怀之”。孔子说，我有多大的理想呢？无非就是我这个人，让老人想起我心有所安，朋友想起我觉得可以相信，孩子想起我觉得明天可以这样，无非如此。

　　真正的经典和圣贤，永远都朴素到让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眼前的文化。儒也罢，道也罢，中国文化也罢，西方文化也罢，当学问不仅仅作为一种学理的研究，在文化的象牙塔里传承的时候，当它作为一种生命的力量，从我们每个人光阴中走过的时候，它可以获得一种更恒久的价值。那是一种草根的价值，是一种中国人可以分享的文化权利，是我们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在价值判断出现迷惑的时候，可以依托的一种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成同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激活经典，让文化穿行过我们的生命，让历史永远活在当下，让我们能够在文化的穿行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欢乐和生命的骄傲。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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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一丹：传播有价值的声音

主持人：在传播中激活经典，于丹教授的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说到“声音”，这也是敬一丹老师偏爱的一个词，无论是写书还是做电视栏目，她都曾以“声音”为题。在众多纷繁喧嚣的声音中，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让我们欢迎她演讲！（全场鼓掌）

　　一般听过于丹讲话以后，我都需要停一下，因为她的讲话内容特别密集，我往往需要想一下，领悟一下。如果这是电视节目的话，我就希望这段时间放一段广告。（全场大笑鼓掌）

　　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今天的三位嘉宾都是女人，巧的是三个女人都有女儿。就在刚才，“文化讲坛”开始之前很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谈到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我们的女儿都不一样大，有的是成年人了，有的还很小，还有的是风华正茂。我的话题就从我女儿谈起。

　　大家知道读中学的女孩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青春期的孩子处在自以为是的年龄，很爱质疑。在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总爱说那些郁闷的事？我说，什么郁闷的事？她指的不仅是我在电视里，还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和她面对面聊天时说的那些事：大别山的孩子大都没有文具盒，很多孩子是用装中华牙膏的纸盒来装铅笔的；在河北坝上，那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年轻的姑娘，一年到头也没有水洗澡；现在很多河水都污染了，河里的小鱼小虾都死了……

　　可能是我这样的话说多了，所以我女儿就问我为什么总说这些郁闷的事。我以前还没这么想过，她问了之后，我就想，是啊，我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在话筒前跟观众说这些事？为什么在家里跟家人说这些事？也许是因为我少年的时候遭遇过“文革”，也许是因为我有5年的知青生活，曾经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最角落、最底层的地方有过一段难忘的生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成了记者。记者的眼睛看往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会跟孩子谈什么样的话题。

　　在刚才的嘉宾介绍里，大家看到我曾经办过一个栏目叫《一丹话题》。1993年时，这个栏目播出了关于扶贫的系列节目。我去广西都安采访，我们坐飞机，坐汽车，再步行，到了一个山沟里。县长说，这条山沟从来没有记者来过。我们带去了一些文具，去之前我想，孩子上学肯定是缺少这些文具的，但是到那儿一看，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贫困。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一位老妈妈和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家锅里煮的是黑糊糊的野菜，野菜煮开后老妈妈就往里面洒了一把玉米面，我们都以为那是猪食。可过了一会儿，老妈妈和他的儿子端起了那碗黑糊糊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家的饭。他们家所有的家产也就值几十块钱。我们的摄像师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出一百块钱给这位老妈妈，县长说整个山沟里都破不开这一百块钱。摄像师说，你拿这个钱去买点小猪来养，也许能帮点忙。这时，老妈妈就抱住我们的摄像师说，你是我的儿子。当时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眼前看到的赤裸裸的贫困，还是为老妈妈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什么了？人家叫我们儿子，把我们看做孩子！（全场肃静）

　　还有一个意外，是在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把文具拿出来时，发现孩子们都不认识文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上学。我们拿出一些铅笔，他们很陌生，我们拿出有香味的橡皮的时候，他们误以为那是糖。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孩子都没有表情。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我都见过，我也能预想到，可是当看到孩子都没了表情的时候，那种难受是心底里头的。（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这还不是全部的意外。当我把这些镜头呈现在节目里的时候，观众纷纷来信表示震惊，有很多观众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情景，甚至有很多来信要核实我告诉他们的贫困人口的数字。1993年，我国贫困人口的数字是8000万。有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穷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甚至有些质疑来自于我的同行。他们说，你是不是把贫困集中在一起，夸大了它的程度？这时候我就想，观众的不知道，这责任在谁？责任在记者、在媒体。记者是做什么的？媒体是做什么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全场鼓掌）

