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和《自由引导人民》

法国革命和《自由引导人民》

匣中剑

自由！你的旗帜虽然已被撕破，但仍在大雷雨中迎风飘扬，你的号角声虽然已经破碎而逐渐微弱，但它仍超过暴风雨的最高声浪。你树上的花朵已经散落，而且树皮被斧子砍伤，看起来粗糙，不值一文，但树液仍然存留着——而且我们看见那种子深深种植着，甚至种在北方的胸膛里，将带来一个美好的果实甘美的春天。

人到中年，整天戴着面具，早已麻木，按说不该再动感情了，却总在不经意间，你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当上面拜伦的这首诗落入眼帘，它就刻在了我的心里。这首诗纪念着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时代虽已远去，却仍有如矗立夜空的火山，喷射着熊熊的烈焰，照亮了人类黑暗的历史。即使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仍使我们情不自禁。

这就是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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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革命的性质和断代，还有很多争议，并不统一。

断代的上限基本一致，大都以1789年大革命爆发为起点，可是下限却差异很大。以最著名的三部《法国革命史》而言，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写到1814年拿破仑覆败。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写到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政权。马迪厄《法国革命史》则只写到1795年雅各宾派失败，不过马迪厄在序言里表明，这三卷是民主共和国史，他还将继续写资产阶级共和国史，将写到帝政的建立。

这三种断代各有其道理。不过，或许，从1789年一直划分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更有历史的意义。如何断代，表面上是个简单的文字问题研究的方便问题，但实质上涉及对革命性质的把握。

米涅认为“从召开三级会议到1814 年”，“这几个阶段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几个阶段的一些事件，就是有那么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实际指出，即使是拿破仑的帝国，其同样是大革命的一个部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于是他把这列入大革命的范畴。而勒费弗尔以共和国的灭亡作为标志，相对来说，是比较肤浅的划分。

而我之所以从1789年划至1871年，因为我认为这八十多年里，革命虽然几起几落，从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性质来看，都可以划入法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么说，可能仍然比较狭隘，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欧洲民主主义革命才是。因为这个时代，法国革命就是欧洲革命的核心，法国革命推动着欧洲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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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断代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总是把巴黎公社划入工人革命的范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认为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以把工人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混淆在一起呢？

但是，我以为，巴黎公社固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它同样是它所处的时代的一部分，是它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发展，如果把巴黎公社起义和法国之前八十年的历史发展割裂开来，那反而是不恰当的。

巴黎公社的确采取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比如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禁止克扣工人工资，甚至于建立工人合作社，接管了逃亡资本家的工厂，并对没有逃亡的工厂进行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

但是，客观的说，巴黎公社时期的还缺乏组织缺乏纲领的法国工人并不是非常清楚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源，并没有给自己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满足于改良，对于资本家工厂的监督和接管，属于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从长远看，工人一旦得到了民主权利，长期掌握了政权，必然会使用民主权利捍卫自身的劳动权益，并进行社会革命，迟早会触及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巴黎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因此，从总体看，仍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在参加了巴黎公社，战斗到公社的最后一天，后来并写下史学名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利沙加勒来看，巴黎公社起义是一场共和主义法国和保皇党的、教权的法国的斗争。利沙加勒热情歌颂起义的法国工人，不仅怒斥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皇党梯也尔政府，而且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理想的背叛和出卖。有评论认为利沙加勒没有认识到巴黎公社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这个评论是允当的，但是，同时飘扬着三色旗和大红旗的巴黎公社属于法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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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789年爆发的法国民主主义革命，简单地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拿起武器，前赴后继地反抗暴政的时候，他们难道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光我们屁事啊？

当我们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为自由民主而流血牺牲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哪里？他们有死一个人吗？

人民为民主自由而战！为反抗封建制度和专制暴政而战！而不是为了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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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八十多年的法国民主主义革命，可以以复辟的波旁王朝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789年至1814年，第二阶段自1830年至1871年。

