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骥：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

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

谈主席是绕不开江青的。再谈别的内容时已经涉及到江青，如李家骥第一次见到主席就是主席和江青一同散步时；到主席身边当卫士时又正式到江青住处“认门认人”；还谈过如何为江青服务等，这些内容是在其他篇中提到的，只是不以她为主，在本篇将以江青为主介绍有关情况。这里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江青一生的情况，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侧重介绍李家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从侧面向人们展示当时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以及江青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特点。

武训历史调查

杨庆旺：关于江青的文章和图书，已出版了不少，您在谈别的内容时也涉及到了江青，但江青在本书中应占有独立的一个篇章。现在应集中谈谈您所知道的主席与江青的情况。

李家骥：谈主席很多事与江青有关，而从江青这里也能反映主席的情况。主席与江青是一篇大文章，是一本大书。我选两件自己经历的事情从两个侧面介绍一下当时的主席和江青。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谈江青是个非常敏感的课题，我只是主席的一名卫士，在位主席服务的同时又为江青服务。我只能从生活、服务的角度谈谈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不想谈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我没有在政治问题的漩涡中，不了解其中情况，没有发言权，谈江青涉及到了政治问题，我也只能照抄当时党的决定或政策，并非我本人的看法。

杨庆旺：我赞成李老师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反映问题要全面。另外我对您选的两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江青传”充其量只点到江青参加了武训调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体情况尚属空白点。您谈的这两件事肯定会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和兴趣。

李家骥：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时光老人可以使人的记忆淡漠，好在我保存下了日记，它增强了我的信心，也勾起了一些已经淡漠了的往事。

我先说说武训调查。

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报上也进行了宣传，大部分赞成这个片子，也有不同看法。但是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了这个片子的。

杨庆旺：关于《武训传》电影以及对它的批判，公开文章很多，“文革”后一些当事人也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我也看过一些，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引用一些资料供你参考或共同讨论。

据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孙瑜讲：这个电影从动议到公映前后经历五六年时间，早在1944年陶行知就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把武训的故事搬到银幕。1948年初孙瑜完成了剧本，并很快确定由赵丹演武训，由“中制”制作。1948年11月，“中制”因经费困难停止拍摄，转由昆仑影业公司接拍。1950年底影片全部完成，共上下两集。

1951年2月孙瑜自带拷贝进京汇报演出，请领导审片，21日经周总理同意，晚7时，由电影局袁牧之带队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放映。据孙瑜说朱老总、周总理、胡乔木等领导都看了此片（由两集剪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没有来看。后来据中影画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我，是几天后又调了《武训传》去看的”。

朱老总说这部片子“很有教育意义”。周总理只提出毒打武训的场面太长了。

李家骥：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同时看这个电影的人不少，包括孩子们。我和警卫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后大家议论纷纷。

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当时我还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

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他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

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见转达给田家英，田家英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这么多，怎么办？”稍停，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行，但我怕搞不好，从来没干过这种工作，不知怎么做？”我对田家英说。

“这好办。”说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通怎么剪报纸。

从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给主席剪报纸。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这些专题性的文章放在主席办公桌上，供他阅读，使他不用在各种报刊上找这方面的文章，节省了时间。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我们分担了困难。这些文章主席要挤时间看，有时我先看。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把江青的想法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想了想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有一天，我把头天的剪报送给主席，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这段时间的剪报都是你办的吗？”

“是我剪的。”

“谁让你剪的？”

“是田秘书。”

“好，这件事办得好。”

得到主席表扬，心里很高兴，我的劲头更足了。

但也出了一点岔：光剪不看。

一次主席问我：“这些材料你看过吗？”

“没有。”

“你应当看，明白文章的内容，不同文章的观点，并学会分析比较，看谁说得对。不仅看国内大事，还应注意各报刊的报道的动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这只是当场一般性的表态。事实我并没有做到主席说的。说实话，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有很多学习条件，图书、报刊，尤其在主席身边，不明白可问主席，问秘书。但我们做得不够，错过了不少学习机会。

杨庆旺：当时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发现有什么迹象吗？

李家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

毕竟天天翻报纸和刊物，并查找和剪裁关于《武训传》方面的文章。在剪裁的文章中，开始肯定这部电影的多，后来就出现了批评的文章。越往后来批评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发表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

我只知道江青和主席很关注这件事，如让我这个卫士搞关于评论《武训传》的报纸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至于主席和江青为什么要批判这部电影和怎么组织的文章，我不清楚，作为卫士是无权参与这类事的。

