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西方知识范型能够整合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合法性吗？

参照西方知识范型能够整合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合法性吗？

——有感于陈明先生的“寄厚望于下一个十年”

拓荒者

　　2004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笔谈》，对《原道》丛书的定位、内容、性质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有感于陈明先生的“寄厚望于下一个十年。”笔者也有一点相当粗浅的看法，笔耕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一、如何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中吸取力量勇敢地创造新秩序？

　　（1）回归本真中华文明应该立足于本土服务于全球

　　笔者比较赞同陈明先生所讲《原道》丛书的定位：“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作为表达，反映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认知，能够自觉把握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话语系统。”只是觉得还应该想到在当今的全球化格局中，新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化包括各个国家的文化各自为政似乎已经不太可能。

　　如果《原道》所保守的儒学如郭齐勇先生所说：“现当代新儒家是在文化失范、意义危机的时代应运而生的思潮、流派，在不同时期针对中外不同的思想文化问题，其论域亦在不断改变。总体而言，这一流派继承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而展开批判。”[1]那麽，笔者认为，保留多元文化除了抵御美国文化对各国文化的侵蚀、替代以外，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在回归、保留各国各民族本真的传统文化，在整理出各自文化体系的基础上，让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都能获得一席之地。让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能够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那样供全人类所共享，为全球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向有利于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发挥传统文化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全世界优秀文化体系，让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为本民族所拥有，又为全人类所拥有，进而从根本上医治好世界现代病。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人口也为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应该为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引领这一世界潮流。“我们的问题须从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上救起，惟有根才能给我们一个家，而任何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伟大都是从其有一个家，并在家中生了根开始的。”[2]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地创造新秩序[3]。《原道》丛书的定位是否应该兼顾到这些内容？取舍可自行斟酌。

　　（2）只限于对儒学的研究无法准确揭示“道”的真正实际内涵

　　笔者非常赞同陈明先生所讲《原道》丛书的内容：回答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只是觉得如果想准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只对“儒学”自身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这一点，蒋庆、盛洪等先生主张的“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尽管在笔者看来，蒋庆、盛洪等先生对本真中国文化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是二位先生提倡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这一思路却是相当正确的。

　　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现今国际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评论是相当混乱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诸多作为文化精英的名家大腕对我们中国自已的文化还没有一个共识，对自己这套中国文化学问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还说不清楚。为什麽说不清楚？就是因为没有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生命。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不断解构，不断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义理去塑造，其始作俑者不只是西方的政治家与汉学家，更多的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一百多年来受西学浸淫的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用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文化，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汉学家、国学家、道学家、儒学家。在这些方面笔者与蒋庆、盛洪等先生看法相同。在其他方面笔者与蒋庆、盛洪等先生有些异议，比如我们认为，如果用作战来比喻，蒋庆、盛洪等先生的文章在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的大潮中，只能做先锋，很难做中军。因为他们的文章《以中国解释中国》在以下六个问题上缺乏深度：

　　（一）中国文化根源处出了问题，问题在中学西范，中学西范最致命的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并没有说清楚。

　　（二）在抵御西方文化时，中国人自己先乱了阵脚，如何乱的阵脚？也没有说清楚。

　　（三）文化复兴仅仅依靠“心灵是中国的”是远远不够的，不注重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发掘、整理出来的曾经失落的中华文明累累硕果如同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一个鲜明、完整的体系，其价值所在无法予以验证，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是缺乏感召力、缺乏凝聚力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是儒学的专利，尤其不能用僵化的被曲解的儒学来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更不应该忽略的是儒学形成所依据的中华文明深厚底蕴。这底蕴自然是发展到相当高超水平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验证求真中得来，舍此决无其他。离开中国先哲们具体的科学实践、认识、总结、验证，空谈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冥思苦想这些理论的准确含义，用后世人尤其是中学西解的理解方式、现代语言的修辞方法、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就很可能会将这些经典释义得荒诞不经。比如《以中国解释中国》所强调的：“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因应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然后再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那麽，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应该是怎样的呢？伏羲画卦实实在在的内涵为什麽几千年来总也释义不清楚呢？这两者是应该先有其一再有其二呢？还是二者相辅相成呢？笔者认为，是后者而非前者。

