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道路对中国改革的警示——对自由民主派的批判

叶利钦道路对中国改革的警示
——对自由民主派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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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了。于是对他的评价问题，又成了热点。
在评价叶利钦的改革道路之前，我们先简要回忆一下这位要人的经历。1931年，叶利钦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85年起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7年起任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1990年，在苏共28大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的主张未被大会接受，会后叶利钦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同年12月他同原苏联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解体。1996年再次当选为俄联邦总统。1999年末，叶利钦提前卸去总统职务，任命总理普京为代总统。叶利钦卸任前与普京达成协议，普京保证不追究叶利钦集团在改革过程中作为“金融寡头”的发迹史，而“金融寡头”则不得进一步干涉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普京虽然不断打击金融寡头，而又对叶利钦评价甚高的原因。
在对叶利钦盖棺论定的时刻，买办金融寡头和社会中下阶层对叶利钦的评价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认为，叶利钦是摧毁专制社会主义的功臣，是民主和市场经济之父。而社会中下阶层则对叶利钦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感。在社会中下阶层的群众看来，叶利钦亲手埋葬了苏联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不但没有让俄罗斯经济起飞，反而使之迅速倒退；叶利钦以民主斗士面目出现，却在1993年10月事件中对整个议会发动战争；叶利钦瓦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但叶利钦的改革不但没有消除原社会主义中的官僚势力，反而使之转而变为势力更其强大的金融寡头。确实，人民群众曾经相信叶利钦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俄罗斯英明领袖，但是当这位“英明领袖”充分施展自己的治国才能后，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却降到了不足百分之几。在俄罗斯民众看来，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叶利钦改革道路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之路。在叶利钦实施休克疗法的时候，西方学者也曾经提供另一条市场化的道路，即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杜绝金融寡头的道路，主要内容是防止土地、矿山、石油等的私有化，把庞大的地租收入收归国有，作为经济过渡的财政保障。但是，一方面出于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迷信，一方面出于叶利钦集团自身的寡头利益，西方学者的这样一条较为民主的市场经济道路被否决了。叶利钦的改革最终造成了一批买办金融寡头，这些寡头在国际上是亲西方势力的代表，在国内是经济民主派的对手；而普京政府一方面强化民族主义，一方面强化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民主改造，这样，普京政权与金融寡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但这时候，金融寡头已经尾大不掉，加之普京自身的权利也最初来源于与金融寡头集团的妥协，因而，俄国金融寡头势力，是不可能在普京政权体系下被消除的，而顶多加以非常有限的限制。
叶利钦道路对中国改革的警示作用在于：在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不可能杜绝买办金融寡头的统治。要杜绝金融寡头的实际统治，必须要有群众民主和公有制经济主导地位的结合，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称得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杜绝社会主义权力向买办金融寡头权力的转移。今天，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腐败集团，其性质上，不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叶利钦集团吗？
我国的一些自由民主派人士，对叶利钦的评价是有严重缺陷的。例如，秦晖认为，“叶利钦时代是个有成有败的时代，对叶个人而言，是失败大于成功，但对于俄罗斯的转轨而言，则成功大于失败。”这种评价简直荒谬透顶。恰恰相反，叶利钦时代对他个人以及对以他为后盾的金融寡头，是成功，而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秦辉所感兴趣的是叶利钦瓦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可以判定叶利钦“成功大于失败”了。这种论调，所表明的并不是对叶利钦的真实评价，而只是某些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否定。是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扬弃，但是如果以自由市场经济来代替它，那么结果只能是金融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而对一个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来说，这样的市场经济对群众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俄罗斯的群众已经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厌弃了叶利钦。苏联解体后，连戈尔巴乔夫这个葬送社会主义的真正“功臣”，这个“真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还都不断批评政治，而叶利钦这样一个被吹捧为具有不羁个性的人物，却在卸任后对政治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其原因就是他深知自己被群众抛弃、深怕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集团被追究。而这些事实，秦晖先生不是看不到，而是不愿意去看。
也有一些认真的自由民主派人士认为，牺牲民主、确保市场经济，这是叶利钦道路给中国改革的真正警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是一条颠倒的发展道路，它是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先建立了民主制。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为了保证自由市场经济的推行，可以先不要民主；等条件成熟了，也即等资产阶级成熟了，再提民主要求。他们所谓的民主，是非常狭隘的，是从保证资产阶级利益的“政体”角度来说的。而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理解要广泛地多、彻底地多，因为这种民主是群众的民主，是对经济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和干预，是与一定所有制结构的维护相联系的“国体”。西方的民主表面热闹，实际上并不能干预所有制关系，并不能阻碍金融寡头的实际操纵。和自由民主派人士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可以不要民主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可以不要西方式的民主，而群众的民主、群众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结合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民主力量，没有群众对经济、政治改革的发言权，中国的“微型叶利钦”集团是不可避免的，仅仅靠党内力量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中国的“微型叶利钦”集团不能避免，那么即便有一天实现了西方式民主，那么这种民主也无非是使这些寡头集团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非法走向合法而已。这难道就是自由民主派人士所要看到的结局吗？当这个结局果真实现时，也许有一部分自由民主派人士会转而支持类似普京的政治人物，但在金融寡头已经膨胀起来的地方，普京又能奈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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