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树桥《错误思潮点评》的点评

学习公报： 对《错误思潮点评》的点评

作者 苏   杜

2007- 4 - 12

          在胡温新政重视民生民意，“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的大背景下，普通公民，也就是所谓的“草根”，参与议政，发表对国是一管之见的风气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此则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之大观也。人们的经历、学识、境遇不一，认识各具，看法不同，也是自有之然。总的说来，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从总书记与总理在国内外重大场合都一再表示关注网民讨论，重视网民意见来看，足见持肯定态度之一斑。然而，近日，有先生李树桥者，发表《当前我国错误社会思潮点评》（简称《错误思潮点评》）一文，对其所闻见的“草根”“偏激”言论，一言以蔽之外之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错误社会思潮”，并一、二、三、四地排出了四顶帽子：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将之判为“最重要的不和谐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体现，为数可观的“草根”一下子成了“最重要的不和谐因素”，成了党的路线的对立面，当在被扫荡之列，这是不能不说说清楚的。以下，效李先生文例，也从四个方面，阐明一下不同的意见。

        关于民粹主义

        李先生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内涵十分复杂，也十分模糊”，但是，尽管李先生自己对民粹主义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并没有影响李先生将这样一顶“模糊”帽子扣在“偏激”的“草根”头上。李先生在引用了俞可平同志“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的“概括”之后说，“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由多阶层民众构建起来的有机整体。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和谐相处，是保证国家稳定、社会祥和、民众安康的重要政治基础。平民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应给予有效的维护和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正确的轨道上跑偏，走向片面，那就有问题了。”李先生的文章，重点全在这“但是”之后，他接着指责说：“现在就有人借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名义，否定其他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制造平民群众与精英群体的对立，在客观上起到了激化矛盾与撕裂社会的作用。这股思潮至少可以说带有民粹主义倾向。”他不无讥讽地说“他们抓住上述问题（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上纲上线，指责我们的改革发生了方向路线问题，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李先生立论的基点是不错的，的确，“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由多阶层民众构建起来的有机整体”，不过，这个整体，贵在“有机”，协调，各司其职能，心脏要有力量，大脑要清醒，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手脚却要不辞脏污；品尝滋味的是嘴舌，分解吸纳排毒，甚至一时担着藏垢纳污恶名的则是胃肠。如果将胃肠放在桌面上与脸面比美，那非输得一埸糊涂不可。毛发汗線是微不足道的，少掉一部分也不甚紧要，但“汗为心液”，“发乃血之余”，全少了它们，“整体”虽在，“有机”却难称了。更如果，脸面骂手脚脏兮兮的、胃肠丑巴巴的是“活该”，疾它们如仇，驱它们离体，视它们为结石所阻、忍重负痛而不见，那不仅“有机”称不上，连“体”恐怕也“完整”不了了。自然，精致英俊的脸面还是要的，尽管可能只占整个肌体的百分之几，但缺胃肠、少手脚，一个有机体的大部吧，脸面焉存？所以，温总理说，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一个“整体”决定它之“有机”与否，不是那个可以涂脂抹粉的脸面，而是可以纳新吐故的健康胃肠与勤奋灵活的手脚。胃肠不堪寒杂，就要叫痛；手脚难承捆绑，就要挣扎；它们是不会像脸面一般装模作样的。这不是胃肠手脚的片面，偏激，情绪化，也不是它们不与脸面配合，这是它们的地位功能使然；如果胃肠也涂以雪花膏，手脚只作兰花指，那脸面的装作，终有一天是会装作不下去的。这不是要人们不要脸，搞手脚胃肠主义，而是强调胃肠实乃后天之本，充实胃肠离不开手脚。平日里，充胃肠的，什么酸甜苦辣、假的真的、洋的汉的，都得承受，就是为了脸面光鲜；做手脚的，危难之际，保护的是脸面，牺牲的是自己。现在，保养手脚调理胃肠还只是开了头，脸面就不干了，觉得与它闹对立了，争平等了，动了它的利益了。0.4%的脸面占了70%的营养，不用说离着平对等立还差得远，离着住房不难、上学不难、看病不难、安全不难，也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要说片面，偏激，情绪化，放到对手脚胃肠的指责里，倒是满合式的。