这两个阶段具有历史的相似性。第一阶段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之后，先后经历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斐扬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的统治，随着雅各宾派的失败，经过督政府的过渡，形成了拿破仑第一帝国。而第二阶段的革命，在推翻了复辟王朝之后，先后经历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二共和国，随着巴黎工人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建立了拿破仑第二帝国。

这种历史相似性，反映的是大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的叛卖。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封建专制暴政损害时，他们就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和宗教的秩序，而人民则要求真正实行民主，改造社会，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这是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因此每当资产阶级窃取了政权，他们就转而叛卖革命，和封建余孽勾结在一起，互相妥协，共同镇压革命，限制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镇压人民，他们宁可倒向赤裸裸的暴政，倒向军事独裁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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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也有其不同，革命主力的不同。

第一阶段的革命主力是以小店主、工匠、帮工、学徒、农民为主体的无套裤汉。乔治·鲁德著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根据法国国家和地方的档案，特别是根据警察局的档案对这一阶段的群众成分进行过准确的分析。

鲁德指出，无产阶级固然参加了革命，如大革命的第一次骚乱——累维伊扬骚乱，构成了革命动荡的一部分，但“只是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鲁德指出，法国当时的工业“典型的生产单位仍然是小作坊”。即使是少数的工人，也仍然是不完全的工人，“在1724年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的二千名巴黎织袜工，一方面依靠工资为生，另一方面仍然从雇工那里租用织袜机，在自己家中工作”。对于还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只有科尔特建立的几个国家工场的法国来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构成革命的主力。

法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主力，是我们通常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店主、工匠、帮工、学徒。小资产阶级这个词容易使人误会，许多人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一谈，以为是小一点的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有趣的误会。

其实小资产阶级是指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主要仍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小私有者小劳动者。他们和无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下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小资产阶级虽然是劳动者，但却占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且并不出卖劳动力。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但却是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而小资产阶级主要靠自己劳动为生。

鲁德指出，“这些作坊一般只用数目很少的帮工或学徒”。事实上，这些小作坊正如我们在中国所习见的小店一样，主要的劳动者和小老板之间非亲即故，实际是个家庭小生产性质，并不存在明显的剥削雇佣关系。即使是雇佣的帮工学徒，他们和老板之间与其说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不如说是犹如父子的师徒关系，与其说榨取的是剩余价值，不如说是收取所传授的特殊劳动技艺的学费。鲁德写道：“帮工仍然经常和老板一桌吃饭，同屋住宿。挣工资的帮工和独立的工匠，乃至于和作坊老板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别”。

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一谈，不仅会使我们对于历史上革命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而且在现实的革命中会导致对小资产阶级劳动权利的侵犯，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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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法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砸烂了封建枷锁，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通过拿破仑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对欧洲各国进行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通过大陆封锁政策保护了欧洲市场，法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复辟王朝时期，工业革命继续进行。虽然工业革命一直到第二帝国统治时期才最后完成，但1830年第二阶段革命开始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主力。1830年的七月起义，就是在工人罢工的背景下进行的。

如果说1830年起义无产阶级的色彩还不突出的话，那么随着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特别是1832年6月5日起义中，由于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盗用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了区别敌我，无产阶级就在街垒上竖起大红旗，并写上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此，大红旗成为法国无产阶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的标志。

1848年2月25日，巴黎工人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工人代表拉斯拜尔走进市政厅，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迫使资产阶级承认建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奋起自卫，击溃了梯也尔保皇党假释犯政府的挑衅，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选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普选权为基础的选举。在巴黎公社的广场上飘扬自由的红旗、三色旗或者镶着红边的三色旗。

