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一）：从夏后帝启到毛泽东

政治改革（一）：从夏后帝启到毛泽东

杨连旭

2007年2月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利益的集中表现。

　　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权利，权利决定着其它利益。

　　所以，政治的主体内容就是权利的交接和运用；政治改革的主体内容就是改革权利的交接和运用问题。

　　权利的交接问题就是权利怎样交、谁来接的问题，是权利的自觉自愿，还是被迫无奈的交接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接班人问题从刘少奇、高岗到林彪，再到华国锋，几经变化、历经坎坷。

　　这就引得别有用心之人信口雌黄、说三道四，借以魔化毛泽东、称之为暴君，迷惑善良、蛊惑人心，妖化中共、丑化我中华。

　　不少人还真就大上其当，人云亦云、不懂装懂、称毛泽东帝王作风，对中共大不满，对我中华大不敬。

　　别有用心之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必定是死不改悔，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他们的上帝的。

　　那些糊涂的人们呢？相信他们一旦了解到中国家天下政治的终结历程，就可以体察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体会到毛泽东的伟大和共产党的艰难。就会豁然开朗：

　　绝不是那些整日里政治改革不离口、攻击毛主席共产党专制保守、似乎天下唯有他们才是讲民主政治的不逞之徒，恰恰是毛主席共产党完成了中国4000多年以来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和革命。

　　（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崇尚大公无私、德才兼备的领导者。有关中华文明史的最早文献《尚书》第一部《虞书》中的第一篇《尧典》就明确记载了尧帝和四岳主动让贤的事迹。

　　《虞书•尧典》记载：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尧说：四岳，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已经当了70年首领,你能维持稳定政策,现在让你接班）？”

　　岳曰：“否德忝帝位（我们的德行不行，这不适合当首领）。”

　　曰：“明明，扬侧陋（那就发扬你们的光明，推举被埋没的人）。”  

　　师锡帝（大家）曰： “有鳏在下，曰虞舜（有一个单身男子在民间，叫虞舜）。”  

　　这就是所谓的“禅让”。

　　《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帝把禹推荐给上天，让他作为帝位的继承人。

　　十七年之后，舜帝逝世。

　　服丧三年完毕，禹为了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不去朝拜商均而来朝拜禹。禹这才继承了天子之位，南面接受天下诸侯的朝拜，国号为夏后，姓姒氏。

　　禹帝立为天子后，举用皋陶为帝位继承人，把他推荐给上天，并把国政授给他管理，但是皋陶没有等到继任就死了。

　　禹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两地，有的封在许地。后来又举用了益，把国政授给他管理。

　　十年后，禹帝到东方视察，到达会稽，在那里逝世，把天下传给益。

　　服丧三年完毕，益又把帝位让禹的儿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

　　禹的儿子启贤德，天下人心都归向于他。等到禹逝世，虽然把天子位传给益，但由于益辅佐禹时间不长，天下并不顺服他。所以，诸侯还是都离开益而去朝拜启，说：“这是我们的君主禹帝的儿子啊。”

　　于是启就继承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

　　启登临帝位后，有扈氏不来归从，启前往征伐，在甘地大战一场。

　　战斗开始之前，启作了一篇誓辞叫做《甘誓》，召集来六军将领进行训诫。

　　启曰：喂！六军将领们，我向你们宣布誓言：有扈氏蔑视金木水火土的运行秩序，背离天、地、人的正道，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大命。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对他的惩罚。战车左边的射手不从左边射击敌人，车右的剑手不从右边击杀敌人，就是不服从命令。驭手不能使车马阵列整齐，也是不服从命令。听从命令的，我将在祖先神灵面前奖赏他；谁不听从命令，就在社神面前杀掉他，而且要把他们的家属收为奴婢。”

　　于是消灭了有扈氏，天下都来朝拜。

　　就这样，公有制的“禅让”政治为私有制的家天下政治取代了。

　　这里的问题是：

　　首先、禹先是“辞辟舜之子商均”，再“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后又“以天下授益”，前后不一，显然居心叵测。

　　其次、既然禹曾先“举益，任之政”，又“以天下授益”，且“三年之丧毕”，那么就不可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再次、既然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和“诸侯皆去益而朝启”，那么就不可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和“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最后、再看“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这杀气腾腾的威胁，也就可以看出岂止是“有扈氏不服”、天下不朝，就是那些已经“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之中不服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所以，私有等级制从建立那一刻起，就是人心难服、愤愤不平的，就是血淋淋的、是浸透鲜血、充满血腥的。

