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暴富及原因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庞皎明 实习生 黄柯杰

    从开矿时的低价承包煤矿，到现在的煤价持续走高，煤老板赚个金银满钵。

    有人说，煤老板赚的就是国家的钱；

    有人说，他们超量生产，逃避税费；

    有人说，他们吃的是子孙饭，吸的是工人血；

    地下有的是煤，地上有的是人，这就是煤老板赚钱的逻辑。

    开矿赚钱是投资和投机的结合

    年近５０的温州人秦川（音），是属于山西煤炭行情低潮时候果断“杀入”，成功“获得暴利”的煤老板。

    １９９８年底，他拼凑２００万元资金来到山西。“当时全国煤炭价格一片低迷，煤矿是越挖越亏钱，很多乡镇煤矿都想着承包出去。”

    承包了煤矿后，秦川又回到温州老家，借得２００万元资金，开始搞煤矿的建设。

    “我是外地人，当时我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６０万一年的承包费。４００万经营一个煤矿是非常勉强的，‘公关开销’太多了，后来我又借来了不少钱才支撑下来的。”

    “撑了一年，２０００年开始，行情就慢慢转好了。”这也符合秦川对煤炭行情的判断。

    在行情见好的情况下，秦川又立即承包下第二个乡镇煤矿。“资本总是要扩张的，向最赚钱的行业扩张。”才初中毕业的秦川谈起资本运作时一脸得意。

    ２００１年开始，煤炭行情持续火爆，这让秦川“赚足了下辈子的钱”。现在秦川的孩子都出国留学在外，自己也长住北京，只是“偶尔来山西看看朋友，请大家吃个饭。”

    谈到开煤矿赚钱，秦川自有心得：开矿是投机和投资的结合。我们把握了煤炭市场的经济规律，低价承包了煤矿，这是投资；当年乡镇煤矿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这些煤矿都是无偿取得国家资源，这算是投机。

    “有水快流”的乡镇煤矿让秦川“一夜暴富”。

    一个二级煤老板的发财之路

    赵三（化名）今年４１岁，大同本地人，“现在也算是煤矿老板”，他只是凭借自己拥有的股份参与煤矿管理的“总经理”。按照当地媒体同行的话说，算是“煤矿掮客”。

    ２００３年，赵三搞煤炭运输的时候，与秦川相识，两人是“相见恨晚”。秦川一人管理两个煤矿，“连矿上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常常公关不及时，吃当地政府的亏”。

    ２００４年，秦川请在当地人头关系颇为熟悉的赵三作为代理人。两人谈好产量和分利之后，秦川在两个煤矿各留下自己的小舅子和妹夫管账出煤，自己抽身离去，一身轻松地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大名胜“享受世界”。

    “其实我是承包出煤。”赵三告诉记者，“门口最脏的那辆霸道就是我的，一天到晚在矿上跑，没好车根本就不行。”

    “这车就是耐用，坐着还舒服。”同座也开霸道的一个老板应声道。

    “煤矿这个行业太复杂，当时承包来的价格，现在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谁都会眼红。”

    赵三的主要作用就是摆平这些眼红的人，据介绍，赵三在大同是有能耐的人物，这个能耐就是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地头混子，“都能兜得过场”。

    这些正是秦川所欠缺的：在煤矿圈内，如果你有地头熟悉的本地能人，就意味着效率和财富，比如能提前复产或者每次都顺利地通过各类验收。  停产整顿，赚钱越来越难

    温州平阳的煤老板王明海谈到煤矿投资，也是“有一肚子苦水”。

    他在煤矿承包转让价格高位的时候杀入山西大同左云，结果是第一个煤矿“几经波折，最后没能投资成”，现在正在别的地方经营第二个煤矿，却因为出的煤品质低而赚不到大钱。

    “日常开销太大，我的煤价太低，实在没钱赚，如果煤质好一点的话，赚钱还是很轻松的。”他坦言，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项目，就会立即撤资改行。

    这位走南闯北的温州男人最后若有所思地对记者说：“从地下挖一块‘石头’到地上的成本几乎是一样的，关键就是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记者了解到，很多温州的煤老板都想撤资，“我更想去内蒙做铁矿，那里才刚刚开始。”一位温州煤老板如实告诉记者，“现在政府控制得太严，赚钱越来越难，而内蒙古的铁矿行情和四年前山西的煤炭行情差不多，火爆！”

    “温州的资金总是流向利润最大的行业，不怕高风险，就怕没有高收益。”秦川说。

    暴富原因之一：

 

    无偿行政审批和低价承包

 

    山西是中国的煤省，大同是中国的煤都，“大同的煤在左云，左云的煤在店湾”。

    ４月初，记者来到大同左云的店湾镇下张家坟村。１９８１年，下张家坟响应中央“有水快流”的号召，自筹资金开办第一个煤矿，到２００６年被资源整合为止，该村一共开过１０个“窑口”。

    “当时开煤矿很简单，只要向上级申请一下，上级如果审批下来，那就能出煤了。”村民李海告诉记者。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通过行政审批开办煤矿，该村集体和村民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当时收入最高的矿工，每个月能领到八百块，最少的时候也有四百块。”

    但是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因为煤炭价格持续下滑，村矿难以为继，“开煤矿就是亏钱，越挖越亏钱。”

    在此期间，很多村办煤矿怕亏损，就承包给个人老板。据店湾镇政府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现在７０％的村矿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

    当初的煤老板惨淡经营，煤矿也多次转包，最多的时候，店湾一个煤矿经手了２０多个承包人。

    到２０００年左右，因为煤炭行情火热，承包煤矿的老板都一夜暴富。而村集体所有的煤矿，村民却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留谰告诉记者：“通过行政审批，无偿取得资源，再低价承包转让给私人出煤，是煤老板能够暴富的根本原因。”

暴富原因之二：超产逃税

    在山西，村办小煤窑乱挖乱采已经不是秘密。

    “图纸是在地上看的，到了地下，谁也分不清了，挖到哪里算哪里。”店湾的一位矿工显然对乱挖乱采已经麻木。

    ２００６年左云“５·１８”透水事故发生后，部分矿工从同煤集团燕子山矿中侥幸逃生。据山西大同的知情人介绍，出事的煤矿已经把巷道掘进到同煤集团燕子山矿的煤田里，当时矿工发现和燕子山矿挖通后，又把洞口掩盖起来，后来这一乱挖的洞口成了他们逃生的通道。

    有资料统计，在矿权改革前，山西的煤炭回采率仅在３０％－４０％，其中乡镇矿通常只有１０％－１５％，也就是说每采出１０吨－１５吨原煤就丢掉了８５吨－９０吨。

    “他们只挖好的煤，质量差的煤就不挖了，地下挖得四通八达的，好像迷宫一样，很容易给我们大矿造成通风的困难。”同煤集团晋华宫矿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临汾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王海青告诉记者：“每当矿难发生后抢救过程中，矿上总是拿不出地质图和井下结构图，就是拿出来也没用，结构图和实际地形都对不上。”

    发生“５·１８”透水事故的张家场乡新井煤矿，是一个核定年产量为９万吨的乡镇煤矿，事故发生后，据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该矿年产量为１００万吨，超产１０倍多。

    今年５５岁的老杨是大同矿务局的退休职工，有着３０多年的下井经验，还当过班长，在退休后，老杨被大同一些小煤矿请去当生产矿长。

    据老杨介绍，核定产量９万吨的煤矿，一般年产都在３０万吨以上，“没有不超产的小煤矿。”老杨肯定地回答。

    大同左云的动力煤每吨营业税是６０元，其他收费是３４元，一共是９４元。记者在店湾一村矿得到这一数据。

    煤矿缴税是按照核定产量缴纳的，超产给国家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超产部分都是逃税，那真是个黑洞。”大同国税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老杨告诉记者，矿上常备有好几份地图，应付不同的检查，常常有煤矿掘进偷挖其他煤田的优质煤。一般的检查组都不会下井去检查的，如果真的要去井下调查，也可以把井下的巷道进行紧急处理，“在下面重新堆土砌墙，保证做得检查不出来”。

