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对左派的挑战

中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对左派的挑战
 
洞底蛙

　　第四代02年上台至今，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相应的政治社会领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保守主义的兴起，同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
　　
　　一、保守主义兴起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保守主义的兴起以两股力量为代表：一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兴起，二是新综合派保守主义的逐渐成长。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为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他们或早或晚皈依所谓新儒家门下，但只有到了最近三年以来，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新儒家才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
　　
　　这批新时代大陆新儒家不同于以往新儒家的最大标志，就是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面临剧烈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之后，他们将新儒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来解决中国问题。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上的主要主张，就是用新儒家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同时也反对完全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主张，强调中国传统儒家资源对于整合社会、政治、思想、价值的意义。但是，非常明确的是，当代中国新儒家在社会和政治理念上具有显著的精英主义特征，所开政治社会药方基本就是贵族（世袭）、贤哲（知识精英和道德楷模）、其他社会精英处于主导位置的共和政治。
　　
　　在社会领域，新儒家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传统回归”的热潮：2004年的“读经运动波澜”、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孔子文化月”，以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70人发起的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甲申文化宣言》，一大批教授传统蒙学和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主的书院、私塾和读经班在各地出现；2005年开始，祭孔活动大肆展开；2006年全国政协“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委员的联署和各界的广泛支持，恢复传统节日的提议也得到广泛响应；同时，汉服运动几年来方兴未艾，07年学界甚至出现了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上着汉服入场的提议。等等。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儒家保守主义复兴运行中，由党控制的媒体，对这场运行自始至终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报道。虽然媒体传播中，绝大多数缺乏自觉，但媒体与儒家保守主义文化运行的互动，以及官方的暧昧，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无意识和意识形态同盟。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新综合派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这种思潮的领军人物，毫无疑问非甘阳莫属。其关键主张就是甘阳近年来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们试图将毛主义传统、70年代末以来邓时代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以来的儒家传统结合起来，“通三统”为一，试图把儒家的意义实践体系和毛主义的强调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邓时代以来的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和所有制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加以综合，建立中国人的主体性，摆脱精神世界对西方的依赖和附从，从而对中国现今中国提供新的意识形态支撑和危机整体解决方案。
　　
　　2006年11月4日至5日，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上，刘小枫、曹锦清、孙歌、贺照田、丁耘、赵晓力、张旭等来自北京、上海及广州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甘阳的主张，对“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讨论，标志着甘阳的主张开始得到一批熟悉中国国情并具有贯穿中西的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呼应，也标志着新综合派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兴起。
　　
　　综合派保守主义，具有中国当代新儒家不可比拟的广阔知识视野，和强烈的政治现实操作性，因此虽然这种主张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具有及其广阔的政治市场和意识形态市场，更易为从毛为代表的革命时代继承权力，但很快丧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统治者所接受。
　　
　　二、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
　　
　　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是三四年来中国社会思潮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是中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到21实际初期，在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新自由主义连续禁锢下，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财富瓜分基本接近尾声，面临意识形态和意义体系崩溃，阶级分化基本完成而贫富和官民尖锐对立，中国被迫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明显有上升趋势但却深陷中下位置难以自拔时刻，具有改良主义和中华主体精神的思潮，面对中国种种危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之所以以“保守主义“命名，就是因为这种思潮，兼有基本承认现有统治结构，同时要求恢复中华精神主体性的双重特征。
　　
　　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主要思潮背景，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政治保守主义合法性的基本破产。
　　
　　在中国，代表跨国垄断资本利益的右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挟裹着欧美日强国的强力背景，与代表官僚资本利益的党官僚体系，在80年代以来，尤其是92年之后结成中国统治同盟，主导了瓜分中国财富并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的历史运动。
　　
　　到了20世界末以后，这种瓜分和重新按世界跨国资本需要安排中国生产的过程完成，但是新自由主义“甩包袱”和私有化的改革，造成了中国极端严峻的社会形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底层社会，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权力重新被剥夺，贫富对立，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非常不安定，以农民、利益严重受损的国企下岗职工和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具有显著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人群，开始形成对改革的强烈怀疑。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美国等强国，中国外交在90年代后期以后，表现出依附性经济不能不产生的极端的懦弱和绥靖，与毛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南使馆和2002年南海撞机事件中，这种软弱激起了中国人民以至部分精英极其广泛的屈辱感，促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对外经济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产生强烈怀疑。
　　
　　这种怀疑与对毛时代的怀旧相结合，促使了左翼和民族主义的抬头，产生了中国国内左右翼关于国企改革、资本原罪、经济学家的利益立场、物权法等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对于这场主要从网络开始的争论，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从而导致怀疑的蔓延。这些争论吸引了众多利益严重受损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加入，使得众多老百姓和小知识分子在不同观点中，立即或者逐渐得到共鸣，也产生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鄙弃。
　　
