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范章：瑞典的基本阶级关系

黄范章：瑞典的基本阶级关系

（选自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关于瑞典的阶级结构，首先要着重指出两点。第一，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是垄断资本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据瑞典总工会的工业和经济集中委员会编写的《所有制及其经济影响》所揭示，在六十年代里，100家最大企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数的43%，其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6%。股份资本也高度地集中在少数金融寡头手中。据统计，在六十年代中期，瑞典全国的私人股份资本总额中约有25%集中在0.1%的股东手里；10%的股东却掌握了全国私人股份资本的75%左右。第二，瑞典社会中最主要的阶级是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瑞典阶级关系中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乃是两大基本阶级都已高度地组织化了，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这两大阶级性组织，既对峙又打交道，分别以“雇员总代表”和“雇主总代表”的身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展活动，有时进行某些形式的合作。下面拟着重就两大阶级性组织及其作用，作一简要介绍。

　　瑞典总工会，它是瑞典最大最老的一个工会组织。它下辖24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拥有会员200多万人（瑞典总工会：《工会基本读物》，1981年版，第78页。）这些行业工会在各地均有分会，在企业车间也有小组。总工会的会员基本上是蓝领工人(或体力劳动者)。此外，白领工人(或薪雇员)也有一个全国性工会(TCO)，拥有100万会员，会员多是在银行、商业、保险业、铁路、政府部门工作的雇员。目前，90%的蓝领工人和70%的白领工人都加入了工会。

　　总工会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约300人。代表推选人数依各成员工会的规模大小而定，但每个成员工会至少有一名代表。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局，通常由13人组成．执行局一般每周开会一次，商讨总工会的各种活动。

　　总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合作。例如，在历次大选中总工会总是号召会员支持社会民主党。总工会主席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和议员。尽管如此，但总工会一向宜称“在政治上不结盟”，保持独立行动。总工会并不从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在相当程度上还指靠工会的财政支持。总工会每年都给社会民主党出版机构提供400—500万克朗的资助，在大选期间总工会的财政支持更属重要。总工会文件认为，它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瑞典总工会：《工会基本读物》，1981年版，第82页。）wengewang.org

　　总工会的活动酌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集中化。根据总工会的章程规定，未经工会中央同意，地方工会或行业分会不能采取任何与总工会政策相抵触的行动；如果有违于此，总工会有权对它们提出警告与处分，停止对它们的财政支持。全国工资协议，就是由总工会与瑞典雇主协会通过中央级谈判而达成的。

　　在与瑞典雇主协会谈判之前，总工会执行局提出有关谈判的初步方针，与所属地方分会或行业分会进行磋商。然后，由总工会执行局，吸收一些行业工会代表参加，组成代表团，代表整个总工会所属组织，与瑞典雇主协会代表团就工资平均增长幅度、工时长短等问题进行谈判。协议达成后，由总工会执行局将协议发至所属各全国性行业工会和地方分会。各行业工会和地方分会再根据这一原则性协议与相应的雇主协会分会谈判和签订具体合同。总工会所达成的协议跟它的其他决定一样，对所属名工会组织具有约束力。工资谈判和协议，一般似两年为期。如果个别工会组织因未能达成合同而举行罢工时，事先必须征得总工会同意。在协议执行期间，总工会及各级组织承担着“制止”任何罢工的“义务”，否则，它必须用自己的资产来赔偿企业因罢工而遭受的损失。

　　总工会以雇佣工人总代表的资格，在瑞典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宣称它的任务是“维护”劳工群众的利益，同时又强调必须“关心”公司的“繁荣”和“未来”（瑞典总工会：《工会基本读物》，1981年版，第75页）。这就确保把工会的行动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容许的范围内。瑞典雇主协会。它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本家组织，它的一切活动影响着其他一些未加入协会的企业主。1980年，它的会员计有3．7万家私营的工商业、运输业及其他服务业企业，其中既有小作坊，也有大垄断企业。据报道，在这3．7万家私人企业中，约有1．91万家的企业是雇工不超过5人的小企业。9l%的企业每家雇工不超过10人；雇工超过500人的企业，只占协会会员数的O.9%，而其雇佣人数却占协会所属企业全部雇佣人数的49%。（瑞典雇主协会：《雇主协会简介》，1981年版，第12页。）雇主协会通常是保守党、中央党、人民党的积极支持者。