　　（五）《以》文提出：“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也是必不可少的。”转了一个大弯，才来谈史学的重要，似乎史学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是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史学界一贯食古不化呢？还是考证出来的辉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成果很难为复兴中国文化派上用场而不争气呢？抑或是因为自清代以来的考据学、疑古论等治学方法事倍功半，考据出来的结果缺少新意，而现今学术界又相当习以为常地将史籍记载与出土文物割裂开来，为了所谓“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主流意识，严格禁止确有实据的研究成果与读者见面而消磨掉了史学的志气呢？笔者认为，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应该是头等重要的学科，而不应该只是作为“必不可少的”陪衬！

　　（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名存实亡的重要关头，今天的哲人真应该好好想一想，您所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僵尸味儿的，奶油面包味的，还是生灵活现的，饺子馒头味儿的？作为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学人，您自己真正懂中国，尤其是真正懂古代的中国吗？您是站在我们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严重受西学浸淫的国学、汉学、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的立场上来认识、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相关知识的？

　　笔者认为，陈明先生所说《原道》丛书今后的发展趋势：“在寻找的过程中，渐渐呈现出‘道’的意义”这一目标是相当模糊的。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是要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固有的解释系统，用我们的母语、用我们原本的知识体系阐释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进行重建。如果依据西方知识范型、依据被曲解、误传甚至恶意丑化了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知识来重建，不仅无法反映民族意志，相反还会扭曲民族意志，涣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明确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性，是很难找到“道”的准确含义的。

　　（3）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在原汁原味的古代中国典籍之中

　　一些受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浸淫的中国汉学家、国学家、儒学家、道学家认为，纵观人类社会的认识史，知识的形态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变化。就大的方面来说，人类社会的知识型就先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神话知识型”到古代社会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再到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型”的连续转变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取代了形而上学家，成为现代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支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就知识的性质或标准而言，原始的神话知识型将“神秘性”、“叙事性”和“隐喻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古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将“本体性”、“绝对性”和“终极性”或“神圣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而现代的科学知识型则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看成为衡量一种认识经验是否为真的主要标准。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并不缺乏辨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也不缺乏“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只是在后世（究竟起于何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因为失传而被误解了，故此才被现代人认为古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将“本体性”、“绝对性”和“终极性”或“神圣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况且，古代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形而上”也不是现今学术界一些学者所释义的内容（有另文分析）。现今学术界局限于对“儒学”自身进行研究，实质上就是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用西方知识范型去寻找“道”究竟是什么。然而约定俗成的观念如同一些具有相互制约利益的人所定的契约一样，一旦这些人之间的利益失去了相互制约契约就会失效一样，不具备永恒的正确性。《原道》如果也遵循这一“范型”，试想一下，“道”的真正意义能寻找得到吗？

　　如果我们不是盲目迷信和尊奉长期以来由一些名家大腕“歪论”、“歪解”、“歪批”中华文明知识时所教条出来的模式，对史籍中的律历志、天文学的《开元占经》、《皇极经世书》；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子午流注针经》、《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易学的《系辞》、《周易参同契》；《周髀算经》、沈括《梦溪笔谈》、孙星衍《问字堂集》等文献记载的大量传统科技知识，及其在民俗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中发现的新成果进行融会贯通、反复发掘、反复比较、反复验证之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客观地进行梳理，并依据这些资料的本来面目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实实在在地对本真中华文化进行实质性的探索与展示。就会发现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多是后世人对远古先哲与平民百姓实际生活的追忆，只不过在口传身授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而已。比如，屈原《天问》中的“天有九重，是谁测度的？如此巨大的工程，最初是由谁建立的？用什麽来维系它？天极安放在哪里？八根擎天柱在哪里安放，？（地的）东南为什麽不满？九天之边际，在哪里安放？”[4]其中所谈都与古代中国天文学对天地空间的界定、测量等知识息息相通。而且早就有学者断言“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是以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为骨架构筑起来的。”[5]即易学体系中的卦、爻等知识是依据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内容建立起来的。如果根据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内容，结合易学、中医学等古代各学科理论来综合分析，就会真正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之作----《易》的真谛（有关这方面内容笔者有另文分析）。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所赖以产生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这一根源处才能真正发现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所在，也只有从这一根源中吸取力量，才能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勇敢地创造出当今世界、当今中国切实可行的新秩序。