       李先生的这顶民粹主义帽子，表面上是扣在“现在有人”头上，其实，这顶帽子，较早享戴的是毛泽东。有纯种的洋人，也有汉种的洋人，早就将它扣在了毛泽东头上了。中国的工农革命，被冠以民粹主义，不是早就有人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批得一塌糊涂吗？现在的全民共建共享关注困难群体，才不过刚刚开了个头，许多方案还不过是一打纲领，便得冠同，既便是再“理性”、再“全局”的人们，尤其是所谓“草根”，也要问一声为什么：为什么一强调民众，为什么一强调工农，为什么谁曾经或想要关注一下民众，体谅一下工农，就被打入民粹主义？难道在中国，这个以工农为绝大比重“阶层”的国家，他们反而不能享有比重同大的看待吗？为什么农民一喊痛就是“缺乏理性”，工人一叫穷就是“不顾全局”？难道听凭一面是住房上学看病就业难，一面是豪宅一片、宝车成串、三房四妾、人肚皮作菜盘子，才叫不撕裂社会、不激化矛盾吗？工人，尤其所谓农民工，在生产中连起码的劳动保护都没有，甚至伤了推出大门、死了瞒而不报，他们在这种现实中如何生存与发展？连同命偶得同价的事媒体上也要欢呼庆祝一番，连欠薪也要国家总理出面为他们呼吁讨要，“工人群众和企业家”有这样“利益与共、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吗？

还有学者说，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并举例以证。我相信学者的例证是有的，利用民众力量而取得一已一伙私利的政党政客的确不乏其党，不乏其人；但是，根本不理民众，不计民生，连民众农工的旗子也不打一打的政党与政客，也是有的。天下为公、革命先行伟大如孙中山者，不就是积四十之革命经验才懂得了唤起民众之必要吗？更不用天下为私、假以革命的独夫民贼了。在现代化进程的已经发生的权贵经济中，疾农如仇、驱工出城、将农工不当人看、搂满了腰包就跑的权贵们，便是天下为私、假以改革的鲜活的一群。十多年前，印尼的苏哈托王朝，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马来西亚的马来集团，韩国、泰国中裙带相系、官商勾结的权贵们，将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了自己家庭集团中，而绝大多数国民成了生存极端困难的赤贫人群，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造成了多米诺骨牌般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被撕裂的社会伤口至今难以弥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看看这些现在的例子，难道不足以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和谐因素吗？（关于权贵经济的讨论，请参见江涌《防范权贵资本祸害》载《瞭望》，他说得好而详。）

       关于狭隘民族主义

       李先生说，“民族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如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具有革命和进步的作用。但把它推向极端，推向狭隘，把它泛化，就成为民族的祸害了。”其实，在我看来，民族主义“革命和进步作用”之有无，与“特定历史条件”关系并不大，与“特定人物眼光”倒是有着决定的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抵制日货、维护日商纱厂里中国工人的生存权利，应当是“具有革命和进步作用”了吧？但在军阀政府及其帮办文人看来，也是片面、偏激、不理性，指其“被反动派所利用”，讥其应“落水而死”。美帝将战火烧到中国门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应当是“具有革命和进步作用”了吧？但看看时下的说法，认为朝鲜战场上只有那颗烧死了毛岸英的燃烧弹才烧得好的，就不会是一人。外来“资本、管理、技术、文化”是不是“宝贵资源”，那样看用得怎么样，用得好，外来资本不单单是外资独赢，国资也要赢一点；外来管理不是单单是工人下岗国企卖光，支住产业还要安全一点，工人下场还要好一点；外来技术不单单是中国组装，也要来点中国独创；外来文化不单单是性开放，也要保全中国家庭完整，如此，才算得上是宝贵资源。如果只是耗中国资源、灭中国技术、毁中国文化、弃中国农工，将独立、自主、创新抛到九霄云外，那这种资源只能是罪恶之源。

