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变革的方向与未来体系

中国教育的变革方向与未来体系

董键

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众所周知，因为教育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有关，教育在近十多年所突现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这些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归纳起来，一个是经济问题，即学费和收费太高，二是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各级升学和名额分配上，三是内容问题，学无所用，教育与社会脱节，四是教育的副作用，死读书，造成厌学、逃学、辍学，窒息智慧，损害身体，不出人才。这四条是很显眼的表面特征，已经让中国教育的形象大大受损。

应该说，中央政府也是了解这些状况的，温家宝总理近几年就很焦虑“冒不出大师”，他甚至亲自上阵，在学校里做讲课示范，勉励教师要研究教学方式，为人师表。教育部门也号召提高教育质量，措施也采取了不少。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教育依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在教育的“出口”上即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更是对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的沉重打击，雪上加霜。

据我观察，造成教育上这些矛盾的原因，一是跟政府有关，二是跟教育系统有关，社会原因还在其次。跟政府有关，就是政府尤其是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的“定位”不能坚守，对教育的公益性没有用法律加以强化，造成“教育商业化”泛滥，群众对教育的支出大增，负担太大，这一条最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我们国家的教育是严格政府主导的，政府的“教育商业化”政策引致教育机构的办学目标出现了偏差，就是都奔“钱”去了，教育的内容，教育的育人功能就成了次要的关注对象，于是，基础教育变成了单纯的升学教育，大学教育“放了羊”。如此恶性循环，教育的质量焉能不下降，教育的人文作用焉能不丧失？加上教育内部的“乱改革”，问题已经成堆，再不“刹车”重整，按目前的惯性下去，后果堪忧啊！

下面，我就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症状做些分析，以便更接近问题的内核。

首先，我们国家处于狂热的“发展冲动”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科教兴国”，经济大发展要求教育培养出相应多的人才，于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多建教育机构、多招学生，教育的大扩招就产生了。“口号”容易提，也容易记，但是，“口号”也存在着简单性的弱点，忽视了实践的复杂性，当多数的干部都按简单的“口号”执行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是的，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人接受知识，甚至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这谁也不反对，但是，总要讲究个方式方法，这对我们这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更需要慎之又慎。铺开摊子，大上教育规模，固然容易，但就象过去的“大跃进”一样，后续乏力，难以为继，硬撑下去，谁来买单？

其次，对上述“摊大饼”式的教育建设推波助澜的，还有一个从外国抄来的所谓“教育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声称：一切国家的教育历程都要经过“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到“普及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高等教育），并且规定了各个阶段的高等教育的入学比例。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很“热”这个理论，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划的设计就是在此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就是为了尽快达到“大众化教育”的指标，以便在国际上“好看”。

“数量型”的扩张是中国教育的显著特征。对于教育的数量问题，应该如何看呢？我们不能脱离国情，也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国际情势，或者只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高等教育是培养从事技术和高级技术工作人才的，培养了以后，要有相应的岗位，否则，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甚至引发社会矛盾。我们要看看，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多少人才接受了高等教育而没有工作？我们这些后来者，是去夺他们的饭碗，还是自己制造饭碗？夺饭碗的可能性比较小，人家有的是保护办法；自己制造饭碗，能造那么快吗？即使放开让跨国公司进来，他们能提供那么多岗位吗？这些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考虑，于是就造成“教育的滞销”。如果中国在几年内就制造出超过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总和的大学生数量，我们是欢呼庆祝还是面对灾难呢？所以，“教育过度”跟“教育不足”一样，都是具有危害的。

在困难的时刻，最需要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思考。我觉得，中国教育的隐患还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更严重的是：管理当局、教育机构和一般民众对教育的理解太“正规”、太简单化，以为满足学习需要就是“摊大饼”，而线性扩张的教育制度和体系结构不能满足十几亿人口的学习需要，社会的教育支出和个体的学习成本都将居高不下，致使教育与社会的矛盾长期无法缓和。

要看清教育的前途，一是要大算经济帐，二是要搞清世界面临着什么问题，社会发展的前途是什么，才能提出合理的变革方向和措施。我觉得，最能集中反映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就是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它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人类长期都要面对的问题，它将牵动一系列的生存理念和社会制度。因之，中国教育的变革就要向着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靠近，“可持续性”就象一盏灯塔，引领社会和教育的方向。根据这一思想，我勾画了一幅中国教育变革的图景，它目标明确，成本低廉，现分述如下。

