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简介

韩东屏：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简介

A Brief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West

韩东屏 Dongping Han 华伦威尔逊大学 Warren Wilson College

内容提要：本章旨在简要回顾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演变和一些重要动向，介绍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观点，以及这些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和文化对 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和中国政治和文化对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学的影响。

This chapter is a brief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and the West. It covers fiv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xamines the major works and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se major works and trends are also being explored. This chapter aims at showing the influence China has had o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U.S. and the West， and how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influence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and the West.

关键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Two)，冷战(Cold War)，传教士(Missionary)

序言

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兴趣经久不衰，不少大学都有以中国研究为主的东亚研究中心和专业。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更上一层楼。出现大量的著作和杂志。本章主要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作品，以及产生这些人物和作品的社会原因。本章拟从五个个主要阶段来讨论这个题目。第一个阶段，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第二从冷战开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三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西方的学生运动时期，第四是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五个时期是xx年xx后的时期。每一个时期的中国研究都有其代表作品和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些大的趋势和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美国众院议长的欧尼尔(Thomas Philip O’Neill)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的。 他的意思是美国政客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他所在的社区的政治为出发点。这也可以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美国人对待政治的态度和立场，离不开当地政治的角度 。我认为欧尼尔的话，恰如其分的描绘了美国政治的特点。我今天要把欧尼尔的话延伸一下，美国人所做的中国研究，其实基本上也是出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需要。我刚到美国时，看到美国人笔下的中国，跟我所知道的中国相差太远，简直不是同一个国家。当时尚算年轻的我曾为此大发感慨，并改变我到美国留学的初衷，由学美国的外交史，改学政治学，以便弄清楚为什么美国人笔下的中国那样的不一样。当年在佛蒙特大学，我曾问司迪尔教授，为什么在不同人的笔下，同样的中国被写成完全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的东西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古人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后来，我改学政治学。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偏见。这些政治偏见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教化，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舆论导向。同一国家的人，有生活区域的差别，社会背景的不同。即便是同一家庭的人也有年龄的不同，生活经历的不同，阅历的不同。所有这一切，无不影响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除了这些自然因素外，美国的中国研究好多是不同政府机构，各种基金支持的。这些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都有形形色色的偏见，研究者要得到研究经费，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迎合这些偏见。所有这些都是很自然和正常的。关键是要承认并了解这些偏见。本文是从作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由于这个题目浩瀚巨大，本人阅历有限，只能挂一漏万。所以其中必然充满个人的偏见。本人以此求教大方。

二战前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的研究

二战前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成果，主要由传教士和少数来华的专业人士作出的。传教士的中国研究有二个特点。一是他们在中国居住时间较长，与中国民间接触较多较深，所以对中国的了解也比较深。二是传教士毕竟是传教士，他们来华是为了传教。要完成他们传教的使命，他们需要得到教会的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不断的向教会介绍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向教徒介绍他们与之工作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美国及西方的教会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教徒的支持。由于这两个特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介绍一是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的较深了解，二是表现出他们迎合教会和教徒的期望和偏见的倾向。在传教士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是迷途的羔羊，他们有人的原罪，但是又是无助和可爱的，需要西方的帮助和拯救。二战前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和暴发户日本的欺凌，可以说是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人往往要比现实更加无助，这样方能显出中国需要传教士的拯救和传教工作的意义。

最能说明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看法的，莫过于赛珍珠（Pearl Buck)的《好土地》(Good Earth)。赛珍珠本人不是传教士，却出生和生长在一个传教士家庭，并 在中国度过近四十年的时光。《好土地》写的是安徽农民王龙，精明，吃苦耐劳，但有不少恶习。《好土地》所展现的中国社会充满动乱，中国人面临饥饿的威胁。言外之意是中国人需要传教士，需要西方来拯救。该书一九三一发表后，连续二年荣登最畅销数目。一九三五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和瑚维尔奖章。一九三七年，还被改编为电影。一九三八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直到今天，不少美国教授将《好土地》作为了解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必读书。 传教士到中国来主观上当然不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但客观上却确实对中国文化向美国和西方的传播起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动员了教会和民间的巨大资源，做到了任何个人和政府难以做到的事情，传教士拖家带口深入到中国各个角落，在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圣经的过程中，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传教士与本土教会的书面联系及定期的返回本土的休假，又使教会和民众对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按照许多亚洲人的说法，传教士两手空空来到亚洲，除了一本圣经外，别无他物。但几年后，亚洲人手里有了传教士的圣经，而传教士手里则有了亚洲人的土地。 用一般中国人的说法，这叫行骗有 术。 但中国人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得逞。我曾跟我的一个美国 同事辩论，我说美国及西方的强大得益于其宗教组织，而不是宗教本身。