　　二、抛弃中学西范，探询“道”的准确内涵

　　笔者对《原道》丛书的性质：“保守儒学”，认为似乎稍嫌狭窄了一点。试问，是两千多年来代表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呢？还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述加上出土实物的印证，再加上两千多年来代表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及其他各学科，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呢？应该说这是一个用不着争论的问题。积淀了七千年以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泊，现代人是否能够将这两者分得一清二楚？又如何才能分得一清二楚?如果受缚于《原道》丛书的性质，能够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吗？

　　 《原道》所致力阐发的代表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能否创新？能否增添新的生机？被现代人难以接受的儒学说教经过《原道》的阐发，能否对文化精英乃致平民百姓都具有吸引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中华文化内涵的正确理解。在这一问题上，笔者非常赞同李泽厚先生主张的“生命哲学”：“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作学问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回到唯物史观，就是为了从这里开发出一种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看法既不同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港台的新儒家和大陆的新国学。”所谓“生命哲学”，应该首先落实到民生日用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来才有真正的坚实基础。抛开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即现实的生活、生存和生命，来高谈“超越的存在”“道德的生命”，实在是有些不着边际，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6]。 
    电视台前些日子播放的绍兴一位导游说得好：“古人认为，读古书如同吃香喷喷的大米饭，读四书五经如同品美味佳肴。”是古人学识浅薄，孤陋寡闻，读一点书就相当满足呢？还是今人压根就没有能够读懂古书，所以读不出香味儿呢？恐怕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今人为何读不出古人的感觉？除了净不下心来读，也读不懂之外，恐怕受世界中心语跻压、受中学西范影响的古文今译，将古文译得没有了本真的滋味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儒学的基本精神并非刻舟求剑，集儒学大成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从开篇至结尾，都是以天人相应基本精神为指导，用万物一理来演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发当时的治国方略，而决非天神迷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论“天人相应”，是指人体气血运行与天地之气运行的相参相应，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在中医人体五脏之气与春、夏、长夏、秋、冬五个时节（天地阴阳五行）的天地之气相互感应中体现得实实在在，清清楚楚[7]。“天”就是自然的天，儒家文化并非是将人与作为人格神的“天”应和在一起，而是将人事间的各阶层人物的关系，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用天文现象的规律性变化与天地之气的规律性运行来进行比喻。不澄清这一点，儒学精神的准确内涵就无法揭示清楚。如果致力于“回答这个‘道’究竟是什么”的诸位先生肯从这一视角去分析《论语》、《春秋繁露》、《朱子全书》等圣贤之书，恐怕结论就不会是什麽“人格天”之类了。

　　三、解放思想，挣脱桎梏，振作精神，勇于创新

　　笔者认为，王忠先生针对《原道》丛书及其同人一如既往地坚持面向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没落》，对《原道》“还能走多远，还能坚持多久？ ”的担心不无道理。

　　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取决于《原道》诸位先生的立场、态度、责任和信心。如果诸位先生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现代人所理解的儒家这一“整合的文化系统”缺失着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的底蕴，继续坚持西学背景中生成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坚持受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跻压所控制的西方知识范型，用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类分方法去拆解中国文化的儒学、道学，“坐”而论道，“困”而论道，“空”而论道。那麽，所“寻找”出来的“道”，恐怕连“水中月，镜中花”都比不上。“水中月，镜中花”起码还能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而“坐”、“困”、“空”出来的“道”，则懵懵懂懂，既艰深又玄妙，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读得懂，很难有人能够真正用得上。甚至连《原道》的诸位先生都未必能真正弄懂了。以己昏昏是无法使人昭昭的，“道”已经被推原了十年都未显现出其实实在在的本真面目，且与平民百姓的思想生活无任何关联。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学已经失去了孤芳自赏，独善其身的生存环境与推销市场，因而也就只能供一部分自认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精英去自娱自乐了。