　　后来我就做了一系列关注贫困的节目，我们同事这样评价：敬一丹是最早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谈起”这不是标准，能不能谈到点上，能不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这是我们更要做的。

　　当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

　　过了一段时间，《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向我召唤，他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我就问这个节目叫什么，他说还没有起名字，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焦点访谈》。

　　当我加盟《焦点访谈》节目组的时候，无论是作为记者的经验还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自以为我都是做好准备的。但是到《焦点访谈》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不是怎样拿话筒，怎样采访，而是怎样面对铺天盖地的观众来信。

　　我在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也有观众来信，那些观众来信多半是问致富信息，比如在哪儿买牛蛙，哪儿的化肥质量好。《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是不一样的，观众来信信封上的落款都非常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来自角落。比如说，“解放日报”四个字就够了，都不用写邮政编码，“中央电视台”几个字也够了。可是，给我们来信的信封上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某某省某某地区某某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它已经底层得不能再底层了，角落得不能再角落了。而打开信什么内容呢？不平、冤案、申诉……

　　每次打开信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众生喧哗，而让我有压力的是，许多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敬一丹收”。如果这信封上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是大家来承担的，但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信里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托付你的人”、“信任你的人”，然后是一页、两页的红手印。（全场感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村的人让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代笔，挨家挨户地按红手印，倾诉他们的不平。寄来的信封都是皱巴巴、脏乎乎的，我就想，这些信是怎么寄出来的，是怎么到了我的桌上的。也许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让自己在外面读书的女儿、在外面当兵的儿子把信寄出来的。也许他们找了很多渠道，找了很多门路，在不奏效的情况下，想起了电视里有一个《焦点访谈》。

　　我从不把《焦点访谈》仅仅看作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能承载的托付。有的老百姓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这样称呼的———“青天”。这谁能担得起？尤其当这些信是写给一个主持人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全场肃静）

　　每个到《焦点访谈》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观众来信。当实习生看观众来信的时候，我们所有老记者在看实习生，看他能不能看下去，动不动心，能不能从中有所发现。

    就算你的新闻素质还没到那个份上，你没能发现新闻线索，但如果说，看到这样的观众来信不动心，我就判断，这个人在这儿待不长。

　　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信，我甚至怀疑，我做好准备了吗？我做出到《焦点访谈》工作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想到要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了吗？我能坚持下来吗？那时候看观众来信，真能用得上一个词，就是郁闷，越看越郁闷，特别郁闷。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去饭。那时候，崔永元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办公室在一个楼道里，每天中午我就放下《焦点访谈》那些郁闷的信，到崔永元的办公室看看观众给崔永元的信。（全场大笑）早期的《实话实说》栏目里，崔永元收到的来信，那实在是太有趣太生动了，不像我收到的观众来信那么沉重，那么郁闷。看完了，我觉得真好，可以去吃饭了。

　　后来我就慢慢悟到，我所看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不是生活的全部，崔永元收到的那些观众来信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来信加在一起，然后再加进自己的感悟和认识，这可能就是生活，才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生活，这就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但奇怪的是，我看了那么多让我郁闷的信，我没有抑郁，但崔永元却抑郁了。（全场大笑）

　　《声音》的出版，让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人的声音，得到了放大和传播

　　早期的《焦点访谈》，一天会收到三四十封信，有的时候是五六十封，星期一的时候来上班会收到一二百封，这些信我一天都读不完。所以，后来《焦点访谈》编辑部所有的同事都可以拆我的信。

　　有一天我同事问我，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我眼前一亮。托付我的那些人有什么心愿？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我在节目里传播，如果我不能把这些观众来信都变成节目线索，那有没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焦点访谈》一年才365期，还不全是有关舆论监督的节目，成千上万封的观众来信都在节目中播出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和同事们作了这样的尝试，从成千上万封来信中，挑出了一百多封，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最热点的话题，比如说腐败、贫困、环境污染、教育等等，然后在每封信后面都加上我读信的观感，这样就编成了一本书，也叫《声音》。