西方能够打败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控制这些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奴役这些国家的众多人口，就是因为教会使他们的社会有凝聚力。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到几个教堂，早先几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属于某一个教堂。这样他们就能够有比较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我的美国同事不以为然。但我对此却坚信不移。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一个人力量有限，几个人组织起来，力量也有限，但较多的人组织起来，其力量就大得很。这也可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来证明这一点。没有毛泽东共产党前的中国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小小的岛国大不列颠可以战败中国，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而组织起来的中国解放区的军民却可以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周旋上八年，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大。我在美国的日本学生，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而是被美国打败。我说就算一九四五年不是中国独力打败日本的，但你总得承认美国打败了日本吧。中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打败日本只是个迟早的事。他们问我何以见得。我说一九五Ｏ年的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败的已经不是美国一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你能说中国打不败日本吗？只有这时日本学生才会认识到日本必败的道理。 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tram)的 《中国的第一举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1938)， 以及此前的《中国的危机》（Crisis in China）（ 1937)和此后的《中国北方战线》（North China Front) (1939) 都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的好书。他的书比较客观的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贝特兰访问过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那篇访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可惜战后贝特兰回到他的出生地新西兰后，改行作英国文学教授。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才能没有了用武之地。 说到二战前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不能不提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是一个 有社会正义感的人。应该说美国和西方还是有很多象 斯诺这样的的人， 如英国的萧伯纳(Benard Shaw)，加拿大的白求恩， 和写过《战地之歌》（Battle Hymn of China）的史茉特莱(Agnes Smedley)。他们同情弱者，愿意为社会正义作出牺牲。斯诺冒着生命危险， 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到达陕北，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写出了《西行漫记》一 书，是第一个从正面向美国和西方介绍中共的人。《西行漫记》 让美国和西方人对中共有了初步的了解。可以说《西行漫记》对中共走向 世界舞台起了重大作用。至今许多美国关于中国的课程，还把《西行漫记》作为必读书目。

二战期间还有另外一批中国通，他们就是史迪威(Joeseph Stilwell)将军和他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员。史迪威将军以多种身分在中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通晓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他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员有几人通晓中文，特别是谢伟思（John Service)。 他们给华盛 顿写了几千页的报告。一九四七年，这些报告以《美亚文件》（Ame rasia Papers）（１９４７）的书名出版。报告的内容涵盖中国政治，经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诸领域，是美国 的中国研 究的一 个重要部分。 二战后，国共两党内战，共产党获胜，这已经在美军驻延安观察员的报告中被预见。但美国朝野难以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共和党开始谴责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和政府丢掉了中国，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在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谢伟思，包瑞特(David Barrett)等美军驻延安观察员等受到调查。谢伟思被外交部开除并被逮捕，生活和事业被彻底破坏。包瑞特也因此被剥夺升迁机会。

二战结束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

如上文提到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陷于谁丢失中国的争论中。共和党为了争取选票，利用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无知和恐惧，大肆鼓吹民主党政府被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所渗透，美国政府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援助太少太晚，所以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胜利。民主党则千方百计的要证明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不是因为美国对国民党蒋介石援助太少或太晚，而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太腐败，太不得人心，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毛泽东选集里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提到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就是杜鲁门的国务卿艾奇迅为了摆脱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干系而做的努力。美国政界的这场争论在学 术界 充分反映了出来。可以说大部分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都或多或少的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论战也是持久的。尽管二战刚结束后到朝鲜战争期间是高潮，到尼克松访华后慢慢减少，一直到九十年代，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发表。