　　                           （二）

　　当人类进入家天下私有制社会后，尽管这是生产力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和必然结果，但是却是给多数人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人类虽然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可同时也失去了原始社会大家庭的天下为公、团结友爱、纯真和谐。私有制的自私自利、压迫剥削、战争杀戮，尤其是统治者的唯利是图，更是给人以苦海无边的感觉。

　　“私”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所以，由此人类也就产生了对原始社会天下为公的无尽思念和憧憬。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表明，尧舜禅让，传贤不传子，是上上之策。否则，传子不传贤，最后会招致暴力革命，政权被推翻。汤武革命实为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所以，中国结束家天下的理论和实践是由来已久的。

　　春秋时代“不授其子而授贤” 的让国行为很是普遍。宋宣公、鲁隐公、宋穆公，等等，《左传》记载中不乏其人。当然，这些让国行为还只是把君位在家天下范围的宗室内让与兄弟子侄。

　　对此，《老子》从理论上升华，在第13章提出了“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

　　同时，孔子也明确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大道施行的时候，把天下作为人们所共有，把有贤德和才能的人选出来为民谋事，社会讲求诚信，崇尚和睦）。

　　《老子》和孔子结束家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得到发扬光大，不仅与“尚贤”、“尚德”的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禅让学说，而且出现了了让国的史实。

　　《墨子•尚贤上》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这就描绘出了一个理想世界。

　　《商君书•修权》记载：商鞅说：“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而亲越（远）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荀子•成相》更是用艺术的形式宣扬着“禅让”：

　　请成相，道圣王（让我敲鼓说一场，说说圣明的帝王），

　　尧、舜尚贤身辞让（尧、舜崇尚贤德人，亲自来把帝位让）。

　　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许由、善卷重道义把利忘，德行显扬放光芒）。

　　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尧让位给贤人，是为了百姓，普遍造福爱众人恩德布施均匀）。

　　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上上下下都治理，贵贱有别等级分，职分分明君和臣）。

　　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尧把帝位传贤能，虞舜遇上好时辰，推崇贤能与德行，天下治理得太平）。

　　虽有贤王，适不遇世孰知之（现在虽然有贤圣，恰恰不遇好时运，谁能知道他贤能）？

　　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尧不自夸有德行，舜不推辞来做君，尧把二女嫁给舜，又将国事来委任）。

　　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伟大的人啊是虞舜！朝南而立在朝廷，万物齐备都丰盛）。

　　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舜把帝位传给禹，将天下大权来相许，崇尚德行把贤举，不丢规矩有次序，外不避嫌把仇取，内不偏袒把儿去，贤能之人就给予）。   

　　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大禹操心用武力，尧有德行不着急，盾牌戈矛全不用，三苗心悦诚服帖）。

　　举舜畎亩，任之天下身体息（提拔虞舜田亩里，给他天下使称帝，自己离位去休息）。

　　由于儒墨两家是战国时期的显学，禅让学说也随之风行一时，墨、儒、法、纵横等家都大讲禅让，出现了墨家的“禅让尚贤”说、儒家的“禅让贤德”说和纵横家“禅让辞让”说，并为一些君王接受。

　　                         （三）

　　自夏启建立家天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私有制家天下就已经成为了社会观念的主流。

　　这样，老子提出将“天下”寄托给“贵以身为天下者”和“爱以身为天下者”，孔子宣扬“天下为公”，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君主专制一言堂，世袭罔替家天下，天经地义，最大的私利和私欲莫过于夺君权争天下！所以，弑父杀子、灭兄亡弟、骨肉相残的宫廷之变，君臣相忌、兔死狗烹、大杀功臣，甜言蜜语、暗藏杀机、伺机夺权的故事比比皆是，哪里还能容许什么“禅让尚贤”呢。

　　果然，时隔不久，却是一片否定声。尤其是曾为尧舜“禅让”大唱赞歌的荀子则干脆矢口否认尧舜的“禅让”。《荀子•正论》提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荀子的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荀子的学生韩非到是客观些。《韩非子•五蠹》认为，古代生活条件艰苦，即使贵为天子，其待遇连今天的看门人也不如；还要日夜辛劳，比劳役俘虏还辛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从此，禅让学说在理论和舆论上几乎就销声匿迹了，“禅让”实际上也成了篡权夺国的一种形式。