    “安监局下井的时候，支护、通风设备都装好了，违规的生产工作面砌墙堆起来，检查时候都是合格的，检查后就扒掉继续挖。”

    按照国家规定，９万吨矿，下井人数最多不超过２６人，加上瓦斯员、探水员等也就３０来人。“现在很多９万吨矿井一下就是５０多人，都是三班作业。”

    “要检查超产还不容易啊，只要去矿上看看有多少工棚住着多少工人就行了。”老杨说。

    暴富原因之三：低成本开矿

    在煤矿行业内，一吨煤从地下挖出送到地上所花的钱，叫做吨煤成本。据一位在河津下化乡开过黑口子的老板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吨煤成本是５５元。这与老杨给记者的吨煤成本价基本相同。５５元的成本包括人员工资３５元、三材１６元、其他设备支出４元。

    “当时带班工头包出煤，每吨是３５元，所有耗材全部由矿上提供（主要就是三材）。”

    三材的消耗是：一个晚上一个工作面需要５根左右的坑木，需要５个雷管，每个雷管带３个炸药。“１０个工作面，一个晚上火供品要花１０００元，木材要花３０００来元，１０个工作面能出煤大概２５０吨，三材消耗就是每吨１６元。”

    ５０元的吨煤成本里面，坑木消耗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也是惟一能抠减下来的成本。

    记者了解到，山西历来就有拿煤炭换坑木的传统。在运城河津的下化乡和吕梁地区的乡间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卡车拉着四米长的原木进山。

    左云的老杨告诉记者，现在一根坑木需要６０来块钱，老板为了省钱，会叫生产人员尽量少支坑木。

    “能不支的地方尽量不支，有些采完煤之后，又把坑木抽出来，支到新的巷道里去。”

    “国有大矿当年也是用坑木的，但是用得比较多，哪里有小煤窑这样少的啊。”当过国有大矿矿工的老杨补充道，“支起来需要三根木头，一根横梁，两根竖支，有时候需要四根，支一次就是２００多块钱，就是少挖一吨煤，老板怎么舍得？”

    “哪个矿长用坑木多了，就会被老板骂，都是尽量少用。”

    少用坑木的结果是埋下顶板脱落的隐患。老杨向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次事故，“２００２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同南郊区的一个小矿当生产矿长，下去检查生产的时候，就盯着工作面的一块顶板，看着好像有点松动，就把在工作一个四川矿工叫了出来，让他暂时停止铲煤，我先叫人把顶板加固好。等我拿着坑木进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喊出事了，我赶紧跑过去，那个工人不知怎么又进去挖煤了，就是那块石头掉下来，当时人已经没救了。”

煤窑黑色利益链揭秘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庞皎明 实习生 黄柯杰

    “山西产煤，到处都是黑吃黑啊！”

    从晋北到晋南，这是记者在山西煤区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围绕山西煤窑的一系列“黑吃黑”的故事，可谓千奇百怪。

    一块沉睡数万年的煤炭，一旦诞生在黑煤窑里，这块闪亮的“乌金”将会经历一系列黑色的人间“游戏”，它将目睹行贿受贿、吃黑水、收黑钱、搞敲诈、做黑交易的黑窑主、黑车主、黑站长、黑官员、黑记者、黑所长等形形色色的“黑色人物”……

    之一：开黑煤窑

    煤矿从合法性上分为三类：合法煤矿、非法煤矿、违法煤矿。所谓合法煤矿，就是依法取得采矿业“六证”的煤矿，这六证分别是：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所谓非法煤矿就是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煤矿；所谓违法煤矿就是虽然有法定证件，但证件不全或部分证件过期。

    而在民间，人们把没有任何手续的煤矿叫“黑口子”，或者叫“黑煤窑”。也就是法律中认定的非法煤矿。

    如何才能开得一个黑口子？山西省河津市的窑主王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程序——他亲历的内幕，要开一个黑口子，一般得经过５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资人）得跟矿产资源局的领导接上头。“你得跟他通个气，自己想挖个口子。”王涛说，有的时候，资源局的人还会告诉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资源更为丰富。

    其次，在当地纪委找个靠山。“在这里，纪委什么事都管。在里边没有人不行。”

    第三，找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边说得上话的人，得给他们钱。”

    剩下的两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书记（村长）。“不给派出所好处，口子就没法开。他们抓住一个（黑口子）矿工要罚款１万，抓住一辆装载车罚款３万。”王涛说，至于村书记（村主任），他们是土地爷，挖他们地下的矿所以要给些钱，“他们能保证你平安生产”。

    打点这些关系，需要花费多少钱？

    “不一定。”王涛说，“给村长的‘黑水’（即支付开黑煤窑的好处费）一般是２万，给一次就可以了。其他部门的人，要经常走动，经常给钱，但第一次的‘公关费’大约需要２０万元。”

    还有一种情况，开黑口子并不一定非经过这５道程序。据知情人说，给村支书每年交１０万元，也能确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开办黑煤窑。“进村都得经过山路，什么人什么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能帮着放哨”。但是，仅依托村支书为靠山，是开黑口子风险最大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给乡政府“进贡”２０万元。“资源局或市里要来人检查时，可以从乡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铲车把口子堵住就没事了”。王涛说。

    ２００６年底，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曾租用警用直升飞机对该省的黑口子进行监测。山西省境内共存在１４个非法采矿重点热点地区，它们分别是：晋中市的灵石县，忻州市的宁武县，临汾市的汾西县、蒲县、尧都区、乡宁县、洪洞县、霍州市，吕梁市的交口县，运城市下辖的河津市、阳泉市的盂县和阳泉郊区，太原市晋源区和万柏林区。

    在黑口子泛滥的临汾市汾西县，开黑口子的程序与河津市大同小异。该县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汾西开黑口子，必须打点的部门有：乡政府、国土资源所和派出所。“当然，后台越硬胆子越大，但只要搞下这三关，黑口子就可开张了。”知情人说。

    各种关系打点完毕，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是开矿。王涛向记者描述了其在下化乡某村开矿的情形：

    第一步，在试图开矿的方位探矿，找好地点。

    然后，开一辆矿运三轮车，带２个工人和雇一名技术员，在考察好的位置开始挖井。挖一个深５０米或者更深的矿井便见煤了。

    从探矿到见煤，所需时间大概是２—３个月，投资需８０万－９０万或者更多一些。

    见煤以后，第三步是建设地上工作场面，该项费用需要７万到８万元，规模大点的需要更多一些钱。

    “做完以上工作以后，就可以招收工人了。矿工来自四川、河南和东北。”王涛说，矿运三轮车也从一辆增加到十辆。

    由此，一座黑煤窑即宣告诞生，“边挖边卖边发财”。

    两年前，王涛的黑口子在该市下化乡还正常运营，“如今风险太大，不挖了”。下化乡是河津市煤炭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当时，当地明口子（即合法煤矿）有３０多个，黑口子３００多个。据王涛介绍，如今“明口子有３０个左右，黑口子还有２００多个”。４月１２日下午６时，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隐秘探访了下化村一个黑口子。在一个叫南桑峪村的地界上，山坳间散布着五六座煤矿。记者来到其中的一座，看到１００多名矿工正在井口集结，准备下井挖煤，但矿上却没有任何合法证件。

    据记者调查，在山西，最小的黑口子大概有１０个人左右，一般的黑口子总人数大概在３０人—５０人之间。而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最大的黑口子人数可多达３００人，“这些口子的后台很硬”。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在河津市下化乡２００个黑口子中，矿工约１００人的为５０个左右，１００人以上的仅有几个，剩下的都是３０人左右的。

    ２００５年山西省政府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山西全境取缔关闭４８７６处非法违法矿点、关闭１１５６座矿井。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全省“打非行动”期间，大部分黑煤窑进入了“蛰伏”状态。