参加这些论战的主要学者有邹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Tang Tsou， American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费思(Hebert Feis)《中国的乱局》，(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库波克(Anthony Kubek)的《远东是怎样丢掉的》（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3），切恩(Kenneth Chern)的《在中国的两难困境》（Dilem ma in China） (Hamden: Archon Books，1980），安德森(James Reardon Anderson)的《延安与 世界列强》，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1980) 舒马克(Kenneth Shewmaker) 的《美国人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 nists 1927-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谢伟思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思顿(Gun 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之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 Hill， 1945) ，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 威与美国在中 国之经历－ 一九一 一至一九四五》，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 any， 1971) ，包瑞特的 《迪克西使命：美军驻延安观察员小分队》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A Publ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在这场论战中，库波克认为民主党政府的 政策导致共产 党在中国的胜利。谢伟思和包瑞特则认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等因素是其在内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美国因为没有采纳美军驻延安观 察员们的忠告，在中国失去了一个好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克(Perry Link)则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失去任何机 会，无论美国怎样作，都不能改变 中共的共产本质。 邹谠，费思，切恩等则处在中间，但基于美国反共的 政治趋向，他们基本上都是认为共产党 是匪党没有什么民意基础。

一九九Ｏ年，我在美国佛蒙特大学读书时也参加了这场论战。我的论文“联合政府与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外交政策”（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Civil War) 英文版在佛蒙特大学的历史论坛发表（Volume V， Issue 1 Spring 1993）中文版在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我认为美国的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政策基本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左手打右手。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是美国的傲慢与偏见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内战就是由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腐 败政权一再迁就怂恿造成的。蒋介石政府知道自己离开美国的支持就没法 在中国存在下去，但他们也很清楚美国朝野的反共倾向并充分的利用了这 一点。以致美国政府无视自己驻延安的观察员发出的警告，把赌注全压在必败的国民党身上。美国政府给了蒋介石政府二十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所谓的援助都被蒋介石政府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为了生存，为了避免发生在一九二七年的被杀戮的命运，只好发动土改运动。土改运动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蒋介石有一点历史责任感，有一点的民主意识，他就会接受美国提出的，业已被共产党和其他中国政党接受的联合政府主张，那样的话，激烈的土改运动就不会发生，中国的命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但蒋介石国民党想继续其一党独裁，硬要消灭共产党。于是共产党发动土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土改运动把国共两党的生死之争转化为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与少数地主老财的生死之争。这场农民与地主的生死之争不但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不幸的是许多美国的学界和政界，从来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仍在执行由傲慢和偏见制定的外交政策。

谈到这个时期的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不能不提一下陆席(Henry Luce) 和他主导的中国国会游说活动（China Lobby). 陆席一八 九八年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在中国生活到十五岁才回美国念书， 后来创办美国《时代》周刊，《生活》画报等著名世界的刊物，是美国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蒋介石夫妇关系密切，多次把 蒋介石夫妇的 照片作为年度人物登在《时代》和《生活》画报的封面上。他主导的国会游说动用大量的金钱，阻碍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根据 一些美国学者估计，陆席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阻止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正常关系达十八年之久。 陆席死于一九六七年。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控制着美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传媒王国和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基金。关于陆席和美国国会中国游说活动在美国政治和西方的中国研究中的巨大影响，科恩（Ross Koen）的《美国政治中的国会中国游说活动》（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有很好的介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本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员早已预料到的。但是由于美国式民主政治的特点，这个问题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互相攻诘的借口。同时，这也为美国和西方的东亚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美国政府，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社会中无数的私人基金，为各个大学的东亚研究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那个时候的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几乎是来者不拒。一位东亚研究专业的教授告诉我，他就是当年路过哈佛，进去问了一下，便获得到哈佛东亚系读博士学位的全奖。

