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改革派在向我们展示其力量
资本主义改革派在向我们展示其力量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教育了人民和党。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从前阵子万千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怒吼中,听清楚了人民的声音,了解了人民的实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普惠性和国家安全”,改革的“拐点”从那个时刻就已经出现了。
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思30年改革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革派的声音已经压抑不住了,资本主义改革派不得不面对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一旦让人民真正自由民主地讨论问题,“不争论”的保护伞去掉了,资本主义改革派的本质就再也隐藏不住,赤裸裸地暴露在党和人民面前,成了过街老鼠。
徐景安先生《期望胡温开启新政——与温家宝总理讨论之八》所谓的“这次改革争论的最大收获是改革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历次改革的争论中,由于实行“只做不说”、“不搞争论”原则,改革派在意识形态上总是处于守势,直到这次争论之初也是如此,改革就是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今天形势发生了逆转,改革派就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功能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特征、任务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人民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新社会主义模式,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他们已经不能照旧生存下去,必须改变蒙混方式,需要也打着社会主义改革派的旗帜,大讲意识形态,大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谈“民主”、“自由”、“幸福”、“公平”、“正义”等等理想的东西,一谈就滔滔不绝,甚至于批判起“改革总设计师”,打出“超越邓小平”的旗子,力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改变原来的在人民眼里的丑恶形象。
假的就是假的,狐狸毕竟要露出尾巴。就凭他们提出的那一大串“社会主义”,便表明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和党已经接受过实际的教育,要再欺骗不那么容易了。《人民网》相继发表《中国民主模式是否已形成?》和《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明确拒绝了他们用西方标准对中国民主指手画脚,划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这样又逼得他们必须采取更加隐蔽的迂回策略。他们现在也
批判起谢韬和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在借批判之名,干宣扬之实,他们现在也强调起“党的领导”来,但是在“党内民主”上做文章,企图实现西山会议策划的由“中间阶层”、现在又叫做“新社会阶层”来“民主”党。
资本主义改革派本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注定他们在实践上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在理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连资本主义理论也很少,在理论上不可能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公开对抗,只能是变换花样制造各种各样的“新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搅混水。资本主义改革派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主流”,不在于他们有理论,也不在于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大力量,而是他们如同现在的许多暴发户和官僚政客一样,在弄钱搞权上很有一套本领,很善于投机钻营取巧,利用了共产党要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契机。他们很会看风使舵,“要把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里。要对争论进行引导”,“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他们能在2006年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就能有这样的策划,而且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些人在谋划和实践的能量,不可小视啊!社会主义改革派过去败就败在这里。
此前,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指出西山会议派按照其策划“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现在,主流网上相继发布的《政协委员热议:新社会阶层贡献不可低估》、《新社会阶层八特征:多是非中共人士、政治诉求增强》、《新社会阶层怎么看自身 盼望提升社会认可度》等几篇文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文章首先讲了一个为数5000万人的“新社会阶层”已经从改革中产生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崭露头角。”“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实力上看,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不仅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榜上有名,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首次跻身其中。截至2006年年底,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接近1/3;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万多人”
“据了解,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文章说“他们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他们内部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少数人中还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不法行为,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
“他们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低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比如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等,都与新社会阶层的推动分不开。”再有10年至20年的发展,新社会阶层才可能成熟起来。
“执政党则需要对他们全面看待,关心他们的诉求,引导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采取妥当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中”。
我们不是要猜想,这个“新社会阶层”与西山会议策划“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的关系,与现在叫嚣尘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的关系,但是,所有愿意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共产党人,一切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的人,都十分清楚,“新社会阶层”是资本主义改革派的物质力量;而成为治国的指导,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则是“新社会阶层”现在的政治改革要求。
存在决定意识。所谓“新社会阶层”“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不可低估”他们的力量,不可忽视他们的“政治诉求”,必须“将他们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中”。这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存在的根据。
资本主义改革派已今非昔比。过去他们只能借共产党搞改革之机,做所谓“新社会阶层”的催生婆和保姆;今天这个“新社会阶层”成长大了,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大半天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改革派的阶级和物质基础,他们再也不甘为辅,而要作主,要向共产党要权,要由他们来“民主”中国。
无论如何,他们自认为有这个实力,敢于向党和国家展示其力量。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个存在,不能忽视这个实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