　　当我把大量的观众来信拿回家，写下我的读后感的时候，我公公看到了书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很不安地对我婆婆说，一丹要干什么？这事要是在1957年，那就是右派。我婆婆很忧虑地把他的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反倒更想做这件事情了。我说，现在不是1957年，已经是1997年、1998年了，中国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状态。1957年的时候我们能听到什么声音？万马齐喑。我刚从事话筒前工作的时候是在基层广播站，那个时候，我在话筒前经常说什么话？我念的稿子都是这样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与会者一致认为”，哪有不同的声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不是一种进步吗？

　　这本书编好后，我到新闻出版署去作登记，出版署说，这本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归类。听到这句话后，我更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有价值。如果说在新闻出版署登记的时候都找不到这类书，这就说明我们媒体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做。我们看读者、观众的来信时，总是在内部看，它们更多的是作为我们的选题参考，但这些原生态的、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就没有记录和传播的价值吗？

　　这本书终于出来了，我有长舒一口气的感觉，我终于对托付我的人有了一个交代，我实在不能一一回信，就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回信。我愿意让大家在这本书里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听到来自最底层、最没有诉求渠道、最没有背景的那些人的声音。让我最欣慰的是，这些人好不容易发出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放大和传播。我有条件把他们的声音放大和传播，我愿意为他们放大和传播。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收到一封观众来信，这是一位大学生写的。他说，我看了您的《声音》，您所能听到的声音只是您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于是我又沉重了，又郁闷了。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太有限了，我所能传播的声音也太有限了。尽管有人评价说，这本书表现了记者的良知，而我却一直觉得这本书是《焦点访谈》的一个延续，是《焦点访谈》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播，而这位大学生的来信让我感觉到，这件事还没有完。

　　在话筒前，我最想做又很不容易做的事，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

　　到了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在策划各种各样新节目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建议，在国家电视台应该设立这样一个日常栏目，来传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尽管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的声音会铺天盖地，有点像倾盆大雨，但大雨过后的雨水往往很快就流走了，它所传播的有价值的信息，真的有效到达了吗？我想能不能有那样一个慢慢渗透的节目，它起到的作用有点像场外议政。

　　于是就想到了办这样的节目，名字叫《声音》，我想这个节目应该是七嘴八舌、议论风生的，是对国事、民生表现出密切关注的。就在这个节目开办之初，我们琢磨着给节目写一句宣传语，比如“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浓缩人生精华———《东方之子》”、“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的。《声音》也需要类似这样的一句宣传语。（转向于丹）于丹老师，这应该叫什么呀？

　　于丹：导语。

　　导语感觉像是在写消息，反正就是提出自己主张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我极其悲愤，因为早在1993年，我就做过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节目，我就看到了中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弊端。孙志刚事件有这样深的背景，我悲愤得不知道说什么，也没能在节目里说什么。而在这个时候，北京法学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法学背景提出了一个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的声音直接启动了法律的修改。后来，当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时候，人们都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我那时就想，我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我说了什么？我有什么作为了？在很多文化人之中，记者不是最有文化的，但是记者应该有一种判断力，能看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能分辨出什么是应被传播的声音。我当时对北京法学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充满敬意，于是节目的宣传语就油然而生了———“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

　　以前我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一开始是出于朴素的自觉，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我在话筒前、在屏幕前会传达很多声音，但什么是我内心最想传播的、最想放大的呢？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就是要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声音，它是不和谐的。我们周围的弱者不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传播渠道，没有讲话平台，媒体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媒体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能不能分辨出什么是智者的声音？什么是能推进社会向着文明方向前行的声音？对于记者来说，对于媒体来说，能不能有这样一种传播的自觉？

　　后来,虽然这个节目没用宣传语，但是我把这句话一直印在了心里。我总在提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话筒前，我最想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件很简单又很不容易做的事。

