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任南：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

蒋任南

　　一首《乡村小路上》的歌曲，激起我对家乡的无限遐想和情思。“踩着阳光，我心向往，乡村小路上。清风飘送野花香，露珠沾湿我呀我衣裳。路边的小草随风摇晃，一波一波像海浪。啊……谁不向往，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吹着口哨，迈向前方，乡村小路上。一头水牛，一只白鹭，结伴徜徉青呀青草岗。但愿能有你陪伴身旁，怀念老歌轻轻唱。啊……谁不向往，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歌词甜润、柔美，让我回忆家乡也是美好的。

　　我的家乡身处湘南的一个偏远山区，可说是悠长绵绵蜿蜒而至罗宵山脉尾端，海拔千米以上的七宝山像一道雄奇的屏障为家乡挡风遮雨，庇护生灵不受大自然的肆意侵犯。远山近峦，绿漪涟涟；大河小溪，绕村而过；田园风光，阡陌纵横；春风竞渡，桃红柳绿；夏日时节，山欢水笑；秋季来临，硕果累累；深冬降临，银装素裹。这里的一年四季不算太冷也不算太热，气候平和，宜人居住宜人生产种植庄稼。这里虽然没有桃花源的俊美，但在方圆百把几十里的范围，也算是水旱无忧的秀美村庄。在这里，我度过了天真浪漫的童年生活，度过了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在即将成年之际，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了拿起枪杆保卫祖国的岗位……记得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我独自徜徉于家乡的小路上，乘着黄昏，我走向了熟悉的田野，那里有我和同伴用双手开出的一丘丘水田，那收割下的稻茬迎风向我招手。我信步来到永乐江畔，一排排岸柳摇曳着枝桠向我诉说着什么。那脚下踩着的岸堤是那样的牢实，它是我和同伴们日以继夜用双肩抬石挑土垒就而成的，虽说那时没有钢筋水泥混凝土浇注，可这石墙依然经受过不少风吹浪打而坚如磐石。我乘着夜色眺望夜空，群山寂静着，狗吠着，无数窗户漏出来的灯光与天上闪烁的星光交相辉映，犹如天上的“街灯”一般。远远地，广播喇叭播送着悠扬的乐曲，村落里又飘过来阵阵晚餐散发出来的馨香……

　　我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六个年头。在外的日子里，我跟战友们闲聊时，谈起家乡的美景都是眉飞色舞，恨不能将多得不能再多的修辞都用上。我曾经为家乡的美景骄傲过，为家乡纯朴的民风自豪过，为家乡的美好未来设想过……

　　时间如白驹过隙。八十年代来到了，我背起背包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回到家乡，一切都变了，我感觉到村落和田野以及山林都陌生了。我又独自一人走向了乡村的小路上，举目眺望，昔日大丘大丘的水田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大丘变小丘的“豆腐块”水田了，过去的拖拉机犁田的情景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又是古老的“牛犁田”和“人工扛架犁田”方式了。过去那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景，可能只有到电影里面去寻找了。电灯没有了，晚上家家又点起了那久违而且带着刺鼻油烟味的煤油灯了。广播喇叭不响了，新闻听不到了，我又只得拿起了从部队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瞎摆弄，算是给空虚的心灵稍稍一些慰藉。“日出而作，日息而归”成了我每日机械一般的作业，累还能忍受点，那寂寞的滋味是难以忍受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当时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空落和冷寂，从部队回到当时生产方式发生巨变的农村，犹如从沸腾的钢铁炉一下掉进了冰窟窖似的，怎么也无法理喻。当时，各级机构的名称还没有改变，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叫法依旧，因为“包产到户”耕作制度的实行，这三级机构基本不开社员大会了，过去的“万人大会”和“社员大会”已成为了历史，代之而来的是“干部会”和“户主会”，过去北京开会下达指示一夜可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高效率已成为了历史……

　　过不多久，我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我默默在心里发誓，要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做一两件对当地老百姓有利的事情，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打下基础。我利用在部队当修理工时学到的电工知识，带领乡亲们将大队瘫痪很久的水电站恢复了，并用一千多元的微薄资金架通了一条两公里的高压线路，让山村百姓重新点上了电灯。随之而来，我发动社员们植树造林，并准备在田土产业结构上做些调整，以便让老百姓逐步富裕起来。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我的构想还未能实施，我又离开了家乡，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国家干部，被分配到了已由公社改为了乡人民政府工作。老百姓对人的感情最真诚，以至多年后，他们还背地里夸我，说我为他们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晚上再不会“打黑摸”了。我在乡里又一路摸爬滚打，从一般的乡干部当到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和乡长，又因为喜欢舞文弄墨，从乡里调往城里的宣传部门工作，随后又到修史编志的史志部门著书立说，路途虽走过一些沟沟坎坎，大体还算顺畅。作为一名大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一路前行，能为百姓和当地社会做点实事，百姓满意，我心也足矣。

