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动与静——《矛盾原理》之三

韩德强：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动与静

《矛盾原理》之三

　　2500年前，希腊的巴门尼德强调静止、孤立和实在，印度的释迦牟尼强调运动、联系、虚无。他们都对各自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西方人生活得精致、算计、匆忙操劳，印度人生活得洒脱、大气、悠然自得。当然，其代价是，印度一再遭到入侵，一小群英国士兵就能统治印度近二百年，而且印度至今仍然是落后国家。但是，在强调虚无的佛教文化看来，先进与落后，统治与被统治，无非是因缘而起之“相”，争之何益呢？谁统治不是统治呢？怎么死不是死呢？求仁得仁，求利得利，各得其所罢了。所以，佛教逻辑仍然可以自洽。

　　事实上，静止哲学和运动哲学各有其适用范围。无机物和有机物相比，无机物的内外部联系少，变化慢；有机物的内外部联系多，变化快。非生物和生物相比，非生物的变化慢，生物的变化快；植物和动物相比，植物的变化慢，动物的变化快；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相比，低等动物的变化慢，高等动物的变化快。一般高等动物和人相比，前者变化慢，后者变化快；原始部落与当代社会相比，前者变化慢，后者变化快。如果不仅考虑变化的速度，而且变化的复杂性、多样性，那么人类社会是变化最快、最复杂、最多样的。

　　原则上，变化慢、联系少、复杂性低的事物更需要、也容易作静止化处理，而变化快、联系多、复杂性高的事物更需要、也容易作运动化处理。一块石头，砸成无数碎片，每一部分都是性质相同的石头；几万年过去了，这块石头的每一部分都还保持大体不变。一个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不同，离开了整体就只是一块肉，几个小时过去就成了臭肉。因此，强调静止的学说对于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更加有效，而强调运动的学说对于探索人生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更加有效。

　　从毕达哥拉斯，经巴门尼德，到亚里斯多德，强调世界静止性是西方哲学的主线索。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数学、几何学、以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学、力学、天文学等得到充分发展。这些学科所认识处理的对象都是缺乏时间性的，即相对静止的。牛顿力学产生后，一个和谐、静止、永远按固定轨道和规律运动的天体世界和物理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静止的、孤立的世界观取得了最辉煌的成果。（严格地说，在F=MA公式中，有运动，有时间，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即相互关系，有质量，因此，牛顿力学是一个处理运动物体的力学。然而，按照这一运动规律的表述，恒星、行星永远按照同一轨道运行，任何事物的相互关系就是力学关系，只要确定初始条件，就可以预测未来特定时刻该物体的位置；反过来，知道事物的当前状态，也可以逆推出过去某一时刻的位置。这个世界是可逆的，只有数量增减，没有性质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牛顿将一个运动的世界静止化了，是“飞矢不动”的现代版。）

　　事实上，不仅牛顿的成就是在静止世界观下取得的，甚至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在静止世界观下取得的。进化论展示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世界，一个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的世界，一个生物物种相互联系的世界。但是，这是达尔文的结论。仔细观察达尔文的工作，可以发现，他是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身份收集了大量看上去孤立的、静止的动植物资料，然后才发现这些动植物之间的联系，才揭示出一个经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形成的生物界。这正如微积分，为了得到曲线的长度，将曲线（运动）分割成无数直线（静止），求直线长度之和，就可以得到曲线的长度。

　　但是，牛顿力学（以及欧氏几何，微积分等）的方法论是静止的（形式逻辑），其揭示的世界也是静止的。达尔文的方法论是静止的，其揭示的世界却是运动的、演化的。在牛顿之后，静止的方法论不断发现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不确定的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了时间的不可逆性，打破了牛顿力学中时间的可逆性。量子力学引入了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打破了牛顿力学中物体的确定性；相对论力学引入了观测者的参照系，在不同参照系中，时间不同。在同一参照系中，物质的质量和速度相互关联。宇宙大爆炸学说则更进一步，展现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宇宙，使牛顿力学所发现的永远沿着同一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也成为科学的幻觉。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对静止的物理世界，即使运用静止的世界观，当人类探索的目光深入到高速运动，或大量分子相互碰撞的热运动，或微观粒子领域时，正如看“白墙运动”，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本质上相互联系的、不断运动的、不确定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得不开始承认，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和不矛盾律，已经从探索世界的有效工具，成了认识世界的障碍物。