杨庆旺：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讨论这部电影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前期带有“自由”讨论的性质，后期带有“讨伐”的味道。因为党报的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社论还一一罗列了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三本颂扬武训的新书。

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这篇社论绝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对《武训传》这部电影和武训这个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定性、评价和指示。

当然，一般人还不知道这篇社论是谁写的。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而且很多内容是主席加的，并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

对这一情况李老不可能全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训传》和这场讨论的情况，肯定借助了你给他提供的剪报，那社论中罗列的各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估计也来自你提供的剪报。对此你当时也不可能全知道。

下边还是接着说您本人参与的具体事吧。

李家骥：那篇社论发表一个月后，也就是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我们一共去五六个人，由申虎臣带队。他没说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走，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属于打招呼性质。

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

几天后，申虎臣找我们几个人开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要有吃苦准备。同时让我们把手头工作安排好。事后他又对我说：“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东搞武训调查，大约20天时间，我们几个人具体负责保卫，轮流值班，你侧重负责生活。”这时我才心中有数。

接着，江青又找我，问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确了任务，我说明确了，让我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我又问江青：走前要带什么东西，还做什么准备，请指示。

江青很严肃认真——看来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我说：“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这是江青对我交代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我负责什么更明白了。

于是我马上着手外出的准备。因为到主席身边一年多了，对江青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了，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进城后出国治病时，江青用主席的稿费做了裙子、哔叽外套，当时这是好衣服了，可当作“礼服”看待，给她带上，又带上她的几件内衣和平时穿的列宁服。列宁服，是在陕北时做的，在西柏坡和进城后都经常穿，这是当时革命队伍中，女同志较流行的服装，也带有“革命”的象征意义。“礼服”只在去济南的路上穿过，离开济南她都是穿的灰色的“工作服”。

很快，我给她找好了衣服，放在了她的小皮箱里。江青有两个皮箱，一个是到苏联治病时制的是新的；一是旧皮箱，据说是在上海时候制的，她到延安时就是带的这个箱子。凡外出，一般她就带这两个箱子。这次带的衣物少，加上书和材料，箱子都没装满。

我把准备带的东西拉了一个清单，请她过目，她表示同意。走前的准备完成了。

杨庆旺：李老，您也说过江青布不好侍候，您没想江青为什么让您和李德华跟随她到山东，走前江青没给你们特殊交代什么吗？

李家骥：按一般工作规律看，一组出的两个人肯定是江青点名要的，至少是她同意的。让我和李德华跟她去在当时是意料之中的。我到主席身边一年多，对业务比较熟了，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我以为江青服务为主，江青对我的工作满意，而且又随主席访苏，单独执行任务数月时间，主席满意，还受到表扬。李德华在警卫班也是老同志了，他不仅熟悉业务，而且善于处理复杂问题，主席和江青对他的工作也比较满意，多次单独执行任务。而且我和李德华一起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很默契，让我们两个执行任务打心眼儿高兴。

走前，江青又专门把申虎臣、我和李德华叫去，重申了这次任务和注意事项，以示重视，但没有新内容。再就是问各自走前准备得怎么样了，算做进行“检查”工作了。她并没有向我们交待特殊任务。

杨庆旺：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您当时了解吗？

李家骥：我们安全生活组的主要任务与调查资料组虽然总目标一样，各自的具体任务不同。说具体点，我们是为调查团服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武训问题而是江青安全别出问题，生活顺顺当当，精神愉愉快快。至于武训的历史问题虽然也想，但不是我个人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服务”人员未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查上。

杨庆旺：李老，当时（也包括后来）人们称你们为“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的成员除你们保卫人员，还有十几位专职“调查”的，北京的大员共3人。我查了一个资料，将这些不知是否很全的人员的大名列下，不知您是否记得：

《人民日报》：袁水拍；

文化部：钟惦裴、李进（江青）；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冯毅之；

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宇光、杨进仁；

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司洛路；

中共堂邑县委：段俊卿、赵安邦；

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韩波；

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赵国璧。

李家骥：这些名字我不全记得，北京的袁水拍、钟惦裴，我记得很清楚，似乎北京去的还有一人，但记不清名字了。至于其他人，我只知道山东省委、聊城地委、堂邑县等各级都有人参加，但名字叫不上来了，整个调查团十几个人。

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

江青、袁水拍、钟惦裴都坐的软卧。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团谁是团长、副团长，但我能感到他们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开的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关于调查的事情，他们3人常在一起研究。