　　建立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也不会觉得炫目，我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我一直觉得能不能放大弱者的声音，眼里有没有弱者，这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可以用来看人，可以用来看记者，可以用来看社会。如果对弱者的声音长时间忽略，不仅仅是不人道、不平等的，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谁跟谁没有关联呢？谁跟谁都有关联，而当一群人的声音长时间被忽略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不再忽略那些弱者的声音？

　　但媒体好像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就是爱凑热闹，一些记者唯恐天下无事，唯恐没有热闹，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是不用动员的。在这种时候，有没有一种自我提醒，要看到角落，要看到金碧辉煌后面的阴影，这样你看到的才是多角度的、全方位的，才是接近于真实的。

　　我们说到记者的时候，常常强调记者要有文化，当然做记者的门槛现在都是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识文断字就算有文化吗？当我看到那些“垃圾”的时候，看到那些缺少价值的东西占用着公共资源在传播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想，老师教他们识文断字的时候，不会想到如今这些学生会这样糟蹋文字吧。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就算我们有了知识，有了文凭，可是没有参照。对于记者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参照，就很难把握自己，也很难把握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话语。我觉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弱势人群的了解，仅仅靠书本、网络而没有亲身的感受，没有亲眼看到那些老人、那些孩子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有了参照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一台特别盛大的庆祝教师节的晚会上，我要向山区里的教师致意，演播室里花团锦簇，灯火辉煌，可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情景就是山里的那所一个人的学校，一位老师教着复式班，下课后还要为孩子们做饭。有了这种参照以后，面对再有光芒的东西，我也不会觉得炫目，也不会被它晃了眼，我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前不久我去兰州大学，跟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座谈。我说，兰州大学的新校区距离兰州是50公里，同学们离开新校区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向右走，向右走是省会兰州，从兰州可以走向更有都市感的地方、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而出了学校门往左走是定西，那是我们国家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我就问那些西部的学生，有谁没去过兰州吗？没有。有谁去过定西吗？很少。

　　我跟同学们说，你们中的很多人将来会当记者，会成为我的同行。在中国当记者，在西部当记者，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见多识广的记者。什么叫见多识广？什么叫孤陋寡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没去过夏威夷，没去过拉斯维加斯，这算孤陋寡闻吗？不知道鲍鱼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一头鲍鱼是600元钱，还是800元钱，这丢人吗？不丢人。但是，如果不知道那600元和800元对于定西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失学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就丢人。如果这50公里的距离你没有去过，没有见过中国最贫困的地方是什么样，就丢人。

　　我的这种想法也许对学生来说是苛刻的，学生现在还在校园里，但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不但要向右走，也要向左走，为自己建立一个参照系，这样才能当一个称职的记者，才不是孤陋寡闻的记者。如果在中国当记者而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孤陋寡闻。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获得“金话筒”奖的时候曾经来过上海，当时所有的“金话筒”得主在上海接受采访，其中还有杨澜，她也曾在“文化讲坛”做过嘉宾。当我被问到，你对自己话筒前的生涯怎么理解的时候，我说我工作一部分的意义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的人。十几年以后我依然这么想。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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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篇

　　主持人尹欣（解放日报周末部记者）：

　　彰显文化追求，激扬文化力量！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九届“文化讲坛”。

　　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三位非常出色的女士：上世纪70年代中国著名外交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章含之，《百家讲坛》知名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她们三位虽然专注于不同的领域，经历过不同时代的风云，但对于文化，她们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今天，她们就将共论“和谐文化与人文情怀”。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三位嘉宾到台上就座。（全场鼓掌）

　　俗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我想今天在座的三位女嘉宾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台非常精彩而又意蕴深长的文化大戏。

　　（三位嘉宾演讲结束）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敬一丹老师曾经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十佳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今天我们这里没有金话筒，所以就由我一直拿着个金属话筒在敬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不过这斧还得继续弄下去，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记者提问环节。敬一丹老师是一位资深记者，所以我想这第一个问题就请敬一丹老师来提。不过要给她提个要求，不能再问沉重的，来个轻松点儿的问题吧。（全场笑）