    然而，对于此种行动，也有人颇为不满。“我的小煤窑因为只是公安局长保着，就给炸掉了，县长保的却没有一点事情。”４月１０日，在大同市南郊区的鸦儿崖乡，安毅（化名）抱怨说，“打非行动”让它的煤窑赚不到钱，至今还背着十多万元的外债。

    今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在山西境内由北向南采访时发现，山西还有不少黑口子依然正常运行，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同市浑源县打死“记者”的煤矿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口子。经记者核实，被山西官方称为“无生产迹象”的这个黑口子，其实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直到打死“记者”兰成长当天才关闭。

    ４月１５日，记者一行到临汾市汾西县，恰好赶上汾西打击黑口子专项行动，当晚７时许，汾西县城大街警灯闪烁。晚上１１时许，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两个未开工的黑口子。在回来路上，又碰到两拨刚出完煤的三轮车司机……

    晚上１２时许，记者一行因为迷路，误入一不知名的山沟，又找到一个黑口子，现场未见挖煤的工人，但洞口有铲车作业的新痕迹。

    ４月１６日，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兴唐寺镇和明姜镇交界处，记者发现两处黑口子，一处在坡上窑洞内，一处在山沟，用塑料布和黄土遮住洞口。据村民透露，３月份，附近的圣王沟发生矿难，这两个黑口子因为风声紧，都关闭了。

    黑口子的老板们在跟执法行动进行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矿难——执法——息事——再次矿难——再次执法”，如此的循环，似乎没有人能够望到它的尽头。之二：经营黑煤车

    煤窑挖出煤之后需要把煤运出山沟。

    记者在煤区采访时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报废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４月１２日，记者一行从河津赶往下化乡，进入下化乡地界后，看到不少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在山沟里运载煤炭，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与记者同行的司机齐师傅调侃说：“这些卡车可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

    下化乡的人对这些车并不奇怪，“只要交了钱，你想开就开，没人管你。”

    在山西朔州、大同境内，记者还看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都是为了逃养路费。”司机齐师傅告诉记者，“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

    超载，是煤炭运输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山阴县城通往马营乡的山间公路上，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超载的重车下坡，一段路开过后刹车片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记者看到，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冒起一阵阵水汽，弥漫开来。

    一位司机告诉我们，盖着篷布的车子都是开往省外的，没盖篷布的都是运往省内或者煤场的。这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的车一次要装１４０吨煤。

    “油价这么高，不超载我们没什么钱赚的。”这位司机向记者坦白说，“通过治超点时，交点钱就可以了。”

    之三：开黑煤场

    在黑煤窑的“食物链”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级——在黑矿附近正规的煤矿或煤场。一般黑煤窑都是在晚上出煤，为躲避检查，白天黑煤窑都是掩盖起来的。通常，黑煤窑的煤是边挖边运的，矿工用三轮车把煤运到井口，就由装载机立即装上车，然后运到外地去，也有黑煤窑的煤拉到合法矿上或者黑煤场。

    “价格１９０元／吨的煤，黑煤窑卖出来就是１２０元／吨，合法矿不花一点投入，就能转手赚个差价。”

    更多的黑煤窑把煤都送到煤场去，“选好煤场很关键，煤场如果选对了，开黑口就没人查你。”临汾一位煤老板道出其中的奥妙。

    据他介绍，很多煤场都是有“后台”的，专门收黑煤窑出的煤，因为黑煤窑的煤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６０％，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２００６年，据太原市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太原市外环路两侧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储煤场就达９０余个，其中９０％均为“黑煤场”。而记者在临汾、忻州和河津等多个地区看到，许多黑煤场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两旁。据了解，山西省非法储煤场每年偷漏税费近１０多亿元。

    贩黑口子的煤，比挖黑口子的煤更赚钱。一位矿主向记者分析，由于有些煤场同时从四五个黑口子拉煤，整体而言要比单个挖煤的黑口子赚得多。 之四：煤检站吃“黑水”

    黑煤窑的煤拉运到煤场，要平安上路必须持有“煤票”，并且必须路过“两关”煤检站和治超点。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山西省政府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２０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俗称“出省大票”的一种煤票，仅针对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所有出省的煤车必须携带此票据以证明缴纳了基金。

    当时，山西省政府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征收权授予山西省煤运总公司，而山西省煤运总公司可以从征收费用中提取２．５％的服务费。自此，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公路上设置煤检站，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省的煤运网络。

    煤检站的职能，是对出省的运煤车辆进行复磅计量、补征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运煤车所携带的由上游的煤焦营业站开出的票据进行核对，对与实际重量和应收基金数额标准不符的进行量差和价差的补征。

    ２００５年，为了彻底切断黑煤窑的生命线，山西省煤炭局下发铁令，要求煤炭系统禁放没有“合法煤炭销售票”（“煤票”之一种）的煤炭进入市场。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规定提出，所有“证照”齐全的矿井必须执行“煤炭销售票”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煤炭销售票”的煤炭。

    这些煤票，只有正规注册的煤炭经营企业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记者介绍，为了让运煤司机在自己亲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场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会“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我们得过去加高价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运煤司机对记者说，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检站是山西最肥的差事！”山西的朋友们告诉记者。

    记者通过对朔州市、临汾市、河津市等多个煤检站的现场观察，许多煤检站形同虚设。运煤车排着一条长龙停在路边，有的，则根本不上煤检站的地磅。

    记者采访了一位曾在煤检站工作的人士，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不过地磅的，都是在站内‘有人’的煤车，而排队等候的，是在找人帮忙通关。”他说，煤检站一般一个班工作８个小时或１２个小时，２４小时轮班。

    煤检站的工作，即是“验票”和“补票”，但此项工作几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检站都难以认真执行。“跟站里的头（站长或班长）打好关系后，一切都好办了。”知情人说，煤检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开票或少开票。比如，一个车队有１０辆车，只开５辆车即可放行；一个车实际载重有６０吨，开票时只收２０吨的钱。

    煤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国家该收的钱没有收到以外”，其好处有三：第一，运煤车老板少交了钱；其二，煤检站工作人员得到了“黑水”；最后，帮助“过关”的人也获得了提成。

    帮忙过关的人，一般都是当地所谓的“老大”，他们的工作是疏通煤检站和运煤车老板的关系。２００５年，山西省五台县石咀煤焦管理站站长王清祥，因拒绝与押运煤车的“老大”合作而被殴打。

    “一个煤检站普通职工，一年挣十几万轻轻松松。”

    一个班一天大约有５万元“黑水”入账，站长一半，副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另一半。“在临汾，花一百万元攻关，煤检站的站长都不一定能当得上。”临汾的知情人士说。纠风办、煤运稽查队等对此现象严查多次，“但煤检站已经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他们根本撼动不了煤检站暗中搞的动作”。在临汾，公安系统有个大队专门处理与煤矿有关的案件，其被坊间称为“黄金大队”。

    在煤检站工作是一项美差。据山西本地媒体报道，有些煤检站的工作人员进行赌博时，其赌资是“值班的资格”——尤其是夜班。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山西省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税务部门委托煤检站代为补征。５月１５日凌晨３时，本报记者对大同某煤检站进行调查，有的车拉了六七十吨，但煤票却只开３４吨，而有些车拉了１６０吨，煤检站却按１６吨收费。

    “在山西，与煤有关的部门都是肥差。”

    记者雇用的司机齐师傅曾经开过多年的运煤卡车，谈起煤检站的工作职责，他说：“见票才放行，否则一律补交罚款。”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齐师傅告诉记者：“那里面的猫腻多了。”

    根据齐师傅的讲述，２００３年他给一个倒煤的老板做司机。“我们过煤站时候都是一溜车，常常是１０多辆，如果真的按照规定交钱，老板肯定赚不了多少钱的。”

