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巨贪胡星被处刑无期的一大遗憾，看毛泽东和“文革”

从巨贪胡星被处刑无期的一大遗憾，看毛泽东和“文革”

　　“我想向在国外像我这样的人说，你们应该早日回到祖国，面对组织、面对法律、争取从宽。” 这是胡星---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一审判无期，服罪不上诉庭审结束后，呼吁外逃嫌犯早日回国面对法律所声称的。也许是记者“牵就”人们反贪腐的心切之故，也许是公诉人的“疏忽”拟或是“司法改革”之故，传统的公诉人对犯罪的动机、思想意识社会根源而致犯罪的“论告词”意在预防犯罪的分析指出，在通篇报道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这难免让人质疑，具有“自首”情节而“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大打折扣。因为惩罚罪犯旨在预防犯罪，无疑这是反腐惩贪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败笔！

　　在农村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那几年，农民有句话：城里人咋了，他们祖先的坟都是埋在农村地里的。中国的大干部连毛主席都是农民。娃呀，你可要记住！我当时想，毛爷爷让我们下乡，怎么贫下中农就这样“教育”我们？......。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强调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上大学读中共党史，其中说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我对上述农民的话若有所思。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专门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从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看，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不难推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历史所形成的“贪渎文化”心理意识的把握，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目的。文革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后，对刘青山、张子善一类贪官的杀无赦足以表明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既看到贪官的“三年知县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得无厌，更看到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经济是分散的农民对贪官的“容忍”正是这种容忍“成就”了贪官的贪得无厌！而这种“容忍”的另类特质在于，取得政权后的政权内部成员，由于农民出身自私性决定下的官本位意识的恶性膨胀，所以他告戒全党进城后别学李自成。故文革中要求人们斗私批修！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评价国内外肯定与否定之说众说纷纭。然而就历史而言毛泽东是一代历史伟人，如同对文革这段历史而言，绝对的否定与肯定不是评价。特别是绝对否定只会走向反面！对29年改革中的市场经济的反思同样不能绝对的肯定与否定，你不让别人反思只能适得其反，于是出现了毛泽东热！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史观从必然性上着眼看问题，评价毛泽东和文革。

　　基于历史给定的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1959年底到1960年，专门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因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还提出要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因此有人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大过渡论”，即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看作是过渡时期，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且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阶段认识上的倒退。此种说法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毛泽东头上，显然与事实不符。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引述其中的一些话，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建设一百年。请问您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是多么可笑，难道我们承认自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是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

　　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有关反腐败的提问时指出：应该承认，随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高级领导人。进而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腐败贪官不光中国有，国外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不仅市场经济的今天有，历史上同样有。几千年来中国人最痛恨的莫过于贪官。这可以文学作品和古典戏剧中看出，舞台上那些历史上的贫民“弱势群体”当他们受到官府县衙的盘剥欺凌之时，无一不骂：脏官、狗官。因此中国历次农民义从先是饥饿生盗贼进而形成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结果的确对我们有着历史的警示作用。也只有在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及她的承继人领导下，才有可能“首先得从制度上入手”解决腐败，依法打击、惩治贪官。而我们面临的边反边腐即：“随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高级领导人。”的原因在于那些带着农民“自私”意识而当官者一旦手握权力，便把“令”来行在利用体制不完善从事着“三年知县府，十万雪花银”的勾当，而类似陈良宇、郑筱萸和胡星一类巨贪的胆大妄为是信仰的缺失！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一类还只是“有限贪钱”的话，而上述如今的巨贪还增加了美女。其原因在于中国贪渎文化与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的有机结合，从而使“有限贪钱”者搭了市场经济的“便车”而恶性膨胀！

　　有人在依法处决了郑筱萸之后得出人性恶的结论，鼓吹泛市场化。这类人恰好把问题看颠倒了，他们无视社会道德的缺失和共产党信仰在巨贪意识中的荡然无存是走向犯罪的终极原因把他归结为人性“恶”的属性，这样以来对依法惩处巨贪所伸张正义到成了“压抑人性”？所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点都不过分！鉴于此种情形胡锦涛“八荣八耻”讲得非常及时、到位！他敏锐地的洞察到贪官的腐蚀对社会的危害是现今人们的埋怨：“只认钱不认人”！我从来都认为法制化的监督是一方面，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强化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要信仰和道德与法制两条腿走路，法律是行为规范的底线。如果前者缺失，后者必将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形。 

　　去年12月7日结束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各项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力度丝毫不能减弱。特别要抓住当前经济发展较快和财政增收较多的时机，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实实在在为农民办一些实事。并强调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些体会和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体系，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这五个“必须”是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又有了一些“新体会”，而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是首要的“必须”。不难看出党中央、国务院“五个必须”的科学发展观方面的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的“新体会”与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2006年10月31日发布2007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对现实情形的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带来切实“富音”的同时，逐渐克服小生产自私、涣散性与中国贪渎文化意识心理，将贪官生成的“意识土壤”从量变到质变的彻底根除！也许这部法律还不十分完善，实际操作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当我们明确并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又有什么困难能吓住中国人！只是在今后新的长征路上“无所作为不行急于求成也不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意识文化。而我们的腹部还有官、商、学“铁三角”的对手在那里“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2007-8-10-18：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