　　有意思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在物理学界开始失去光辉，但牛顿力学的静止、均衡的世界观对其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辐射却刚刚开始：

　　有两个人立刻开始寻找这些普遍规律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约翰•洛克把政府和社会的活动同世界机器模式联系了起来。亚当•斯密则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同样的努力。

　　使本来让人捉摸不透的自然界变得可以理解的力学模式，给洛克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洛克提出了一个至今还统治着现代世界观的论点。他认为一旦我们能够穿透陋习与迷信，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完全由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用洛克的话来说，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成了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础。洛克认为社会之所以名正言顺地发展成了实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因为理智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规律。根据自然规律，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履行作为一个社会原子所应尽的责任，从事职业，工作终身，努力积累个人财富。……

　　然而对私有财产的无止境的追求会不会引起人与人的互相残杀，最后使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沦为财富积累过程的牺牲品呢？洛克认为不可能，因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善良的，使人为恶的只是匮乏和贫困。既然聚财是人类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就能永保平安。

　　……

　　与洛克一样，亚当•斯密对机械论世界观推崇备至，并决心建立起一种经济理论来反映牛顿模式的一般概念。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写道，就象按一定规律运行的天体一样，经济学也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按经济规律行事，经济就将得到发展。……

　　亚当•斯密宣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经济学的自然规律，我们就会得出以下这个必然结论：最有效益的经济结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结构，即让一切都不加干涉，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亚当•斯密与洛克如出一辙，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私益。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社会就不应该妨碍他们追求物质利益，遣责他们的自私自利。

　　就象洛克在论及社会关系时所做的那样，亚当•斯密明确无误地把道德这个概念从经济学里剔除了出去。任何把道德强加于经济之上的企图都妨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谓“看不见的手”反映的是制约着经济活动过程，自动调节资金、就业、资源和物资生产的自然规律。人们尽可以绞尽脑汁去理解这个规律，但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活动，他们却无可奈何，就象他们无力控制万有引力定律一样。[1]

　　我们知道，洛克的政治和社会观，斯密的经济观，不但决定性地影响着西方各国的宪法、政治机制，是西方各国政府执政的政治和经济理念，是各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科书的核心内容，而且事实上是绝大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代各国普通公民的政治观和经济观[2]。从哲学层面看，洛克和斯密之所以能够将一个自利者组成的社会想象成共同致富的人间天堂，而看不到自利者相互争夺利益将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动荡和战争，关键在于，他们将自利者的交易或交往静止化了。他们只看到交易一瞬间对两者都有利的表面；而看不到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使每一次交易都从长远上对强者有利的实质。这样，他们当然看不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经济现实，看不到这种无法持续的正反馈机制必然造成“狼把羊吃光了，狼死光了”社会生态的崩溃，看不到由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将沦为“以暴易暴”的人间地狱。也就是说，洛克和斯密把社会和经济运动的“飞矢”静止化了[3]。

　　但是，对社会认识的静止化并不能阻止社会矛盾的复杂运动，对人性自私的合理化并不能阻止人与人的利益矛盾演变成欺诈、暴力、流血、疾病、饥饿和战争。相反，在客观效果上，由于洛克和斯密型的政治经济哲学肯定利己主义，从而肯定乃至美化现实社会的压迫与剥削，反而削弱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善意力量，加剧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实力政治、经济竞争、世界战争的理论根源。正因为如此，各国统治阶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都本能地欢迎洛克和斯密。