    “一般都是老板先去找一个本地的专门‘送车’的，送车的人都是和煤检站的负责人联络好，不开票直接交点钱就行了。

    运城河津一位长期运煤的司机给记者讲起一句顺口溜：煤站煤站，两天一万。

    他谈起自己的一次找“送车人”经历：“送车人正在玩麻将，当时告诉我把钱和车号留下，你们直接开过去好了。”

    关于煤检“油水”的最大传闻就是“赌一班”，司机齐师傅解释道：“‘赌一班’就是谁赢了谁就上岗多值一个班，那里面全是好处。”

之五：黑记者经营“封口费”

    在黑煤窑的利益链上还有一个行使着“监督权”的“记者”群体，他们也是“乌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１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兰成长因为到黑煤窑去“采访”，被矿主纠集同伙将其殴打致死，事件惊动全国。

    据山西当地媒体资深人士介绍，在山西从事“创收”的“记者”比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多得多。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２００人。”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对记者表示。在吕梁，一个怪现象是，有些人“早上摆地摊，下午到现场（新闻采访现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尤其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窑非法经营，而且问题很多，为行使“监督权”的“记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许多“记者”往往以对方的问题与违法事实相要挟实施“创收”，为媒体与自己创造经济效益。

    ３月２８日晚上１２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亲历了“记者”们创收的场面，当时，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闻工作者”迅速聚集该矿，从车牌号上看，共有４个省份的车牌。

    “记者”们在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屋等候调查组发布消息。桌上放着两条名牌香烟，“记者们”在宣传部拿出的签到单上签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烟。在签到单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签名为“李有”、“王二”等“记者”，其所供职的媒体只写着“朔州记者”、“中华报”等。凌晨２时许，有些“记者”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此时，一个人拿着皮包进来，里边装的都是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他花费了２９０万元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头，你就得花钱啊！”

    “拿了钱的记者最好对付。”他说。

    今年４月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得知，两名某报的工作人员因重伤躺在临汾市的某个医院。此前，他们去了某个煤矿，“然后不得不从该矿办公楼的二楼跳了下来，骨折了”。

    当地人称临汾市为“记者之家”。据了解，在此设办事处或派驻工作人员的媒体，“有近百家”。此外，还有许多拿着各种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有少数媒体从事正规的新闻报道”。一知情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媒体，聚集于一个非省会地级市？知情人道破天机：此处有煤，煤田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７５％。此外，在山西省１４个重点热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６个。

    “舆论监督权不仅可以交易，而且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好处”。

    在大同，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如今的“副业”是帮助运煤车“过关”和为煤矿搞新闻攻关，“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来的。”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羡慕地说。

    随着假记者的泛滥，被山西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记者诈骗案”也开始多了起来。近年来，黑记者敲诈案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之六：黑官员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凭借手中的“管理权”、“审批权”，许多官员将手伸向了煤窑，有的人担当着煤窑的保护伞，还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经营黑煤窑。而一些官员由于“运气”不好，为此丢了前程与纱帽。仅２００６年，山西先后有７名安监局长因此落马，其中，两名被判刑。

    

　　据公开的报道显示，２００６年９月６日，阳泉市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韩斌从２００３年７月６日起担任盂县安监局局长，到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两年里敛财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４月间，盂县王村煤矿矿长苏秋爱，在承包王村煤矿时，得到韩斌的“帮助”，煤矿在日常的安全检查、复工、审批火工炸药、雷管等品等方面都得到“关照”。为感谢韩斌，苏秋爱先后８次送给韩斌人民币８０万元、阳泉市工商银行３万元的牡丹卡一张。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赵玉忠以１８８万元的价格，从原承包人胡良国手中非法接包了盂县西南关煤矿西沟坑口煤矿。赵玉忠为感谢韩斌在其接包煤矿和经管过程中的“帮助”和“关照”，先后分７次送给韩斌人民币２３６万元。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３３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２９３．３万元。之后，经过吕梁市检察院的调查发现，该矿的投资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检察官。

    ２００５年年底，吕梁市检察院以其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县安监局局长期间，指使该局职工李建军和王海宝在出售煤炭准销票时，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据收取管理费５３．４３万元，由李建军保管。后李将其中５０万元存入交口县回龙乡邮政储蓄所，余款存入交口县工行，并将存折交给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调任交口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后，向新任安监局局长高树春移交财务时，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据为己有。

    经调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现金４４５万元，除去贪污的６０万元、受贿现金２．３６５万元、收受礼金２．５万元、合法收入及债权６５万元，对其余３１４万元，武小莉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７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有期徒刑１３年６个月。

    不仅一些官员个人以“管理权”交换煤窑利益，还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权”从大大小小的煤矿换取好处。去年１２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建设豪华办公楼的事实，正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该局仅仅１０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３６套超大面积住房。而他们建房的部分资金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

    以上是直接获取利益的官员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许多煤矿而言，更多的是应付日常的“检查”与“管理”。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老百姓永远惹不起当官的。”

    “只要能管着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给人家进贡。其实煤窑最大的公关费就花在官员身上了，煤矿最多的利益并没有进入投资人手里，而是流进官员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当然关系混熟了也有许多好处，如果一个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关闭，上面会打电话来通知的。”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记者”的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开采黑煤矿是违法和暴利的，煤老板们能用钱来摆平所有的关系，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之七：黑社会

    “开煤窑没有背景不行，没有势力也不行。”

    “找个当官的做后台，也得找些兄弟哥们给看家护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诉记者。

    他说，许多有规模的煤矿都有自己的武力护矿队，现在煤矿这么赚钱，谁不眼红，谁都想来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窑本来就是黑的，谁都想敲你，我们心里也发虚，破财免灾。最怕人家来个黑吃黑，于是一些矿主也就想出办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处理“麻烦事”。

    今年１月发生在大同市的矿主打死“记者”兰成长案中，煤矿矿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经常到矿上去，为自己摆平所有不能摆平的事情，包括打伤打残周围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来“找麻烦”的兰成长。

    侯四曾经嚣张地对村民们说：“大同过去有‘红人’，让政府给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打死兰成长的几个人中“有四个光头”，“他们都是黑社会”。

    之八：黑心“矿工”

    山西多煤窑，更多矿难。每每发生矿难，便有许多发黑心财者纷纭而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左云、山阴、怀仁等县的芍药沟——宝湾——八一煤矿——安荣——观音堂——高山——教场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矿沿途探访中得悉，冒领矿难中矿工尸体的坊间故事在许多当地人口中流传。

    矿难赔款额提高到２万元左右以后，煤矿发生死伤多人的矿难，常常有一些矿工的尸体被人冒名领走。“矿老板有时候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亲属，尸体让人抬走后给钱就行了。”据矿区的一些居民介绍，被冒名领走的尸体，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沟。

    更可怕的是，一些矿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从煤老板手中领取赔偿金。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正好看到山西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山西省交口县人乔喜平、郝卫平二人将河南农民刘继善骗到该县桃红坡新建煤矿井下打死，然后伪装成冒顶事故，郝卫平以自己“哥哥”出事为名，从煤矿骗取２２万元赔偿金。

    之九：黑线人

    矿难还引发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商业意识”。

    “余家岭矿难”所在地的矿区，农民李大力（化名）对记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秘密的“副业”——向记者曝料。今天３月份，当地一名“记者”通过他的线索而得到了好处费５０００块钱，分给他１０００块钱。“他叫我以后买辆摩托车，先帮他踩好点再合作。”王说，如果有黑煤窑晚上偷偷地开，他们就可偷偷地“发财”。

    李大力曾经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他还将自己十多年前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 等奖状一一展示给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资信程度。

    山西从事“矿难线人”生意的人，不仅仅只有这个老支书，在山西各产煤区的城市里，一批职业线人经常相互买卖煤矿事故信息。记者在大同与临汾就见到过好几位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煤窑“发财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窑到底是怎么样的？煤老板们又是如何组织生产与管理的？

       煤窑是如何运作的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四

                              ■本报记者 庞皎明 王克勤 实 习 生 黄柯杰

    要说山西的煤窑，须从山西煤矿发展的历程说起。

    “山西人睡在煤田上”