费正清（John Fairbank) 主持领导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费死后改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美国各大学培养了研究中国的教授人才。费正 清本人的著述并不多，他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主要是他的学 生是名副其实的遍天下，占据各个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的要津。费正清从事中国研究比较早，三十年代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在美国关于中共为什么在中国胜利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共的胜利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而外部的因素不是很重要。因此他在麦卡锡时代曾受到调查。可能是这个缘故，他后来的著述比较谨慎。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和美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是一部从历史文化上对中美进行对比 的学术著作。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主要是东亚研究系的教材，一直到今天还被大多数大学作为低年级课程的教材。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参予了中国研究。比方说在英国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 发行的。孙德思(Francis Stoner Saunders)在其《文化冷战： 中央情报局和文学艺术界》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一书中指控，欧崴尔（George Orwell）， 《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1984)的作者， 是中央情报局的合作者，这个创造出在全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词， 如大哥（the big brother) 和极权社会（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平等（everybody is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竟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和是 向当局报告其他左翼作家的行为的告密者。

八十年代中期，我同一些美国学者到中国农村进行学术 考察，我们走后中国的安全部门就对我们的访谈对 象说这些学者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些人是我很尊重的学者。回到美国后，我问他们这是不是真的。他们没有给我直接回答，反而问我：“你看呢？” 现在看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这 就是政治。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只是我们自己往往太幼稚，太天真，不懂政治，才对这种事情大惊小怪。

这个时期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中的另一位作者是中国人大都知晓的韩丁（William Hinton)。他写的关于中国土改的书《翻身》真正是世界 级的名著，被翻译成十四种外文，数次再版，总发行量七百余万册。 至今 美国各大学的中国政治还将其列为必读书目。韩丁不算专业学者，但他却是美国人中少数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农村的人。他步入中国研究纯属偶然。韩丁出生于一个进步家庭，他的妈妈是佛蒙特的Putnam新型学校的创建者。该校寓劳动生活学习于一体。韩丁从Putnam毕业后考入哈佛。但他想先周游世界后上大学。他的妈妈在他答应第二年回来上哈佛后同意了。他登上了去日本的货船，靠打工养活自己，最后到了中国。在哈佛上了两年后，他转入考乃尔大学农业机械系。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联合国对中国的救济工作。联合国的工作完后，他随中共的土改工作队进驻张庄，亲身经历了张庄的土改运动。在他的书里，张庄的张被拆开来改为长弓村。韩丁在张庄观察土改一年多，后来又多次回到中国和张庄，加在一起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有七年之久。韩丁刚回到美国时，他关于中国土改运动的笔记，被美国海关没收，他和美国政府打了多年官司，才要回这些笔记，最终写成他的成名之作《翻身》，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限制他出国旅行。他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只好经营自家的农场。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家人与中国和张庄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妹妹韩春，妹夫阳早，也是韩丁在考乃尔大学的同学，受韩丁的影响，四十年代来到中国，一直在中国定居。阳早和韩丁已先后去世，韩春仍住在北京。韩春和韩丁的子女都是在中国长大，他们从事的工作和研究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韩丁的女儿(Carma Hinton)的长弓公司制作的《xxx＞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等的记录片，也成为 美国和西方中国 研究的力作。韩丁的其他著作还有《深翻》（Shen Fan)， 《大反转》 （The Great Reversal). 韩丁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土改运动，合 化运动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跟踪和观察。他对中国人民在土改运动和合作化运动中取得的成绩给了充分的肯定，也对其中的失误予以揭露。 韩丁对中 国后来的农村改革非常不理解，对 《人民日报》以他的名义发表支持农 村改革的做法非常愤怒，曾发信质问。