申虎臣也坐软卧，他是我们几个人的头儿，有关安全保卫、后勤生活方面的事，由他负责，在他那里研究工作。

上车不一会儿，江青就让我拿她的装办公用品和材料的皮箱，她要办公，她开始和袁、钟两人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有关问题。我只干为他们服务的事务性的事儿，不参加研究调查问题。所以，他们研究的具体内容不知道。

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对这项工作很认真负责。

杨庆旺：到山东后，在后勤生活方面还顺利吗？

李家骥：第二天我们到济南，由山东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们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江青住二楼。

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来了四五个人，江青召开会议，袁、钟和山东的同志参加。

晚上，江青要洗澡，让服务员放水，服务员很负责。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

江青有一个习惯，洗完澡后都要洗内衣。这天晚上洗完澡把内衣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

没想到回来后，她发现衣服有人给洗了。她问我是谁洗的，我说不是我洗的，估计是服务员洗的。她对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烦服务员，这样影响也不好。”

刚交待完，她又发现袜子没有了。这双袜虽然不是新的，在当时来说很高档。我对这类东西没有研究，凭我的感性认识，有点像现在的丝袜，当时没多少人穿。

江青很喜欢这双袜子，他很着急。我马上找到给洗衣服的服务员，她说光洗了衣服，没看见袜子。我对江青说，估计被水冲走了。

江青有个毛病——好出汗，她外出愿意多带些替换的衣服，这次到山东共带了三双袜子，所以丢了一双，还有两双，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对此江青心里不满意，但又不好发作，只好不了了之。她还是对我说：“以后工作要考虑细一些。”我只能接受她这一带有批评的提示。我心想：我有什么办法呢，照顾江青总和照顾主席不一样，男女有别嘛！

杨庆旺：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请谈谈下一站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和省里参加到调查团的同志接头、明确任务，研究怎么工作，而后一起开赴聊城。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现在的车速两三个小时就能到。但那时配备的吉普车车速不如现在快，加上那时的路况大不如现在，况且当时北过黄河无公路桥，要换乘船过河，也要用一些时间。我们用了整整半天时间才到聊城。

我的日记上记着这一天风很大，有沙土飞扬。我们北京来的几个人坐一台吉普车，江青在前边，我们几个人坐后边。在乘轮渡过黄河时，我们在风中说说笑笑，还照了相。袁水拍、江青都带了相机。当时江青戴一块纱巾以挡风沙，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持不住，实际她并没怎么感到为难就到了聊城。

杨庆旺：聊城不大，但很古老。春秋时就有这个地方，是齐国的西部边城。战国时这里是齐燕的战场。明清时这里成了大运河上的名城和商阜，山陕会馆、鼓楼、铁塔等都证明这里的辉煌历史。当然还有那有名的东昌湖及聊斋里的故事背景都是文人墨客到这里必看的景点。我想文人、诗人袁水拍未必能顾得上想这些，他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肯定在思想上压力很大，不知这场讨论怎样发展和怎样收场，没有心思光顾这些景观。而江青则对这场讨论充满信心并寄托很大希望，目的能达到吗？她心中似乎也没底，虽然她作为山东人，知道有个聊城，这个时候也未必对它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感兴趣。

李家骥：聊城地区是抗日老区，也是贫困区之一。聊城这时还归平原省管辖，虽然解放一年多了，这里仍然比较贫困。地委把我们安排在平房招待所，条件比省城差多了，江青洗澡的习惯只好改变了。

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开会，下去到街区和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工作两天多，到堂邑等地调查后又在聊城工作两天。

在这里我交待一件事：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有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着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团员。

李进，这个名字是主席给起的，其他说法未必可信。临来时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这次跟江青外出，称呼要改口，叫李进，这是方便工作。同时注意多了解情况。”

杨庆旺：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本来到武训老家堂邑怎么在聊城就开始走访了呢？这里我多说几句，介绍一下堂邑等几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因为这几个地方归属关系变化很大，容易给搞糊涂。

堂邑，本是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史载隋开皇六年（586年）置堂邑县，治所在今山东冠县东。五代晋改名清河县，后复为堂邑县。北宋熙宁初移治今山东聊城西北堂邑。1956年堂邑县废入聊城县、冠县。当时的堂邑县治距聊城大约44华里，现在则仍属聊城市管辖。1951年调查武训历史时，武训家乡柳林归堂邑县管辖。