    “山西人民睡在煤田上。”司机齐师傅认为这是他对山西最为经典的概括，这位从１６岁起就开车拉煤，如今改行当出租车司机的２８岁山西青年，主要的生意也是与煤有关，“买煤的老板经常包我的车长途押煤”。

    资料显示，山西全省国土面积１５．６万平方公里，含煤面积就达６．２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４０．４％，全省１１９个县市、区　中有９４个县市　地下赋存有煤炭资源。

    截止２００３年底，山西省查明的保有煤炭资源储量２６５２．８４亿吨，占全国查明保有资源储量１０２１０．５６亿吨的２６％，位居全国之首。２００４年山西煤炭总产量为４９２９７万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１９５５９３万吨的２５．２％，依然位居全国之首。

    “山西处处有煤炭啊！”

    当地的煤贩告诉记者：山西的煤主要分为动力煤、焦煤、无烟煤等。用于发电及其他一般工业燃料的煤是动力煤，主要分布于晋北的大同、朔州等地，目前煤矿坑口销售价约为３００元／吨；焦煤主要作为炼钢等重工业燃料，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吕梁、介休等地，目前煤矿坑口销售价约为６００元／吨；无烟煤主要用于化工，作为化工原料，主要分布在晋南的晋城市等周边地区，目前煤矿坑口销售价约为３６０元／吨。

    山西省形成规模煤炭开采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清代中、后期，官府鼓励办矿，当时煤矿数量及煤炭产量开始增多。如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西沟村等村庄，就是因为在明末清初挖煤的人不断聚居此地而形成村落。

    国民初期及中期，山西原煤开采的矿点及产量有所增加，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煤矿工业发展受限。这个时期，山西开始进入商业采煤时期。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大同市被日军攻陷。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侵略者在此制造了一段中国煤炭开采的血泪史。

    为了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在大同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很多矿工仅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活活扔进大大小小的“万人坑”和炼人炉。据了解，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掠夺大同煤炭约１４１８万吨，杀害矿工６万多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山西所有煤矿收归国有。据多位在煤炭行业工作多年的专家向记者介绍，在“改革开放”之前，乡、村一级都不允许开办煤矿；“改革放开”以后，该省的煤炭开采历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０年。当时，中央政策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以前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私人小煤窑，一夜之间在山西遍地开花。

    “这个阶段，煤炭开采的特点是健康、稳定和快速。”一名煤炭局局长对记者说，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政府有效管理之下，由于开采煤层浅所以基本没有机械化，且安全管理抓得好，“基本没有大矿难，小矿难也很少发生。”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８年。那时，山西普遍出现了“私开矿”，非法煤窑呈泛滥之势，“无序发展”。以大同市左云县为例，在此期间政府审批的合法煤矿约１２０个，而“非法井口”也将近１２０个，私开的煤矿则有１５０余座。“私开滥采，矿难频发”。

    第三阶段，即１９９８年到现在。在矿难明显增多的形势下，为了遏制矿难，提高煤矿资源的利用率，在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进行一系列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山西实行了所谓“严查重罚、双管齐下、四位一体、关小建大”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煤矿探矿权、采矿权有偿转让，实施资源整合、采煤方法改革，以及严厉打击违法私开矿。

    该局长说，从第二阶段开始，山西煤炭开采进入近乎癫狂状态，大大小小的煤窑从晋北到晋南的山沟里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极其简陋的黑口子

    山西煤窑，给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黑口子”。

    ——夫妻挖煤，摇铃为号。产煤区的农民告诉记者，由于晋北晋南一些山区有大量露头煤（处于地表浅层的煤），于是当地的一些农户，便在自家宽敞的院子竖起铁架，一台绞车掩藏在院角的小屋内。丈夫在井下挖煤，每当铁架上铃铛响起，妻子开动绞车，不久一桶原煤被拉上地面。

    ——窑洞之内，便是煤井。记者在洪洞县一山村发现：一农户家的住房里居然有煤井，看上去很平常的数孔窑洞，其中有的里面竟有煤井。在山西临汾，记者走进一废弃的窑洞，洞的尽头是一捆柴禾，拉开之后，是深不可测且只容一人进入的洞穴。旁边有废弃的背篓，在地上记者找到了一串计数签，这是小煤窑给矿工计算拉煤数的工具。

    同行的煤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样“家庭作坊”式的黑口子在山西产煤区十分普遍，有的人家，搬开家里的衣柜，便是煤窑。

    每当夜深人静时，一家人勤奋采煤，天亮前便由煤贩拉走。“这是靠山吃山，坐煤吃煤。”这些黑口子实际上采取的是最为原始的人力采煤生产方式。

规模经营的乡镇煤矿

    与黑口子相比，那些乡镇煤矿设备就先进许多。不仅有专用的运煤道路与乡村公路相连，而且大部分采取皮带输送机从井下运送煤炭，且昼夜不停。

    正规的煤矿都有两个井，一个是出煤井，一个是通风井，出煤井被称为主井，一般都会插一杆红旗。

    乡镇煤矿的场面一般比较大，堆放的煤往往都在数百吨以上，装载机不停地冒着黑烟，把那些原煤装到等候的重型卡车上，等候拉煤的车排在场外的路上。

    在半山腰上，往往会有几排简易的土坯房或简易工棚屋，供矿工居住，一般是三四人住一间，不要房钱。

    记者在山西看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乡镇煤矿，一般核定年生产能力９万吨以上或在３０万吨以下，都是一些小型煤矿与中型煤矿。但也是目前矿难最为集中的煤矿。

    山西除了这样的乡镇小煤矿外，还有许多国有大煤矿。

    国有大型煤矿企业

    除了乡镇煤矿与私营煤矿外，山西国有煤矿每年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山西省所有的国有煤矿中，规模最大的是大同煤业集团，其年产量已经达到一亿吨，占到山西煤炭产量的五分之一，是山西最大的煤炭企业，也是中国排名第二的煤炭企业。这家企业拥有的大同煤田地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３９个县、区，面积达６１５７平方公里。企业的职工及家属总人口达７０万，占大同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记者在晋北地区采访时，经常会看到庞大的煤矿建筑群，以及穿行于山谷的万吨专列缓缓驶过，司机说，这些都是同煤集团的，这些大型煤矿大部分都采用先进的综合机械化采掘技术，安全系数很高。

    从大型煤矿到中小型煤矿，乃至于“家庭煤井”，众多的国有、集体、私营煤矿构成了山西煤矿的众生相。目前，各种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乡镇及私营煤矿，也就是小煤矿、小煤窑。这些煤矿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也是当下公众最为关注的。

    煤窑的经营模式

    在山西省大同煤田工作了二十几年，因职业病——矽肺病从国有煤矿退休后，被一私营煤矿聘为安全副矿长的老李给记者介绍了山西煤矿的主要经营模式。

    在山西，除了大型国有重点煤矿之外，多数煤矿实际上都采用承包的方式进行经营。这种方式通常如此：开采煤矿需要的证件、执照，即“六证”等相关合法证件由投资人（真正的煤老板）负责解决；而煤矿的开采及井下生产管理，往往由负责承包的包工头负责——他们也往往被外界称之为“煤老板”。但记者接触的煤矿投资人却笑称，“这些开着悍马的人，都是替我们干活的”。

    据老李介绍，目前山西的煤窑有四种生产（经营）模式。

    第一种，自营。即投资人自己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从矿上管理到井下开采，所有的工作都由投资人自己进行组织操作。这样的生产模式主要在国营煤矿及部分私营煤矿，采取这种生产经营模式的煤矿约占３０％。

    第二种，“大包”。是指煤矿所有人将整个煤矿转包出去，承包人负责上设备、组织生产经营。煤矿所有者依照合同向承包人抽取承包金，通常是依照产量每年收取一次，每吨收取５０元左右，承包期通常为３—５年。如果煤矿出事，责任由承包商人负责。“大包”约占８％。