第一，将整个教育体系重新进行三级划分，从高等教育中分离出尖端教育，基础教育整合为未成年教育，中间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前面说了，目标错位的“数量型”的教育发展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其实教育数量与质量有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必须立足于长期的不发达阶段来考虑问题，尤其是世界面临资源危机的情况下更要做此打算。在教育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教育的数量和结构就更应该精细地计算。要知道，即使与国际竞争，那也是质量和品质的竞争，而不是数量的竞争。“适度的教育数量”才是关键，有限的资金要打造出高效的有竞争力的教育，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此，盲目地追随“教育现代化”理论，走“规范化”之路，大上教育规模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将导致中国在教育资金上的分散，在教师待遇上没有竞争力，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低下。我们过去有个说法，叫“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跟强手竞争的一条法则，对国际教育竞争也同样适用，即我们要打造“尖端教育”，其规模是参照美国那些顶尖学校的学生的数量而不是更多。我国人口数量约是美国的4倍，尖端教育的人口比例是美国的1/4，如此高的淘汰率所选出的人才质量是完全能够与美国人才相抗衡的，有了这些人，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产品开发都够了。

在集约资金打造尖端教育的同时，如何来安排中国庞大的其他人口的教育和学习需要呢？当然不能不管，这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我觉得，逻辑上的结论是容易的：尖端教育保证了关键行业和部门的人才需要，其他岗位就只是需要普通技能的人员，这可以由二级学校（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培养。

粗略看来，即使职业技术教育，规模也大的惊人，所需的教育资金依然庞大。但是，中国必须走“低成本的教育”之路，否则，即使按现在的职业技术教育方式，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也搞不起（职业学校的收费直追大学甚至超过了大学！）。这就需要其他制度安排了。

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配合，一个是实习和见习制度，必须立法规定企业和部门的教育责任，形成学校与社会畅通的交流机制与资源共享，减少学校在设备、场地和人员上的开支，也降低学员的学习成本；二是劳动制度，鉴于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劳动时间不能都是8小时甚至更长，对多数非关键岗位的人员来说，劳动时间法定为4小时！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考虑，不单单是个时间缩短的问题。首先，劳动时间的缩短，可以让劳动人口充分就业，不浪费创造财富的时光，同时也降低了就业上的竞争压力，避免了人的心情的恶化；其次是留出时间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增加经济的知识含量，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时间的富裕除了增加休闲娱乐，政府还可以增加公共事业的范围，让公民投入劳动，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积累，又可以作为实践锻炼和学习制度的一部分；第四，凡有劳动能力者4小时的劳动作为正当的收入来源，足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基本需要，但这是健康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奢侈生活的需要。我们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就必须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力度，这需要生活消费的降低，而单纯的提倡是不行的，因为人有了钱就要乱花，必须在收入上有限制，才能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落到实处，各个环节必须精打细算。没有生活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难以转变。

上面说了，在尖端学校以下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那么，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未成年教育了。这里，我把目前的“基础教育”改称为“未成年教育”，就是指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更多地是文化教育、体质强健、生活认知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不再是升学和考试教育。我们说，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将学习的“胃口”和“本钱”（即身体素质）在未成年阶段就破坏了，而是可以持续地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可能，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吸收和更新知识，社会的活力才能不“老化”。同时，将“未成年教育”的截止年龄定在16岁（也是目前法定的劳动年龄），缩短学制，为将来的老龄化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未成年教育”涵盖了目前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但中间不再有升学考试，而是“直通车”，到什么年龄就学什么课程。这里，也不再区分什么“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统统是免费教育，教育的资金来自专项的税收。“未成年教育”因为突出的是生活教育和文化教育，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且是真的参与，或者法定的参与，单凭学校自身是完成不了的。前面说了，劳动时间改为4个小时，家庭成员有了更多的富裕时间，这就为孩子的生活与文化培养提供了可能。教师与家长协商，布置任务，学生轮番到学校接受新任务，学习新知识，然后在父母的帮助下进行消化和实践。这样的教育方式，一是体现了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减少了教育机构的规模，相应地缩减了教育支出或者增强了教育的手段，使得免费教育才有了可能。否则，按现在的“过法”（即全日制学校教育）是很难对2亿学生实行高质量的免费教育的。