　　正因如此，至今主流文化给人们灌输的也是无情无义、血雨腥风、惨无人道的中国社会权力斗争史。以至于断言，君主专制、家天下、权力私有，绝对不会主动让人。

　　其实，古中国的帝王中，始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至汉哀帝是337年间，到刘备是561年，期间还确实是有人自觉自愿将自家天下传让异姓他人的。所以，在我中华历史上就至少有六次家天下的“禅让”。

　　其中，“禅让”说兴盛时有两次未遂、一次失败，在“禅让”说理论几乎绝迹之后有一次成功、两次未遂。总共四次未遂，一次惨败，一次成功。

　　但是，自汉哀帝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人能心甘情愿地将自家天下拱手让给异姓他人的了。

　　不仅如此，早在汉景帝时春秋时代盛行的兄终弟及也已经败落了。《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魏其侯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他的父辈以上世世代代是观津人。他喜欢宾客。

　　汉文帝时，窦婴任吴国国相，困病免职。汉景帝刚刚即位时，他任掌皇后、太子家中之事的詹事（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有一次梁孝王入朝，汉景帝以兄弟的身份与他一起宴饮（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这时汉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兴正浓时，汉景帝随便地（是时上未立太子，洒酣，从容言）曰：“我死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千秋之后传梁王）。”

　　太后欢（窦太后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窦婴端起一杯酒献给皇上（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应当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立下的制度规定，皇上凭什么要擅自传给梁王）！”

　　太后由此憎窦婴。

　　窦婴也嫌詹事的官职太小，就借口生病辞职（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窦太后于是开除了窦婴进出宫门的名籍，每逢节日也不准许他进宫朝见（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四）

　　在高喊民主的当代，家天下政治似乎以成了十恶不赦的体制。

　　正因如此，有人把中国社会的一切不如意，都归根于家天下政治。

　　这些都是浅薄无知的看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无论是家天下，还是禅让，不管是民主，还是共和，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论，可以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来选择，但是就历史的长期性而言，那可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

　　正因如此，尽管古代中国不仅曾在公元前841年出现过“共和”执政制，而且还发生过几次禅让，但是这却只能是历史的偶然性，没有必然性，也就根本无法改变家天下的政治模式。

　　禅让学说在理论和舆论上的销声匿迹，就是由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就社会发展而言，在私有制条件下，是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国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复杂。这就决定了，“禅让”政治和家天下政治于各有利弊。

　　其一、较之于家天下政治，

　　“禅让”政治的优势就在于，无论是墨家的“禅让尚贤”，还是儒家的“禅让贤德”，都能最大限度的及时修正政治弊病，防止权力运用失误积中难返、降低形成社会革命的几率。

　　但是，“禅让”政治的缺陷也是显然的：

　　第一、选定一个社会公认、天下心悦诚服的“贤德”实属不易！如果说这在国小人少、利益单调的春秋和战国前期还相对容易的话，那么在人口众多、利益多元的后期，尤其是在天下归一之后，就是很难做到。看看今日的国外选举，高票当选之人并不多见，这就是实例。

　　第二、“贤德”的概念界定难明，自以为是的大有人在，更何况最高权利的诱惑也是最高的。这样，一旦施行“禅让”政治，“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成为了日常政治生活，必然导致经常性的天下动乱。

　　所以，“禅让”政治在在私有制社会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有着天然的局限。这一点，可以从并不是家天下政治的古罗马帝国兴衰得到证实。

　　其二、较之于“禅让”政治，

　　家天下政治的优势就在于：

　　把最高权利的争夺局限在宗室之内，防止了异姓他人参与最高权利的争夺，这也就把争夺最高权利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大限度减少减轻了。

　　尤其是，随着天下归一之后，宗室的范围扩大、人数增多，宗室内争夺最高权利引起社会动荡的几率也提高了。为了把争夺最高权利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大限度减少减轻，嫡传为主就必然应运而生。

　　当然，家天下政治的缺陷更为显著，那就是减少了“贤德”执政的几率！

　　问题是，“禅让贤德”与嫡传为主的政治哪个更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呢？

　　在我国古代没有比较，也无法鉴别。但是古代西欧，却有经历。在共和制的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却形成了家天下政治的各个王国帝国，直到近代生产力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方才结束。

　　这就证明，“禅让贤德”与嫡传为主的政治哪个更适应社会发展进步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所以，政治体制必须与时俱进，但是政治体制绝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脱离社会的承受能力去一相情愿的“禅让贤德”和民主政治。

　　当然，这其中必定会埋没、乃至湮没部分“贤德”，但是这却是社会发展全局必须的代价！这也是对真正“贤德”的磨练。

　　有人总以为自己有政治才干，或许事实也证明他政绩不错、乃至很好，但是就是官运不济，也就自我开脱，说是因为自己不会人际关系、不会权术，怨天尤人骂社会，怪政治体制不改革。