三色旗和红旗的一起飘扬，形象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地位。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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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样说更符合历史的真相：资产阶级因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狗咬狗的矛盾，于是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窃取了革命果实，又通过无耻的叛卖，和封建余孽勾结在一起，血腥镇压了革命，从而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视角，或许更有利于我们评价这次革命和革命中各阶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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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革命总是催生不朽的艺术成就。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就诞生在这战火纷飞的光辉岁月里。正如许多画评指出的，“《自由引导人民》恐怕是西方绘画中最家喻户晓的作品之一，它的形象被制成各种印刷品、邮票、钱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有的时候因为太常见了，我们甚至反而模糊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是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7月25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波旁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专制权力，于是签署了四项敕令，史称《七月敕令》。第一项敕令取消出版自由，任何报刊和20印张以下的出版物都应事先获得批准；第二项敕令宣布新的选举无效，解散新议会；第三项敕令实行新的选举法。众议院只由1/4纳税最多者组成的郡选民团选举，选举资格纳税额计算，规定只计算土地税、动产税等，营业税和门窗税不再计算在内；第四项敕令规定9月6日和13日召集选区和郡的选民团，9月28日两院开会。

如果说法国原来的基于财产权的选举，已经只是财产最多的四分一的富人的选举，形成的是大地主阶级主导政权、资产阶级参政的格局，那么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财富力量的增长，开始向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

波旁王朝在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资产阶级反对派反而从221人增加到274人，反而遭到更大失败的情况下，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为了独霸政权，企图通过这四项敕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按照这四项敕令，特别是选民资格不再计算营业税和门窗税，从而对于经营工商业和在城市拥有大量房产的资产阶级构成了威胁，有资格的选民人数将剧减四分三，而且打击的是资产阶级的票源。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从而造成有利的革命形势。而波旁王朝对于自由民主权利的全面剥夺，则激怒了广大人民。

7月26日晚，工人和学生开始集结反对政府。7月27日，工人和学生涌上大街，夺取枪支，构筑街垒，和马尔蒙元帅指挥的国王军队发生冲突，起义爆发了！

7月27日至7月29日，八万起义者和八千政府军进行了三天激烈的战斗，起义者死亡人数达600—700人，受伤者约2000人，死伤者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其中有10多名学生，但没有一个资产者。政府军也伤亡三分一，丧失了战斗力。

7月29日，起义者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发动攻击。占据旺多姆广场的国王军队第5团和第53团倒戈，使驻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军队大为慌乱，在起义者的进攻下溃散了，马尔蒙召集残部，逃向查理十世居住地圣·克鲁宫。这一天中午刚过，巴黎就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

波旁王朝被推翻了！永远地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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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克洛瓦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但由于巷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距离他的工作室很近，因此目睹了许多真实、悲壮的场景。画家在上百幅"七月革命"街垒战的草图的基础上定稿了这幅名画。

画面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头戴红色弗吉尼亚帽、身穿明黄色衣裙的少女，明黄色是少女的颜色，红色弗吉尼亚帽则象征自由和解放，是当年革命者喜爱的装束，恩格斯曾在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安放了一尊戴有红色弗吉尼亚帽的共和女神塑像,以此为精神支柱。少女一手高举着三色旗，一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侧头召唤战友们跟进。这个少女构成了画面的中心，整个画面上所有的人物都追随着她，就连在她的脚旁，一个也同样头戴红色弗吉尼亚帽的战士，尽管已倒地垂死，仍挣扎着撑起上半身，仰望着自由的旗帜。

在少女的右边，一个少年手提双枪，急奔过来。在少女的左边，一个穿着黑上衣，头戴高筒帽，做大学生打扮的青年，紧握着步枪，追随着少女。再过来一点，一个工人手执弯刀正在冲锋陷阵，他的眼睛同样盯着三色旗。

后面则是无数跟进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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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幅画，许多人把它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其实它不仅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也是当年革命的真实再现。工人和学生是当年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工人的作用我不再赘述。法国学生在历次巴黎革命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这也是传统了，1830年起义就是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构筑街垒开始的。