这个基本架构还需要一根“柱子”，即发达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为公民自学提供便利，这也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部分。我国的教育与学习方式应该奠基在自学上，不能再按现在的理解，都必须到学校里坐着听课才叫学习。现在，要听课，通过电视，或者通过网络都可能了；要查阅资料，网上也可能了，因此，我们把教育与学习的基点放在自学上，学校只是个引路的，是短期答疑或培训的地方。“未成年教育”时期，学生可以在校时间长一些，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阶段，在校时间就更短，这样可以在一年内培养几批学员，“排队”接受辅导将是中国教育的独特风景。只有尖端教育是全日制的，而且有非常高的淘汰率。

第二，合理规定三级教育的关系，取消目前的高考，而改为尖端学校的入学考试。

那么，这三级教育是什么关系？简单地理解是步步升高的关系，但是，从“未成年教育”到二级教育是没有考试的，因此，高考就取消了，这可以为“未成年教育”开展文化和生活教育提供条件。但是，要进入尖端教育却必须进行考试，这是真正的“高考”，考生来自完成了“未成年教育”或者（一般是）接受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生。由于有高的淘汰率，学生报考就要慎重，对照考试条件，考生的数量就大大减少，这给尖端学校自主选拔学生创造了条件。

在三级教育体系中，二级学校的普通教育可以与职业教育交叉，即学生要学习的基础课在普通教育里选，而专业学习和实践由职业学校负责。普通教育还为想报考尖端教育的学生提供课程支持和水平考核。尖端学校为其他学校提供知识、信息和技术支援。

与目前的体制相比，新的体制从高等教育系列中分离出“尖端教育”，而不是目前含糊不清的“一流大学”，把它单独作为一层次，以强调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和教育的经济核算与目的性。同时，整个教育系统的目标也得到明确，那就是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教育内容调整到此方向来，这就是“教育宪法”。

为清楚起见，我画一个草图，来表示目前的教育与勾画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社会生活精打细算了，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在花钱上更要带头节约。目前的中国教育机构，凡是有钱的，凡是有条件弄到钱的，没有谁不乱花的，而且决没有硬的约束。这就导致了入不敷出，导致了资金的黑洞，导致教育建设的“豆腐渣”，这是非常致命的。老百姓还不富裕，收了老百姓的钱，本该是非常小心地使用，为老百姓减轻负担，但是，老百姓没有约束教育行业的权利，所以，教育行业才不思改进，我行我素。如果不在教育预算和教育支出上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其他什么教育改革的事情都不要谈了。为此，在新的教育体系里，人大要专门对教育预算进行监督，加强对教育资金绩效审计，同时建立教育资源的共享机制，避免公共教育资产和教育人员的单位所有。教育机构可以增减，只要是同一个政府管辖的教育机构，就不能厚此薄彼，或者象现在这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者拿块骨头举在高处，看谁跳的高就给谁。同一个政府举办的教育却弄出无数个“山头”，表面上看来是让学校的管理者有了积极性，但因为没有约束，这些积极性多数表现为乱花钱和乱贷款的积极性，制造“豆腐渣”的积极性，以及腐败的积极性。这样的管理体制是最糟糕的了。学校是教师和管理人员表现教育智慧的场所，不是“比阔”的场所，学校的各项开支不但有名目，而且要在全教育系统和社会上公布，让群众监督和评议开支的合理性，杜绝教育资产为小单位谋利与挥霍的现象发生。如何使用教育资产，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教育资产的作用，这需要充分发扬教育内部的民主，不能一人说了算。

从目前的体系过渡到勾画的体系，有一些难度，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劳动制度的改革；比如图书馆的建设；比如尖端教育水平的提高，真正达到尖端的程度；比如教育与社会新的关系的确立；比如未成年教育内容与方式的转换；比如新的教育资金筹措机制的建立与运行，等等。但是，要实现教育变革，要真正让科学发展观得到落实，怕困难是不行的，没有一些革命性的举措是不行的，没有一支变革的推动力量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些既得利益格局的打破更是不行的。另外，还不能让教育独立变革，社会管理和生活方式也要同时变革，以完成从粗放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转变。在资源紧约束的情况下，中国率先进行生存方式的转型，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是个积极的贡献。我们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