　　岂不知所谓人际关系和权术却也正是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必须的才能之一！

　　无论是身处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真正“贤德”的成熟政治家也必定是要脱颖而出的！

　　毛主席在国民党中也是少年得志，曾任中央宣传部长；

　　周总理是在国共两党、世界各国都获得了尊敬的政治家；

　　章士钊更是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律师、社会名流，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人民政府，却是高官任做、来去自由。

　　当然，无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以社会发展全局必须的代价为由，无视埋没、乃至湮没“贤德”，拒绝政治体制与时俱进，必定积重难返，最终引发社会革命。

　　                           （五）

　　窦婴不惜代价反对汉景帝传位弟弟梁王的戏言，表明了秦汉时期家天下政治的社会理念已经变成了以嫡传为主。

　　因为是传位宗室之内，故无论是传位弟弟梁王还是子嗣，都不影响窦婴的地位。赞同传位梁王，不得罪任何人，尤其是姑姑窦太后和表兄弟梁王高兴喜欢，前途无量；反对传位梁王，不仅没有任何人感恩，而且还得罪了姑姑窦太后和表兄弟梁王。

　　所以，尽管同为外戚，如果说此后阻止汉哀帝“禅让”的王闳以“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反对传位异姓他人还有个人和外戚利益考虑的话，那么窦婴所谓“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则完全是出于理念和信念。

　　这说明，随着天下一统和生产力的发展，古中国社会的家天下嫡传为主的观念是愈来愈浓了。

　　其实，直到近代，凡是实力派的政治也必定是家天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作霖传位张学良，就连新潮的留学生蒋介石也是要传位儿子蒋经国的！

　　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真正是打破了家天下的传统，实现了“天下为公”。这是继秦孝公后，中国的主流最高统治者首次同传统政治观念彻底决裂。这是继汉哀帝在公元前1年“禅让”未遂后的1950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主流最高统治者首次自觉自愿同家天下的政治观念彻底决裂。

　　这是自夏启建立家天下4000多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历史不会忘记，结束4000多年家天下政治，这个最根本性的政治革命，是由毛泽东共产党完成的！

　　那么，在台湾，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去世，4小时后副“总统”李登辉按照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宣誓继任“总统”，台湾历史进入“李登辉时代”，家天下政治才结束。

　　中国结束家天下的实践始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至1976年9月毛泽东完成。这个过程，自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欲传商君” 开始，历时2314年；自公元前317年燕王哙传位子之开始，历时2239年。

　　正因如此，中共接班人问题从刘少奇、高岗到林彪，再到华国锋屡屡出现是非、发生故障，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据说，当年毛主席曾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即和平交班不行，就只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

　　可以想像， 终结4000年以上的家天下政治并不容易！觊觎最高权利、互不服气、跃跃欲试，那是大有人在的。

　　国之大幸、民之幸甚！千难万险，最终毛主席还是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不仅彻底终结了中国4000年以上的家天下政治，而且实现了权利的和平交接。

　　仅此而论，毛泽东在我中华历史上的伟大就是无人可及的！如果说，这就是暴君和帝王的话，那么这样的暴君和帝王真是愈多愈好。

　　或许有人说，岸英已逝，岸青有病，毛家无人可传，才不得不传异姓他人。此说无理！真真是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

　　4000年以上的家天下政治，传位宗室之内数不胜数。伟人英名传万代，毛家自有俊才在：

　　毛主席侄子、毛泽民和朱道华之子毛远新，刚生下来就随父母被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三年后父亲被杀，又和母亲继续坐牢，四岁半才出监狱、自幼由毛泽东抚养、视同己出、哈军工毕业；

　　毛主席侄子兼外甥、毛泽覃和贺怡之子、我国导弹专家贺麓成，原名毛楚成，又名毛岸成，1935年出生刚三个月父亲毛泽覃牺牲，从小被老乡抚养，直到1949年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贺怡牺牲时贺麓成也受重伤，后来与姨妈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一起生活，上海交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导弹科研工作，对我国导弹事业有重要贡献， 1980年在总参系统第一个被授予高级职称，证书编号001。

　　没有其它的理由，只有一种解释：毛泽东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的千古一人。

　　中国家天下政治的主流始于夏启，终结于毛泽东，历时当在4000年以上。

　　由此可见，不管怎么说，无论怎么讲，还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