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力是竞优？

2007-04-14 14:49:39

　　刚看了《解放日报》一篇“竞优还是竞次”的文章，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原文附后。

　　华民主任认为：“工资高还是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假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均衡工资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

　　——它完全否定了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下的政府的作用，完全否决了政治思想指导下的法制的功能，完全否认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行政的作为。这不仅是对步入先进文明国家行列的误读，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亵渎，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腐蚀和破坏。试问，在市场理论下，人数众多的劳力对人数稀少的管理者进行攻击，是否就合理呢？当然，这是法制社会。那么，作为人民共和的法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就不应该抛弃或限定“廉价劳动力”的决策吗？作为生活在低层的劳力公民而言，为什么他们的收入要远远低于企业管理者，难道企业管理者作为劳动者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吗？自然，作为劳动要素，劳力势必要远大于管理的人力要素，可这是生产性质所决定的，决不是所谓的经济市场能够左右的，难道作为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劳力就不应该获得他应有的（而不是“分享”）合理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增长成果”吗？

　　是的，“在今天的中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素质偏低是两个基本事实”、“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首先得提升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工资靠什么提高呢？靠的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所以政府要舍得花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办教育，让劳动者接受更好的训练，而不是简单地去干预工资定价”。

　　——要靠政府？那么企业在干什么呢？它就只会赚取利润吗？它难道不应该“舍得花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办教育，让劳动者接受更好的训练”吗？回顾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难道不是国家限定了高昂的人力成本，从而迫使企业走上积极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努力吗？并因此，才使国家步入先进的现代化吗？如果要等待“劳动力的短缺”，那肯定是遥遥无期。事实上，即使在现代先进的西方国家，要完全由市场决定，它也完全可能进入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至于政府，它是为全体公民制定规则、监督规则、执行规则的国家机构，它可以通过规则引导社会的文明走向，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限约企业文化的腐恶。而企业内部员工的培训、教育、投资，理所当然是企业的义务和责任。

　　“让劳动者能够就业，是解决一切民生问题的前提。这不是走竞次道路，而是解决民生的必然选择”

　　——民生前提是就业，就业就是廉价吗？靠廉价劳力不是竞次是什么？是竞争？那么这种优势就是靠剥夺公民劳动力资源而获得的。请问，精英，你为什么不能只拿一千多或更少或稍高些的收入，难道你不是公民的劳动力所供养的吗？难道你就不应该为国家的竞争事业、崛起伟业作出贡献吗？市场？果真市场是无形的手吗？那为什么中国产品要遭遇那么多反倾销呢？难道外国对中国劳力当作人，中国倒不将自己的劳力作为人，而仅仅作为“劳动要素”呢？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许多共产党人总是经常、不经意间就将社会主义遗漏了呢？

　　“只有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才能对劳动力资源的稀缺作出迅速的反应”

　　——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不会有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否则就会出现如同文革大民主一样的混乱经济和社会环境。劳力资源的稀缺和质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除了政策的引导、法规的制约，还需各方面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企业的进步，它不仅仅是市场化就能取决的。相反，不加制约的市场化，除了使更多的公民陷入穷困和无奈，还会使中国的企业始终徘徊在落后和挨打的地步；它除了使劳力更为无所适从甚至绝望，还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企业所在；它除了使百姓、社会更不和谐，还会使国家崛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蒙上封建僵尸的背影。

　　“就短期而言，我们应该让企业根据市场要素的价格来判断是做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

　　——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或者科技密集型企业决不是仅仅依赖市场要素的价格来决定的，何况市场要素中的市场需求也取决于产品成本，什么类型的产品还应该更多地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为什么国外有些手工艺术品比那些工业化的艺术品要昂贵的多呢？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是个复杂的综合因素的合成结果，其中就有政府的导向、公众的意愿等等，决不是那么简单的市场要素就可以概括的，否则要废除计划经济干什么呢？因此，它也决不是廉价劳力的借口或理由。

　　附：

　　解放日报 2007 年 4 月 10 日 07版

　　竞优还是竞次，谁在误读劳动力“廉价”？

　　本报记者 支玲琳 2007-04-10

　　华民

　　1950年生，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他是一位坚定的“市场派”，一直执著于对“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研究。有人评价他“充满张力的剖析，智慧的火花，激情的语言，令听众感动、感悟和震撼”。

　　编者按：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国家，长久以来，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视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利器。然而如今，这一老生常谈的理念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抨击。

　　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这样写道：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以人为压低工资、剥夺本国劳动力福利为代价———这种“打到底线的竞争”，不是竞优而是竞次，最后留给中国的“只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一时间，“竞次”成为批评我国全球化竞争策略的时髦话语，而要求摒弃廉价劳动力、全面涨工资的民间呼声更是空前高涨。其间，多位主流经济学家也曾作过“工资上涨不宜过快，否则会令就业机会外流”、“按现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应该用衬衫去换飞机”的回应，但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舆论的围攻，并被斥为“冷血”、“无情”。