　　除了我是谁的女儿，谁的老师，谁的老婆之外，那我到底是谁啊？

　　敬一丹：（指着台下观众席）我是不是也得坐到那儿去提问？（全场笑）我觉得我要坐在那儿，我就特能找到感觉。（全场大笑）

　　第一个问题是问章含之老师的，主持人说得提轻松点儿的。我们都知道您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用英文写您的自传。以前我们都是在您父亲的故事里、在您丈夫的故事里看到您，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到您自己的故事了。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英语极差的人来说，我就特别想问,您为什么要用英语写呢？写完了，谁来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们能读懂呢？（全场大笑）还有，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呢？（全场鼓掌）

　　章含之：到底是资深记者，这几个问题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全场大笑）但今天在这个场合呢，对资深记者我也就不保密了。

　　其实英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满足的享有感、成就感。我这一辈子，外语是我的工具，我学的是外语，用的是外语，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拿外语写过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人生走到深秋的时刻，我想有一种成就，就是我学了一辈子的语言，我想看看能不能拿它写出一本书来。但是等到我走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水有多深。我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出来，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水已经到我腰了，（全场笑）我怕再走下去的话，就没顶了。

　　我一辈子用语言用得非常多，说得多，但是实际上没怎么写。这又回到了文化的主题，任何文字的底蕴都非常深，当我用这个语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文字基础差。光是说话还行，要写的话还是挺难的。所以，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但是不管能不能完成，我觉得写英文自传是我的一种成就，至少是对我学了一辈子英文的一个交代。至于说谁来翻译呢？是我。（全场大笑）当然得我自己翻译。

　　当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薛大使薛谋洪，他是外交部的一位非常能干的大使。他跟我说：“含之啊，这个书很好。你写完了以后，这个封面我来给你写。”就是敬一丹刚才说的，叫广告词也好，导语也好。（全场笑）他说这个封面我来写。我说你怎么写？他说，“我就写‘总长的女儿，主席的老师，外长的夫人。’这样一出去，这本书一定畅销。”（全场大笑）后来我说老薛啊，这书倒畅销了，我在哪儿呢？（全场大笑）我都是什么人的什么人，那我到底是谁啊？（全场大笑）除了我是谁的女儿，谁的老师，谁的老婆之外，那我是谁啊我？（全场笑）

　　但是呢，确实，到现在我写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以写别人为主，所以我有点儿不甘心，我想写写我自己，写写我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写写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写写我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女人做事比男人更难。所以从女人的角度，从我经历的事情，我就想试试看。时间不是保密，确实是没把握。

　　敬一丹：那是不是中文要比英文出得晚一些，还是同时呢？

　　章含之：因为中国的出版速度特别快，所以如果出来的话应该是中文先出来。（全场笑）即使写的时候是英文先写完的话，因为现在中国出书速度奇快，外国出的书出得慢。

　　敬一丹：我建议章含之老师这两本书出得靠近一点儿，免得有一些人盗版。（全场笑）

　　盗版对于真诚的读者是一种亵渎，对于遥远的经典是一种误读

　　敬一丹：我一方面期待章含之老师的书，括号中文版，（全场笑）一方面也特想问于丹，你的书现在有多少盗版？这个问题问得又有点儿像《焦点访谈》啊。（全场笑）于丹的书出来以后，从出来第一天我就想，这盗版最快能多快？现在在书摊儿上我看到很多书，号称是于丹写的，我觉得都很可疑。于丹,你有没有出过一本像这么大版本的书？(指着一张A4大小的纸)反正号称是于丹的书，把这“子”那“子”的全都列上了。（全场笑）