　　当然，应该承认，洛克和斯密的学说“解放”了世人追逐财富和名利的欲望，的确促进了开疆拓土和发明创造，有助于一个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时代的到来。但是，千万不要高估这种“解放”的意义。解放是指摆脱限制、束缚、受压迫状态。哪些人追逐财富的欲望曾经被宗教、道德和习俗所束缚呢？是那些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的人，是那些畏惧舆论、流言和习俗的人。事实上，即使是在基督教、佛教、儒教或伊斯兰盛行的地区和时代，这部分人其实也并不多，其受束缚的程度也不深，绝大部分人仍然是追逐功名利禄的。但丁的《神曲》所以能够成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得人心，是因为基督教的主教、神父、牧师、修女们用十一税和赎罪券养肥自己，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在中国，如果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真能成为儒生们的行为规范，也就不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更不会有王朝由兴盛而衰亡的历史循环。对于这些在宗教、道德的大旗下追逐财富的人，洛克和斯密无非是给他们以正名。只有对于那些有信仰、道德的人，洛克和斯密的学说才具有“解放”作用。但是，一旦这部分人思想“解放”，竞名逐利，这个社会也就进入物欲横流、肆无忌惮的状态了。这是文艺复兴后西方社会演化的基本线索，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演化的基本线索。正因为如此，这个追逐财富和技术的时代同时也是无数生命遭到屠杀、奴役、压迫和剥削的时代，一个贸易战、殖民战、侵略与反侵略战、世界大战的极端的时代。

　　信仰、道德从何而来？各种宗教或儒家学说从何而来？其实正是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来。在罗马帝国横征暴敛、奢侈腐败之际，基督教诞生了；在印度王族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印度社会动荡不已之时，佛教诞生了；在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民不聊生之际，伊斯兰教从附近的阿拉伯部落中诞生了；在东周列国相互争战，中原大地白骨遍野之际，儒家学说诞生了。这些宗教或社会学说都认识到，如果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客观上将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即正反馈机制，亦即老子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从而使社会陷入战乱和动荡之中。因此，尽管各学说的解释体系不同，但都提倡克制、谦让、不争、无为、无欲、行善、利他，进而形成一系列表面上迥异、实质上相似的行为规范。受这些学说教导，强者才懂得要自我克制，弱者才有组织和斗争能力，社会生态才不至于迅速崩溃，人类社会才有点滴文明可言。霍布斯、洛克、斯密等人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将这些学说抛进了历史垃圾堆。从此，人类社会实际上变得更加野蛮了。

　　要之，静止的世界观无条件承认甚至美化现实，然而，无数矛盾自发地相互作用，固然使现实世界越来越变得复杂、多变，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但也多权谋欺诈和暴力，形成压迫和反抗、剥削与被剥削的等级统治秩序，并不时地导致战争爆发；相反，运动的世界观认识到社会的现实运动不符合人的需要，主观上力图使世界放慢变化速度、降低复杂性，使社会和平，人生幸福，人与人平等、自由，但从外界看却缺乏活力，不够丰富。[4]

　　一切思想家都自觉不自觉地面临这对动与静的矛盾。可以说，正是对这一矛盾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强调和选择，形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众多流派。与希腊和印度相比，中国哲学传统既不强调绝对的静，亦不强调绝对的动，而是认识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静极生动，动极生静，动静相反相成，相互转换。正是在这个传统上，中国哲学主张“中庸”，即不走极端，不偏不倚。

　　《易经》（或称《易》、《周易》）是中国哲学之源。何新先生认为，所谓“易”，即变易，即运动；“易经”，即关于运动变化的论述；“周易”，即周而复始地变化[5]。此论深得我心。但是，毕竟《易经》首先是一部算卦之书，其卦象、卦辞、爻辞构成一套扑朔迷离、神秘随意的解释系统，为算命先生胡编乱造、骗人钱财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这样一部占卜算卦、衍误百出、晦涩艰深之书，怎么会成为中国哲学之源呢？