石约翰（John Shrecker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里也是一 本很有特色的书。石约翰是费正清的学生，中国历史文化功底较深。他从中 国的大同思想入手，研究各个时期的农民起义的诉求，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中国人的主流诉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能赢得民心，跟共产党的政策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吻合这一点，有着重要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能够在中国成功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石约翰的观点很有独到之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可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关系，要比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更大一些。该书已有中文译文。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美国和西方则正是越战和学生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美国和西方的学生运动是以反战，反传统，反当局为主要诉求。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促成和影响了美国和西方的学生运动。不管怎么说，美国和西方的学生运动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中国人一直是被美国和西方所鄙视的. 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好像 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外。且不说美国和西方的的学生运动是否在模仿中国的 红卫兵运动，但西方学术界却实实在在的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小红书成了西方人的抢手货。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 不能到中国来旅游。 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人到中国来旅游的多了。他们见 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没有毒品，没有娼妓，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 环境污染，很少贪污腐败，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有很高水平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就连反共的韩素音女士，来中国访问后，看到解放军官兵没有军衔的军装，也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革命变化赞不绝口。在美国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眼里，中国已经取得了她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在美国和西方的环保主义者眼里，中国人的简单生活方式，商店的商品没有包装，买酒，酱油和醋要自带瓶子，买面和米要自带口袋，连火柴都是散装的，这不正是他们所倡导的环保生活方式吗。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成了 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中国的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靠农民的两只手和小型机械修筑水利设施，在人民公社框架内办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农村的教育革命，让农民自己管理学校，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包括山区牧区都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搞西方式现代化的专家们，在经历过无数挫折和失败后，看到中国取得的成绩，开始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 由于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而且由于中国拿出六十多亿美元，无偿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在国际事物中，中国政府敢于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主持正义，在那些民权和人权主义者眼里，中国又是人权和民权的化身。在那个时代，美国可不是像今天这样，处处以民主和人权的卫士自居的。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美国的学术界对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的态度几乎一边倒。费尔德曼（Edward Friedman) 的《后退到革命》(Back 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马自纳（Maurice Meisnrer）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发端》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 nese Marxism)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Mao’s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 执教的维斯康新大学，成为哈佛以外的又一个东亚 研究的中心。培养出许多有左翼倾向的中国问题专家。

费尔德曼布朗代斯大学毕业后入哈佛东亚研究系获硕士学位，后进哈佛政治系获博士学位。他是六十年代的激进的学生领袖之一， 是占领哈佛校长办公楼的组织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受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极少数美国教授之一。他早期 的作品都是支持中共的。他的许多学生的研究课题也是支持中共的，包括他的最得意门生之一戴瑞福（Ralph Thaxton)。戴瑞福的第一部学术著 作《中国的 公理战胜－农民社会的革命合法性》（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 ant world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戴瑞福的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官逼民反，是合法的。当时曾受到一些来自台湾的美国学者的攻击和诘难。

相比之下，马自纳可能是更受尊重的美国中国学者。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和 中国政府的评价基本上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全面的考察，受个人感情影响 较小。而且他前后如一，不像有些人那样前后判若两人。一九九六年，作者曾在纽约的新学校和马自纳教授一起参加文革三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对文革的评价的严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下，比利时作家李可满（Pierre Rykmans)，笔名西蒙雷(Simon Leys)，曾哀叹他自己的身单力薄，及自己对中国的批评得不到别人的回应。西蒙雷的作品包括 《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1 ）《中国 的阴影》 （Chinese Shadows) ( 1976) 据西蒙雷自己讲， 他被要求用笔名出版他的《主席的新衣》一书。西蒙雷出生比利时，在台湾学汉语，后居香港。于一九七Ｏ年移居澳大利亚。西蒙雷在别人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片颂歌声中，坚持自己的见解，非常难能可贵。 他说文化大革 命没有任何新意，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多做法，大跃进时已经尝试过，但是失败了。但他没有提出为什么这些所谓的革命化的措施在大跃进的年代失败了，而毛为什么还要在发动文革去推行这些措施。他说中国农民仍然象驴子一样的在水利工地上劳作，如果他们知道别的国家都用机器了会怎样想。他认为当代中国人失去了辨别真假朋友的能力，说自己是中国人的真正朋友，而那些赞扬中国的人未必是中国人的朋友。作为当年曾在水利工地上劳作过的农民的一员，我想告诉西蒙雷，他实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也不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历史。当时的中国是很穷，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需要从事很重的体力劳动。但那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在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命运，同时也在那个过程中改变了我们自己。难道中国人应该什么都不干，等着机器来干？我倒觉得西蒙雷恐怕还有一点西方殖民者的优越感吧，特别是他说中国人失去辨别真正朋友的能力这一点。