　　于丹：没有。现在到底以我的名义出过多少书，我觉得这是一个谜，因为它与日俱增。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就又能有一本新书上市。（全场笑）你问到底有多么快，我的第一本书《〈论语〉心得》上市的时候，敬大姐是到新书发布会的，可能就在你我转身回家的时候，盗版书就出来了，（全场笑）因为三天以后就有人给我们家送去了。我妈妈经常在街上被不同的人拦住，说这本书20块钱，看您岁数大16块钱也行，（全场大笑）这个书名叫做《于丹讲八子》，她说得挺好的。然后我妈就赫然看见我的照片在封面上，而且一天里会遇到很多个版本。我老公是被人在过街天桥上拦住的，前后夹击，然后两边也不能跳。（全场笑）那人对他说，这个光盘你还是听听吧，听她说说有好处。（全场大笑）我老公断然说，我不听她说。（全场笑）人家说这个很便宜啊，6块钱一张。（全场笑）然后呢，我老公差点倒找人家6块钱，总算没有跳立交桥跑回了家。这种情况屡屡发生，所以我说盗版现在有可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谢谢敬大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这儿我特别想认真地说一下。刚才大家听我说了很多关于文化拯救的力量，但是仅仅有文化够吗？比如说敬大姐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文化对于你所说的那些弱势群体来讲，可能只是他们生命中的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现在社会中，有无形的两条线。最底下的一条线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保障；最上面的一条线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保障，我所讲的很多内容是这条上线，就是用伦理、道德和文化去提升我们个体生命的那种自觉和幸福感。但是敬大姐所呼吁的，包括盗版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只能诉诸法律。当一位农民工被拖欠工钱的时候，他不诉诸法律吗？法律的这条线所保障的是社会公民集体的安全感，只有在这条线上我们的那种幸福感才能够实现。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一方面依法治国，一方面以德治国，就是说法与德哪个方面都不可或缺,不能说它孰轻孰重，它们共同完成了我们的一种保障。

　　盗版伤害了太多人，我在里面受害是最轻的。因为它首先伤害的是读者的阅读权。因为现在出的八子也罢，十八子也罢，什么草台班子纂的，什么样的观点，我自己毫无所知。我不知道他们在传播什么观点，然后扣上我的照片，盖上我的名字，这书就这样出去卖了。这对于那些真诚的读者来讲，是一种亵渎；对于我们的遥远的经典来讲，是一种误读。所以最受伤害的是阅读者，其次受伤害的是出版社，因为版权被侵犯了，这是对法律的一种戏弄和忽视。作为作者来讲，受损害是最轻的。中国在转型时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用公众的理性，去共同呼吁制度的完善、法律诉求的保障，让我们都生活在这条安全感的底线之上。（全场鼓掌）

　　看到很多阴影，我就提醒自己，在阴影另一面还有亮光呢

　　解放日报党政部记者简工博：敬一丹老师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作为中国的记者，不了解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传达这种观点的时候，您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面对很多压力，包括来自我们良心的压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平衡的？

　　敬一丹：前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孤陋寡闻有几种，比方说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儿，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孤陋寡闻，如果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也是孤陋寡闻。但是我今天的话题是偏重于放大弱者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强调了这样一种警惕。

　　你刚才说到平衡，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比方说《焦点访谈》里那些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他们能够坚持，其实靠的就是一种平衡能力。如果这个节目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追求酣畅淋漓、过把瘾就死，《焦点访谈》早就不存在了。可能正是分寸、平衡，使它能够活到今天。

　　就我个人的平衡，我觉得这可能得益于从小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母亲是做公安工作的，比我面对的黑暗、罪恶和不平等更多，但她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她对我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有时候，我看到什么不好的现象就拍案而起，我妈就说，这么大一个中国，哪能都一样啊？就是她那轻轻的一句话，对我产生了影响。慢慢地，我就习惯了这样一种思维。现在的工作让我看到很多阴影，我就提醒自己，在阴影另一面还有亮光呢，这样就不会极端，也不会抑郁。（全场鼓掌）

　　女人做外交官有很多优势，她会更加灵活，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魅力

　　解放日报经济部记者陆绮雯：章含之女士，您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女性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比如说赖斯、默克尔、希拉里等等。我想请问您对于当今女性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谢谢。

　　章含之：首先我不能算是第一代，我也许可以算是第二代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一批外交官，他们比我的资格老，他们应该是第一代的，我呢，只是短短的经历。我很高兴看到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女性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点真是颠覆了男性在外交上占绝对优势的地位。特别是现在女性第一把手，就是总统级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次，我特别希望在法国出一位女总统。（全场笑）可惜就差一点儿，又没出来。这么浪漫的法国，它应该出一位女总统。我从女性的角度也很希望希拉里能当美国总统。（全场笑）我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希拉里有点儿希望。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中国现在的女性领导占40%，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多。这个敬老师肯定清楚。