       李先生还对“在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免不了”产生的“中外摩擦与冲突”发表了意见，要求国人“以理性态度对待”。是的，国人应当持有理性态度，不偏不过不火；但是，既然“免不了的摩擦与冲突”发生在“中外”之间，那“理性态度”就不能只对中国人提，外国朋友也得以此态为度，不偏不过不火。他们示得威，我们也游得行，那是既不违中国宪法，也接得国际轨道的。李先生说，“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抵制洋货”是“很不合时宜”的了，但“抵制华货”的中国鞋大着火、在俄的华商一率打道回府，也要被看作是“不合时宜”。李先生说，国人要有“全球视野、国际眼光、世界胸怀”；这很好，这些都是了不起的素质，但中国也要被看作在“全球”之上，为“国际”一员，属“世界”一部。李先生说，“劳动分工与社会化协作早已突破国界”，这真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不过，“分工”的事，中国也要有一份，不能他们管“分工”，鄙国管“劳动”；“国界”要“突破”都突破，不能只突破中国的国界，今天东海，明天南海的。所以，窃以为，在拥有资本、管理、技术、文化“宝贵资源”的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尚不算十分宽宏的情况下，国人的民族主义稍稍有点“狭隘”，或至少，与它们宽狭相近，环球同此凉热，也未尝不可，免得“国界”老是被“突破”，只会“劳动”，只能奉献虽不如外来资本、管理、技术、文化之“宝贵”，但也越用越少的中国的便宜的“自然资源”；也免得再发生“中华冰棍”“潘氏金莲”宁与外主不予家奴的老故事。

       关于教条主义

李先生分析断定：“在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和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他批判说，这种新型的教条主义思潮把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作教条，来衡量、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直接对抗，是当今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不和谐因素。”问题真是严重到了十分的程度。

应当说，李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把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作教条，来衡量、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即便不是主观上的什么“直接对抗”，也是“认识论”上的“时间错位”。然而，“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到底该用什么来“衡量”“评判”呢？是用社会主义的尺子来衡量，还是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呢？显然，那一样衡器也不合式。为什么呢？因为姓资还是姓社，是早已不予争论的一个命题。如果再提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真就是什么“直接对抗”了。那末，我们就什么也不用计较，管它什么主义呢，甭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吧。不过，这恐怕也不合适，主义还是要的。李先生点评错误思潮，不是一连气就用了四个主义吗？那好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用实践来衡量与评判吧。但这似乎也不行，我们讨论的不就是如何衡量与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吗？用实践衡量实践，当运动员又作裁判员还是大会主席，一个人运动会，这一锅粥还能搅出个豆来吗？

看来，用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衡量、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实在也算不上什么“直接对抗”。它与James Mirrlees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样，不过是衡量、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衡器之一种。“时间错位”也不要紧，现在不是有动辄数以百计的国学大师在用孔子的话来衡量、评判国人的诚信、孝道、温良恭俭让，祭孔，读经，连穿戴也要恢复峨冠博带的汉官威仪吗？那孔子时代在时间上的错位，可比毛泽东时代远了去了。所以，关键不在时间上、空间上错位不错位，关键在那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不符合实际，是不是真理，有没有生命力。孔子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如果符合实际，是真理，那末即便是时间空间都错了位，它照样有生命力。如果一种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即便是昨天刚刚出台，时间空间上很对位，它不符合实际，非真理，不正确，照样可以“直接对抗”。前几天，中央有个什么部，不就来了一次朝令夕改吗？

李先生不仅从“认识论”上断言了“直接对抗”，还从“学习论”上对“直接对抗”的两批人进行了剖析挖掘。一批人，李先生说，“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老同志。他们主要是通过阅读《联共(布)党史教程》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批人，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较为年轻的同志。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重点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李先生结论：“两批人中真正下功夫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人少之又少。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都是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很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而是出于感情上的热爱和忠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近乎于宗教狂热。”

