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社会大面积集体“智障”下的悲剧人物

　　杨丽娟：社会大面积集体“智障”下的悲剧人物

　　　　　　　　　　　　　　　　　　朱卫华

　　中新网4月8日电 香港《大公报》消息，“追星丧亲”的杨丽娟两母女抵港第三日，终究按捺不住又再追星。昨日两人前往何文田区寻找刘德华寓所，意欲登门探访见面。由于不知正确门牌，她们竟逐家逐户查问。其间杨母更不慎被车碰撞，幸无受伤毋须送院。两人最终没有找到偶像黯然离开……

　　杨丽娟还有救吗？此前，3月7日，一直在媒体视线中的内地兰州13年“全职追星女”杨丽娟，在其父母陪同下到香港“追”刘德华。3月26日，悲剧发生了！杨丽娟的68岁父亲杨勤冀留下一纸遗书后在香港投海自杀。杨家已经为杨丽娟“追星”背上了10多万元的债务，几乎倾家荡产，杨勤冀老人生前甚至曾想卖肾为女儿“追星”筹资！

　　是谁把杨丽娟“逼”成了这种模样？是谁“逼”死了杨勤冀？是他的女儿杨丽娟，还是他自己？都不是！那么，是刘德华“逼”死了杨勤冀？更不是；是媒体？其实媒体也是受害者！——社会，才是这场悲剧真正的“凶手”！

　　香港媒体有称杨丽娟为“智障追星女”者。“智障”，应该是“心智障碍”或“精神障碍”的意思，大概跟内地心理咨询专家所指的“心理重症”相似。杨丽娟的“追星”悲剧，在中国内地不是第一场，也决不是最后一场。因为她的悲剧是在一种同质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说她患有“智障”，那么一定是社会文化的同质性感染所致。杨丽娟，不过是我们社会大面积集体“智障”下必然产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而已。

　　一般地讲，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三大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历数当今中国，还有哪有一寸时空适合孩子健康成长？不说家庭和学校了，它们都是社会肌体上的细胞。社会风气堕落了，社会文化颓废了，社会关系冷漠了，社会责任丧失了，家庭和学校自然无力回天。既然家庭和学校都无能为力了，像杨丽娟这样心智畸形的社会成员必然“层出不穷”！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然，我们确实见到这个社会在“覆巢之下”却并不乏“完”者，但他们的质地恐怕已不是易碎之“卵”了。

　　社会风气堕落。堕落到什么程度？很多人都习惯于用人体“下本身”去说话和行事，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类比的时代。若跟“万恶的旧社会”比，当今的艾滋病之恐怖，性病之“普及”，娼妓之隆盛，都足以令那个社会的“梅毒”和“窑姐”之类自叹不如。若跟三十年前那个时代比，其“创举”更是堪称前无古人。从“公仆”群体看，在成千上万落网的贪官中，几乎每一个人身后都有至少一个叫做“二奶”的女人，而且像邱晓华这样的高官也悠哉游哉地去玩儿“重婚”，连湖南省纪委副书记这种“管官的官”甚至都敢去京城嫖娼；从“花朵”群体看，敢问城市中学生中还有几人未尝过“禁果”？女中学生可以穿着学生制服大大方方到医院做人流手术，有的中学生干脆把婴儿生在课堂上（据广东媒体日前报道）；从富人群体看，只要数数中国城乡那些多过银行、米铺的“洗脚店”和“洗澡店”，就知道他们为社会创造了怎样的“繁荣”——因为富人和“公仆”是那里的常客……

　　这像什么？像资本主义？可“庙堂”里依然高诵着巴黎公社乃至“十月革命”时代送来的经号。那么，这算什么“主义”？一时很难定性，谢韬们想用“民主社会主义”给它做个注脚，倒是确有几分神似。