　　我认为，《易经》的真正魅力在于构造了一套清晰的、对立统一的符号系统，给人以无限的启示。《易经》用两个符号，即阴爻（– –）和阳爻（━）组合出全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乾（，象征天、日、君、父、男），坤（，象征地、月、臣、母、女），震（，象征雷），巽（，象征风），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兑（，象征沼泽）。这一符号系统暗示着，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构成事物的两个部分总是有一方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阳；另一方则被主导，阴。由于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事物就在不断地运动和变迁之中，因而，阴和阳处于转换之中。复杂事物（有）由许多简单事物（无）相互作用形成（无中生有），因而可以分解成简单事物（有化为无）。“有”对应着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无”对应着事物的绝对运动状态。

　　对于一般人来说，《易经》至今仍然是神秘的高级占卜书。对于思想家来说，《易经》则总结概括日常经验的深邃的思想启示。我认为，老子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自觉不自觉地借助《易经》的符号系统描述了一个矛盾的世界：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这是对立统一规律。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这是物极必反规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这是复杂事物源于简单事物规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是质量互变规律。

　　有无相生！这不正是对事物缘起、迁流、坏灭过程的传神写照吗？简单事物因缘而聚成复杂事物，无中生有；复杂事物衰败解体，有还于无。无，柔，阴，都是来源于事物运动性的属性；有，刚，阳，都是来源于事物静止性的属性。老子推崇动、无、柔、阴，而将静、动、刚、阳视为暂时现象。

　　《道德经》完全可以用当代人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解释。例如，老子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飘风（强静的风）和骤雨都是因缘而起的事物，因此不能持久。又云：“柔弱胜刚强。”刚强是复杂事物的暂态，如帝国，如富豪，如大坝，而柔弱则简单事物的常态。因此帝国必衰落，富豪三代而亡，大坝必遭柔弱的水冲蚀而垮塌。水性至柔，因势成形，善利万物，在人体中悄无声息地存在。人是刚强的，水是柔弱的。人可以喝水、用水洗脚、用水蒸馍、染水成墨，在水面前抖尽威风，显毕刚强。但是，人却须庾不能离开水。人会死，而水分子却无非是蒸发，散失，不会死亡。再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雄即刚强，即主导、控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雌即相反，被主导，被控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人们一般都希望称雄，即掌握主导权。然而，主导者少，被主导者众，以少博众，危从众来，心力憔悴，高处不胜寒。因此，宁可“守其雌”，居于被主导方。但是，不能不“知其雄”，即了解主导者的目的和手法，以便对“雄者”构成有力制约；同时，由于“知其雄”，知道权势和风光的虚无性，才能够不被权势所动，守得住“雌”。老子最受人诟病的话可能是：“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实际上，愚与明相对，正如柔与刚相对，雌与雄相对，阴与阳相对。所谓愚民，即民不尚智，不尚贤，不尚争，从而相互关系简单化。智巧生而诈伪起，人人相残，落入囚徒困境。这不单是老子的看法，也是耶酥的看法。亚当和夏娃吃知善恶树上的禁果，恰恰象征着智巧生，诈伪起，从此人类就犯下了原罪，被逐出了乐园。因此，“将以愚之”的思想，与老子“绝智弃圣”，回到智巧未开的原始社会的呼吁是一致的。“将以愚之”的建议并不是向那些巧取豪夺的帝王提的，而是向“善为道者”提的。谁是“善为道者”？是那些懂得柔弱、简单事物的价值的人，是老子和耶酥那样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者。

　　老子认识到世界生生不息的运动，因而崇尚无、无为、柔弱、阴，然而，这一切却都是以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平为目的，即以静为目的。正是由于这一目的性，老子并没有象释迦牟尼那样走向消灭欲望、追求涅槃的极端，而是主张回到人与人关系相对单纯的原始社会：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意味着使社会停止朝复杂化的方向演进，静止在部落或酋邦状态。

　　老子认识动，而追求静[6]。因此，在老子哲学中，动与静，正如阴与阳，柔与刚，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相互转换。由此我们可以说，老子沿着《易经》提供的思路，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思想传统寻求中庸的特征。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老子，《易经》内在的哲学意蕴被后世的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吸取。