　　敬一丹：它说的是哪个层次上的呢？就算是基层好像也没有。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代表和女委员的比例还在下降。高层政界女性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于丹：说的是妇联系统。（全场大笑）

　　章含之：妇联那就是90％了。我对那个40%的比例是怀疑的。不过，在外交舞台上我觉得女性还是挺行的。女人做外交官有很多优势，（全场鼓掌）她会更加灵活，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魅力。以前的英国首相撒切尔还是很有魅力的，就说她穿的衣服吧，永远是一个模式，不是说今天穿这个时装，明天换那个时装，她永远穿一件衬衫，再打一个大蝴蝶结，这成了她的风格。我一直觉得女性搞外交还是挺好的，很遗憾的是，咱们国家现在外交部的领导里面，女性里好像还没出一个部长级的，在国外当大使的有，但是在外交部里头的还没有。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年轻一代的新的外交官里面，就有相当杰出的女性，我希望在她们中间能很快出现一个部长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向，而且会越来越多。（全场鼓掌）

　　老师的职责，是在孩子们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完成一段伴随

　　新闻晨报记者许莽：一个没有文化的记者想向很有文化的于丹老师提问。（全场笑）记得4月份的时候，有一则新闻与您有一点关系，说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在一个会议上透露，上师大今年计划投入200万元用于鼓励老师们学于丹，就是要鼓励他们在教学中变换话语系统。您认为此举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操作的可能？
 
    于丹：首先我非常感谢上师大对我的肯定。但另外一方面，我还是想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来跟大家沟通。
　　教育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技巧，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更重要的是以教师的身份对于成长的伴随，也就是说教育的话语体系是一种表现形式。我其实不是太相信语言。语言传递出的误读的信息，比传递出的可以准确到达的信息，要多得多。现在有很多论坛、演讲比赛，这些东西有一定价值，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思想的力量和对理念的理解。

　　我倒是更愿意大家都以老师这样一种身份，做一种沟通。什么是老师？老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孩子们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完成一段伴随，帮他们完成价值观的确立，形成对于社会的态度以及自我人格的建立，其实这些东西永远都比学业要重要得多。

　　我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可以说，当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在这4年里面学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知识的更新速度实在太快了，包括我们学的很多理论基础的东西，用于实践的时候也会发现断层。所以大学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对于大学老师来讲，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完成这种人格的传递，跟学生之间的沟通，这对于我和所有的老师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作为大学老师，我所感觉到面对生命成长的无奈、痛楚和迷惑，远远大于我作为一位老师所获得的欢欣和肯定。因为我面对的是那么多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带着他的历史、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敬大姐说的那个阶层的阴影，他生活的那个村落、他的困顿，包括他的人格、精神，里面有很多我们不能解释的东西。所以，对每一位老师来讲，面对学生，都是永远的命题。

　　我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件事最积极的价值不是向哪个人学习，而是意识到教师语态的转换。这种语态的转换，就是我们怎样把单向的传播转变成一种双向的沟通，就是在倾听学生成长愿望的前提下，去回答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这样一种主体和客体位置上的角色转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特别感谢上师大提出了这样一个新命题，但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符号，我希望不要提我个人，而是我们所有老师面对成长的一个命题。谢谢。（全场鼓掌）

　　主席说，不能一致，你是“文学派”，我是“政治派”

　　解放日报周末部记者吕林荫：我想请问章含之老师，当年您教毛主席学英语，那时候毛主席也教您学《史记》，您觉得自己当时学生身份多一些，还是老师的身份更多一些？（全场笑）

　　章含之：这是我常常听到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还没有问毛主席英文学得好不好。（全场笑）