冠县，隋开皇六年（586年）分馆陶县东界置冠氏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始称冠县，1949年归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划归山东省。1956年堂邑县撤销，西部划入冠县。也就是说：1951年调查武训历史时，武训家乡柳林处于冠县和堂邑县交界处，4年后柳林划归冠县管辖，直到今日仍在冠县境内。

临清县，西晋改甘陵县为清河县，其后多有变化，1949年归河北邯郸专区，1952年归山东聊城专区。1951年调查武训历史时，武训家乡柳林归堂邑县，处于临清县与堂邑交界处，但在历史上曾归属过临清县管辖。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1943年我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把武训故乡堂邑县的一部分和冠县的几个区合起来命名为武训县，直到1949年武训县又并入堂邑县。

武训家乡柳林镇（村），处于现在临清县南、冠县东北、聊城市西三地交界的冠县境内。

读者了解了上述情况，就对调查团为什么重点到聊城、堂邑、冠县、临清去调查而未到其他地方心中有数了。

李家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历史关系，地方的同志了解情况，由他安排调查的地区和人员。你对这地方进行这么详细地考察和介绍，不仅使读者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理解这次调查，也引起我对当时情况进一步回忆和思考。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袁水拍、钟惦裴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说：“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什么事？”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很大。

“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又问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托共产党的福。”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谁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了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老头老太太家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在回城的路上，调查团的同志与回家的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武训为穷人办了好事，有的说武训想办好事实际上穷人并没有得到好处。

杨庆旺：堂邑距聊城44华里远；从堂邑到柳林镇还有同样距离。换句话说，至少武训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是很有名气的，很多老百姓是知到他的，到堂邑和柳林知道他的人会更多。

李家骥：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杨庆旺：借这个机会，我说一下历史上记载的武训。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是这样介绍武训的：

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今属聊城）人。初以排行第七称武七，“训”是清朝嘉奖他兴办义学的赐名。少孤贫，从母行乞于市。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提出“修个义学为贫寒”。遂以乞讨所得，积累成数，放债，并置地。后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置田二百三十余亩（一说三百余亩），以之设义塾于柳林村，塾分二级，蒙学，经学。继又资助馆陶、临清的书塾或设义塾。常来往塾中，师之勤于事者叩谢之，师不称职或生徒之颓梗不率教者则跪泣劝之，师生咸相戒勉。因“行乞兴学”，先后得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疏请嘉奖，清政府授以“义学正”，赏穿黄马褂，他没有接受。1896年卒于临清义学庑下。辛亥革命后，陶行知等也赞扬他募款兴学的精神。

李家骥：在堂邑，我记不得哪个村子了。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庆旺：在堂邑、临清等地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

李家骥：我只记得到过柳林镇，看过他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工作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我多数随江青行动。

6月末7月初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

杨庆旺：李老，关于《武训传》调查公开发表过不少材料，几个关键人物的文章我都读过。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

还有的说：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20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据您所知是这种情况吗？

李家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有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杨庆旺：我很赞成您的这种态度，实事求是，知多少说多少。您虽然没有完全回答我提的问题，却提供了重要情况，对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

接着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裴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

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

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裴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

江青在这天晚上，办了一件私事——会见了她的曾当过警察的哥哥。也许她很多年未到山东见这位哥哥，虽然这位哥哥历史不是红色的，毕竟有血缘关系，来到了济南不见面不大近情理；也许是不便过于亲近和时间太紧张，她与这位哥哥见见面就分手了。

杨庆旺：你们风尘仆仆，来去匆匆，来去二十多天，很是辛苦。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家骥：对于这次凋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而归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裴搞的。

江青平安回到北京，对我来说就算胜利完成了任务。

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杨庆旺：在“调查记”中，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背叛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有的文章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

对这种结论您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家骥：在调查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后的结论，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观点、语言形成的经过。我知道这个结论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

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我与江青没有正式讨论过，她也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在前边已述及。

杨庆旺：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主席、江青批判电影《武训传》，已经55年了。作为建国初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批判，现在怎么评价？

据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在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家骥：《武训传》批判和武训历史调查，作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以党的最新决议为准，个人要服从组织，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他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做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这上想。我们全部心思是做好党组织和主席交给我们的每项具体工作。

杨庆旺：我们把问题扯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到与您的身份和亲历有关的问题来吧。我们把江青当作您这次公出的服务对象，您对江青是怎么评价的？

李家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二十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只是“提醒”我，而没有发脾气，这是没想到的。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

总之，一切很顺利，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和后来发生的情况与新认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不是这里谈的内容。

——摘自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定价：68.00元。乌有之乡书社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