　　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老子一定程度上也被“妖魔化”了。相反，释迦牟尼却仍是普渡众生的象征。人们常常认为，老子是消极的，主张社会倒退的。其实，释迦牟尼是用远比老子消极的方法来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消灭欲望，脱离尘世。如果每个人听从释氏的教导，人类就消失了，世界退回人类诞生以前。可见，老子的小国寡民既是入世的，又是人道主义的，追求自由、平等、尊严与和平的，更令人尊敬的是，老子还充分洞察并警惕人性中恶的一面。

　　事实上，小国寡民正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源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交往密切，必然形成强大的政府。强大的政府则可能成为压迫和剥削之源。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政府总是站在资本家一边，镇压罢工和各种反抗。因此，许多工人思想家向往一个自治的、无政府的社会。假如没有政府的帮助，资本家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强大，就可能向工人让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之一，正是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众所周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无政府主义也曾经是十分活跃的思潮。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下，至今，中国青年人心目中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落后的、倒退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潮。然而，星移斗转，苍海桑田。二十世纪末，共产主义运动全面瓦解，各国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政党，不幸落入了当年无政府主义者所预见的权力陷阱。正是在此背景下，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逢勃发展。这些组织常常人数不多，针对的问题比较局限，群众基础也就比较明确，因此能量很大，十分活跃，是当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社会力量。虽然他们并不一定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致力于全局性地、持久地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并非一定自觉地相信，社会的进步是由普通群众点点滴滴的局部改进合成的，从而致力于解决一时一地的社会问题。因此，客观上属于无政府主义。非政府组织的高涨和活跃与马克思主义的低落和沉闷，形成鲜明对照，迫使人们重新认识无政府主义的合理成份。应该承认，无政府主义不但反映了这个等级压迫和剥削社会的低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吸引了一批认识到社会罪恶之深重的深刻的理想主义者[7]。尽管无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现实，甚至客观上有利于巩固这个等级压迫剥削的统治秩序，但是，其立场必须肯定，其深刻性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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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19页—第24页，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我认为，此书对洛克和斯密的牛顿世界观作了最深刻的揭示。尽管洛克和斯密两人都还有更丰富的一面，但是他们对后人影响最深远的正是这种简单有力的静止世界观。

　　当然，在牛顿之前，伽利略、开普勒已经为牛顿力学铺平了道路。相应地，在洛克和斯密之前，霍布斯已经和笛卡尔一样，把人比作机器，把人类社会看是利己的人所组成的更加庞大的、有规律运行的机器。

　　事实上，当马克思谈到经济规律时，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就已经承袭了自霍布斯、洛克、至亚当•斯密的机械静止的世界观，承袭了相应的人性自私论。

　　[2] 杰里米•里夫金调侃道：“当我们重温笛卡儿•洛克和斯密的著述时，我们还是不禁为他们的现代口吻而惊讶万分。每当我们听到当代的企业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某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们仿佛觉得他们的讲稿似乎是那几位早已作古了的思想家捉刀代笔的。

　　[3] 在《萨缪尔逊〈经济学〉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中，我逐个概念地揭示了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哲学特性。

　　[4] 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懂得运动的世界观的作用。例如，孔子云：“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就是说，只有正视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才能长治久安。如果按静止世界观，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乱，则身与国必速危，速亡，速乱矣。

　　[5] 何新：《大易通解》，第13页到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6] 当然，《道德经》并不是概念严谨、逻辑完备的著作，而是带有一定随意性的哲学思考。有些章节或段落与老子的总体思想并不一致，概念的内涵也常有跳跃。例如，老子并不一定清楚，正是事物的运动性导致了“柔弱胜刚强”，相应地，并不一定清楚静、刚、阳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尽管老子一再推崇柔弱、无为、自然，却不承认从小国寡民向大国专制演进，正是社会自然运动的结果。相反，要社会停留在小国寡民状态，却是一种人为的、静止的理想。

　　[7] 刘师复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导师。他认为：“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因此，“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假如没有政府，那么人民“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瞻，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但“自有政府，乃设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纲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他追求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的社会。转引自：陈哲夫等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中卷，第46到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2月。

　　从刘师复的论述中，我们难道看不出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