文革后的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十年浩劫。中国政府破天荒的开始自曝其短，公布文革中由武斗等造成的非自然死亡的人数等。此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以所谓报告文学为形式的伤痕文学。揭露文革中发生的人道和人权悲剧，如陈禹山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和有关遇罗克等的报道。可以说当年的伤痕文学成为中共中央否定文革后中国文坛上的主流。象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冤假错案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在美国也不少。 但像中国这样从制度上大张旗鼓 的揭露冤假错案，历史上罕见。而且，所谓的报告文学作为一个门类很有意思。它听起来好像是报告，该以事实为基础，但它又是文学，文学则完全不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文学中究竟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报告” 什么时候结束，“文学”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可以说 “报告文学” 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个创举。当年的中国人还有把印刷 的文字当成事实和真理的习惯。报告文学对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对外改革开发。国家花费大量的资金选送年轻学子送往国外深造。这些人把中国的伤痕文学也带到了国外。此后，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就不再是是美国和西方的一统天下了。如张戎写的《野天鹅》（Wild swans :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1991)，长时间荣登西方世界最畅销书目。张戎就是中国政府送往英国进修的大学老师，她拒绝中国政府要她按期回国的要求，与其老师结婚定居英国。还有梁宏和其美国妻子沙百灵（Judith Shapiro ) 的《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84）袁高的《自来红》(Born Red :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梁宏和沙百灵的恋爱曾是当年的新闻热点，据说他们的结婚还是通过邓小平特许。梁宏出国后，除了发表了《革命之子》外，还在美国政府的赞助下，编辑了《知识分子》杂志。旨在对中国推行某些人所说的“和平演变，” 梁宏夫妇在美国成了名人，八十年代末回到中国还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些中国人写得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和中国政府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可以说是将了美国和西方那些唱文革赞歌的学者一军。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学者告诉他们。他们都受了“四人帮”和当时中国政府的蒙蔽。 这些人可以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他们说了共产党和毛泽东这么多年的 好话，现在里外不是人。怎么办呢？

巴黎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当代东亚研究教授车思瑙（Jean Chesneaux)在《澳大利亚中国问题学报》上著文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说：“十五年，二十年后，再来回顾这段 （与中国的)荒唐的，多情的“恋爱”闹剧，我们，包括我自己，应该怎样面对自己。这场闹剧是天真，无知，傲慢与偏见的结晶，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应该感到后悔。我们显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严肃和良知。” 美国最受尊重的瓦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著文说：“ 我们这些过去曾对毛和文化大革命理想化过的人，当然不仅限于我们，对毛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人再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大多数人坚信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甚至是历史罪恶，跟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差不多。” 费尔德曼则认为伤痕文学“非常清楚的说明毛推行的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把中国引向一条血腥的，灾难的道路。” 可以说中国政府关于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此后中国人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对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彻底的改变了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的潮流。现在我仍在想，如果当年不那样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对文革一分为二，是不是更恰当一些，更符合历史一些，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会更好些。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xxx事件后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