那个手执双枪的少年也是有所本的。1830年起义中，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少年阿莱尔冒着枪林弹雨，将三色旗插到巴黎圣母院旁的一座桥头，而自己中弹牺牲。德拉克洛瓦画这个形象正是为了纪念少年英雄阿莱尔。

很多人或许不明白，为什么阿莱尔这么一个孩子，会出现在战斗中，孩子是应该去上学的，是应该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其实阿莱尔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性。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经塑造了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形象，那就是法兰西小英雄伽弗洛什（我最早看到的译本有译作“高乐士”的）。伽弗洛什是个流浪儿。雨果写道：

“在巴黎街上，有不少衣服破烂、身上肮脏，逛来逛去的顽皮孩子叫‘街溜儿’。他们身上没有衬衣；脚上没有鞋子；头上顶的是天空。巴黎有许多这样的‘街溜儿’。他们的爸爸妈妈干的都是非常劳苦的工作，过着很贫穷的生活，所以也就没有心思去管自己的孩子。孩子上哪儿去玩啦，上哪儿去干什么啦，都没人管。巴黎穷人们的孩子是生活在街头上的。夜晚的时候，巡夜的警察就能在空场子里、没完工的房子里、桥洞底下，成百的抓住这些小‘街溜儿’。”

伽弗洛什就是这样一个街溜儿，一个被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被统治阶级制造的绝对贫困，剥夺了受教育权利和生存权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街溜儿，可以“成百的”抓住的街溜儿。

伽弗洛什们对于这样一个压迫着奴役着自己的暴政，该怀着怎样的仇恨！无数的伽弗洛什们就这样成长为英勇的自由战士。他们中间包括《国际歌》的词作者鲍狄埃。

当1832年6月5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反抗金融大资产阶级的暴政的时候，伽弗洛什很高兴地加入“红党”的队伍，投入了街垒战斗，街垒指挥员马吕斯有意安排伽弗洛什送信给自己的未婚妻，想让他留在自己未婚妻家里。结果伽弗洛什却跑回来参加战斗，并最终英勇牺牲。

我们穷人的骨头，就算孩子的骨头，也是硬的。

画面上最引人争议的，恐怕是那个少女形象。

有网友置疑，以当年欧洲妇女解放的程度，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女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举着旗冲锋陷阵呢？不可能吧？那应该只是个浪漫主义的象征吧？

这些网友完全低估了法国妇女的英勇和豪迈。在这八十多年的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法国妇女和我们男人一样战斗，她们参加了巴黎的每一次起义，绝没有一点点输给我们男人的地方。举几个关键时刻的例子吧。

在巴士底狱的攻克者名单中就包括一名妇女，她叫玛丽·夏潘提叶，她是一个洗衣妇。

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国王仍然在暗中策划着阴谋。1789年10月5日，巴黎妇女首先发动，强迫教堂敲钟，并击鼓游行，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在包围市政厅解除了卫兵武装后，她们进军凡尔赛，“裙子上挂着剑和猎刀”，把国王押回了巴黎，从此置于革命的巴黎人民的监视下。

1871年3月18日凌晨，政府军全面向巴黎工人为主的国民自卫军发起袭击，其中六千人袭击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大炮。在杀害了卫兵图潘之后，政府军表面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政府都已经发布了胜利的公告。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又是巴黎妇女，她们赤手空拳地包围了政府军，政府军将军勒康特丧心病狂地命令士兵们开枪屠杀。但是巴黎妇女没有后退，她们愤怒地谴责政府的无耻行径。于是士兵倒戈了，掉转枪口击毙了勒康特。整个形势扭转了，梯也尔失败了，狼狈滚出巴黎，公社胜利了。

而在1830年的这次起义中，也是一个叫克拉拉·莱辛的姑娘首先在街垒上举起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

法国妇女不仅是浪漫的，而且是英勇的。美丽的自由女战士，在这次不朽的大革命中将永远占据最中间位置。这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现实主义的叙事。