恕我直言，对于李先生的这一“学习论”，对于“两批人”的断言，鄙人实在不敢恭维。我虽然没有亲历，只是读了一点革命战争的书，我看，在长征路上，在抗战场上，在老乡家里，在血与火中能读到《联共（布）党史教程》的老同志，恐怕也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大约也只能像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阅读《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一样，主要是通过阅读毛泽东及其他革命领袖的文章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今天这样做是正确的话，那末，老同志那样做也错不到那儿去。《联共（布）党史教程》，大约是一部很坏的书了。同样，我看读它一读也无妨。阅读过比它更坏的书而终于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是很多。压根就没读过它，成了真正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也不会很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一份“感情上的热爱和忠诚”，也未必是坏事，比起“感情上的厌恶和背叛”来，应当要好得多。对马克思主义能“出于理性的选择”，自然非常之高尚，但这“选择的理性”，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人逐步形成的并坚定不移之阶级立场使然。现在央视上正热播《恰同学少年》，恰同学少年的毛泽东，也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曾经对曾文正公佩服得很。是以后多年的革命实践，才使他渐渐生成了“选择的理性”，他才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通过阅读《联共（布）党史教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老同志们，也并没有停留在那一点上，而是结合实际，理性选择，大踏步地前进了。这不仅由当年邓小平为团长，不辱使命，在莫斯科与苏共坚决斗争的历史所证实，更为今天中共仍然顶天立地不可撼动，苏共却红旗倒下灰飞烟灭所证实。至于说到“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较为年轻的同志”，“重点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看1944出生的李先生本人便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再仔细看一下李先生自己介绍的在《红旗》杂志供过职的经历，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就不单是“学习”，而且还是加以宣传的一个。李先生能从学习、宣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能够前进到掌握真正的不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就应该相信，你能做到的，别的“年轻同志”也能做得到。如果年别的“年轻同志”“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都是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害者，只有自己接受的才是不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有点“唯我独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味，“对抗”起来即便是不“直接”，算不上“最大不和谐因素”，那“间接对抗”起来，也是谈不上半点和谐的。

关于无政府主义

       在这一节里，李先生表示，对现实生活中的腐败、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不打算作全面的剖析”，为什么呢？因为有更“特别值得引起警惕”的东西需要在此“全面剖析”。这“特别值得引起警惕”又是什么主义呢？就是李先生所谓的“为文革翻案的逆流中所反映出的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李先生“全面剖析”说，“现在站出来为‘文革’翻案的活跃分子多是年轻人”，尽管“十年动乱时他们或者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或者还没有出生”，“但当年民间文革派所迷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却通过亲缘或师生等社会关系传给了下一代”。自以为“特别警惕”，是做“全面剖析”，却以为称得上思潮的一种什么主义，可以像现在的小村落里相依为命的艾滋病家，或是大讲堂上笑纳出场费的教授学者一样，“通过亲缘或师生等社会关系传给了下一代”，这实在不太像未受过《联共（布）党史教程》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毒害、独得了未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的“评审专家”的样子。马克思的本家或门徒，大约是有很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但外性旁族或别门子弟，黑皮黄肤，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是更多。李先生并未亲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诲，也不是马家或恩家的多少代孙，不是照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吗？李先生是反对“空间错位”与“时间错位”的，以为那是造成旧型与新型教条主义的祸根，然而，称得上思潮的任何一种主义，却大致离不开这两个“错位”。即拿无政府主义来说，它便不是中华老字号，是凭了“空间错位”与“时间错位”，乘桴来到鄙国的。中华老字号从来是有政府主义，不能尽孝，也要尽忠的有政府主义，现在又有了“无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主义”的新品牌。不过，我看，在这一节里，李先生在“全面剖析”的，并不是洋货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无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主义”的新品牌；真正在“全面剖析”的，是他所认定的“布下政治陷阱和玩弄鬼蜮伎俩”的“文革翻案派”。李先生说，“今天的文革翻案派大肆攻击、极力诋毁我党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他们表面上加以恭维，实际上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持下所进行的改革以及社会现状极其不满”；“文革翻案派的内心深处是要搞‘踢开党委求发展’”；“他们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和说话腔调却与当年的造反派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看看这些结论，哪儿有剖析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子？