　　雇主协会作为企业主——资本家的总代表，其主要任务是：代表所属企业与总工会进行各种谈判(包括工资谈判以及劳资纠纷谈判)；在与各级工会打交道中，通过它在政府各重要部门的咨询代表，维护企业主的利益；为私人企业提供一些服务，如交流劳工市场情报、为在企业中建立劳资合作或共同决策提供咨询；等等。瑞典雇主协会在各地均有分会，协会所作出的决议以及它与总工会达成的协议，均对所属各地分会有约束力。各会员企业向协会缴纳会费，数额不等，视企业所付的工薪总额大小而定。按1982年2月的规定，会员企业按本企业蓝领工人工资总额的0．4%和白领工人薪金总额的0．35%向协会缴纳会费。协会利用会费建立“基金”，交保险公司经营。这笔基金1980年已达10亿克朗。一旦有会员企业因雇员罢工而遭到损失，可以从协会获得适当的补偿。（同上书，第15页。）

　　总工会和雇主协会，作为瑞典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的总代表对峙着，伹又在资本主义制度所给予的界限内进行着“合作”瑞典政府对于劳资之间事务，一般避免采取直接干预的作法，总是尽先鼓励总工会和雇主协会通过直接接触，本着“和解”精神加以处理。工资协议谈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旦地方分会或行业工会与地方雇主协会无法就工资合同达成协议时，双方或任何一方可以诉诸“劳动法庭”。劳动法庭是国家处理劳资纠纷的最高法庭，由一个7人审判团所主持，7人中包括三名法官以及总工会、雇主协会的各2名代表（希日泽尔：《瑞典经济》，1971年英文版，第204--205页。）这样，国家便通过法庭进行干涉，以避免一般劳资纠纷导致罢工行动。另一个是曾被西方报刊称之为“阶级合作’的“范例”的所谓“劳动市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劳动部领导，直接对内阁及劳动部负责。它有中央及地方的管理机构，各级管理机构中均确工会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例如，劳动市场委员会的中央管理局由16人组成，其中一名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三名瑞典雇主协会代表，三名总工会代表，两名白领工会代表和一名自由职业工会代表，两名妇女和农业主代表，其余为劳动部官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提供就业服务，帮助工人迁移(从失业区移往新开发区)，进行失业救济，开办职工培训班，参与配置工业生产力与制订经济规划的工作，等等。（参阅瑞典研究所：《瑞典实况简介：劳工市场政策》，1981年版。）据称，在政府的指导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贯穿了“合作”、“和谐”的精神。

　　总之，工会和雇主协会，代表着瑞典社会两大阶级的政治力量，凌驾二者之上的是自诩为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国家议会，这是瑞典社会的三大权力中心。十分有趣的是，当你在斯德哥尔摩市内高处俯览市区，就可以看到总工会、雇主协会、国家议会这三座象征着三大权力中心的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这三座大厦，又象三根柱子，在那里艰难地支撑着这个“福利国家”。

　　通过前面对瑞典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简要回顾，以及对它当今经济结构和基本阶级关系的初步考察，我们可清楚地看到：

　　瑞典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已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瑞典为什么能够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这一历史性转变呢?林德伯克所作的解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在1975年出版的《瑞典经济政策》一书中，列举了如下的一些导致瑞典近百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农业在经济起飞前的发展，教育的发达，国际市场的扩张，技术的发展，外资的流入，劳动力的输出，私人经济的自由经营，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即无内外战争)，劳资之间关于和平解决纠纷的“协议”，等等（林德伯克：《瑞典经济政策》，纽约1975年英文版，第7页）。林德伯克特别强调劳资之间的“合作”气氛和“和平关系”、工人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等因素对于瑞典近百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把瑞典的“成功”，最后归功于这么一种制度的“结合”：一个充分发挥私人企业家的创造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私人经营经济跟政府在各方面推行的社会福利设施相“结合”（同上书，第947页）。林德伯克把这种“结合”称之为“混合经济”或“混合制度”；而这个“混合经济”的社会基础，却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两大基本阶级——资产者与雇佣劳动者；只是这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都高度地组织化了，各自成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而这些阶级性组织都各自确一定的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种“结合”的制度，也就是在1950—1970年里曾经喧嚣一时的福利国家。尽管瑞典经济学家对近百年来瑞典经济发展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把劳资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合作”，特别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福利国家的实践，作为促进瑞典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好景不长，瑞典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所面临的福利国家的深重危机，充分表明这种“结合”或“混合经济”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福利设施的推行，在相当程度上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某种有利的经济条件，同时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课题；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这些设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或迟或早地会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选自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