    第三种，“中包”。除了大型设备（如皮带输送机）由煤矿所有者负责外，承包人负责一般生产所需的设备（如矿用三轮车、镐子、铁锹等）。“中包”负责生产，也要负责安全。煤炭的销售与经营及财务与承包人没有关系，这种承包形式流行于山西，约占６０％。

    第四种，“小包”。“小包”的包工头，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只管挖煤出来，其实就是包活，然后在煤矿赚工钱。“小包”不负责安全，但如果出现安全事故，所需费用通常小包工头跟矿主三七开或四六开。煤矿其他的经营管理及销售、财务均与小包无关。其实小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包工队在煤矿包活干。“小包”约占２％。

    在左云店湾的矿工给记者一段顺口溜：“一级包工头靠门路，二级包工头靠人缘，三级包工头靠手段。”他向记者解释其中的意思，靠门路，就是要和当地领导有关系，至少也和煤老板关系熟；靠人缘，就是工头能够和一级承包人套上关系，这样就能有煤挖，同时又能和下面的队长搞好关系，这样下面的人能替你卖力办事；靠手段，底层包工头要靠自己的威信来让民工能努力干活。“他们常牵着一条大狼狗”。

    在矿工的眼里，“小包”、“中包”、“大包”或者投资人都是煤老板。而老李说，真正煤老板只有两类，那就是煤矿的投资人以及他们的后台。

    由于层层转包制度的存在，矿工的技术培训基本上不需要矿方负责。“老板不可能告诉他应该怎么挖。”李说，包工头需要做的是安全把煤送到地面。

    煤矿承包给包工头以后，如果出现矿难发生死亡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赔偿费用。但是，这只是在暗中进行。所有明面的工作，一般由煤矿投资人的亲信，即是煤矿的法定代表人（矿长）来操作，“要是被抓起来，抓的也是矿长”。

    为此，投资人往往都会给矿长开出数额可观的薪水，一般为年薪在１０万到２０万之间，负责安全或负责管理的副矿长，月工资则在３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得到多份至今有效的承包合同。其中，属于“大包”和“中包”的合同中，基本上都会有如下两项：矿方的职责中，一定有“甲方（即矿方）为乙方（即承包方）提供应有的一切有效证件及有关资料”；承包方的职责中，一定有“乙方承担所有伤亡事故，甲方作协作性处理”。

煤窑的生产与成本

    开了煤矿后，便会有许多工人被大小包工头带到煤矿。井下的矿工被分为“炮工”、“铲工”和“车工”三种。

    “炮工”的责任就是在地下的工作面，也就是煤层里，打眼放炮，将原始煤层炸下来，这是目前山西一般乡镇煤矿采煤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危险的工种。

    “铲工”的责任是负责将已经炸下来的煤，用铁锹铲到车上。

    “车工”的责任是用矿用三轮车将煤运送到地下的煤库，之后，装上皮带或者刮板输送机，将煤送到地面。“车工”一般是自带矿用三轮车到井下作业，而这种矿用三轮车与常见的农用三轮车非常相似，只是更加结实一些。

    煤矿一般采取“三班倒”与“两班倒”两种方式安排生产。一般销售旺季煤矿都采取“三班倒”，即早７时到下午１４时第一班；下午１４时到２２时为第二班；晚２２时到第二天上午７时为第三班。

    也有的采取的是“两班倒”，分前夜班和后夜班两个班组，白天不敢生产，下午１６时３０分前夜班开始下井，直到夜里２４时，后夜班上来才换班，第二天早上６时许下班。

    煤矿的成本，主要包括投资成本、生产成本、安全成本、销售成本及管理成本五大块。一位李姓矿长向记者介绍了其所在煤矿的“生产成本”——即一吨煤从地下挖出来送到地面，需要的劳务费支出。矿工均实行计件工资，每个班出煤的多少直接决定煤矿工人当天的收入情况，出的煤越多工资就越高。一般每出一吨煤各工种的工资分别是：

    “炮工”：１０元／吨，

    “铲工”：８元／吨，

    “车工”：１６元／吨，

    勤杂人员（包括井下记分员、按钮工等）：１．５元／吨，

    瓦斯监测员：２元／吨，

    其它费用５元／吨。

    一吨煤的生产成本共计４２．５元。

    “生产成本要依据井下条件而定，但现在大多数煤矿的吨煤生产成本基本在４０到５０元之间。”李说。

    山西南部河津市王贵（化名）的煤矿其生产成本与山西北部大同市李矿长的相差无几。他向记者算了笔粗账。工人工资占大头，每吨煤大约需支付５０元，水费、电费共５元，设备维修５元。吨煤生产成本共计６０元。然而，销售成本在王看来，这是比生产成本更大的一笔开支。“税收、政府收费加起来估计得要９４元，还需要打点各种关系。”王说，今年投资设备花了不少钱，挖出来的煤打算囤到冬天再卖个好价钱。

    据一位在河津下化乡开过黑口子的老板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吨煤成本是５５元。包括人员工资３５元，三材１６元，其他设备支出４元。

    “当时带班工头包出煤，每吨是３５元，所有耗材全部由矿上的提供（主要就是三材：坑木、炸药、雷管）。”

    三材的消耗是，一个晚上一个工作面需要５根左右的坑木，需要５个雷管，每个雷管带３个炸药。“１０个工作面，一个晚上火供品要花１０００元，木材要花３０００来元，１０个工作面能出煤大概２５０吨，三材消耗就是每吨１６元。”

    买炸药跟买面粉一样

    炸药、雷管和坑木被称为“三材”，其中炸药和雷管属于火工品，国家是严格控制流通的，那么这么多黑口子的炸药和雷管都是从何而来？

    记者向临汾的煤矿老板老杨咨询这个问题时，老杨告诉记者：“在山西搞点火工品不算难，可以向大矿去购买，也可以从黑市买一些土炸药。”

    “在临汾买炸药跟买面粉一样，只要有钱，随便往家里拉。”有矿主告诉记者。

    近几年来，伴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和不断的矿难，山西各级政府都把神经绷到了极点。打击私自制造炸药雷管的行动从未间断，记者在长治、柳林等地，看到迎街宣传的标语，被查处的私造炸药和运输炸药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要想彻底消灭很难，因为谁都知道制造炸药是暴利，一吨炸药成本只有２０００多元，卖出价都是７０００元以上。”临汾一位业内人士如此告诉记者。

    临汾市洪洞县安定村，被称为“山西炸药第一村”。据当地人介绍，洪洞一直有制造炸药的传统，“炒炸药几乎是一门祖传的手艺。”

    “解放战争的时候，洪洞的人民炒炸药支援战争，临汾解放靠的就是洪洞人炒的炸药炸开城墙。解放后，村民最多也就做点鞭炮，或者做点炸药炸石头，现在黑口子开多了，村里的炸药又大规模生产了。”

    对此，记者表示怀疑。

    ４月１９日下午６点３５分。记者一行前往安定村暗访。记者沿着笔直的乡村街道向里走去。十几分钟过后，在一名身穿红衣的男子跟前停了下来。

    记者：“我们想买点货。”

    红衣男子：“你们要买什么货？”

    记者：“就是想买点货。”

    红衣男子：“哦，要买炸药是吧，在这里没有必要偷偷摸摸地说，都是自己人。你们想要多少？”

    记者：“一吨左右吧。”

    红衣男子：“一吨太少了，五六吨还差不多。”

    记者：“那就五吨吧。多少钱？”

    红衣男子：“你们安排车的话，一吨７５００块钱，押金２０００，３天后取货。”

    ……

    在安定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临汾至少有２０００个黑口子，正规渠道哪里有这么多炸药和雷管？都是自己造的。”

    记者和他攀谈时得知，现在村民都不在村子里炒炸药了。“都在外面炒的，我们这边查得太紧了，有时候拉着狼狗来找药。”