我爱你！

更大的争议可能在姑娘袒露的乳房上。

那是一对饱满、浑圆、结实、很好看的乳房。由于那个姑娘坚定地往斜上方高举着旗帜，衣襟滑落露了出来。在烟火张天的背景下，这对乳房发出明亮的光芒，格外抢眼。

因为这对裸露的、美丽的乳房，这幅名画被列入了人体画的范畴。这让某些人坐立不安，恨不得撕块布把她给遮住。一些画评努力地掩饰，“这就要谈到德拉克洛瓦的浪漫气质了，他将神话中的自由女神与浴血奋战的人民安排到一起，她长着希腊雕塑般的轮廓，穿着朴素古典的衣着，与周围身穿现代服装的男士们相比，她更像一个抽象的人，代表着最高的精神与意义。”云云。

原来女神就一定要袒胸啊。原来古典的衣着就等于袒胸的衣服啊。

这样的解释不亦可笑吗？

家父娴于丹青，我从小就翻画册，没少看，如果说要和所谓神话中的女神看齐，光光袒胸是远远不够的，怎么也得脱光了才好。油画中的女神，我还真没见过几个穿衣服的。

有些人说，会不会是雅典娜呢？雅典娜作为智慧和战争之神，而不是自由之神，何况，作为战争之神的雅典娜永远穿着盔甲，又怎么可能穿着长裙，还袒胸呢？事实上在人类之前的宗教信仰中是否存在一个自由女神，是颇为可疑的。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其实，袒露的乳房一方面既是激烈战斗的反映，另一方面，作为整个画面中最亮点，一下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女人！难道还有比乳房更明确更强烈的标志去从一群人中辨别出一个女人吗？

可是女人又怎么啦？女人又说明什么？

也没有什么。

只是在人类的文化里，女人象征着美好、纯洁，象征着人类之爱。而乳房总是使我们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生命。

当我们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当硝烟被风吹散，竟然看到一个女人冲锋在前的时候，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呢？哪个战士不立刻拔出战刀，拼死追随来保卫她呢？这些难道不是你第一眼触及这幅画时的本能反应？

乳房并不是用来揉捏的馒头，女人并不是性工具，树立了这个观念，那么关于自由女神袒露的乳房，其实是没有必要多讲的。

一言以蔽之，《自由引导人民》之所以能感染我们，不仅仅是因为它燃烧着浪漫主义的激情，而且是因为它直接反映时代主题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不仅激励了二百年前为法国民主和自由而战斗的法国工人，而且同样感染着今天的我们。它超越了时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鼓舞着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起来反抗暴政。也正因为如此，它使得一切暴政发抖。

1831年5月1日，这幅画在巴黎展出时，引起轰动。德国诗人海涅为此画写了赞美诗。1831年，这幅画被法国政府收购，在卢森堡宫展出了数月，后因时局变化，还给了画家本人。17年后，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法国人民要求把此画重新在卢森堡宫展览。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此画又被资产阶级政府摘下，理由是具有煽动性。直到1874年才被送入卢浮宫。

这幅画记录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工人头戴红色弗吉尼亚帽，高举自由的旗帜，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战的时候；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无耻地叛卖自由，践踏民主，和封建余孽勾结在一起，企图复辟专制暴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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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流泪，因为我们想到了统治阶级的无耻叛卖；我们流泪，因为我们想到了先烈的流血牺牲；我们流泪，因为我们深信：

自由！你的旗帜虽然已被撕破，但仍在大雷雨中迎风飘扬，你的号角声虽然已经破碎而逐渐微弱，但它仍超过暴风雨的最高声浪。你树上的花朵已经散落，而且树皮被斧子砍伤，看起来粗糙，不值一文，但树液仍然存留着——而且我们看见那种子深深种植着，甚至种在北方的胸膛里，将带来一个美好的果实甘美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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