如果说中国政府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此后的伤痕文学让相大当一部分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学者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的好感。那么一九xx年xxx广场的动乱，则让美国和西方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的人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偏见。这种偏见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学者们对中国研究的取向。与此同时，一大批异议人士逃亡海外，如刘宾雁，王若望，严家其，郑义等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学术界的人士跑到美国。柴玲，李录，王丹，吾尔凯希等学运头头陆续来到美国。他们当中一些人到了美国后得到美国政府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赞助，成为美国社会中一股非常可观的反华势力。 当然他们总是强调他们反对的是毛的国，中共的国，而不是中国。我曾著文质问过他们，你们怎样把毛的中国和中共的中国与你们自己的“中国”分开？可能吗？你们口口声声爱中国，可惜你的那个“中国”并不存在？ 六x以后，受中国人的影响，美国人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倾向，好像就是要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失败了，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大跃进”及其后的生活困难成了一个时髦的课题。陈一咨在《华盛顿邮报》著文，题目就是“毛的罪恶” 说毛泽东统治下中国造成四千万人死亡。李锐在哈佛的一份书面报告中则把死亡数字提高到八千万，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英国记者贝克的《饿鬼》则把中国的大跃进描写的饿莩遍野。 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出版，并成为畅销书的闹剧。李志绥的两个儿子李大重，李二重早已在美国，李志绥本人早就想出国， 便想让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作访问学者。他以曾作过毛泽东的保 健医生 的身分，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一封信被拒绝了。后来，写过《中国的危机》一书的哥大教中国政治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参予该书的筹划，牵头让李志绥与蓝登签订了出版合同，李志绥拿到五十 万美元的稿酬，蓝登则保留了修改权。李志绥很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美国出版社会把修改权，搞成“翻译权”。于是李志绥的书的封面上就出现了千古笑话，一本用汉语写的书，居然出了英文和汉语的两种语言译者。黎安友在给该书的序言里，更是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例如说各地党政机关给毛泽东选择美女，象一道道菜一样献给毛，好让毛泽东采阴补阳，毛在大被子下面跟数个女人性交，以及毛还跟他的男卫士搞同性恋等等。 李志绥可能更没有想到，他的书会招来一批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愤怒和质问。尽管中国政府对李志绥的书保持沉默，但有二十三个在美东地区的中国人，签名发表书面声明并举办记者招待会，质问李志绥和其背后的操纵者。 李志绥被迫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从来没有见过毛跟任何女人单独在一起。李志绥不久在其芝加哥其二儿子的家中脑溢血死亡，让许多准备到他家门前去抗议的中国人感到有些莫名的的遗憾。

许多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学者，因为中国政府在毛泽东问题上的暧昧，和许多中国人的著作中的反毛倾向，而有点忘乎所以。费尔德曼在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论文讨论会上担任主席，他在论文宣读前的开场词里讲，中国是“极权国家”。而在会上宣读的三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农民如何能够成功地对抗一胎化政策，一篇是中国农民如何在文革中砍伐集体的树木，第三篇是中国的水库移民如何成功地把政府官员的车子截住，向他们申诉修水库给他们造成的生活困难。论文宣读完了后，我举手发言问费尔德曼，你说中国是极权国家，而这三篇论文都证明中国不是极权国家，而且正好相反。你对此如何解释？他居然抵赖说他没有说。观众中马上有人站出来说，听到他如此说的不是一个人。他居然说他不在乎别人听到了什么。 他的学生戴瑞福在一次演讲中竟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座保安措施最高等级的监狱，而今天的中国则是最低保安措施的监狱。对此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我说 在美国生活的人，天天都得跟警察打交道，马路上到处 是警察。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雇佣大量的警察，而且其警察全副武装。美国人每天总要见到几次警车。我在伊利诺一个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往往一天要见到警车五六次，其中包括州警察，县警察，市警察，和大学里自己的警察。 而且都是全副武装。我问他在中国的时候见到几次警察，而且见到过全副武装的警察没有？他对我的质问几乎是不予理睬。美国有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就难怪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的报告，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了。相比之下，澳利亚学者杜顿(Michael Dutton)的书《中国政治治安》 要更客观一些， 杜顿认为你如果非要说中国是警察国家，那么中国是个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我感到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要更深入一些。有些美国人受那些所谓的民运分子，FL功信徒，和反共的知识精英的误导，往往忽视了中国底层大众的情况。美国学者中比较了解中国的是那些肯到基层，到农村去亲自考察，又愿意放弃西方偏见的人，如席保德(Peter Seybolt)， 欧布瑞恩(Kevin Obrien) 等。

结尾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对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前途发挥着极大的影响。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对美国和西方的人民，特别是年轻学子，了解认识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经常对我的美国学生讲，美国和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朋友，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敌人，就看中美两国的精英如何引导自己的人民。希望美国的学术精英们，在美国到世界各地推行其所谓 “民主“碰 得头破血流之后，好好反思一下。不要以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就有权对别国，包括中国，指手划脚。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和价值都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如果大家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