　　社会文化颓废。颓废到什么程度？很难再识别中国文化的真面目，五千年的“博大精深”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丝毫也不敢乐观地说，中国文化现在已经被伤了元气，已经有了致命伤。你瞧，谬解《论语》、歪读《三国》、放纵“诲淫”成为红得发紫的文化时尚；甭管古代现代，中国文化中哪儿有点儿像样的东西，就冲哪儿撒尿吐痰，就冲哪儿恶搞恶奸。大学生可以把“人之初，性本善”解释成“人生来就是喜欢做爱的”，中学生最热传的作文竟然是情书，小学生的启蒙“仿作”更让人开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床上有美女，李白脱光光”！……相信若干年之后，还要花费大量的资源为他们“勘误”。毕竟，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是决不能以这副嘴脸传之后人的。

　　只是有一点怎么也想不明白，有些人总是那么热衷并不顾一切地去“平等保护”那些“私产”，不惜耗费十几年的时间去捣鼓着立法；可中国文化精华被折腾得体无完肤，这些人怎么楞是装聋作哑了呢？！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应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如果我们的社会文化毁灭了，这个民族就将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妓女；而一旦沦为妓女，不能“雅致”、不能“从容不迫”、不能“温良恭俭让”的后果就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社会关系冷漠。冷漠到什么程度？只要测量一下“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和“暴风雪中12次跪伏救不回一个农民工生命”之间的落差有多大就知道了。农民工刘明明肯定不是死于暴风雪的严寒，而是死于一种比暴风雪更加凛冽的人间冷漠。不要说刘明明的死亡事件只是“个案”，湖北公安县那对相缚投江的年轻贫病夫妻难道也是“个案”？他们不是死于贫病，而是死于比贫病更加令人绝望的冷漠！各阶层之间及内部、各群体之间及内部，以及社会“最小细胞”之间及内部的凶杀多年来始终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多少年如一日地空前“严峻”，都说明什么？说明社会关系已空前地冷漠。而社会关系空前地冷漠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临界点”。　

　　社会责任丧失。丧失到什么程度？看看“公仆”阵营那副德行就清楚了。官员本应是担当社会责任的楷模，但事实是大批的官员堕落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强盗；这还不算，甚至几乎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乃至N个“二奶”，这又何尝不是毫无责任感地霸占社会“稀有资源”！社会责任的“楷模”尚且如此，“士大夫”阶层、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中还有多少愿意为社会分担忧患？还有多少人愿意在社会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担当一份社会责任？！于是“主流精英”们祸国殃民、富人阶层的为富不仁、平民群体中的乱象丛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社会成员集体丧失了社会责任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丧失了信仰力的民族；而一个丧失了信仰力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丧失了凝聚力的民族。

　　我无意把这个社会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上一个社会大概很难呈现出一无是处的状态，因为那是社会质变的起点。纵观当今社会芸芸众生：出淤不染者有之，独善其身者有之，尚仁尚贤者有之；甚至忧念苍生者有之，为民请命者有之，为国舍生者亦有之。但是，在茫茫人海中，他们尽如茫茫流沙中的金粒，付诸茫茫的时空而不得其显。鲁迅曾说这些人堪称“中国的脊梁”，但先生没有到今天的中国访一访，这里正在用金钱堆砌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这么多年来，“主流精英”们总是把社会素质的每况愈下归咎于“社会转型期”。这“转”了几十年了，把中国社会“转”成什么“型”了呢？把贪污腐败泛滥成灾算到“社会转型期”的账上，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算到“社会转型期”的账上，把“新三座大山”积重难移算到“社会转型期”的账上……总之，“社会转型期”成了社会堕落的黑筐，成了社会沉沦的充足理由律。请问，这社会究竟要向何方“转”去？究竟要“转”成什么“型”号？用什么来矫正这扭曲的“型”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杨丽娟实在算得上是一位比较“和谐”的人物了。是社会病了，是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心智障碍”，是社会成员集体大面积“智障”。这大概称得上是一种“国病”吧，有点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但又绝对是“国民劣根性”的一种与时俱进形态。不过，“社会”就是这“国病”的终极源头吗？当然不是，还有更高级更复杂更本质的概念控制着“社会”，例如意识形态，再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又构成了“社会”的源头！社会有病，其实最终该去那儿找原因。批评杨丽娟、批评刘德华，甚至批评媒体，实在无异于隔靴搔痒。（2007年4月12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