       “文革”是由党的决议定了性，相关人与事由法院定了案的历史，有谁胆敢为它翻案，这还了得！他们翻了哪些案，是翻了林彪的案，翻了江青的案，还是翻了哪个打砸抢的案，如果有，非得揪出来示众曝光再踏上一只脚不可。李先生在点评“民粹主义思潮”一节中说：“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没有人盗窃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非公经济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这一类事情是司法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任何公民发现贪腐案件，掌握确凿证据，都有权利有责任向法院举报、投诉。这些是在法庭上进行听证和判决的问题，而非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和炒作的问题。”在了那儿，李先生将“司法问题”“理论问题”“讨论和炒作问题”区分得一清二楚。这种区分，按照未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既适于经济案件，也适于政治案件的，所以，任何公民发现了有谁为“文革”中的人与事翻了哪些案，掌握确凿证据，都有权利有责任向法院举报、投诉，这也应当是在法庭上进行听证和判决的问题，而不是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和炒作的问题。可惜，李先生忘了自己刚刚定下的标准，到了这里，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司法问题”，什么是“理论问题”了，不仅“讨论”得十分来劲，而且对于“站出来的活跃分子”，“一看便知”他们的“内心深处” “布下的政治陷阱和玩弄的鬼蜮伎俩” 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从而以他们“大肆攻击、极力诋毁我党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与“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持下所进行的改革以及社会现状极其不满”将其定性划派了。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李先生的文章作咬文嚼字之辩，我们都明白，李先生在这里要说的话不过是“改革不可动摇”而已，其所以划一“文革翻案派”，所以来一番诛心之论，不过是济其无法证明“活跃分子”“攻击”且“大肆”、“诋毁”并“极力”、“不满”又“极其”之穷罢了。李先生在文中将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先生的“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列入“攻击”之一例，但并没有证明张先生在他的《伟大的转折》一文中说这句话的依据有什么不实或捏造。对于股市，本人是百分之百的不懂，只好将张先生的话不厌其长地引在这里，看看他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布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政治陷阱”：

“精英集团手里国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和老百姓手里的公众股不一样，他们手里国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最初也就１元钱，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送配，成本已经降到了不足２毛钱，而老百姓的持股成本是15元，现在拿不到２毛钱的东西现在和15元的东西在市场上一起卖，你说老百姓怎么能不赔钱？对于不到２毛钱的成本来讲，６元多的股价无论怎么跌都无所谓，只要不跌破２毛钱就仍然是赚的，所以他们能拉着股价指数套现。更何况用来拉抬股价指数的钱都是银行的钱，是共产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中国精英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集团，他们用共产党的钱拉抬股价指数上涨自己套现，然后再把老百姓赔钱的屎盆子反过来扣到共产党头上，说什么是一党执政造成的，大家可以看着，只要发生社会动乱，他们肯定会把股民赔钱的屎盆子反扣到共产党头上！现在一千四百家上市公司等待套现的资金是3万多亿，还有那已经被瓜分掉的十四万个国有企业的数万亿资产，包括现在仅剩下的九十多个超大型国有企业还在紧锣密鼓的MBO，还有那已经浮出水面的四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以及还没有浮出水面的同样数量的金融不良资产，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潜伏的灾难，是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炸弹的导火索都掌握在精英集团手里，他们随时都会引爆这些炸弹，特别是金融不良资产这个炸弹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精英集团拼命向海外转移资金和亲属的原因。现在扶助弱势群体的转变还只是理论上的转变，一旦利益关系调整的大幕真的拉开，矛盾就会激化，利益集团的反抗就会爆发，他们和老百姓的矛盾也会爆发。”

如果张先生所言为虚，他只好糊弄我这样的“股盲”，但他无法遮尽天下所有人的耳目。如果张先生所言为谬，那他是自取其辱，必为天下笑。如果张先生所言为实，那“政治陷阱”布在哪里，是谁在玩弄“鬼蜮伎俩”，“党委”会不会被踢开，就只好请李先生再“全面剖析”一遍了。再说，即便是张先生的意见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相左，怎么就是“表面上恭维”，、“迟早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的领导人”？总书记对木纳的农民还说过，中央的政策要听你们的意见，“这些政策，你们说好，我们就继续办，你们说还不行，我们就改进。” 总理对全世界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以此对照，张先生提出不同意见怎么就不可以？房地产商的任志强先生，对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对于国务院死保18亿亩粮田的政策，都是直接反对，坚持房价不能降，穷人是哭错了坟，房奴是活该，18亿土地不必保；到西山开会的精英们，还向共产党要执照，向新领导人叫板呢。他们在这里，“表面恭维”倒是没有了，但指向新领导人的矛头，是举起得迟了呢，还是早了呢，尔或是不迟不早正当其时呢？

看来，李先生还是要继续其“全面剖析”，要尽到“一代人的责任”的。不过，在新的“全面剖析”中，李先生可否慎用“大肆攻击” “极力诋毁” “鬼蜮伎俩” “死灰复燃” “活跃分子”一类的术语，当年造反派的“说话腔调”，先生不是很为厌恶的吗？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可以因“时间错位”成为教条，划“派别”，抓“分子”的政策，难道在时间上就对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