　　面对窘境，对于《原道》来说，下一个十年比上一个十年要利大于弊。九十年代是一个最缺乏创新和个性的时代，如果放到历史长河中，也许这个十年是本世纪后五十年里最没有特色的十年，也是最不容易令人回想的十年。九十年代的文化精神被一种表层的稳定一切的口号和措施整压得支离破碎，转而投入了浅薄的、短命的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之中。这个时代里，没有创新，没有个性，没有思想上的百花齐放，没有文化上的争奇斗艳。在本真中华文明知识的传播处于万马齐喑实可哀的灰色局面之中，《原道》能够不落俗套地打出自己独具个性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应该说是有相当过人的勇气与胆量的。《原道》能够历尽艰辛坚持到今天，体现了编委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可钦可敬。当今全球化经济、文化的转型，给《原道》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原道》如果能从实际出发，不死守保守主义立场、教规，不一意孤行地做什麽新儒家，就不会原地踏步。因为枯燥的原地踏步只会使《原道》自身与关心、寄希望于《原道》的诸多学人对《原道》失去信心与兴趣。

　　优秀的中华文化不应该仅仅是儒学的专利，《原道》坚持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既然是为了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就应该超越、拓宽、甚至放弃保守主义，超越被曲解被僵化儒学的条条框框。也只有如此，《原道》才能真正做称职的新时代弘扬中华文化的举旗人。《原道》要想当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举旗人，就不应该仅仅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使“道”的意义呈现出来，而应该是在揭示出“道”的准确含义基础上，用先哲们发现“道”、创立“道”的理论体系之立场观点与辨证思维方法，为现实社会，为转型中的全球经济文化，为不分文化精英与平民百姓，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与世界提供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优秀文化理论体系。

　　张宝明先生说得好：“没有创新的传统，是没办法保守也没必要保守的。 ”但是，应该弄清楚的是，是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没有创新能力，还是被曲解被僵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够创新？应该说，没有失传与变质的儒家文化，是相当现实主义且与时俱进的，不然的话，在汉武帝急需治国良策时，就不会采纳董仲舒先生的“天人三策”与“独尊儒术”了。究竟是儒学守旧，还是被后世人曲解、僵化了的儒学不合时宜？是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原道》如果无视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就只能被死死地钉在专制腐朽的战车上，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

　　王忠先生忧患《原道》能否继续走下去，担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丧失“合情合理合法”和“可欲可信可行”的功能，希冀《原道》放弃空洞的说教，不要仅仅以姿态性的存在而存在。张宝明先生主张，面对文化问题的时候，激情必须要与理性相结合。以求在现代经济领域对现代经济的设计和执行有真正的建树。丁为详先生指出，对于一种文化的“体”而言，它是要能够满足人的终极关怀的。皮介行先生主张，个人的文化创造成果，也必须汇入社会与历史之中，才能表现意义与价值，才能有其“存在”。任何妄图把“个人”与“群体”隔绝起来，对立起来处理的心智框架，都是反历史、反进化、反人性的！如果把几位先生文章中有利于建构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刘明武先生中华文化失传变质内容融为一体，再参考那些通过正本清源整理出来的本真中华传统科技思想文化知识，来思考《原道》将要继续面对的下一个十年，是否能得到更大、更多、更新的启示呢？

　　《原道》寻找了十年“道”的意义，其“意义”还是时隐时显。继续下去恐怕连原地踏步都要抬不起脚来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原道》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是坚持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刊物也曾遭遇过的。比如专门设有“中国科技史”栏目的《大自然探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曾经多次刊登中医学与中国哲学文论的《医学与哲学》（辽宁）、《江汉论坛》、《中州学刊》等，都因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没有能够守护住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阵地而被迫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与内容。惟有《原道》不愧为中华文化的守护神，在艰难的守护中，中华传统文化这块阵地总算坚守到了中华文化即将重振雄风的今天。尽管《原道》对儒学的释义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比起那些为了谋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于丧失国格人格而不顾的大多数随波逐流、俗不可耐的刊物来讲，仍然是鹤立鸡群。