　　一面是除了廉价劳动力外，没有其他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的“孱弱”；一面是启动内需背景下，民生亟待改善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劳动力竞争策略，犹豫在理智与情感的两端。涨还是不涨，这的确是个问题。　

　　支玲琳：很多人都觉得，现在是时候放弃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了。

　　华民：我看到计生委最近公布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有8.4亿，但目前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力也就5个亿左右，而每年我国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尚不足1000万个，这样看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过剩的。谁都无法否认，在今天的中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素质偏低是两个基本事实，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可能带来工资率的上升，只会带来工资总量的增加。既然中国拥有低工资的竞争优势，那么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没有显著减少、劳动力素质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放弃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显然不可取。一旦如此，将意味着失业人口增加，而伴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社会平均工资率就会因为更多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的竞争而发生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首要任务是增加就业，只有增加就业人口，才会发生劳动要素供不应求的结果，进而促进工资率的上升。

　　支玲琳：但日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面”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更何况，我国的劳动力也并非无限供给，在老龄化的威胁下，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可以预见的。

　　华民：首先，工资高还是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存在用人单位故意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现象也是不可持久的，因为市场迟早会做出调整，更何况还有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的监管。假如劳动要素的报酬大大低于其价值（这是由劳动者的生产率所决定的），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退出，比如城市居民会选择接受政府的失业救济，而农民则会回乡种地。只要这种退出机制是存在的，那么实际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发生短缺，而这将会迫使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提高劳动力价格。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基于这样的事实，我赞成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市场供求双方竞争下的自然上扬。如果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利用有形之手强制市场执行一个过高的价格标准，而不是合理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既能维护人权，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工资标准），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就业不足的危险。

　　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并不会有所改变，如果我们不顾这样的事实，在短期内就去推行将来才可行的就业与竞争政策，那么短期劳动供给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总之，在短期内可行的经济政策是要受到短期因素制约的，我们不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搅在一起讨论。不错，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毕竟是一个长期问题，假如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尽快地解决好短期问题，那么当长期问题一旦来临时，我们就将难以作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正因为在长期中有老龄化问题的存在，并且劳动供给也并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所以更加需要尽可能地通过能够增加就业的竞争策略来使尽可能多的劳动者通过参与就业来获得未来的养老储备。

　　支玲琳：您所指的“由市场决定价格”，应该是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吧。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劳动力阶层在用工价格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种不对等博弈所决定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吗？

　　华民：不错，假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均衡工资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正如你所提出的，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属于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供给方又经常地处在无组织的状态，需求方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让劳动力供给方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加合理的工资水平，政府的适当干预是需要的。简单说来，就是要提供更加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允许工会在工资谈判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并对滥用劳动的行为加以坚决的打击。但政府必须恪守规则，不可直接规定工资水平，政府替代市场会产生新的问题。

　　在中国，没有人会甘心中国一直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可问题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取决于它想做什么，而是由它的禀赋特征所决定的。放弃了廉价劳动力，我们拿什么来参与国际竞争呢？走高科技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竞争策略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决定的。

　　支玲琳：但一味地依赖廉价劳动力，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长此以往，民生难以改善，内需难以启动，企业也会竞争乏力。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方式，有人认为其危害堪比“毒瘾”。

　　华民：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因为劳动力要素相对便宜，企业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在国际上是最具竞争力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哪一天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价格昂贵了，企业家们一定会因为受到趋利动机的约束而想方设法用技术来替代高价的劳动力，在历史上，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道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于民生，我的理解就是：民生就是劳者有其业，让所有人都有就业机会，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让劳动者能够就业，是解决一切民生问题的前提。这不是走“竞次”道路，而是解决民生的必然选择。

　　支玲琳：前面您也提到，劳动力的短缺是可以预见的，廉价优势也终有一天会消失。其实如果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及时跟上，人们也不会这样担心了。

　　华民：设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一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又没能及时跟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真正的危机了。因此政府要未雨绸缪，做好“三件事”。第一，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首先得提升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工资靠什么提高呢？靠的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所以政府要舍得花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办教育，让劳动者接受更好的训练，而不是简单地去干预工资定价。第二，要投入更多精力去支持研发，培育更多的科学家。这样即便廉价劳动力没有了、枯竭了，但只要科学家的储备形成了，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实现由低端竞争向自主创新的转型。第三，政府要改革企业制度，培养企业家群体。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最终靠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而且从长期来看，也只有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才能对劳动力资源的稀缺作出迅速的反应。

　　总而言之，就短期而言，我们应该让企业根据市场要素的价格来判断是做劳动要素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从中长期来说，就是要做这上面三件事。唯其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唯其如此，长期的工资率上涨才有可能发生；惟其如此，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才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