　　今年，闲暇之余，带着儿时的记忆，带着几分童真，我又来到家乡，又走在了乡村的小路上，看到听见和心中所想的，却是一番说不尽道不明理还乱的惆怅，多有一些诧异涌上心头。乡村的小路还是过去的乡村小路，可她变得比过去更加狭小和丑陋，到处是坎坷不平，绊脚的茅草，散乱的石块，比比皆是。因去年这里面发生了五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村落险些遭到灭顶之灾，村民当时摸黑上山躲避，才未造成伤亡。六十年代末架设于村庄附近的公路石拱桥被洪水冲毁，人车通过只好靠一临时钢架桥在那里勉强支撑着。村落前面几百亩良田水冲沙压，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场。远山近峦，昔日美丽的绿色被撕扯得千疮百孔，丑陋无比。现在的村落已显得异常的寂静，老年人和小孩留下了，中年半纪的人和年轻人出去了，他们要靠到外面打工挣钱才能养家糊口，几乎没有人种田了，因为没有能力（指资金投入）耕作了。此时的田园风光荡然无存，人们脸上没有笑脸，只有无奈的叹息和观望的眼神。我的家乡，另外两个村落也遭受了洪灾，在这些倒塌的断垣残壁的废墟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基本上没有清理的痕迹，原先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老人们说，现在几乎看不到乡村两级的干部到村落指导的身影，偶尔来一两次都是来去匆匆，在哪个招呼好一点的农户吃一顿午餐就溜之大吉了。农民们不知道乡政府的驻村干部姓甚名谁，村干部都在忙乎自己捞钱的事情，他们虽然领着工资，有着村干部实行“职业化管理”的美称，却不怎么热心为百姓办事，因为他们时间有限。据反映，我们那个村的村干部们都投资入股办了一个中型水电站，晚上轮流值班发电，白天还有精力为百姓服务？还有一个村干部干脆不辞而别到外地做生意去了。原先我恢复发电的电厂旁边，因近些年乡里在上游堵坝在下游兴建了一个颇有规模的中型发电厂，河里的水从隧道进去了，原先的大队电厂没水发电了，理应一并赎买销账，可就是有这样的怪事，原先电厂在我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欠下的两三万元的贷款，分文未销，一直累计到现在的连本带利共计十多万元的债而无人问津……现在的村和村民小组两级集体经济，几乎为“空壳”，要办什么公益事业，诸如修桥铺路什么的，要么靠上级拨款，要么靠“化缘写捐”，否则就干不成。我们村落与对面数个村庄隔一条永乐江相望，八十年代修了一座钢筋水泥平板桥，两岸往来，近在咫尺，十分方便。可是去年的“7.15”洪灾将桥板及桥墩冲毁了，因没资金修复，现在还是无人问津；两岸来往，成了隔河千里岸，只得迂回近两公里的路程；夏天水浅，就只得脱衣解裤涉水过河了。我们村庄旁边的州波公路，早几年上级拨出了专款，已修成了水泥路面，来往车辆奔行已十分方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与此公路接壤进村庄的村道却是另一番景象，高低不平，又乱又窄，还是清朝末年铺就的石板路，不能不令人痛心。我们村庄的祠堂，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本属土坯木质结构，经过多年的风雨摧残，已是摇摇欲坠破乱不堪，一有红白喜事在这里摆席宴请宾客都是提心吊胆。于是乎，族人长辈们多年呼吁要求重修祠堂以保安全。但是，村庄里的公有账簿上无一分钱存储，急煞人也！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思来想去，村庄里的几名牵头人张贴广告，咬咬牙，将村庄后面的一片青山林子卖了，得了资金两万余元，又发动本村庄在外公干的“游子”们和本村庄嫁出的出嫁之女携起手来捐款，又得资金一万余元，在2005年才勉强凑够数目将祠堂修葺一新，算是对得起本村庄的列祖列宗了，否则去年的那一场洪灾可能是无法躲过去的。自从我离开村庄到外公干后，数过来数过去，一百六七十口人五十来户的村庄，三十来年才兴建了六七幢新房（当然是指砖混结构的），确是少得可怜。俗话说，农民有了钱，不是娶媳妇就是盖新房。按照我国农村的发展趋势来看，刚解放时，农民百姓的幸福观念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翻身得解放，有了这个条件则喜气洋洋。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如果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则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了，当然在苏联的共产主义标准则是“土豆烧牛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则是拥有“手表、单车、缝纫机”这些三大件就算很不错的生活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则出现了“手表带自动的、单车带冒烟的、缝纫机带锁边的”新三大件，谁拥有就是很时髦的了。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则出现了电视机、洗衣机、手机、空调机、冰箱等“四机一箱”的新生活时髦话题。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助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生活水准呈现多元化发展。如九十年代中期，某省一所高校一位毕业生在其分配意向书上写上了自己的愿望是：“一幢小洋房，一辆小轿车，两个外国女郎做老婆。”此事一经传开，惊动了该省省委书记，该省省委书记深感震惊，大怒曰：“我们高校竟培养出了马列主义的掘墓人，不予毕业！”