　　但是值得认真进行反思的是，《原道》包括其他研究中华文化的学人所作的学问缺乏活力，是学问本身没有活力，还是作学问的人把它做得失去了活力？除了市场经济的原因之外，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不受欢迎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与代表洋奴买办利益文人的逢迎中，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不是从粗壮的根系到细微的枝节都出了问题？一百多年来，受西学东渐的潜移默化，科学共同体范式与学究式研究的垄断，中华文化还有没有本真的面目？守护中华文化的精英们为什麽会感到疲惫不堪？哲学、历史、文字等学科为什麽“冷”？笔者经常接触的一些硕士、学士读者，学哲学的说，哲学已经研究到顶峰了，再研究也研究不出什麽来了；学语言的说，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学历史的说，历史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这些学科的很多文论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很难有新的建树。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学术界认可了古代中国有科学，认可了古代中国有科学思想。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科学”，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 “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8]的“科学”，此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那麽诸如“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些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的难以有新的建树的一些所谓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必须予以推翻。

　　与其水中捞月，不如上天揽月。庸俗刊物一般看重投稿人的名气，高雅刊物才看重文章的内容。爬格子应该爬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探学问，应该探得上下左右透透彻彻；作学问应该做到“会当陵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三点，作为象《原道》这样不随波逐流，有名望、有地位、有品位的刊物来说，是相当容易做到的。做到了这三点，美景奇观尽收眼底，一切释然，又何来疲惫与不堪呢？运用本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代先哲们的立场，用古代先哲们的思想方法，净下心来读一读《春秋繁录》、《礼记》、《论语》等古籍，品味品味先哲们那深邃的思想，那宽广的胸襟，那博大的才华，那忧国忧民、希冀国盛民强的坚定信念。然后再想一想，在科学高度发达了的今天，为什麽出现不了能够与这些先哲们相媲美的专家、学者呢？《原道》是不是也应该彻底解放一下思想了呢？

　　陈明先生非常清楚：“晚清国粹派是从信念情感出发，称东方精神文明第一；第一代二代新儒家是参照西方知识范型，通过论证传统的知识合法性论证传统的价值合法性。”参照西方知识范型能够整合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合法性吗？肯定不会。一些学者所置疑的：“文化比较与中国问题之解决灵魂的安顿，既是内在的人生态度问题，又是外在环境作用的结果。而且，人生态度又绝非可以脱离外部环境而言之。诚然，中国古代有庄子的逍遥游，有颜子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但须知，这样一种高境界的人生态度，实非一般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庄子丧妻，鼓盆而歌，连他的朋友也看不惯。再进一步说，即便像庄子、颜子这样心性修为的人，时处20世纪的今天，恐怕也难免灵魂骚动，心性分裂。”[9]　应该说，这些置疑是针对失传与变质了的，也是按照西方知识范型整合出来的所谓正统儒学的作用而言。近2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正在从西方知识范型中挣脱出来，求得中国哲学自身精神与特点的把握与阐扬；从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走向双向健康的互动；回到经典，走向多元[10]。只要《原道》不是参照西方知识范型，不是默守陈规，而是从现实出发，博采众家之长，从失传与变质了的所谓正统儒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实事中求出“是”（真理），就一定能论证出传统的知识合法性，论证出传统的价值合法性，下一个十年也一定会前程似锦。但愿笔者的刍荛之作能够助燃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能够为《原道》的更加辉煌增添一些生机与活力，更衷心地祝愿《原道》在今后的十年，“蜂儿酿得百花蜜，留住香甜在人间”。 

　　参考文献

　　[1] 2003年3月20日在东南大学发表的演讲：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

　　[2] 范玉刚••••“中国形象”：定位于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诉求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1期：23-27

　　[3]王岳川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3期：2-11

　　[4]“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 安放安属？”

　　[5]乌恩薄：《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1989吉林文史出版社版，1989：第46页

　　[6]当代哲人李泽厚之《再说“西体中用”》 ——1995年春李泽厚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7] 张建芳：《试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术理论的根》，2003年《中医杂志》〈增刊〉：58

　　[8] 《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9]吕良. 新儒学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5/10/01 ：350

　　[10]郭齐勇1999年第3期《天津社会科学》