    据多位村民反映，堤村派出所近年以来一直严厉打击私制炸药，村民都不敢在村里炒炸药，纷纷迁到偏远乡镇的山沟里去做。

    

    当记者表示对土炸药的质量表示怀疑时，村民如下回答：

    “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货都是有信誉的，质量肯定没问题的，谁都知道安定的炸药质量好。”

    土炸药在不通风的情况下，容易自燃自爆，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村民把炒好的炸药放在家里，如果一旦发生爆炸，周围立即可夷为平地。

    安定当地村民说：“我们这里哪户人家着火了，大家都不是去救火，是纷纷往外跑，就怕这家藏着炸药被炸死。”

    不过据记者在村民口中了解到，近一年多来，这个村在没有发生过房屋被炸的事件。“派出所查得太紧，大家一般都不敢往家里放炸药了。”

    矿主买到炸药之后，都会把炸药放到井下，一来可以逃避检查，二来使用起来方便。近年来，三晋大地爆炸声不断，基本都是土炸药。

    在记者山西采访期间，３月２６日，山西省汾阳市杨家庄镇原南偏城煤矿发生井下私藏土炸药燃烧事故，造成１４名井下作业工人窒息死亡。

    “雷管都是从河南和河北运过来的。”山西运城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和炸药相比，雷管更好弄一点，一盒雷管能用好几天。”

    “河津矿上曾经有河南农民骑着自行车上门推销雷管的呢，从河南到河津，一枚雷管价格翻倍还多。”

    矿工：都是快速上岗

    在左云县店湾镇街头的电线杆上，记者看到不少的“招工启事”，上面写着煤层高低和出吨煤价格。记者刚好看到一位在看招工启事的工人。他说，他姓张，来自四川自贡，今年３月刚到山西，挖了一个月煤。

    当记者问其下井之前是否经过培训时，这位矿工很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下井挖煤是力气活，根本不用培训的”。

    在店湾镇西沟村一集体煤矿，某矿长向记者展示了煤矿职工下井手册，他告诉记者，新矿工下井之前都要接受严格的技能训练，老矿工下井之前也要先熟悉煤矿的特点，“老矿工至少也要培训三天。”

    记者就培训时间询问张姓矿工，他回答：“别说三天，连三个小时也没有，放下铺盖就直接下井了。”

    据煤窑的一位包工头介绍，由于下井时间紧，都没有时间对矿工进行必要的培训，“他们都不知道瓦斯浓度高会要人命。”

    即便是知道瓦斯浓度高遇到明火，会引起爆发，一些矿工还是带着香烟下井。“他们把香烟夹在头发里，或者藏在三轮车里，偷偷地带到井下去抽”，“他们拿出废弃的雷管线，用矿灯电线进行点火。”

    “这些都是矿上安全培训不够的结果。”这位包工头对此很无奈，“有的矿上规定，发现抽烟者，罚款１００元，我们都不忍心对抽烟矿工进行罚款。”

    店湾西沟村集体矿实行两班倒，每班８小时工作制，店湾其他被承包经营的煤矿，都实行三班倒工作制。西沟村矿某矿长对此解释是：三班倒的话，矿上管理压力太大。

    实施承包的小煤窑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最多的煤，都实行三班倒制度。有些矿工为了多赚钱，怀里揣两个馒头下井，连续干两个班。

    据记者调查，在２００２年以前，煤矿工的结构基本维持在山西籍矿工与外省矿工１：１的比重，然而，由于近年来矿难频发，尤其是矿难死亡赔偿额提高到不少于２０万元以后，山西籍矿工的比重急剧下降。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外省矿工约占山西矿工总数的９０％。他们一般来自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陕西、安徽、甘肃等地。

    “私营或已经转包的煤矿，基本上不用本地人下地挖煤。”一个矿长说，如果出了事，外省矿工比本地人容易打发，另外的好处，则是他们不会随意暴露煤矿的秘密——比如超采，比如成本等问题。

    矿工们对记者说，“井下太危险了，有的工作面就像蜘蛛网一样，弄不好会出不来。”“安全设备就是坑木和抽风机。”

    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矿工素质太低，没有受过基本培训就下井了。”“采煤是个高危行业，矿工只会挖煤，其他的知识都没有，不出事才怪呢？”

矿权改革：边博弈，边前进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五

  ■本报记者 庞皎明 王克勤 实习生 黄柯杰

    矿权改革能否化解血煤形象，它真的能解决如矿难频发、非法开采、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吗？

    

    首次推行矿权改革试点的地方在临汾，临汾的改革已于２００６年收官。

    推动在临汾实行矿权改革的改革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项原本旨在解决地方煤矿安全生产问题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举动，会演变为全国性的一场改革，而改革的目的也被延伸得更远。

    在临汾、乃至山西全省试点的基础上，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复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报的《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决定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试点范围从山西一省扩大至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８个煤炭主产省。

    按照试点方案，这些试点省区新设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除特别规定的以外，一律将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有偿转让。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强调，要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落实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建立健全矿山环境治理、生态恢复和安全生产责任机制，合理调整资源税费政策，加强资源开发管理和宏观调控，促进煤炭资源合理有序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这是矿产领域的一场革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留澜，这位推动山西矿权改革的先行者对记者称，矿权改革，其意义不亚于安徽小岗村在１９７９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改革的逻辑

    首次决定矿权改革的试点，是山西省临汾市。

    时间回溯到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彼时，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３６人死亡。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张宝顺到达现场时，竟也不知谁该为此事负责——该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宝顺当场做出决定：启动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并将临汾定为山西省“煤炭采矿权有偿使用”试点城市。

    矿难后问责陷入混乱，成为矿权改革的直接导火索。

    从２００２年煤炭行情回暖以后，巨大的需求量拉动了煤炭的生产，而彼时，矿难的消息不绝于耳。山西有关人士认为是采煤方法过于落后其时，为了遏制矿难，临汾市部分市县实行了“强制推行采煤方法改革”。但隰县梁家河煤矿特大矿难发生后，仅仅依靠“采改”拯救临汾煤炭的想法被打碎。

    “这就直接涉及到了产权的问题。”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杨吉春对记者说，属于国家的资源，你可以挖我也可以挖，这就导致私挖滥采的现象，煤矿层层转包，“都不知道找谁负责”。

    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由于煤炭市场不景气，价格几近陷入谷底。除了部分煤矿还继续由集体或国家经营之外，很多地方的中小煤矿都通过改制、托管、承包等方式转为个人经营。这些煤矿，获得的方式基本都是行政审批，无偿获得采矿资格。

    为了规避法律上不允许个人承包、经营煤矿的规定，承包或托管的煤矿各种证件并未发生变动，但煤矿的真正控制者和受益人已经转变为承包人。在承包之后，有些煤矿又层层转手，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产权关系。在煤炭行情见涨之后，出了事故又找不到责任人。

    ２００４年１月，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对全省煤矿进行“资源整合、能力置换、关小上大、有偿使用”的原则和意见。

    杨吉春向记者介绍，在未实行矿权改革之前，当地的煤矿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产权不明晰导致挖煤大都属于短期行为；责任不明确，发生事故处理时无法定性；资源浪费严重，回采率低。“实行矿权改革，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杨说。

在新政中博弈

    ２００４年，时任山西省长的张宝顺及临汾市领导，商讨矿权改革试点的决定做出一个月后，张的助理带队到临汾制定出了一整套实施方案。

    依据试点的规定，临汾境内所有煤矿以后将交费使用——承包人交钱买资源，政府部门在换证时将承包人“变成”煤矿的经营者。

    依据不同煤种，因矿权改革需向政府上缴的费用也不相同：主焦煤２．５元／吨，配焦煤１．８元／吨，动力煤１元／吨。

    “没有人愿意交钱。”杨吉春说，“跟政府僵持住了，宁愿不开工也不交钱”。隰县梁家河煤矿矿难后，临汾境内的所有煤矿都进行停产整顿。

    临汾煤炭产量近３个月为零。接近山西决策层的人士对记者说，“省里边的意思是临汾一定要顶住，就算一年不产煤，对山西也没有太大影响”。

    直到７月份，僵局才被打破——在苗元礼的老家翼城县，殿儿垣煤矿第一个交纳了资源使用费。

    “第一个煤矿交钱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杨吉春说，再后来，政府转变为主动“限期交费，不交的就不给换证，到这时候，有些矿主就真的急了。”