　　敬一丹：毛主席说的英语该不会带有湖南口音吧？（全场笑）

　　章含之：但是至少不是英国口音。（全场大笑）大概是谁也听不懂的口音。（全场笑）刚才问什么来着？（全场笑）

　　解放日报周末部记者吕林荫：您觉得自己当时是学生的身份多一些，还是老师的身份更多？

　　章含之：其实哪个都不是。我刚刚去的时候，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尽管主席跟我父亲是老朋友，可是我第一天跑去所谓的教英文的时候，我特紧张，因为是去见伟大领袖，我是抱着见伟大领袖的心情去的。然后我就傻呵呵地，那时候我年轻啊，还不到30岁。傻呵呵地背着一大书包的教材，想毛主席要学英文，我得把所有教材都带上啊。（全场笑）背着一大书包的教材，然后我就摊在那儿，我说，主席您要学英文，您看看这些都是基础英文。您看您在哪个程度，要学哪个。（全场大笑）这是语法的，这是语音的，这是词汇的，这是文学的，这是政治的。主席连看都没看，说，“不用喽”。（全场笑）都不要了。我说，主席，那您学什么呀？主席说，我给你准备好了，他拿出一个本子来，字儿印得挺大的，说，就学这个。我一看，是当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后来我就说，这玩意儿不能学英文，这都是政治文章，咱们得从语音、语法、词汇学起。（全场笑）我这不是老师嘛，当时是。毛主席说，我就不要那样学了，而这个东西（指《九评》）我懂。我一想也是，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思想，他当然都懂。所以我那一大背包的书，统统又都背回去了。

　　刚去的时候，我傻哩吧唧的，以为真是教英文去了。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从政治上来说，那一段时期是党内比较复杂的时期，就是1963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这是我若干年后，才悟出来的，为什么那时候主席要学英文？他那时候在思考，他是为了帮助思考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是把他当伟大领袖，后来我发现他学英文是为了帮助思考一些问题，是为了转移一点儿注意力，所以我也就没真的把他当学生，我也没真觉得我是个老师。

　　在敬畏的阶段过去之后，我把他当成一位长者。他老叫我跟他一块儿吃饭，老叫我吃大肥肉。上海长大的女孩子是从来不吃肥肉的，但是我就是在毛主席那儿开始吃大肥肉了，大肥肉还得沾着辣椒酱吃火锅。（全场笑）这样一来，慢慢地，这种敬畏就少了。

　　我胆子也比较大了，敢跟他在吃饭的时候争论。有一次他问我，你在学校里都教学生什么呀，我说，教文学呀。他说，不好，要教政治。（全场笑）我说政治也要教一点儿。主席说，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我不同意，这样不行。我说，文学是语言的基础，要学好语言必须要学文学，政治是上层建筑，它的语言都是演化出来的。主席就说，不对，要学政治，要突出政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后来我说，主席你倒过来我就同意了，三分政治七分文学，咱俩就一致了。主席说，不能一致，你是“文学派”，我是“政治派”。（全场笑）到后来，主席一看见我就说，“文学派”来了。（全场笑）现在想一想，我胆子也忒大点了，敢跟毛主席争论。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二阶段，我是把毛主席当作了我的长者，就是非常尊重的一位长者，不那么紧张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师生关系，从来也没有觉得他是学生，我是老师，尽管主席一直到最后都叫我“我的章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敢把自己当成老师。（全场鼓掌）

　　敬一丹：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位学生，他最后学到什么程度了呢？（全场笑）

　　章含之：其实他没走几步。（全场笑）

　　敬一丹：那走到了哪种程度了呢？Lesson One（编者注：第一课），之后呢？

　　章含之：第一课也没有。（全场大笑）但是你别说，毛主席虽然没学什么英文，但他的思路很特别。比如他会问你很多这样的问题，他问，为什么英文否定的字是在字本身前头加东西，或者是在后头加东西？我就告诉他，这个英文呢，有一个根词，往往它的否定是在前头加“un”，就变成“不怎么了”。比如说“Break”这个词是“打碎”，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可能会打碎的，这个杯子是可能会打碎的，那么你就在后头加上“able”，叫“Breakable”，就叫“可以打碎的”，这是后缀；如果是打不碎的东西，是塑料的，你就在前头加一个“un”，就是“Unbreakable”。“噢———！”他兴趣极大，他说这个文字挺科学，（全场大笑）前头加一个就变成否定的，后头加一个就变成别的意思了。

　　敬一丹：毛主席每学一个词，都要问一句为什么吗？

　　章含之：对，他学英文不像学英文，照他那样学英文，永远学不会。（全场大笑）哪儿有学英文这么去研究的？他琢磨那英文字儿像解剖麻雀似的。等他弄懂了这个字儿是怎么回事后，我估计那个字是什么，他也忘了。（全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