现在的农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了钱，盖一幢稍比土坯房结实一点的砖混结构房，然后有了电灯电话电视，住得舒适安全一点就行了。但是，要兴建一幢两层地面平方八九十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没有七八万块钱是拿不下来的，而一家靠那几亩耕地的收入一年才两三千块钱的粮食收入，还要维持一年的生活开支，那是要多少年才盖得起一幢新房呀！我们村庄里的那几户盖了新房的住户，有些是靠多年的贩卖猪肉收入，有些是靠多年的搞运输收入，有些是靠多年的做木工收入，有些是靠多年的冒着生命危险在煤矿四肢匍匐拉煤挣来的血汗钱，还有的靠经商出外打工挣钱等，才勉强凑够拉材料的钱，然后自己去抬石头挑河沙卖苦力，这样几方一凑，房子才能圆工。我们那里村庄的人，最为窘困的就是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了，大集体时有“五保户”的待遇，日子还勉强过，可最近几十年里，田土都分到户了，又没有公有出租田，“五保户”的待遇也就只剩下一种历史的语言了。九十年代末，七十多岁的老人蒋文良孤身一人，快死的时候连想喝一口水都成了一种奢望，经常到不了口，因无积蓄，死了以后因无钱安葬，只得由族人将其住房变卖得到七八百元钱才草草安葬。早些年，孤独老人七十多岁的蒋振忠年老多病，家无积蓄，买米吃菜维持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还是他的外甥时来光顾，才饥一顿饱一顿的捱过几年。2004年，我回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时，他见我能写，求我代其向乡里写了一个请求救济的报告，但长时期音讯杳无。我随后又向市民政局相关部门打听，要求特殊解决蒋振忠的生活困难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像他这种情况，只得按每月五元解决。我以为听错了，再次询问，还是每月五元的答复！天啦，这不是要饿死人吗？2005年，蒋振忠老人在贫病饥饿交加的困境中撒手人寰了。2004年冬，村庄里的老人谢香媚因病孤身一人躺卧在床，远在外乡工作的养子不能陪伴左右，吃饭喝粥全靠亲戚和村里人照顾，临死时，滚落铺下，被老鼠挖了双眼，惨不忍睹。现在，我们村庄里还有五十多岁的蒋友坤、蒋发雄、蒋守德，他们都是孤身一人，现在虽然在外打工维持生活，但一旦体力不支不能干活了，将来的生活会不会重蹈前面几位老人的覆辙呢？我不得而知！现在，农村已实行了合作医疗保险，但昂贵的医药费仍然困扰着这些特殊的弱势群体。2006年，五十多岁的孤寡老人蒋守德在本市一家企业打工，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而突发胃出血，住院治疗时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还好当地合作医疗给报销了一千多元，才勉强度过难关。2006年11月，村庄里蒋和南的妻子刘桂伦到医院检查得了肝腹水，一出结果，她就坚持不肯住院治疗，挣扎着回到家中，后来因滴米未进，拖了近六个月之后就去世了，死时还不满五十岁。熟悉内情的村里人知道，不是她不愿意治病住院，而是没钱啊！她有一个女儿在重庆商学院念大学，每年的学杂生活费就需一万余元，为了女儿的学业她干脆放弃了对自己的生命的挽救。早些年，她得了甲亢，仍然没有很好的得到治疗，而至爆发了肝病这些“并发症”而过早地英年早逝了。现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相当严重，那些毛泽东时代用公款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摇身一变成了穿皮鞋的“乡村医生”，农民邀其看病就医，决不能与其讲价钱，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些人很多变成了腰缠百万貫的“暴发户”……

　　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心情感到异常的沉重，我在心底里不停的反思着，要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早日实现，农产品的价格再提高一些，再不让“谷贱伤农”的现象发生了，那“三农”问题兴许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而一些所谓的“官”者又是如何挥霍国家资财的呢？有一位我熟悉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例：某日，某市一主要领导去省城“公干”，晚上在某大酒店宴请省城一些厅局级官员，席上美味佳肴，海吃海喝一番，遂花去人民币一万余元。结账时，省城这些厅局级官员动了恻隐之心，欲结账了之。可某市领导觉得扫了自己的面子，遂上前拦之，一拍胸脯雄赳赳气昂昂地说：“谁要你们结账？我告诉你们，我们市的财政开支我说了算，就如我兜里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多么狂妄的叫嚣，多么寡廉鲜耻的语言，他已将该市财政当成了自己的存款了。确实，现今某些官员为了抖阔，过去是“吃一餐是一头牛，坐的是一幢楼”，而现在是“吃一餐是十头牛，坐的是一幢大厦”了……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茫然之际，我扪心自问：“我能为乡村再做些什么呢？”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踩着阳光，齐心向往着农村的乡村小路，对“三农”关爱有加，那么，农村的美景何尝不会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