    与此同时，临汾推行矿权改革与资源整合几乎同步，为了推进矿权改革，有些属于应关闭之列的煤矿因主动交纳了资源使用费，获得了存活。这为后来临汾的煤矿资源整合方案被打回埋下了隐患。

    ２００５年４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环保总局与安监总局组成煤炭资源管理调研组在山西调研后，决定继临汾、吕梁两地去年试点之后再在大同、阳泉开展试点，然后全省铺开。

    ６月２７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有偿使用的意见试行　》出台。７月２１日，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主管副市长苗元礼作为惟一一家地市级单位发了言，临汾试水矿权改革得到肯定。

    ８月８日山西省政府召集１１个市的市长、副市长和国土、煤炭、安监等部门及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负责人在太原召开了“全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会议”就全面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发布省长令《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将试行意见进一步具体化。

    山西省资源整合的目标是：各市煤矿数量减少３０％以上，重点产煤县淘汰年产９万吨以下煤矿，２０１０年，年产３０万吨的矿井要占到９０％以上；资源整合中新增资源面积不超过１０％，新增生产能力不超过１０％；整合后的煤矿全部实现壁式开采，煤矿综合回采率达到６０％。资源整合的同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的矿权改革。

    ３月７日，山西省政府出台１８７号令，明确界定了２００６年采矿权价款收取标准。自此，山西省资源有偿使用改革也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彼时，除了临汾的煤老板与相关部门角力之外，来自温州的煤老板老蔡也因此而痛苦不堪。在大同投资一个煤矿以后，由于遭遇资源整合而被关闭，而赔偿问题迟迟未落实，不少温州商人开始撤资。　

“分钱”：

    一笔迟到的地方财政收入

    推行矿权改革初期，最立竿见影的并不是遏制矿难，而是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据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向记者提供的资料，２００５年６月，该市所有煤矿已经全部明晰产权，４４０余座矿井上缴款价总额达１６亿元。其分配比例为３：２：５，省政府拿３０％，市政府２０％，５０％县政府保留。

    对于整个山西而言，其获得的财政收入更为可观。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曾算过一笔账：山西省已探明煤炭储量２７００亿吨，其中无偿划拨取得的有９６０亿吨，如果按各煤种平均每吨收取２．８元采矿权价款来算，这将给山西省带来２６００亿的财政收入。考虑到国有大矿等将可能采用转为国有资本的方式，直接变现主要是小煤矿，其资源量约占已划拨总量的１／３，也就是说变现价款约有９００亿。

    如此，通过矿权改革，山西可能将在数年之内，获得３０００亿以上的财政收入。想着这些钱的，不只是山西，还有中央政府。在１９８６年出台的《矿产资源法》就已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但囿于法律，中央政府所能获得的只是国有企业的税收。

    ２００６年，这种情况彻底改变。当年９月１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央行联合发布的《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实施。该《通知》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在探矿权、采矿权的出让价款收入上重新分成——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出让价款收入２０％归中央所有，８０％归地方所有。

    据了解，作为首先推行矿权改革新政的省份，山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钱”这件事情上发挥了作用。

    “矿产资源是属于国家的，中央政府也可以把全部拿走钱啊。”接近山西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但采完矿后留下的烂摊子怎么办？“如果中央政府能自己收拾，拿走全部的钱都可以。”该人士透露说，彼时，于幼军等人与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谈判”——国家应该把更多的钱留在提供矿产资源的地区。而中央政府也同意，“收取上去的资金，以后会以项目的形式返还给山西，这是一笔迟早的财政收入”一知情人说。

    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了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８个煤炭主产省全面开展矿权改革。

    “这是颠覆了劳动价值论的一场改革。”李留澜说，马克思以前认为资源没有价值的理论，在矿权改革这个问题上，应该改为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来源。

    矿权改革是否能消除矿难？

    对于矿权改革所取得的效果，记者对首次试水的临汾进行了调查。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杨吉春和总工程师王海清等人向记者介绍，矿权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效果有：

    第一、明确了责任主体，实现了采矿权和经营权的高度统一，矿主抓安全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第二、扩大了规模效益，煤矿单井年生产能力全部达到了９万吨以上；第三、提高了资源回收率，由整顿前的３０％左右提高到７０％左右；第四是提升了技术装备，整体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五是有效遏制了私开滥挖，维护了煤炭生产秩序；六是坚持综合治理，实行开发与保护并重，结合“十一五”发展规划要求，对已探明煤炭资源后期开发进行规划；七是基本保证了煤矿安全生产。

    这是参与矿权改革的主要单位，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的官方说法。作为另一个参与改革的重要部门，临汾市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士未向记者发表任何意见。“要想采访，得先经过办公室。”但记者多次与其联系，均未果。

    对于杨吉春所说的那些成果，山西一些业内人士以为然，一些煤老板告诉记者，“除了交钱，其他也没什么变化。”

    记者在临汾市的汾西县、乡宁县等地看到，当地的私开滥挖现象并没有杜绝，“打一阵，停一阵，不打了又开”几乎是一个有规律的常态。

    在临汾调查期间，恰逢发生了几起矿难。对此，相关主管部门的人士对记者的解释是：其一，有些矿储量不够，煤矿还没有赚到钱，而矿主“胆大心黑素质低”，违法进行超采、偷采。其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落实到煤矿。

    在山西省内最后进行矿权改革试点的大同市，记者了解到，一些原来属于乡镇的煤矿，实行的还是承包制——即各种执照显示的依然是以乡镇、村集体办的煤矿，但实际的采矿、经营权已经承包给个人。

    然而，这似乎仅是乡宁县、古县等少数地区的做法。“煤老板们要是把买房买车的钱，给乡亲们修条路，盖座学校给娃娃们念书，那该多好哇。”临汾市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曾对记者如此感叹。

中央与地方：钱到底怎么分？

    在推行矿权改革试点之时，虽然“在大方向上取得共识”，但争议始终如影随行。

    临汾试点之初，实行的是煤炭资源一次计价买断的做法，对于这种做法，有不同的观点。

    记者了解到，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将资源一次估价卖断，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第二，通过协议而不是拍卖进行矿权转移，如何定价是个问题。“协议转让价格合不合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所研究员钱平凡曾对此表示质疑，“官员绝对算不过企业，公家算不过私人，只有引入外部人参加拍卖，才能在竞争中体现出资源的价格。”

    对于这个问题，参与此事的临汾政界人士对记者说，“如果你不让煤老板赚钱，这个改革就没有人支持；至于一次作价卖断，是因为临汾的煤储量不多，挖个五六年可能就挖完了。”

    “改革，就会有些优惠政策，这也是我们国家一贯的做法。”李留澜向记者介绍，针对这些疑问，山西省有关主管部门最后进行了修正。比如，在大同推行改革时，动力煤的价款已经提到３．６元／吨；而价款问题，也逐渐形成了“一次买段（矿权），分期付款，价格随行就市”的做法。

    目前，改革者们需要面对的分歧有二：“第一是操作上的问题，目前改革仅限于一级市场，以后需不需要继续开放二级市场？”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其次，矿权改革所获得的利益怎么分配，这需要从中央到产矿区五级系统之间的利益博弈。“钱怎么分才是个问题。”王说。

    对于这些问题，山西的改革者们好像并没有太多理会。“有中央政府的‘尚方宝剑’在，就继续推行下去，”李留澜说，矿权改革是一场革命，“大方向是好的”，但理论界关注似乎不够，这使得有些争议并没有更深入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