　　新自由主义一个显然的误判，就是这些缺乏基本政治能力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显然对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危机暂时免除之后，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屈辱感和焦虑感所交杂的情绪中，根本不可能长期接受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附属品的地位——这既没有成为晚清权贵和儒者的主流，也没有成为国共两党及其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为中国大部分精英接受的一个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不仅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安康，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强烈的自我怀疑中，他自身种种危机也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在全世界具有如此的生命力，也才能被中国所接受。
　　
　　于是，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被统治者败坏之后，具有欺骗性的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意识形态”也逐渐破产。
　　
　　在皇帝新衣被逐渐剥下之后，汹涌而来的群体性事件和民间异议力量的不断骚动，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不改弦更张，就有改朝换代的巨大危险。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对统治者来说，选择是唯一的，必须进行阶级调和：统治者让一步，稍稍放松统治锁链，被统治者境遇稍稍改善，放弃颠覆统治结构。
　　
　　于是，自第四代上台后，以2004年后民生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财政转移支付加强为标志，统治者开始了对以前政策的修正，最低层的生存保障问题开始得到关注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善与经济高速增长相叠加，强化了这种“仁政”的效果。但是，新一代统治核心还必须考虑为新的政策寻找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对大众进行软约束、软统治，从而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此时，统治者的选择是不多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被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敏锐者放弃；共产主义已经被统治者自身放弃和败坏，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在今天的背景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颠覆性和革命性。
　　
　　这样的背景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替代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新自由主义单纯的经济观点——从官方开始，中国新意识形态构建过程正式登场。在民间，一部分知识分子面临这种危局，也开始自觉的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这就是新保守主义。
　　
　　官方也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半遮半掩的呼应。众多祭祖和祭孔活动，在旅游等地方利益的催动之下，都有官方的广泛参与和推波助澜，保守主义的文化活动也得到最高层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保守主义得到官方青睐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改良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它的主张中没有根本颠覆统治结构任何痕迹，同时将统治者装扮成继承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民族、平等、民主主义革命传统，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传统，集三大成于一身的无可争议的全权统治者和代表者。
　　
　　最让统治者满意的是，保守主义接受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现实，甚至不认为多数人有自己解放自己、自已创造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和能力，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统治者稍稍放松压榨，而这也正是最高统治核心从统治阶层整体和长远利益着想，十分希望实现的！于是，他们一拍即合！
　　
　　保守主义与官方的这种呼应关系，与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与官方的默契有雷同之处。他们一个高居庙堂之上，一个谦居庙堂之下，但表里呼应，相互为用，一个谦虚问计，一个以帝王师自居，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权力与知识联盟的一个主要组合。
　　
　　三、保守主义对左翼的挑战
　　
　　约十年多来，中国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和左翼思潮，曾经成为抵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交错在一起，甚至相互影响和发育，对中国各种民间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的消长起到了巨大作用，为未来中国的思想综合提供了广阔空间。而新综合派保守主义，就是这三种思潮的进行综合的重要尝试。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当着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渐式微之后，中国的社会思潮已经重新组合！
　　
　　这个组合的最新迹象就是：保守主义，尤其是具有很强政治操作性和适应性的新综合派保守主义，可能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完成统治者完成新的意识形态整合的理论工具，而新自由主义随着私有化的逐渐完成和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改革不同的回归，将逐渐失去主导权。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在原先有足够政治敏感的经济学者那里，通过改换观点和立场，强调公共品领域的特殊性不赞成市场化，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第四代统治核心逐渐吸收新保守主义政治社会理念，同时部分采纳了左翼用以说事和动员群众的对“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改革的批判，并在原有立场所回归之后，左翼已经失去话语引领权；在第四代统治核心部分采纳民族主义对民族产业保护的主张，部分纠正对跨国资本的特殊优惠政策之后，民族主义也将逐渐失去话语引领权。于是，如果新综合派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渗透到经济和政策领域，那么民族主义和左翼的话语权将受到更多抑制。
　　
　　因此，可以说，在第四代逐渐展开他们的施政理念，有效利用本轮经济增长的好处以来，新保守主义思潮成为同样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统治者之统治策略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可怕的是，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在给人们更多幻想的时候，因为不去触动目前的统治结构，因而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严重的阶级矛盾，也不可能突破如汪洋泛滥、渗透到每人毛孔中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谓的儒家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如此，则他的理论外衣仅仅能为统治者提供一个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掩盖，和用以招摇撞骗的幌子而已。
　　
　　以目前的局面，左翼中的改良主义，以及缺乏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确实有逐渐被新综合派保守主义影响以至收编的可能，而这个收编的实质，就是倒向现今“官僚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垄断资本的联合统治”!
　　
　　那么真正的左派将何以自处？
　　
　　由于改良主义的策略和政策已经被第四代统治核心和保守主义接过去，左派继续改良旗帜不仅仅不符合左派的初衷，更重要的是即便作为政治策略，也将混同于统治者和保守主义，难以吸引民众中注意力。因此，改良主义从政治策略而言，已经失去聚集左派政治力量的作用。作为与此相对的鲜明政治主张，就只能是激进与革命的主张。
　　
　　其次，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前车之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汲取超越西方现代世界观的重要文化资源，从策略上而言，更重要的是整合民族主义、尊重民众中广泛的民族情感的重要策略。因此，举起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大旗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传统大旗，重建当今中华社会的主体性，是左派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统归一点，左派应对政治保守主义兴起，政治策略上，只能放弃走向激进；左派应对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必须从毛时代形式上激烈的反传统，走向整合中国古代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将中国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和主要立场，用以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用雷霆万钧彻底革命的道路，颠覆和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文明几百年来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